2019年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论文图书出版

　　赵智男 张恒军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摘 要：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研究是新闻传播学的重点领域。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渠道有很多种，其中论文是图书出版时期重要渠道之一。本文以2019年csscI级别的中文论文和代表性图书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特征分析，指出以跨学科特征突出、研究视角为数字媒介和产品、能力提高最为显著。

　　关键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文论文;研究特征;评述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6-5079(2021)19-0102-02

　　研究选取csscI级别的代表性中文文献共61篇，其中以“跨文化传播”为关键词共37篇，以“文化对外传播”为关键词共15篇，以“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共3篇，以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为关键词共6篇。通过系统分析发现特征有三。

　　一、2019年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论文的总体特征

　　一是论文的跨学科研究特征显著。文化是人类发展的果实，是人类进步形成的瑰宝，是人类文明的见证。(杨睿宇、马箫，2019)这也就注定了文化会涉及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存在一定的文化积累，并且普遍具有传播的需求，因此就形成了“新闻传播学 +”的现象。在研究中发现了“新闻传播学十政治经济学”“新闻传播学十哲学”“新闻传播学十文化地理学” 等研究成果。以《能力的“绵延”：朝向生命哲学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为例。在该文中，作者以生命哲学为哲学视角，探索式地建构跨文化传播及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的新视野，将其整体性地汇入20世纪现代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中。(张楠、姜飞，2019)可见，新闻传播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学科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新闻传播学科为其他学科的成果提供方法论支持，为其更好地进行成果展示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其他学科也为新闻传播学科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野，令其研究方向更加广阔，学科更加成熟完善。这种“共生”关系使得研究更加深入综合。

　　二是聚焦数字媒介和产品为主要研究视角。在代表性研究成果61篇中，24篇以数字媒介和产品(社交工具、新闻媒介、影视作品、网络文学)为主要研究视角， 占比约39. 3%，其他研究成果以理论视角、跨学科视角、 传统文化等为研究视角。由此可见，在2019年的研究方向中，强调当今数字媒体承担了文化传播的重任。以 《风味人间：影像中跨文化传播的“另辟蹊径”》为例，作者通过对《风味人间》在制作内容、表现形态等角度呈现了该纪录片是如何成为跨文化传播的范本。从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来看，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能把观点展现得最直观的类型来看，因此数字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对于信息直观性的需求。互联网时代迅速发展，传播媒介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革新。在当今时代，数字媒介成为了主要的传播媒介，因此大量以数字媒介和传品作为研究视角的成果证明了新闻传播学目前大致的发展方向为新媒体。通过一些实际案例作为范本，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方法提供借鉴，并发现其中不足加以规避。

　　三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能力呈现出上升趋势。 过去十年，发表“跨文化传播”相关的论文作者中，欧美国籍的作者居领先地位，但中国学者的数量在十年内增加了12.5%，这一变化充分体现出我国学者近年来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实现的突飞猛进。(史兴松、徐文娟、单晓辉，2019)在中国知网以“跨文化传播”为关键词检索到属于新闻传播学的论文236篇。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基础，因此只有对跨文化传播有了充分了解还能真正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有方向、有效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国学者在近些年来都对跨文化传播展现出了强烈的研究意愿，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二、2019年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图书的总体特征

　　研宪选取2019年出版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图书，共19种，经特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 大量成果集中在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领域

　　中华文化包括但不局限于传统文化，还包括现代科技、教育等方面，但是在2019年度的出版图书中，笔者发现，存在很大一部分以传统文化为研究视角的成果。对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而言，对于传播内容的选择是重中之重，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几千年岁月的洗礼依然能够存在，证明了其内容的适当性，对于外国受众而言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文化，由此更能增加外国手中的接受程度，从而保证传播效果。河南文物具有数量多、分布广、品类全、价值高的特点，这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既是华夏祖先对后人的无私馈赠，也是无数代河南人生生不息、勤勉智慧地奉献给全人类的文化财富。(田凯，2019)以《中华源河南故事》为例，该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河南文物的情况和背后的故事，是对外展示河南深厚文化底蕴的一个窗口，让外国受众可以从河南文化入手了解中华文化。

　　(二) 部分成果聚焦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

　　文化事业属于非营利性的文化机构，是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重要手段;文化产业则是营利性的文化机构，即把文化信息作为消费品销售给受众的组织。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盈利，但是其共通点都在于向受众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文化服务，可以说中国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传播平台。文化产业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衍生物，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发展传统文化产业能够有效促进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刘恪铭，2020)。因此，文化产业同时承担着对外传播的巨大责任。在2019年度中关于文化产业的图书，例如《文化产业观察》为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的出版物，该出版物从文化产业的经营角度入手，实现对文化的研究和管理，从而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从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角度而言，目前对他们的政策扶持会更大地激发动力，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三) 部分成果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驱动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需要多方力量的驱动才能实现有效传播，保证传播效果。根据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强调受众对媒介的积极使用，从而满足不相同的需求。因此在传播活动中，要注意满足受众的需求， 对于跨文化传播而言，将本土文化与外在文化进行有机结合能够拉近与外国受众的距离，比如肯德基为了实现“本土化”会推出老北京鸡肉卷之类的产品以满足顾客的口味。其次，要推动媒介技术的交互融合，借用新媒体时代的新技术，增强信息产品的互动效果，通过增加趣味性的方式，提高外国受众的接受程度。除此之外，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专业人才的专业操作也是提高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传播效果的驱动力量。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2019年第1辑)》为例，该书主要通过名家访谈和研究成果展示的形式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出了独到见解，其中包括现状分析、发展趋势、路径选择等方面。该书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了跨文化传播、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问题和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实践意义。

　　(四) 部分成果关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语言跨越

　　乞语言是影响人们之间交流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同的语言环境会使文化传播更加容易。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跨越语言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中外文互译和汉语国际教育。从中外文互译的角度上来说，不同的国家的语言环境大不相同。例如美国是典型的低语境国家，而中国是一个高语境国家。语境文化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高、低语境文化论中，中文被归为高语境文化，英语则被归为低语境文化，不同的语境文化对两种语言的翻译产生了影响(代菊萍，2019) 。因此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意境难以理解的问题，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问题，在对类似美国这样的低语境国家时要做到语义通俗易懂，避免因含蓄产生误解。鲜明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是文化特性。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碰撞由来已久。然而，文化交融和文化差异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每个民族都是继承其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在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中，他们一方面固执地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接受和补充自己在融入世界过程中所缺少的东西。这也就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从汉语国际教育层面而言，孔子学院的设立在教授汉语的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向世界传达文化的重要途径。但是孔子学院目前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体现在师资上，专业的对外汉语培训人才较少，教学时间短，使得孔子学院对外国人的吸引力受到影响。(张周洲、陈越，2019)

　　三、结语

　　总体上看，2019年度中文论文和图书的研究成果仍然不多，质量不高。虽然该领域越来越受重视，但研究还是不能及时跟上。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传播活动必须在一定的传播环境中完成，传播力也是一种生产力，传播力的提升同样离不开传播生产关系的解放与优化(陆高峰，2019) 。当前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为传播力的提升提供了坚实后盾，必须加强研究，在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大力气。专业人才是竞争的核心。大众传播活动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一种人群的潜力和能动性所创造出的影响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另一种人群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也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目的所在。因此，加强学科发展，深化学科内涵，加强人才培养力度是目前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研究视角方面，应该更为广泛。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无可非议，但中华文化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文化。更要让外国受众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发展情况，由此来改变外国受众的刻板印象。

　　参考文献：

　　[1]杨睿宇，马箫.跨界新融合：“一带一路”背景下盐文化的多元传播模式[J].盐业史研究，2019(04):75-80.

　　[2]史兴松，徐文娟，单晓晖.近十年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展的文献计量分析[J].全球传媒学刊，2019,6(04):103-120.

　　[3]张楠，姜飞.能力的“绵延”朝向生命哲学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9(09):103-111 .

　　[4]陆高峰.中国新闻出版业对外传播力现状与提升路径[J].中国编辑，2019(09):27-32.

　　[5]田凯主编.中华源・河南故事[M].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

　　[6]刘恪铭.传统文化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和路径探讨[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17):219一221.

　　[7]代菊萍.高、低语境文化下汉英翻译的探究——以高语境词汇“意思”一词的翻译为例[J].智库时代，2019(33):153+155.

　　[8]张周洲，陈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多元化路径探析[J].人民论坛，2019(25):136-137.

　　[9]司可，李涵.“跨文化传播”名辨与学科命名的“本土化”问题[J].采写编，2021(02).

　　[10]于洋，姜飞.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新特征和新趋势[J].国际新闻界，2021(01).

　　[11]李奕，刘军平.基于文化场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提升路径研究[J].学习与实践，2021(03).

　　[12]章洁颖，苏九兰.中国影视在阿拉伯国家的跨文化传播[J].今传媒,2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