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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提高效率的实例论文范文(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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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提高效率的实例论文范文第1篇:Nagios在企业网络监控中的应用

摘 要:通过Nagios监测平台的搭建,运用SNMP协议来监测交换机与防火墙设备,实时掌控交换机、防火墙等网络设备端口信息、流量统计等运行信息。对网络故障突发事件,由传统的被动告知转换为主动获知。

关键词:SNMP LAMP MIB OID MRTG

中图分类号:P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8(b)-0168-01

1 理解SNMP

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简单网络管理协议)是一种简单的专门设计用来管理网络节点的一种标准应用层协议。它对外提供了三种基本操作命令(set、get、trap)用于控制网络设备的管理信息库(MIB,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MIB描述SNMP管理的信息集合,其中每个管理信息元素称为一个对象。使用对象标识符OID(Object Identifier)来表示。OID沿着MIB树结构,从根至对象所在位置,由沿途所经过的树枝的名字或编号以点分隔后连接形成的。MIB提供数字化OID到可读文本的映射。OID与MIB文本描述可用snmptranslate命令来转换。查询MIB信息时,注意对象与实例的区别。

一个完整的SNMP管理模型包括四个基本元素,即管理者(Manager)、(Agent)、管理信息库(MIB)以及管理协议SNMP。每一个支持SNMP的网络设备中都包含一个,此随时将网络设备的各种情况记录至管理信息库(MIB)中,网络管理程序可通过SNMP通讯协议查询或修改所记录的信息,从而达到监控网络设备的目的。

2 开启SNMP

开启SNMP主要配置设置团体字符串、访问权限及使用的SNMP版本。

Cisco交换机用snmp-server community配置命令开启SNMP Agent。开启时要指定SNMP团体字符串(Community String)。团体字符串就像密码一样来限定访问交换机上的SNMP。SNMP允许交换机在发生特定事件时主动通过SNMP发送通知给指定SNMP管理器。用snmp-server enable traps XXX来指定交换机上当XXX事件发生时,交换机主动向snmp-server host命令指定的SNMP管理者发送SNMP通告。

防火墙以Juniper SSG-550为例,进入Configuration>Report Settings> SNMP菜单进行相关设置。

SNMP设置完成后,在Linux上用snmpwalk 172.16.240.252-c public-v 2c验证开启是否成功(172.16.240.252是开启SNMP设备IP地址)。如果有数据输出,说明SNMP配置成功。

3 监控软件搭建

3.1 Nagios搭建环境

Nagios提供Web页面来监视对象状态,警告提示与日志,所以Nagios应部署在LAMP(Linux+Apache+Mysql+PHP)环境下。因使用SNMP协议监控交换机,需先安装net-snmp及net-snmp-utils包.,这样编译安装Nagios插件包时才会在libexe目录下生成check_snmp插件。

3.2 Nagios监控原理

Nagios会周期性调用插件去检测服务状态,所有插件返回的状态信息都进入队列,通过Web页面显示出来。

check_snmp插件通过-o选项指定需监控的OID参数,返回设备指定MIB实例对象的值与选项-w,-c指定的阀值进行比较来判断返回4种状态信息。如check_snmp 172.16.240.252-P 2c-C public-o 1.3.6.1.4.1.9.2.1.56.0-c 80%-w 40%监控Cisco交换机CPU使用率。当监控值小于40%时返回OK(状态正常、蓝色),在40%至80%时返回WARNING(一般异常、黄色),当超过80%时返回CRITICAL(危险预警、红色),当命令执行失败,返回UNKNOWN(不可知状态、灰色)。但遇到一些无法指定阀值的情况,如端口状态,只有UP与DOWN两种情况,用check_snmp查询端口状态时,无论它是UP或DOWN,都返回SNMP OK,它仅说明命令操作成功。此时则需要附加选项(如-r选项)来改变其返回值达到警示功能(用户可在Linux用echo $?来查询命令返回值)。

端口流量不能简单的用check_snmp插件来监视,因为MIB中保存的是端口流量累计值(count数据类型)。此时需第三方软件参与扩展,check_mrtgtraf插件可对端口流量指定阀值进行预警。它需要MRTG(Multi Router Traffic Grapher)网络流量绘制软件所提取的数据文件作为参数,用户可以让MTRG定期自动执行得到端口流量数据文件,而后把mtrg生成的log文件作为参数传入check_mrtgtraf插件中得到期望的预警效果。

3.3 Nagios的报警机制

Nagios的亮点是它的一流的报警功能。它不仅提供了基于浏览器的Web界面,方便管理人员在日常运维工作中查看系统的运行状况及异常现象。也可在运维人员节假日中,在系统或服务状态异常时通过邮件或短信报警。

4 结语

该文描述了Nagios监控平台的监控工作原理,阐述了Nagios如何通过SNMP协议对交换机、防火墙等网络设备进行有效的管理与监控,适合企事业单位信息管理部门的IT人员使用,在日常运维中提高效率的同时减少了管理人员未能及时发现问题所带来的困扰。

参考文献

[1] W.Richard StevensTCP-IP详解卷一:协议.2000-04-01.

[2] 李晨光.Linux企业应用案例精解[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3] 高俊峰.高性能Linux服务器构建实战运维监控、性能调优与集群应用[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4] 王达.Cisco/H3C交换机高级配置与管理技术手册[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

工作中提高效率的实例论文范文第2篇: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政府形象塑造论析

摘 要:政府形象对政府的存在、运行、维持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政府形象更是政府本身的重要资源和无形财富。随着社会深入发展,政府面临问题愈加复杂,政府形象塑造成为一个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和不断更新的持续过程。为此,本文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这一视角出发,对政府形象塑造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全面质量管理 政府形象 塑造 对策

政府形象是自政府产生以来便存在的一个概念,作为政府的一种重要资源和无形财富,它对政府的运行和发展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塑造良好政府形象不仅是政府不断追求的理想目标,更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美好诉求。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下,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政府改革深入,政府面临的各种新旧问题接踵而至,网络等新媒体曝光的有损政府形象的事件频频发生,这使得政府陷入一定程度的形象危机。与此同时,关于政府形象的研究已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但是,综观现阶段的研究成果,学界尚未提出一套成形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如何塑造良好政府形象仍是政府面临的一项形势严峻的重大课题。本文针对以上问题,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出发,并结合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的内容,展开了对政府形象塑造的讨论。

1.政府形象的概念与内容构成

政府形象的概念界定是本文讨论的逻辑起点,政府形象的内容构成又是后文开展的基础,因此,在论文开头首先对政府形象的概念与内容构成作出界定显得很有必要。

1.1 政府形象的涵义

不同学者基于自身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向给出的“政府形象”的定义不同,但从总体来看,学者们普遍承认“政府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一种印象。基于以上共识和本文研究视角,特将“政府形象”定义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综合表现所形成的系统的、稳定的、主观的印象的集合。

相应地,政府形象塑造是指政府为建立满足其他社会主体的要求而改善自身行为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由此可见,政府形象塑造的主体是政府,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全面质量管理的主体也是政府,即政府全面质量管理。

1.2 良好政府形象的定位与目标体系构建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政府形象定位在服务型政府指引下建立一个民主、高效、创新、廉洁、法制的政府。政府形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1.2.1政府行政理念。理念是指“对一个组织的存在意义、运行哲学和活动准则的整体概括。它反映一个组织的基本价值理念,是驱动组织成员行为的精神力量”[1]。从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以及我国政府的性质来看,“以广大人民需求为导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是我国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根本行政理念。

1.2.2政府行政行为。政府的行政行为是政府完成目标的一切行动,良好的政府形象要求政府行为依法、高效,即政府一切行为必须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高绩效的完成任务。

1.2.3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互动。良好政府形象产生的前提是政府行为被其他社会主体所感知。因此,要求政府是开放的政府,在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互动中体现自己的行政理念和行政行为,以获得公众是否满意的评价。

2.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与政府全面质量管理

2.1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菲根堡姆在其名著《全面质量管理》中提出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根据他的定义,全面质量管理是指“为了能够在最经济的水平上并考虑到充分满足顾客要求的条件下进行市场研究、设计、制造和售后服务,把企业内各部门的研制质量、维持质量和提高质量的活动构成为一体的一种有效的体系”。[2]

需要指出的是,全面质量管理的“质量”二字并不具有绝对意义上的“最好”的一般含义,而是指“最适合于一定顾客的要求”。这也是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关键所在。

2.2 政府全面质量管理

随着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推广,其应用范围不再局限于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上,而是逐渐扩散到各行各业。其中,以政府部门为典型应用主体,形成了政府全面质量管理。

参照美国学者科恩和布兰德的合著《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的书中定义,政府全面质量管理是指“将产品的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观念、工作原则、运筹模式应用于政府机构之中以达到政府机构工作的全面优质、高效”。[3]一般来讲,政府全面质量管理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政府以顾客为中心,并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来满足顾客需求;第二,政府机构不断缩减冗余程序、政府工作人员不断分析工作任务,从而达到节省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目的;第三,政府积极与社会供应商合作,以便获取高质量的供应来源。

大量实例表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在政府部门中应用带来的高效率、低成本和高满意度,成功的验证了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的科学价值和积极意义,这也为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3.政府形象塑造与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的关系

从前面的阐述可以看出:一方面,政府形象是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塑造政府形象更是一个涵盖政府、政府工作人员、非政府社会主体等多个主体在内的复杂过程;另一方面,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由最初的企业管理领域扩散到其他领域,如在政府部门中就形了政府全面质量管理。本文论述的政府形象塑造是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但为了使论述过程更清晰、更顺畅、更易于理解,本部分将直接论述政府形象塑造与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的关系,而不再单独论述政府形象塑造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关系。

政府形象塑造与政府全面质量管理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两者拥有共同的服务对象――人民,两者都要求树立服务理念――为人民服务

政府形象塑造归根结底是获得人民群众对政府部门综合表现的认同,也就是说,政府服务的首要对象是人民而非其他,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政府形象塑造才有可能取得所期望的结果。政府全面质量管理强调的以顾客为中心和最大化满足顾客的需求,即承认了服务的对象是顾客,而这里的“顾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人民。因此,政府形象塑造与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的服务对象是一致的,都是人民。

政府形象塑造要求政府“以广大人民需求为导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政府形象塑造的根本行政理念。政府全面质量管理则从顾客出发,以顾客需求为导向提供能满足顾客期望的产品或服务,并最终以顾客满意度的高低作为衡量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有“质量”的标准。因此,两者的服务理念是一致的,都是为人民服务。

3.2两者的关键都在于政府本身

政府形象塑造和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的关键都在于政府本身,这是因为两者的行为主体都是政府,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有所作为”。对于政府形象塑造而言,政府向外界展现的自身综合表现既包括政府对行政理念的贯彻实行,也包括政府在法律范围内的依法行政,同时还包括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互动,这些,显而易见的,关键都在于政府本身。对于政府全面质量管理而言,政府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有“质量”取决于政府本身,政府部门的工作是否高效率、低成本和“高满意度”同样取决于政府本身。

3.3两者都离不开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互动

由于政府形象的评价主体是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因而政府形象塑造客观上要求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进行互动,以获取全面有效的政府形象。政府全面质量管的内容之一是政府从社会供应商那里获取高质量的供应,因此,缺少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互动,政府全面质量管理是不完整的,并难以实现。

4.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视角提出政府形象塑造的对策

建立在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基础上的政府全面质量管理,已然作为一种新的政府工作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进行,并被越来越多的实例证明其结果的科学性、有效性与正确性。同时,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政府全面质量管理与政府形象塑造二者存在内在的一致性。这些,无疑给政府形象塑造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启示。因此,笔者认为,立足我国国情,积极汲取在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的精髓并大胆运用,必将对我国政府形象的塑造产生积极有益的意义。

4.1以民生为根本,从人民利益出发,强化为人民服务的行政理念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强调以顾客为中心,提供“最适合于一定顾客的要求”的有质量的产品。政府全面质量管理提品或服务的唯一标准即顾客需求,并始终把追求满足顾客期望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同样,要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政府必须做到以人民为根本,最大化地追求实现人民的利益要求。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存在的。具体来讲,无论是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还是制定的方针政策,甚至是作出的所有决策,都应该首先考虑到是否符合人民利益的要求,是否能促进人民利益的实现。同时,政府要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政理念,真正建设成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型政府。既要维护好人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又要根据人民的需要提供适时且让人民满意的服务。总之,政府形象是存在于人民心目中的,政府只有把人民放在首要位置,只有把人民看成是政府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落实到实处,才能从根本上塑造出良好的政府形象。

4.2不断改革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打造精干高效型政府

政府形象,说到底是政府自身的综合形象。因此,塑造政府形象关键在于政府本身。其中,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又是组成政府自身形象的重要部分,并且直接关系到政府自身形象的塑造与提升。政府全面质量管理要求政府机构缩减冗余程序,节省运转成本,提高办事效率,这也是政府形象塑造所应有的题中之义。在我国,政府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危机,如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行政体制僵化、办事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等[4],这些无疑加大了塑造政府形象的难度,但同时也给政府形象塑造指明了思路和方向。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机构改革力度,不断缩减冗余机构,彻底改善政府机构臃肿的局面;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健全行政体制,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修改和完善,从而为政府机构的高效运转创造出良好的制度环境。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建设成为精干高效的政府,才能树立起“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良好政府形象。

4.3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培养,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政府工作人员素质的高低,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工作的效率程度,而且直接关系到政府自身形象的提升。在政府全面质量管理中,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被要求不断分析自己的工作任务,以提高工作绩效;政府在向顾客提品或服务时,更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具备良好的工作效率。在新时期,顾客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并且不断更新升级,这些都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具备良好的工作素质,体现出工作办事的高效性。为此,政府有必要加强工作人员的素质培养,定期实行工作考核;要积极引进新的管理思想,大胆尝试新的工作方式;要敢于摒弃旧的、冗余浪费的工作环节,不断优化工作程序,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4.4积极开展与非政府社会主体合作,搞好政府公关

政府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政府公关。政府公关,是指“以政府为行为主体的一种传播管理,目的在于与其他社会主体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公众关系”。在社会中,政府不是孤立的政府,相反,政府的存在、运行、维持和发展与非政府的其他社会主体密切相关。政府全面质量管理表明,政府向顾客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首先需要从社会供应商那里获取高质量的供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必须重视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合作。在合作过程中,政府应坚持平等和公平的原则,体现出真诚守信的理念。同时,避免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破坏政府形象。总之,政府要通过积极开展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合作互动,营造出良好、稳定、和谐的公共关系,为塑造良好政府形象创造出有利的社会环境。

结 语

政府形象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塑造政府形象更是政府必须持续进行的一项长期活动。总结本文的讨论思路和讨论结果,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方面,政府形象塑造绝不是单纯的归因于政府自身的问题,而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基础上处理好与其他非政府社会主体关系的综合复杂体系;另一方面,塑造政府形象又是一个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和不断更新的过程,并且只有在不断吸取教训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才能为塑造良好政府形象开辟出一条相对平坦的道路来。

参考文献:

[1]李素萍.论政府形象建构[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第23卷第1期

[2][美]A.V.菲根堡姆.全面质量管理[M].杨文士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1:4.

[3][美]史蒂文・科恩,罗纳德・布兰德.政府全面质量管理[M].孔宪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译者前言

[4]刘亚平.新时期政府形象的塑造[J].地方政府管理,1999,(2).

作者简介:

陈朝兵(1990-),男,汉族,四川省泸州市,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9级本科生。

刘延海(1989-),男,汉族,甘肃省兰州市,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9级本科生。

工作中提高效率的实例论文范文第3篇:虚拟样机技术在采煤机械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针对虚拟样机技术是现代科技社会在工业设计领域中最重要的新技术,承载者重要而关键的作用这一现状,从虚拟样机在采煤机械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影响出发,在分析采煤机械工程中应用虚拟样机制造技术对于提高效率的作用的基础上,结合市场中对于缩短产品设计周期,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提高产品竞争力的要求的实情。本文将具体阐述虚拟样机技术应用到新型采煤机械的设计中的设计以及应用。

关键词:虚拟样机制造;采煤机械;技术应用

我国采煤机械传统的设计是根据经验和以往设计实例,设计人员在纸面上设计所需的产品,产品生产人员再按照纸面设计进行工艺准备,做出样机,然后进行各种工况下的功能试验、可靠性试验和寿命试验。如果出现问题或不满足预定设计要求的情况,就要修改设计,然后再从头开始。这样,一方面把产品从开始设计到正式投放市场的周期拉得很长,从而痛失良机,二是增加了开发成本,甚至丧失了市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性能的不断提高,使产品设计应用虚拟样机制造技术成为可能。

虚拟样机制造技术将产品研制工作中的方案选择、技术设计、部件装配、结构分析和性能优化放在计算机虚拟环境下进行,充分利用先进的计算机软硬件技术,提高产品的性能,缩短产品的设计周期。应用该技术可以在产品设计阶段预测产品质量,使产品在投入生产之前进行优化以提高产品质量,从而缩短产品开发周期,进而降低开发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一、虚拟样机技术的概念

虚拟样机技术是一种基于虚拟样机的数字化设计方法,是各领域CAx/DFx技术的发展和延伸。虚拟样机技术进一步融合了先进建模/仿真技术,现代信息技术,先进设计制造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复杂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全系统的设计,并对他们进行综合管理。与传统产品设计技术相比,虚拟样机技术强调系统的观点,涉及产品全生命周期,支持对产品的全方位测试,分析与评估,强调不同领域的虚拟化的协同设计。

针对传统设计方法的缺点,近年来提出了一种新设计方法:虚拟样机技术。虚拟样机技术就是采用并行工程理念,融合现代管理技术、先进设计/制造技术、先进仿真技术、多学科分析与优化技术,将管理、技术、人三者之间有机地集成为一个协调的统一体,建立设计、仿真、试验、制造和项目管理的协同开发环境,以实现产品设计过程的全寿生命周期管理和产品创新设计,缩短研制周期,降低研制成本与研制风险,提高研制质量。

二、 虚拟样机制造技术在采煤机械设计中的内容

虚拟样机制造技术在采煤机械设计中的应用可以分为四个环节,即实体造型、强度分析、动力学分析、疲劳分析。四个环节环环相套,互相依托。实体造型中,传统的CAD设计是二维平面设计,随着计算机性能不断提高,按照零件实际几何尺寸生成三维实体,再由三维实体生成2D工程图,这种设计思想逐渐成为当今设计领域的一种趋势。通过拉伸、旋转、薄壁特征、高级抽壳、特征阵列及打孔等操作来实现采煤机械的设计;将各个零件进行组装成装配体,进而成为样机。根据设计图纸,建立采煤机摇臂所有构件的几何模型,并进行组装。

几何模型包括摇臂壳、行星头和滚筒,保留重要部位的圆角,略去无关紧要的倒角、小孔。 零件设计及组装 三维实体建模。动力学模型建模中的的干涉检查与动力学性能分析。结构离散化是静特性有限元分析的前提,也是有限元解题的重要步骤。其主要任务是:把结构分割成有限个单元;把结构边界上的约束用适当的节点来代替;把作用在结构上的非节点载荷等效地移植为节点荷载。

有关采煤机摇臂有限元模型边界条件的处理中,为了保证结构离散化的计算精度和内存空间的有效利用,可采用10节点的四面体单元进行网格划分。每个节点上有三个自由度(x,y,z方向上的位移,无转动)。利用其中提供的自由网格划分器,对实体模型自由划分网格,生成可靠的、高质量的体单元,为了保证分析模型的合理和计算精度,网格划分时需对支撑耳等的网格密度和网格尺寸进行合理控制和过渡,通过对四面体网格进行整形,提高了整体网格的剖分质量。划分后模型单元数。

对边界条件的处理:将上支撑耳处节点径向位移固定,与油缸接触的下支撑耳半圆周节点施以x向5000KN的力。对滚筒截割部分各节点施加:x向800KN,y向-2000KN,z向-800KN的合力。具体的滚筒受力计算是根据参与截割的单个截齿的截割阻力求合力而得。这样处理大致相当于实际情况下的工况。

根据以上边界条件和载荷的施加情况,可以在这当中计算。从实践中可以看出,最大应力为81.8Mpa,位于下支撑耳处。其他地方的应力都相对较小。按照给定材料的疲劳强度[σ]=270Mpa,远远大于计算的最大应力,故摇臂不致失效,可以安全工作。危险工况的最大主应力与危险工况的最大位移包括:动力学分析

结构动力分析,不同于静力分析,常用来确定时变载荷对整个结构或部件的影响, 同时还要考虑阻尼及惯性效应的作用。首先应进行结构自然模态分析,求出结构的各阶

三、动力性结构评估

它可以评估结构的动力特性,比如,在摇臂上要安装旋转滚筒,那么为了避免过分的振动,必须考虑滚筒的旋转频率是否接近摇臂的某个自然频率。

滚筒负荷与截齿的切削深度,截线距和同时参与截割的截齿数有关,就单独一个截齿而言,在滚筒旋转过程中,产生的频率为滚筒的转速频率及其谐波频率:

疲劳分析,其任务是根据产品几何,受载和材料的选择来预测产品所受的应力和位移。 然而, 应力预测仅仅是产品设计的一部分内容, 现代产品设计则更迫切地需要通过工程分析手段预测产品的使用寿命。设计人员以往在概念或详细设计阶段通常使用简单而不真实的计算来估计产品的寿命。 而实际产品寿命只有在试验阶段才能得到初步验证, 无形中增加了大量的开发成本。在产品设计阶段使用MSC.FATIGUE,可在设计~制造过程之前进行疲劳分析,并为集成的寿命管理创造一个

MCAE环境, 真实地预测产品的寿命, 极大地降低了生产原型机和进行疲劳寿命测试所带来的巨额开销。

而且在疲劳寿命分析中不能满足要求时,可以修改系统结构模型以提高构件强度或修改系统的动力学参数以降低系统动态载荷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虚拟样机在采煤机械设计中的应用,整个分析过程具有通用性,对于同系列,由于采用虚拟样机制造技术,提高了采煤机的质量,降低了成本,缩短设计周期;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应用高级软件平台,将虚拟样机技术应用到采煤机械设计过程中,初步解决了将虚拟样机制造技术应用到采煤机械设计中的各个关键技术。实践证明虚拟样机制造技术在我国新型采煤机械的设计领域中将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董江华,姜大成.基于ADAMS的虚拟样机技术实践[J].制造业信息化.2009.1

[2]李丹,李印川.虚拟样机技术在制造业中应用及研究现状[J].机械.2008.6

工作中提高效率的实例论文范文第4篇:计量质量体系管理特点分析

摘 要:计量质量和质量管理是工程项目的生命,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随着国民经济的连续快速发展,基本建设投资项目不断增加,施工企业也随之快速发展。然而,因为一些地域和企业对计量质量未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工程质量问题时有发生,对国民的生命财产形成严重的损害,也给社会带来了消极影响,文章对施工企业质量管理系统进行了分析与研讨,提出了质量管理系统建立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使施工企业质量管理系统有针对性地获得改良。

关键词:计量质量;质量管理体系;体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计量检测和管理工作已越来越多的渗透到工农业生产、科学研究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加强计量检测和管理工作,充分发挥质量体系的保证作用,对提高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保证产品的质量,避免劣质产品流入市场,防止对社会公共安全所构成威胁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及意义。

1 计量检测在质量体系中的保证作用

1.1 计量检测是项基础性技术管理工作

计量检测作为一项监控企业生产、运营计量监测的根基性技术管理工作,在计量检测的高标准下,高精确度的计量检测曾经成为企业生产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关键,同时产物出厂查验和对市场计量监督评估的时候保证产品的基本效果,同时不能根据计量检测所根据的行为进行没有科学性的分析,生产技术越高,生产产品的复杂程度也就越高,对检测技术的要求也就越高。对于计量检测也就是企业生产运营中提高效率的一种管理技术,可以有效的保证生产效率,特别是提高计量检测等方面的效果,可以更好的对企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根据《测量设备的质量保障要求》,对计量从质量管理的角度所提出的一系列要求来看,计量检测设备的质量管理将不会增长企业额定的成本,反而是从保障质量所展开的一系列工作中,具备重要作用的一项技术根基工作,从而可以不断领导企业计量工作,步入科学标准、管理的途径,加强企业对计量检测、运营管理、市场竞争、节能降耗等技术的保障。一个企业的计量检测程度的高下,将会全面反映出该企业生产技术的程度和产品的质量程度的高下。

1.2 计量检测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技术保证

计量检测作为企业赖以生存的关键,在量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就会导致质的变化,质和量的变更将离不开定量分析,而是经由进程数据来表明、决定的。企业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中,从原材料到产品,每一个阶段都有各类计量参数的要求。计量检测对企业的产品生产过程提供技术保障,在保障量值的精确、靠得住、计量单位的统一等方面得到了充足表现,经过对产品的查验、丈量,和对试验设备的量值校对、通报、调剂,确保量值的精确率。另外,计量检测也为产品生产提供了科学的数据信息,在介入构造和管理的生产流程中,要保证静态数据的完整信息,提高数据的有效支撑,如果计量检测不能及时的给企业生产运行提供精确的数据信息,企业的计量检测也就会失去重要的技术支持。

1.3 计量检测是产品活动的法制监督

计量部门作为代表过度利用计量监视权的职能部门,监视权便是其最大的权利。对于企业来讲,要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广泛的接收下级计量标准甚至国度计量基准的量值通报,对计量管理制度和企业技术标准进行全面管理,按技术标准,监视、调控企业计量监测等,同时对于需要直接进行企业生产管理的,在企业应用的检测设备时,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的了解,并对所发生的计量问题进行仲裁,从而确保所供给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准确性。计量检测为在企业生产的各阶段通报反映各类准确数据和信息,在企业生产的过程中起着监视调控的作用。

2 计量管理在质量体系中的保证作用

计量管理是为了实现计量单位的统一、计量值的准确、计量活动的可靠性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计量管理活动既有技术性的活动,又有操作性的活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单位统一、量值的准确可靠”。其准确性、一致性、溯源性的特点,为质量管理体系提供了根本保证。通过计量管理,可以实现测量结果与实际值相对接近,达到误差许可范围内的需要。准确是计量管理的根本目的。在《计量法》中明确规定,化验计量认证是考核化验室测试能力和可靠性,证明其为社会提供公正准确数据的资格。企业的产品向社会公开销售,因此应按国标要求配备取样、化验仪器设备,把化验室纳入质检机构考核管理,取得质检机构认可让。同时,对化验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及现场操作能力,取得上级组织考核的计量工作人员操作证,持证上岗。技术监督部门对化验数据定期抽查,保证化验的严肃性,杜绝产品质量出现漏洞。这些活动,都是为了保证计量的准确性,保证质量管理的准确性。假如企业计量器具不合格、化验人员操作错误,必然会造成分析失准、配料错误、设备损坏等现象,从而影响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质量。

在周全质量管理理论中,计量检测和管理被称为六项根基工作之一。这注解没有计量检测和计量管理,它们是互相依存的,周全的质量管理就无法进行。计量检测作为质量因果树中的一个关键,是影响计量监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很多质量问题都可以经由过程分析因果树中的检测关键而获得办理,这类实例也在很多质量攻关的结果中常常出现。

计量检测和管理是周全质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ISO9000族系列标准的20个质量组成中,其中一个组成便是“查验、丈量和试验设备”,它是组成质量体系的重要组成。“查验、丈量和试验设备”作为质量体系组成的目标,是“用以证明计量监测是相符划定要求”。为了到达该目标,该组成做了十项划定,这十项划定无一项不是同计量管理本能机能紧密相干的,我国当今产业计量的形式本能机能和管理幅度是完全可以笼罩这个组成一切内容的。也便是说,现在的计量管理运动是为该组成办事的。因此,计量管理在质量体系中的位置显得加倍明白,也加倍的详细和律例化,它是质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能缺少的重要技术根基。

《评审准则》中没有对监视员的数目提出具体要求,经由过程分析监视员的职责和要求,依据中间实际情况按约1:5的比例设置质量监视员。正当设置监视员也是相当重要的。首先,应斟酌中间的构造机构设置,每一个科室都设立了质量监视员。其次,要斟酌科室的职员组成,因本中间各科室职员无限,质量监视员全体为兼职,从事科室日常工作的同时也从事监视反省工作。再次,要斟酌监视员的业余范畴,监视职员应当认识各项检测/校准办法、法式、目标和结果评估的人担负。

监视情况及举措措施相符性及辨认才能。反省情况前提能否相符要求、监视检测职员对情况管理制度认识、执行情况(留意实验室对无关环保、生物平安等律例执行情况)、反省情况监控仪器能否满足要求(情况监测仪器的检定校准证书、情况监控记载)。 监视检测和校准办法的控制和应用才能。优先应用国度标准、行业标准、处所标准划定的查验办法、确保中间应用的标准为最新有用版本、中间相干科室体例的功课指导书及仪器操作规程中的查验法式相符标准规范,标准变革时,应实时订正科室功课指导书。

3 结束语

总之,通过计量检测与管理工作,使企业计量检测与管理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并以此带动和推动企业其它各项基础性工作的发展,充分体现了质量体系的保证作用,同时为企业新的质量体系正常运行,以及如期通过国际质量体系审核机构的正式认证,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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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提高效率的实例论文范文第5篇:独家原创:浅析企业经济管理原理

【摘要】企业再造管理是关于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所谓企业“再造管理”,简单地说就是以工作流程为中心,重新设计企业的经营、管理及运作方式。企业再造管理理论的创始人,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迈克•海默与詹姆斯•昌佩认为:企业再造是指“为了飞越性地改善成本、质量、服务、速度等重大的现代企业的运营基准,对工作流程进行根本性重新思考。本文深刻分析了“企业再造”的含义、背景、理论基础、和企业再造的核心,并对企业再造的效果及存在问题做出了阐述,最后着重分析了企业再造的实例图表,以“海尔集团”的企业再造阐述了企业再造对企业的重要性,最后总结出企业再造的三点结论。

【关键词】企业再造内涵模式案例分析

序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再造的理论和实践都越来越受到重视。西方国家于上世纪90年代,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企业再造运动。企业再造运动基于前人的管理思想和技术方法的基础之上,是管理思想和信息技术发展的综合产物。目前企业再造工程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很受重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相对比较成熟,并且他们的企业再造工程具备鲜明的地域特色。

企业再造的浪潮对中国的企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尝试进行企业再造方面的理论研究,为国内企业进行再造工程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成果。但是中国的企业再造绝对不能照搬西方欧美那一套,中国企业再造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扎实做好企业再造前的摸底调查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再造方案才行。随着欧美企业再造的影响以及国内的慢慢实践,国内对企业再造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探索,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企业再造概述

(一)企业再造的含义

在1993年哈默和钱皮撰写的《企业再造》一书中,两位作者提到:企业再造的真正含义是要抛弃长时间来所运用的工作程序,重新探索为使公司推出新产品、新服务,向顾客提供价值所必需的那种经营活动。再造一家公司意味着要把旧的制度扔到一边,推倒重来。它含有这样的意思:回到出发点,开辟一条做好企业经营工作的更佳途径。这两位研究者认为“再造”是“针对企业业务流程的基本问题进行的反思,并对它进行彻底地重新设计,以便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当前衡量企业业绩的重要尺度上取得显著的进展”。这里有四个关键词:

1.基本的

两位研究者认为:一家公司要实现再造,首先要确定必须做的业务工作是“什么”,其次才确定“怎样”去做。再造意味着任何事物都不是理所当然。它并不注重事情“现在是”怎样,而是注重事情“应该是”怎样。因为,要着手进行再造就不应有前提,也不应以现有的事物作为再造的起点。实际上,要进行再造的公司,就必须对当前大多数业务流程所已经接受的假设加以警惕。

2.彻底的

彻底的重新设计意指要从事物的根本着手,不是对现有的事物作表面的变动,而是把旧的一套抛弃掉。在再造中,彻底地重新设计意味着要不顾现有的种种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而是要开辟完成工作的崭新的蹊径。再造不是指对企业现有业务工作进行改良、提高或者是修修补补,而是要重建企业的业务流程。

3.显著的

再造不是要在业绩上取得点滴的改善或者逐渐的提高,而是要在经营业绩上取得显著的改进。很多公司,只有当遭遇严重打击而又需要继续生存下去时,它才感到有必要进行再造。点点滴滴的改进只需要微调,而显著的改进则需要破旧立新。

4.流程

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的企业人员并不是“以流程为导向”。他们忙于任务,忙于本位工作,重视人事,重视结构,但不是流程。哈默把业务流程定义为一系列业务活动,其中包括将某种或多种东西投入并创造出对顾客有价值的产品。比如说,哈默提到:把顾客所订的货物送到顾客手中,也就是流程创造的价值。

(二)企业再造产生的背景

企业再造理论的出现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突出表现在感受到来自其他国家企业严重挑战的同时,美国企业不得不针对自身竞争能力的不断下降反思自身存在的总是西方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逐步进入工业化/信息社会后,人们的需求层次逐渐提高,需求的内容日益多样化,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企业之间竞争不断加剧。在全球企业经营环境变化迅速的过程中,一些早先业绩颇佳期的美国企业由于墨守成规、因步自封,没有及时采取快速变革的措施以适应新的竞争形势,从而丧失了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的优势地位。80年代以后,美国企业开始积极向日本的同行学习,并简单地认为将日本的成功经验移植过来就可以取得成功,但实际情况表明,这种改良式的变革没有给美国企业带来明显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认识到,必须对现有的企业管理观念、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进行彻底的重组再造,做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才能帮助美国企业迅速获得再生,重新夺回世界领先的位置。

但是,分工理论在不断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给企业的持续发展套上了一道无形的枷锁。首先,将一个连贯的业务流程侵害成数个支离破碎的片段,既导致劳动者的技能愈加专业化,成为一个片面发展的机器附属,也增加了各个业务部门之间的交流工作,交易费用因此会大大增加。其次,在分工理论的影响下,科层制成为企业组织的主要形态,这种体制将人分为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即使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权管理,也大大束缚了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在佬的工业经济时代逐步向新的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的过程中,流行200多年的分式理论已经成为亟需变革的羁绊。因此,以恢复业务流程本来面目为根本内容的企业再造理论便应运而生。而最根本的就是以下三种方式。

顾客(Customer)——买卖双方关系中的主导权转到了顾客一方。竞争使顾客对商品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顾客对各种产品和服务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竞争(Competition)——技术进步使竞争的方式和手段不断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越出国界,在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上展开各种形式的竞争,美国企业面临日本、欧洲企业的竞争威胁

变化(Change)——市场需求日趋多变,产品寿命周期的单位已由“年”趋于“月”,技术进步使企业的生产、服务系统经常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成为持续不断的事情。因此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

面对这些挑战,企业只有在更高水平上进行一场根本性的改革与创新,才能在低速增长时代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三)企业再造的理论基础

1.组织转型理论

组织转型包括在管理理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彻底变革,并伴随着组织战略、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变革。企业再造需要全面检查组织原有的工作方式,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业务流程重新合理地整合。通过重新整合,可以避免部门之间衔接上的困难,减少重复劳动和完成任务所花费的时间,建立一个扁平化的、富有弹性的新型组织,以适应环境的变化。由此看出,组织转型理论为企业再造奠定了基础。

2.委托理论

密西尔•詹森和威廉姆•H•麦克林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提出了委托理论。委托理论是说,在公司制企业中,资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发生了分离,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产生分工。因此,为了更好的协调这些关系,中间管理层必然增多,导致成本增加,并且为了保持整体组织活动的有效性,须严格监督人的行为,无疑也增加了约束成本。随着现代管理技术的发展,使得中间若干管理层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此必须实施再造,以减少成本及约束成本,由此看出这与企业再造中的组织再造的目的是相一致的,最终促使委托人和人各自的效用、利益达到最大化,所以对企业再造工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交易费用理论

1937年,科斯在其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最早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从此交易费用理论便成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再造理论认为,由于企业内部分工过细企业为保证业务流程正常运转的费用不断加大,导致浪费现象随处可见,严重影响企业绩效指标。进行企业再造,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是因为对企业业务流程的重新设计和整合,使企业的组织行为更加合理,能够为企业节约费用。由此可以看出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对企业再造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企业再造的核心

首先,企业再造理论首要的内容就是提出了对流程的不同理解。哈默和钱皮将流程再造定义为,“针对企业业务流程的基本问题进行反思,并对它进行彻底的重新设计,以便在衡量绩效的重要指标上,如成本、质量、服务和效率等方面,取得显著的进展。”并强调要打破原有分工理论的束缚,重新树立“以流程为导向”的思想。企业再造直接针对的就是被割裂得支离破碎的业务流程,其目的就是要重建完整和高效率的新流程,因此,在再造的过程中一定要牢固树立流程的思想,以流程为现行的出发点和终点,用崭新的流程替代传统的以分工理论为基础的流程。

其次,企业再造理论认为,企业再造活动绝不是一次改良运动,而是重大的突变式改革。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企业再造对固有的基本信念提出挑战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遵循一些事先假定式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往往会深深植根于企业内部,影响企业各种经营活动的展开,也影响企业业务流程的设计和执行,有长期历史的企业尤其如此。企业再造需要对这些原有的、固定的思维定势进行根本性的手术,产生创造性思维,从而促进基本信念的重大转变。

(二)企业再造需要对原有的事物进行彻底的改造

与日本企业的原有变革思路不同,以美国企业为主要蓝本的企业再造决不是一次渐进式改良措施,也不是仅仅满足于对组织的修修补补,而是努力开辟完成工作的崭新途径,就是要重建企业的业务流程,使企业产生脱胎换骨一样的巨大变化。

(三)改革要在经营业绩上取得显著的改进

企业再造不是要在业绩上取得点滴的改善或逐渐提高,而是要在经营业绩上取得显著的改进。哈默和钱皮为“显著改进”制定了一个目标:“周转期缩短70%,成本降低40%,顾客满意度和企业收益提高40%,市场份额增长25%”,其目标就是从企业竞争力这个指标上追赶日本对手。

再次,企业再造提出了三条基本的指导思想:

一是以顾客为中心。传统的分工理论将完整的流程分解为若干任务,并把每个任务交给专门的人员去完成,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工作的重点往往会落在任务上,从而忽视了最终的目标--满足顾客的需要。恢复了流程的整个面貌,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使每位负责流程的人员充分意识到,流程的出口就是向顾客提供较高的价值。

二是以员工为中心。企业再造将直接导致组织结构发生变化,扁平化成为替代传统的金字塔型结构的新模式,发行后的企业中主要以流程小组为主,小组中的成员必须是复合型的人才,需要具备全面知识、综合观念和敬业精神,这一客观要求推动员工不断学习,实现挑战性的目标。

三是以效率和效益为中心。重组流程推动了企业生产效率和效益的提高,IBM信用公司通过重组流程减少了9成的作业时间,并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而且增加了100倍的业务量。

三、企业再造的效果及存在问题

“再造工程”在欧美的企业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因而得到迅速推广,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涌现出大批成功的范例。1994年的早期,由CSCIndex公司(战略管理咨询公司)对北美和欧洲6000家大公司进行了621家抽样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北美497家的69%、欧洲124家的75%已经进行了一个或多个再造项目,余下的公司一半也在考虑这样的项目。AmericanExpress(美国信用卡公司)通过再造,每年减少费用超过10亿美元。德州仪器公司的半导体部门,通过再造,对集成电路的订货处理程序的周期时间减少了一半还多,改变了顾客的满意度,由最坏变为最好,并使企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收入。

企业再造取得成功同时,另一部分学者也在严肃地探讨其在企业实施中高失败率的原因。大家认为,企业再造理论在实施中易出现的问题在于:

(一)流程再造未考虑企业的总体经营战略思想。

(二)忽略作业流程之间的联结作用。

(三)未考虑经营流程的设计与管理流程的相互关系。

总体来说,企业再造理论顺应了通过变革创造企业新活力的需要,这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流程再造的研究中来。有些管理学者通过大量研究流程重建的实例,针对再造工程的理论缺陷,发展出一种被称为“MTP”(ManageThroughProcess)即流程管理的新方法。其内容是以流程为基本的控制单元,按照企业经营战略的要求,对流程的规划、设计、构造、运转及调控等所有环节实行系统管理,全面考虑各种作业流程之间的相互配置关系,以及与管理流程的适应问题。可以说,“MTP”是再造工程的扩展和深化,它使企业经营活动的所有流程实行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因此,作为一个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企业再造仍在继续发展。

四、对失败的企业再造事例图表分析

(一)企业再造成功与失败比较

企业再造获得成功者不乏其例,如顾新建等人在《知识型制造企业——中国制造企业如何赢得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一书中所介绍的美国电报电话(AT&T)租赁服务公司的例子;季建中、顾培亮等人在《企业过程再造——管理模式的变革》一文中介绍福特公司美国总部的案例;海尔以市场链为纽带的业务流程再造;再如,HallmarkCards.Inc的流程再造,使设计开发新品种的周期由原来的2年~3年变为1年;TacoBell通过再造使年获利率平均增长31%;IBM信用公司通过再造使原来需两周的公文旅行时间降低到4个小时;Kodak公司通过再造使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近50%,制造工具的成本降低了25%;麦道公司则利用再造使每架军用运输机降低成本100多万美元……,以上均为取得阶段性成功的案例。

部分企业再造取得初步的成功,其他企业纷纷效仿,形成一股再造浪潮。但是到了90年代末期,企业再造频频受挫。据统计,70%~80%的企业再造项目5年后均归于失败。在如此高的失败率面前,哈默本人亦对企业再造重新思考。

企业再造是高风险的,一点错误就会导致彻底失败。吉林省长春市某汽车配件厂曾经是中国一汽集团最大的零配件提供商之一,年产值超过12亿人民币,为了改善竞争地位,保持快速增长,决定采用一套国外著名同行业福特公司使用的流程对企业进行再造。由于国外厂商基于信用制社会设计的数据库结构,其流程的高标准化,不适应国内多种交易方式,而该厂只对采购、物流、生产、营销、财务等环节进行了重大改组,1997年系统开始上线后,并没有能够满足实际工作需求,系统与原有工业控制、财务系统不匹配,导致业务环节增多,应收账核对不清,致使该企业不但没有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反而丧失了原先固有的灵活机制。再如,1998年实达公司在国际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卡锡的帮助下提出了一个超前、大胆而且更符合国际潮流的再造方案,但由于再造方案的战略方向不清楚,领导的观念没有真正转变,组织结构与再造方案不配套导致员工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盲目自大的企业文化,特别是这一符合国际性企业管理体制潮流的方案与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冲突,最终导致更大的失败。

(二)对失败的企业再造作出分析

1.生态位选择的错位

生态位(niche)是生态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在自然界中每一个物种只能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才能生存。每一个物种在某个生态因子的轴上,都有一个能够生存的范围,范围的两端是该物种生,存的耐受极限,能够生存范围的跨度称为生态幅,又称生态位。

自然界中每个物种在进化的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形成特定的形态和功能,在生态空间中占有特定的生态位,形成生命系统多样性。在自然生命系统中,只有生态位重叠的生命系统才产生争夺生态位的竞争,竞争是争夺最适宜的生态区。同样,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一个企业的内外生态环境使企业只能处于特定的生态位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企业竞争实质上是争夺稀有的生态资源的竞争,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在整个生态资源空间中所能获得利用的资源空间的部份。企业再造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内环境的再造而谋求获得更优的生态位。然而企业内环境往往是具有强稳定性的,如果企业再造的生态位目标选择与原来的内环境发生严重的冲突,形成企业再造生态位选择的严重错位,必然导致企业再造的失败。

2.内环境的稳定性失控

企业的内环境包括人、财、物等因素,其中人是保持内环境稳定性最为关键的因素。任何的改革必然伴随着金钱、权利、荣誉等方面利益的重新分配,会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根本的困难是来自内部,特别是原来有着密切感情、曾为企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现仍居企业重要位置的同盟者。

我国民营企业一般是以家族或以亲友的泛血缘家族起家的,在我国当前的传统文化背景下,有它特殊的优势。但是在取得发展后,这种只依靠起家时“掌权夫妻党,临阵子弟兵”的优势就远远不够,在市场经济下,要永远维持现状是不可能的,继续发展就要依靠知识、科学、智慧,就要依靠新人才对企业进行创新、再造。企业的领导人就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原来为企业发展拼过命,的亲兵亲将和新兵新将的关系以及原来亲兵亲将在观念、知识、技能上新化的困难问题。这不仅是新旧观念的斗争,而且是一场利益重新分配的争夺,涉及原亲兵、亲将在企业已获得的权力、荣誉、经济收益。

企业再造使内环境稳定性失控的另一方面原因是来自一般员工惯性的阻力。习惯惯性是由员工在以往工作中已经形成的一种理念、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因素组成的,一般来说员工对打破原有的习惯模式有一种天然的抵触心理,他们会对新模式不习惯,会对前途担忧。对于克服职工中的习惯阻力,应该通过以下手段进行化解:企业管理层与职工不断进行交流;向职工宣传再造带来的机会;对职工进行必须的培训;如实说明再造对组织机构和工作方式的影响,特别是对他们自身岗位的影响及企业所采取的相应解决措施,以尽量取得职工的理解与支持等。实施企业再造方案必须精心组织,谨慎推进。

3.抓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企业再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要处理各种矛盾。但是,在企业再造所遇到的诸多矛盾中必然存在着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也就是存在着妨碍企业再造的最突出、最核心、首要的矛盾问题。企业再造的过程,必须对所存在的矛盾按其重要性和急需解决的程度及其关系进行排序解决。如果错误地理解企业再造中的“彻底性”,希望一蹴而就盲目全线出击,会使全部矛盾同时激化,导致无法收拾的局面。

沈阳飞龙可以说是中国保健品市场的开路先锋,姜伟亦算得上曾是一代企业家的骏杰。但飞龙辉煌不到四年就陷于困境,姜伟决心对企业进行再造,并下决心:“改造企业,不成功,毋宁死”,可见其决心之大。姜伟在报纸上公开登出公告:“飞龙集团进入体整期”;不耻下问登门向三株学习,进行全面大整风;特别公开抛出《我的错误》万言检讨,列出二十条失误。吴晓波在他的《大败局》中称之为“三招臭棋飞龙坠地”。姜伟确实是具有企业家不应有的浪漫气质,在市场激烈竞争中竟然浪漫地在企业未到绝路时公开公布企业内部矛盾,全员整风非但未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使矛盾全面激化。

4.企业再造的突变性与连续性

企业再造不仅是“创造”、“突破”及“彻底翻新”式突变过程,同时存在着突变过程中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连续变革。一些企业在企业再造的过程中并未真正理解哈默“彻底”性的真正含意,认为“彻底”就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一下子完全铲除。笔者曾遇到一个企业,原来还相当不错,领导层的领导能力与技术也相当强,并且是一家境外上市公司,只是在领导层中有个别领导与最高领导在一些决策问题上存在矛盾,并且在经营上确实亦存在着一些问题。于是最高领导来一个“全面彻底的企业再造”,干部从上到下全部撤换,实行全部年青化,把原来干部全部铲除,结果非但没有扭转经营下滑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原来丰富的经验、知识与技术资源几乎全部流失,连正常运作也难以开展。近年来我国一些企业,引进“空降兵”、“海归派”进行大动手术的“企业再造”,但真正成功者亦极少。太阳神重任空降兵王哲身,王哲身入主太阳神后,大批更换高中层人员,结果酿成人才大逃亡而最终使太阳神真正败落;科龙引进“空降兵”屈云波进行大手笔“再造”,非但没有改善经营状况,反而大幅度下滑。

哈默的“彻底性”是指最终实现的目标而言的。哈默本人也指出:“要使人们接受他们的职业将经历根本性改变的概念,不是一仗就能打赢的一种战争,而是自始至终贯穿‘再造’改革的一项教育和宣传战役”。企业再造是一项艰巨而又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连续慢变—突变—连续慢变—突变”,由量变到质变不断交替的间断平衡。企业再造过程中每一次突变完成一次质的飞跃,如何进行下一次突变,需要巩固这一成果,要使内外环境稳定。当今在极为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企业生态环境中,企业总是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企业需要不断再造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但企业再造是庞大的、消耗时间长的工程,往往赶不上企业内外环境快速的变化。对于企业如何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再造,笔者等人在《信息社会与企业管理的变革》中提出了动态企业再造的思想,认为未来的企业再造流程应该结合动态企业管理的特点对企业进行再造,使企业再造和动态企业管理理论紧密相联,实现与复杂的、快速变化的内外环境相同步。

五、案例分析(以海尔公司企业再造为例)

在企业再造前,海尔是传统的事业本部制结构,集团下设六个产品本部,每个本部下设若干个产品事业部,各事业部独立负责相关的采购、研发、人力资源、财务、销售等工作。1999年,海尔在全集团范围内对原来的业务流程进行了重新设计和再造,并以“市场链”为纽带对再造后的业务流程进行整合。

(一)同步业务流程结构:“三个大圈、六个小圈、两块基石”

海尔的再造方案,将原来各事业部的财务、采购、销售业务分离出来,实行全集团统一采购、营销和结算。将集团原来的职能管理部门整合为创新定单支持流程3R(R&D-研发、HR-人力资源开发、CR-客户管理),和保证定单实施完成的基础支持流程3T(TCM-全面预算、TPM-全面设备管理、TQM-全面质量管理)。

(二)流程运转的主动力:“市场链”

推动整体业务流程运转的主动力不再是过去的行政指令,而是把市场经济中的利益调节机制引入企业内部,将业务关系转变为平等的买卖关系、服务关系和契约关系,将外部市场定单转变为一系列的内部市场定单。

(三)流程运作的平台:海尔文化和OEC管理模式

海尔再造的成效:1.交货时间降低了32%。2.到货及时率从95%提高到98%。3.出口创汇增长103%。利税增长25.9%。4.应付帐款周转天数降低54.79%。5.直接效益为3.45亿元。

海尔再造对我们的启示:1.再造的时机,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上台阶。2.再造的核心,将纵向一体化结构转变为平行的网络流程结构。3.再造的目标,以顾客满意度最大化为目标。4.再造的动力,发挥每一个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5.再造的保证,领导全力推进、企业文化渗透。

六、企业再造的结论

企业再造理论为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带来一股清新的风,尽管在实行再造的企业中失败的比例非常高,但企业再造的思想还是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纳,有仅仅是美国和欧洲企业,包括亚洲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都已经行动起来。反思企业再造理论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是需要重新设计企业。

(一)以价值流为导向进行组织设计

流程的思想实际就是坚持了顾客导向,按照价值增值的过程将相关的操作五环节进行重新整合,组成高效率的、能够适应顾客需要的完整的流程,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设计企业的组织结构。

(二)按照“合工”的思想重新设计企业流程

随着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分工理论对企业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愈加突出,哈默和钱皮创造性地提出了“合工”的思想,将原本属于一个业务流程的若干个独立操作重新整合起来,将被分割的支离破碎的企业流程按照全新的思路加以改造,从而获得适应新的经济时代的高效率和高效益。

(三)用彻底的变革代替渐进式变革

与采用改良方式推动企业管理发展的续编思路不同,企业再造从一开始就要不进行完全彻底的变革,而且这个变革直接针对经历多年的分工思想,为管理理论的发展重新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致谢

本论文设计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业已完成,从课题选择到具体的写作过程,无不凝聚着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期间,老师为我提供了种种专业知识上的指导和一些富于创造性的建议,没有这样的帮助和关怀,我不会这么顺利的完成毕业论文。在此向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临近毕业之际,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在这四年中给予了我帮助和指导的所有老师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他们四年来的辛勤栽培。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各位任课老师认真负责,在他们的悉心帮助和支持下,我能够很好的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并在设计中得以体现,顺利完成毕业论文。

同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还参考了有关的书籍和论文,在这里一并向有关的作者表示谢意。

我还要感谢同组的各位同学,在毕业设计的这段时间里,你们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对于你们帮助和支持,在此我表示深深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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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提高效率的实例论文范文第6篇:影响企业未来的十大管理理念

在过去10年里,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问题就在这里。

对企业来说,成功是带来失败的最大致因。成功使人们沉迷于过去的成就不能自拔,从而缺失创新未来的能力。况且,与全球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成功为时尚短。世界领先企业已经取得了几十,甚至上百年的成就。它们经历了一个个经济周期,度过了从工业革命到数字化革命的一次次产业革新浪潮。

正如科尔尼管理顾问公司北亚区大中华战略总裁谢祖墀所说:“中国企业的发展史很短。它们今天的成功模式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尚不得而知。10年的成功并不能确保将来也能成功。因此,明智的企业应当认真吸取世界各地企业长盛不衰的经验。”

因此,《世界经理人文摘》10周年专辑在回顾总结过去10年中国企业优秀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在本期中进一步探讨中国高级经理人在带领企业走向未来过程中需要借鉴的最佳管理实践。未来的旅程已经启航。正在见证这些最佳实践的世界级企业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同时,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结合中国企业的具体情况来探讨这些最佳实践:全球化、电子商务、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管理、知识管理、精益企业、服务管理、公司治理结构、领导力和变革管理。

走向全球化

现在,一些中国顶尖企业正在打造全球知名品牌,从而奠定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美的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过去10年中,公司以每年40%的规模增长。美的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风扇、电饭煲和注油式电暖器供应商,仅去年的出口额就增长了66%。

它的成功秘诀?一句话,管理。更确切地说,就是出口管理。为此,美的集团获得了环球资源2001年度中国出口成就奖中的管理创新奖。美的妥善解决了困扰众多出口型企业都存在的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之间的矛盾,从而不断提高对海外市场需求的反应速度。同时,集团在实施贴牌生产(oem)这一短期生产战略的同时(它为18家全球零售集团和世界10大知名品牌做贴牌生产),兼顾了创造国际知名品牌的中长期战略。到2000年11月,其品牌价值已达12.3亿美元,一举超越了科龙和康佳等著名品牌,上升为中国第8大知名品牌。

美的的下一战略是,与领先企业合作,加强技术优势。目前,美的已与东芝、 三洋和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等全球企业展开了全面的技术合作。

因此,正当全世界都在计划打入中国市场时,美的却利用合理的出口策略,成功地开拓了国际市场,为其它中国企业树立了榜样。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看法

莫杰夫:我认为,全球化不能算一种经营实践,而是一种趋势。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全球化将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与变革。中国企业将获得更加广阔的新市场,对全球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从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受益。

谢祖墀:中国必将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对企业的行为和竞争方式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竞争;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下,必须在自己的领域里增强竞争力。很多企业必须去海外寻找新的市场与利润来源。

要增强竞争力,中国企业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那些市场已经开放、竞争加剧的产业中尤其如此。这些产业的利润已微乎其微,只有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才有发展余地。然而,现实情况是,所有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打起了价格战,到头来使生产完全无利可图。由此可见,继续死守国内市场不可能产生更多价值。

按照我个人预测,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间的购并也将大行其道。这本身也不失为企业国际化的一条捷径。

利用非价格因素竞争

两年前,中国的摩托车生产厂家在印度尼西亚大举登陆,打进了这个世界第三大摩托车市场。约有60个中国摩托车品牌以其低廉的价格很快占有了多达20%的市场份额。但是,来自日本的竞争对手迅速反击,凭借其出色的设计和优质的售后服务,很快就收复了失地。质量的缺陷与售后服务欠佳对中国摩托车品牌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这一事例说明,中国的出口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要面临多种挑战,仅靠廉价无法竞争。这需要从产品开发到售后服务一系列的出口管理能力。因此,中国出口企业必须考虑在产品、质量、销售渠道、客户服务等诸多方面建立与众不同的差异化战略。

例如,海尔品牌的特色之一就是善于顺应当地市场的需求。海尔去年在美国市场最畅销的新产品之一,就是专为贮藏酒类而特别设计的电冰箱。这一创意是由海尔美国地区总裁michael jemal提出的。两年前,海尔在美国的销量为25,000台,而去年的销售量大幅度增长了3倍。jemal说:“这个实例说明,只要拥有独特的产品,就可以避免价格竞争,实现发展。”

品牌创业

人们对品牌相当重视。但是,大多数人关注的只是成熟品牌的维护与管理。对许多中国企业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品牌创业,即创建一个品牌并将其培育到一个成熟阶段。mike hofman在inc.杂志上撰文说:“对于一个论述颇多的管理分支来说,品牌建设还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人们常常忽略了品牌创建这一关键步骤。在最近出版的品牌建设专著中,没有多少详细阐述了品牌创业的具体困难。相反,它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品牌的专职管理。二者之间的差异很大。如果你的身边有了一个品牌,只需花时间想如何把它树立起来,那么你所考虑的主要是技术问题。然而,如果你要白手起家,从头创建一个品牌,这更多需要艺术,需要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品牌创业的流程包括:

弄清楚你的品牌代表什么,尤其是要严格界定:你的品牌不代表什么。

选择符合你品牌风格的渠道,并以同样的方式选定客户群。

在品牌基础上与客户建立长期关系。不要因为追求短期的销售增长而放弃既定方针。

即使是为了减少产品库存,也千万留心,不要轻易削价促销,以免对品牌形象造成影响。

驾驭电子商务

拥有4万多名员工的跨国企业开利空调公司(carrier corp.)每年通过万维网销售渠道实现的销售收入高达10多亿美元。同时,公司每年通过万维网还节省了超过1亿美元的成本。这两组数字表明,电子商务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底线收益:既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同时又大大降低了成本。

尽管电子商务的种种价值尚未全部实现,而且在宣传上也难免有炒作之嫌,但是不可否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地方,电子商务将成为企业发展的重点战略。在接受《远东经济评论》杂志采访的中国经理人中,80%的人认为,善于利用互联网的企业将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极大的优势。2/3的受访人相信,在线业务“5年内必然会为本行业的业务运作模式带来巨大变革”。

然而,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去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8%的亚洲企业全面实施了电子商务战略。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jim hemerling说:“企业如果不加紧发展电子商务,就会被逼出局。然而,在这方面行动迅速的企业实在少之又少。”电子商务的竞争已经拉开序幕。

中国电子商务方兴未艾

过去一年的商业新闻中,到处充斥着所谓新经济企业破产和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消息。所有的幸存者都越来越把目光投向一个更为全球化的市场,你猜是哪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同,中国的电子商务最有前景。更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是全球互联网市场发展最快的国家。沃顿商学院华人全球企业论坛(wharton's global chinese business initiative)创始人兼总裁ming-jer chen说:“在中国,较量才刚开始。”而且,由于吸取了西方企业的教训,中国企业有望大大缩短电子商务的周期。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jeffrey maccorkle: 与在其它国家一样,电子商务在中国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过,我认为,电子商务不会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经营实践之一,因为中国还有很多其它基础领域仍有待在基本运作上加强。

电子商务的立足点

电子商务并非立足于技术,而是与所有管理问题一样立足于基础因素,比如了解客户需求、如何满足客户等。哈佛大学教授jeffrey rayport指出,如果说在传统经营模式中,低劣的客户服务会产生破坏性影响;在电子商务中,它将是致命的打击。

高级经理人若打算利用电子商务确立企业优势,就必须努力调整企业的业务流程,更高效地为客户服务。另外,企业只有真正明白保留客户才是实现利润的唯一途径,这样才有可能从电子商务中获益最多。它们必须加强后端基础服务能力才能保住客户。

迫切需要职业经理

世界上最出色的电子商务企业拥有最出色的人才与经验,因此中国企业必须不遗余力地网罗这种人才。ming-jer chen说:“互联网企业能否在中国起飞,业务模式占10%,执行能力占90%。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就是吸引优秀的管理人才、对专业管理人员大胆放权并在世界范围招募人员。”

中国现存的障碍

中国企业普遍认为,中国有两大障碍限制了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网上付款机制和物流体系均不完善。中国企业正在不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在未来几年内会有越来越多的解决方案。总部设在北京的一家咨询公司bda(中国)有限公司的报告指出,货到付款的交付形式已经在中国出现,同时网上付款也在日趋简化。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还需要几年的时间,银行还有待进一步整合其网络。一旦这些步骤完成,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将不再对电子商务的发展构成阻碍。

客户关系管理

去年9月11日上午,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的一位经理人听到世贸中心与五角大楼遇袭的消息。《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报道称,她一路跑回自己的办公室,准备接待因电脑系统被毁蜂拥而来的客户。不到几分钟,她便从公司信息库中调出了世贸中心所有惠普客户的姓名与电话号码。她还从自己的电脑系统中找出了这些客户办公室里的所有电脑、服务器和打印机的清单,以及离他们最近的惠普经销商或存有备件的仓库地址。所有与客户的谈话纪录、新设备订单和紧急送货计划全都储存在系统之中,可供全美各地的办事处查询。

其实,还有几十家电脑供应商、保险及金融服务企业也采取了与惠普公司相似的措施。它们的行动充分体现了一条基本的管理原则:了解客户。只不过这一管理原则已经变成了一种现代管理手段,被称为“客户关系管理”,简称crm。据amr research调查公司预测,crm软件与服务提供商今年的销售收入将达到100亿美元。

不过,到现在为止,crm依然是炒作成分过多。亚洲企业并未如预期的那样迅速跟进。有的是由于经济衰退,有的是由于企业掌握的有效客户信息不足,还有的是对crm本身及其所需要的技术还不够了解。

从客户的角度看企业

从根本上看,客户关系管理符合企业的经营规律:满意的顾客才能成为回头客,回头客才能带来利润。人人都熟识那条著名的帕雷托定理:即一般企业80%的利润都来自20%的客户。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的调查发现,只要在被感知的客户关系质量方面稍做一些改进,就会产生巨大影响,几乎可以使每位客户产生的销售收入增加一倍。

crm系统为企业储存这类信息提供了标准模式,从而实现企业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在员工与客户交流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他们使用。企业资源规划之类的系统着眼于节省支出,crm则通过鼓励客户购买为企业增加收入。

crm的关键在于整合全部客户记录。如果一切信息都记录得有条不紊,企业就能够用客户的眼光来看企业。 amazon.co.uk的执行董事steve frazier说:“客户服务的基本准则就是要自问:‘我能否使用一切手段做成交易?’还有‘怎样才能令客户满意?’答对这两个问题,你的客户服务就算做到家了。”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jeffrey maccorkle: 随着中国客户对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也逐渐认识到了解客户需求的重要性,因此客户关系管理的作用将越发突出。这部分要求中国企业应该认识到,争取客户与服务客户的成本跟其它投资或服务成本一样。只有通过降低成本或增加顾客的消费,才能使客户的投资回报率提高。

对crm进行风险管理

企业应用crm,常常会造成部门之间的混乱或者难以在核心员工中立稳足跟。这种失败的实例屡见不鲜。gartner inc.对一千多家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最后作出预测:在未来5年内,将有55%的crm项目无法达到既定目标。crm软件销售商agillion inc.的技术执行副总裁michael rourke说:“绝大部分企业实施crm的方式都不对头。”

归根到底,道理只有一个:只有在提供优质服务的企业中,这种服务改进技术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怎样才能在实施crm时避免失败呢?一定要防患于未然,警惕常见失误。

不要考虑“我们能得到什么技术?”而应当换个角度自问:“我们需要什么才能够按我们需要的方式做业务?”

挑选合适的领导来协调各部门的关系,一起做正确的事。

很好地沟通公司的目标。仅仅由高层管理人员达成共识是没有意义的,基层员工的态度对项目的成败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不要试图把太多过于复杂的系统全都整合在一起。

最后,一定要确保那些技术人员所建立的系统的的确确是企业所需要的。senn-delaney leadership consulting group咨询集团的larry senn说,很多问题都是因为缺乏规划和交流造成的。

失败的原因

虽然不乏成功的事例,但是更多的网上零售商都无利可图,一步步走向失败。无论它们采用什么样的一对一营销工具,无论它们给电子邮件用户邮箱里塞进多少目标邮件,它们就是无法说服客户购买。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的singer说:“从实际效果来看,一对一营销是一个大失败。”

实际上,不管企业在一对一营销方面投入多少硬件,建立了多么庞大的数据库,这一理念本身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电脑硬件永远无法取代面对面的交流。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客户是人。他们行为不定、难以捉摸、变化莫测。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世界上所有的数据挖掘、点击跟踪等分析工作还不如直接询问客户的需求有效。

供应链管理

与欧洲和美国的供应链相比,亚洲的供应链系统效率较低,而且更加零散。在亚洲,企业间的买卖通常要经过3-4个中间商,而在欧洲只有1-2个。据prowess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成品库存、原材料库存、缺货与应收账款等反映供应链效率的其它指标上,亚洲企业的效率同样不及欧洲的一半。

由于存在这样的低效率,企业要制定精确的销售预测、保证适量的库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然而,管理思想家c. k. prahalad认为,企业的这些做法完全不得要领。真正的问题不是要精确预测销售情况,也不是库存管理,而是提高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速度。他说:“与增强应变能力相比,预测与库存管理都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要增强企业应变能力,关键就是企业的供应链要稳定、通畅与高效率。

如何提高供应链效率

有个笑话在全球广为流传:中国的b2b实际上是b2b2b2b2b,因为供应链的中间环节太多。缩短供应链或简化其中一些中间环节将大大提高供应链效率。

麦肯锡公司也建议,有两种方法可以大大提高供应链效率:即加强供应链中各环节间的沟通;取消不必要的环节。要加强沟通,市场中枢必须利用与各种不同的信息技术系统兼容的技术将供应链中的每一个买家和卖家联系在一起。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jeffrey maccorkle: 要想在中国发展具有行业领导地位并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联合企业,必须加强供应链管理。况且,供应链管理的改善将使中国成为领先的制造业大国,生产出越来越多日趋成熟的产品,在国际上保持竞争力。我认为,肯德基(kfc)、必胜客(pizza hut)和taco bell的供应商tricon就是成功的典型。

谢祖墀:中国企业发展全球竞争力,除了开拓海外市场、寻找新的利润来源之外,还要在费用支出与供应环节方面下工夫。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全球供应链,就可以提高企业的系统效率,从而在企业的后端运作管理方面更上层楼。

jaume ribera: 企业的成功仅凭优质的产品和低廉的价格是不够的。企业还必须能够把产品迅速可靠地投放到最有需求的市场上。就后一点来说,中国还需要在未来10年做很大的变革。

在中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与欧洲iese商学院最近一份尚未的调查报告中,我们不仅调查了许多物流服务公司,也访问了中国和欧洲许多在中国国内或与中国有业务的企业。它们普遍认为,中国在3个方面急需加强:即物流意识、立法和基础设施。在第1方面,中国很多企业并没有设立供应链管理这一职能,有些甚至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它们对供应链管理认识粗浅、不成系统。这使企业难以通过职能整合和整体流程管理来实现利润。在大多数企业,采购、规划、运输、仓管等不同子流程都各自为政,各自处理自己的问题。每个子流程都致力于自己的局部优化,如转包给价格最低廉的运输商或自己内部完成,完全没有考虑集合所有可以找到的扩展式物流服务。这种“局部节约”从长远来看势必造成整体支出的上升和企业业绩的下降。

接受调查的企业普遍反映,有关物流服务的立法问题让人头痛。等所有立法问题都理顺之后,中国一定会有更多的物流公司出现,在适度竞争中提供各种扩展式物流服务。

最后,中国尽管在发展物流基础结构方面下了大力气,但还远远不够。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东部省份的港口、铁路、储运和高速公路网络,同时也需要在西部创建基础设施网络以促进西部省份的发展。

一旦这些立法与基础设施到位,见识过扩展式物流管理的企业将受益于第三方和第四方物流公司提供的全新服务,从而实现更大的效益和更可靠的交付期。大多数企业都将重新评估其现有战略是否能够充分适应这一新的运营环境。这时,它们就会发现自己现有的外包能力极其低下。不过,这倒不完全是供应链管理的问题,而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把自给自足看成一项资产。

确保供应链实现价值

在不同企业组织间(不管它是供应商还是客户)横向整合你的供应链。由于牵涉到多方企业,因此整合是一大挑战,因为供应链中的每个企业都有自己不同的目标。你必须与合作伙伴重新协调一致各项运作流程和技术,并让它们自己承担风险。在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这一设计思路使客户能很快联系进来,并把信息迅速传递到思科的供应商。思科信息系统中的供应商用户完全跟思科员工一样对待。而且,所有思科的供应商都在思科的应用软件上进行包括质量控制在内的各种运作。

千万不要忽视客户价值。说到底,供应链就是为了给客户提供更高的价值。这是评价一个企业能否成功满足客户需求的终极标准。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供应链

根据ecompany杂志的报道,美国企业界建设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供应链计划是自10年前斥巨资建立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以来规模最大的技术改造项目。尽管现在企业的技术支出大幅削减,amr research调研公司估计去年企业用于购买安装供应链管理软件的总支出仍高达78亿美元,比2000年激增了45%。据amr预测,到2004年,企业的这项支出将达到与企业erp支出相同的水平。

斯坦福大学工业与工程管理教授warren hausman认为,要想打败竞争对手,归根结底就是要较量谁能与供应商合作更默契,高效率地把产品投放市场。他说:“竞争其实不是企业与企业的较量,而是供应链效率之间的竞争。”

不过,与erp一样,安装高档次供应链管理系统花费不菲,且实施难度很大。任何失误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其实,供应链系统的最终目标就是,实时提供网络中所有企业的销售数据、库存量、生产计划和运输时间表,并且利用一些辅助工具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做出某种可靠预测。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供应链包括很多组成部分。虽然许多公司都声称自己生产的软件能涵括所有内容,但实际上,企业还是需要综合多家公司的产品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供应链系统。

知识管理

石油巨头德士古集团(texaco)采用的信息系统可以使分散在150个国家的18,000位企业员工共享信息与知识。尽管这样庞大的信息库是众多企业梦寐以求的,但是其意义并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它使人员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尤其是他们可以交流经验,相互排忧解难。知识共享使企业的运作更加快速高效。这也是企业知识管理,或曰“智力资本管理”的现实目标所在。不论人们怎样称呼它,这是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理念之一。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就把它纳入了企业价值观之中:“珍视全球智力资本及提供智力资本的人才……组织多元化团队充分发挥其价值。”

知识管理热门的原因

知识管理现在已经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产业,各种书籍论著、刊物、会议、网站、顾问公司、培训课程,自然也少不了专门软件,层出不穷。这当然不难理解:谁不想得到所有企业的资讯?谁不想让员工更多交流呢?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lew platt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已经把这种流行的动机诠释得淋漓尽致:“如果当初的惠普能够掌握和现在一样多的知识,我们的赢利会是现在的3倍。”

现在的企业越来越清楚人力资产的重要性,越来越了解它对企业经营的推动作用。宏基集团创始人施振荣根据自己的“互联网组织理论”或称“io理论”对宏基进行了结构重组。他把企业分解成若干独立经营单位。各单位独立制订经营决策,但必须与其它单位分享知识和信息。施振荣说:“企业的根本是人力资本。人才才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管理大师的预测

peter drucker: “企业和经理人对信息的需求有可能发生迅速变革。过去,我们着眼于改善企业内部所产生的信息。企业收集的信息有90%以上都是企业内部的情况。现在,制订成功的发展战略越来越依靠外部信息,比如客户以外的人群、企业及其竞争对手尚未使用的技术、尚未开拓的市场等等。只有充分掌握了这些信息,企业才能在世界经济形势突变的情况下,做好迎接新变化和新挑战的准备。”

如何掌握未来的信息?

大多数知识都是对过去的总结。研发、市场调研、数据仓库的应用,大部分这类活动都是基于已知的信息。然而,了解未来也是可能的,必要的。麻省理工学院讲师claus otto scharmer认为,了解未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了解过去的信息在相对稳定的行业中十分有用。但是当不同行业开始融合、行业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把握就显得格外关键了。知识管理大师thomas a. stewart在business 2.0杂志中写道:“掌握未来信息的关键,并不是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而是对信息进行排列、发现其中的模式。对未来的研究与其说是制订计划,不如说是发掘可能性更恰当。”

了解未来还包括研究客户的真正需求,而不仅仅是他们自称需要什么。了解客户的期望有助于提高客户对企业的满意度。但是,只有发现客户尚未满足的潜在需求——甚至连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需求——才能够推动真正的创新。比如,索尼的顾客当年绝不会对企业反映他们需要一部随身听。在新产品发明生产出来之前,消费者无法想象到这样一种产品。索尼正是发现了客户希望能随时随地听到音乐这一潜在需求,才得以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创新。

变知识为行动

常言说:“知识就是力量。”但仅有知识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利用知识提高效率、促进创新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因此,仅仅给予员工知识,而不赋予他们应用知识的权力同样是没有意义的。

在实际工作中,知识总裁(cko)或任何负责知识管理的人该怎么做呢?

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coopers,简称pwc)台湾公司知识总裁christopher lin在接受《世界经理人文摘》采访时说:“他需要设计并建立各种技巧和流程来创建、保护并运用已知的知识。但是,并非所有知识都是已知的,因此他还必须设计并创建一些环境和活动,鼓励对未知信息的探索与发掘。为了获取所需的支持,他必须广泛宣传知识管理的目的和把知识当作企业资源进行管理的本质,并把知识管理的理念引入企业其它项目计划之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

只有创造信任的气氛,才能发挥知识管理的效用。德士古公司的john old在接受fast company杂志采访时说:“我有点担心信任问题。当我跟一个自己信任的人谈话或发电子邮件时,我并不担心隐私问题。一般来说,我对自己认识的人都很信任。只有对那些我并不真正信任的人,我才会要求保留个人隐私。”

另外,没有合适的基础,知识同样毫无意义。老话说得好:企业必须了解自己的价值定位,以及为谁提供这种价值定位。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的知识资源联系起来:稳定高效地服务全球客户;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迅速有效的反应;用更快的速度、更低廉的成本为客户提供创新的产品与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

最重要的是要记住:知识管理的目的不是管理知识本身,而是关注那些拥有知识的人才。

精益企业

在戴尔电脑公司(dell computer)最新式的optiplex工厂里,100台电脑服务器向传送带发出电子指令,加速把电脑部件传送到装配点。工人通过电脑屏幕来决定该安装什么样的个人电脑或服务器。接着,还是通过电脑指令把装配好的产品送到成品区,成品在那里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定制、装箱,最后被运上送货卡车。戴尔公司的工厂几乎完全是由电脑网络进行管理。这种方法在戴尔的供应商与客户中也在逐渐普及。电脑软件代替了人工处理订单、联系供应商、购买零部件、安排产品组装、最后组织成品运输。一批几百台的电脑订货从生产、定制到发货只需短短8个小时。optiplex工厂里,部件的库存时间仅2个小时,成品的库存几乎为零。据ecompany杂志的说法,optiplex工厂充分体现了戴尔公司的宗旨:企业运营全部自动化;将公司运营系统与客户和供应商整合在一起;彻底消灭竞争对手。

同时,它也实实在在地展现了精益企业的运营模式。

精益企业并不仅仅指精益生产。它还要求企业具备世界一流的效率与生产力。在这方面,中国企业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调查表明,由于中国国有企业运营机构臃肿而且必须提供各种社会服务,至少有1/3的国有企业员工是非生产人员。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jaume ribera: 精益企业的概念始创于丰田公司(toyota)大野耐一(taiichi ohno)实行的即时生产(just-in-time,简称jit)概念,其核心是在企业的生产环节及其它运营活动中彻底消灭浪费现象。这一经营理念现在已经在汽车工业中广为应用,但在其它行业(尤其是中国的企业)仍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在过去10年中,中国企业对市场营销和财务方面重视有加,而不太重视企业的内部运作。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远低于外国企业。因此,中国企业的目标“显然”是尽快利用这种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制造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实现企业发展。

很快,中国企业将步其他国家企业的后尘,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将竞争战略从低成本转向质量、灵活性和创新。因此,不用多久,中国企业就会认识到,精益企业不仅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所必需的,而且对于面对产品质量、灵活性和客户满意度竞争的企业系统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企业将以高效率的中外先进企业为榜样,分析各部门中每个单位的流程、寻找机会清除那些只增加成本而不能为最终客户创造价值的冗余环节。一句话,就是彻底杜绝浪费现象。浪费的形式多种多样:库存积压、停工待料、订单积压等待财务部门审批以及因质量问题返工等等,不一而足。寻找浪费、消除浪费,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

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它们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如果以前没有做过类似尝试,现在开始用精益的眼光来分析企业流程,其效果更好。许多中国企业正是这种状况。它们将发现很多前所未见的改善良机。中国许多汽车制造企业,如上海通用和大众,由于吸取了外国企业的成功经验,已经很擅长于精益生产。一些较新的企业,如步步高,则完全是按照精益模式来设计的。

效率来自恰当的反馈

据fast company杂志报道,世界上最大也是发展最快的承包生产商solectron corp.的效率标准只有一个:信息反馈。准确地说,是不断收集恰当的反馈。

solectron建立了一个系统,每周都会对客户满意度进行评估。公司的客户从5个方面做出评估:质量、反应速度、沟通、服务和技术支持。企业员工得到的评价不是“你的表现不错或不好”,而是“客户是这样反映的”。另外一个反馈系统是,所有一线经理每周都会收到每条生产线的盈亏结算报告。

你公司的一线经理能收到这样的盈亏报告吗?多久能看到一次?

创建精益企业的方法

一般人认为,精益企业就是简单地裁人。但这并非唯一选择。其它方式还有:

业务流程重组,虽然不再那么时髦,但对那些打算理顺运作流程的企业来说依然很有魅力。

彻底取消或关闭某些职能部门、分支机构或生产线,不过先要明确哪些产品或业务活动实实在在增加价值,哪些不增加价值。

提高人员素质,即只保留高绩效员工。一些企业主张削减最差的那10%员工;另一些采取强硬态度的企业则主张裁减最差的20%。

通过并购进行整合。这里的重要目标不仅仅是获得经济效益,而是取得合适技能的合适人才。

开发服务业务

中国或许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中心,但是在建立与其制造优势相匹配的服务业务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许多专家预测,中国的服务业必将蓬勃发展。这就要求中国经理人集合一整套领导服务性企业的管理技术。这些管理技术与制造业的管理技术大不相同。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谢祖墀:向服务型企业转变是大势所趋。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企业面对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大。例如,一些跨国企业只从事制造业。但是,如果你单一从事生产制造,随着竞争的加剧,你的利润将被挤占掉。与此同时,客户对服务的需求范围却越来越广。因此,中国企业有必要横向扩大经营范围,进入服务领域。汽车工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假设你以前专门从事汽车生产。有位顾客打算购买汽车,但是贷款无门。如果你想在汽车行业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为客户提供贷款及其它服务。这样一来,各种辅的相关服务就发展起来了。不过,中国不会发展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服务只是整个经济的一个部分,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jaume ribera: 毫无疑问,在未来10年中,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将日趋重要。而在过去10年间,服务管理却始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课程目录上就会发现,与服务管理有关的课程几乎没有。这并不是因为市场没有需要,而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尚未发展成熟。中国根本没有具备一些品牌认知度的服务型国际企业。扫视一下所谓的最佳服务饭店或专业公司就可以知道,中国企业急需掌握服务业的管理技巧。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将在未来10年里逐步走向成熟。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服务型企业所占比例高达60%到80%(比如欧盟为69%),而中国最近一次统计显示,这一数字仅为35%。在未来10年中,中国仍将是一个工业生产强国,但服务业的重要性也将日益增加。新兴服务性企业的成长以及制造业企业服务成分的日趋重要,迫使许多中国经理人努力学习服务管理方面的知识。

服务性企业的管理之所以比较落后,这主要是服务业本身固有的特点使然。我们试举几例说明一下:(1)服务是无形的商品,因此对服务进行分析、管理和质量评估相对困难。评价一位饭店服务员的服务态度远比测量一个金属轴承的直径困难得多。(2)服务必须在顾客下了订单之后才能开始,而且服务的对象往往是顾客的个人财产,甚至就是顾客本人(例如外科手术、理发等等)。因此,服务无法预先储备,按照需求来调节供给也十分困难。(3)服务通常要求客户与服务提供者有密切的接触。这就要求服务提供者必须殷勤有礼、和睦周到,极其强调服务的全过程。一个购买冰箱的顾客决不可能见到为冰箱喷漆的工人,但雇工粉刷自己公寓的顾客则不然,工人的个人品质、相貌、态度和衣着的整洁都与服务的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服务行业的所有这些特性使得服务管理困难得多。加之,中国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服务质量,也越来越精于判断服务质量的优劣。企业要想留住客户、维持利润,就必须下大力气狠抓服务质量。

如上所述,中国企业总的说来在服务管理上并无突出表现。在中国,服务水平较高的企业一般都是国际管理的企业,比如饭店业的丽嘉酒店(ritz-carlton)和咨询业中的麦肯锡公司。

把握企业核心

business 2.0 u.k.杂志发现,产品与服务间的界限正逐渐模糊。“在工业经济模式下,产品与服务有着显著的区别。绝大多数企业都能够把自己基本定位在制造型企业或服务型企业。通用汽车销售汽车;戴尔销售电脑;palm则销售pda。虽然它们也为产品提供售后服务,但并不把服务看作重要的利润来源。进入网络经济时代,任何与网络有关的产品都有可能成为服务赢利的来源。通用汽车就利用其onstar系统向顾客提供路边辅助并收取月租费;戴尔则通过dell host网络服务向客户提供电脑系统销售通道;而palm则把其palm vii作为移动商务平台使用。此外,许多产品与服务已经密切缝合在一起合而为一了,其中的界限将不复存在。”

如何才能整合产品与服务,从而创造新的收益来源呢?切记不要罔失企业的核心。管理作家craig terrill和arthur middlebrooks提醒我们,要成为服务业的领先企业,首先必须学会拒绝,拒绝一些市场和成长的机会。“专一经营的企业必须集中精力为高度集中的目标客户群提供少而精的服务,从而获取利润。企业不必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大,为所有客户提供大而全的服务,而应该主宰一系列缝隙市场。只有选择、坚守并主宰经过精挑细选的缝隙市场,服务型企业才能长期维持高赢利能力。这样,专一经营的服务性企业就能够更有效地调配资源和精力,打败那些无法在强度和速度上与之匹敌的非专一经营公司。”

吸引并留住人才

在向服务性企业迈进的过程中,企业领导人在寻找、管理并留住优秀人才方面的面临巨大的压力。thomas a. stewart写道:“迈向服务型经济实际上就是迈向人才经济。在制造业中,价值是由机器创造的。在服务业中,价值则是人创造的。”

这对中国,包括整个中国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例如,与许多亚洲企业一样,香港银行界的优秀人才一直在向西方流失。人才的竞争将决定企业在未来全球新经济中的成败。最近,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提高了劳动力输入、尤其是it专业人才输入的配额,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的人才争夺。

埃森哲咨询公司(accenture)对高级经理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寻找优秀人才”位居“信息技术”和“把握行业变革”之后,成为高级经理人面临的第3大挑战。经理人的最大挑战是“保留最优秀的人才”。

越来越多的企业之所以推出员工持股计划,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吸引并留住人才。联想控股集团为了招聘和保留维持企业强劲发展的关键人才,于1年半前推出了员工持股方案。联想集团的执行董事马雪征解释道:“我们之所以推出员工持股方案,是希望把更多的优秀人才吸引到我们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中来。”尽管很难准确评估这一措施的效果,但据马雪征介绍,这一方案对吸引人才加盟该企业很有帮助。

公司治理结构

安龙公司(enron)曾是华尔街、商业出版物和管理界的宠儿。作为全球领先的能源、商品与服务企业,公司2000年的总收入达1,010亿美元。人们通常把该公司看作领先管理实践的模范、发展电子商务的先驱和业绩扎实的典型。fortune杂志评选的最受赞赏的企业榜中,安龙公司在“优质管理”方面的排名甚至超过了通用电气而位列榜首。华尔街把安龙股票列为“建议买入的强势股”。然而,就在几天之后,安龙宣布破产。现在,大家了然在胸的是,尽管安龙公司有着各种各样优点与强项,却缺失了本世纪初的企业越来越重视的一项素质:即公司治理结构。

由于缺乏良好的治理结构,谨慎的投资者即使是在经济景气向好的情况下,也不愿购买这些企业的股票。在麦肯锡最近一项调查中,有6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宁愿多花钱,也要去购买治理结构良好企业的股票。

什么是良好的治理结构?

虽然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不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还是确定了一些普遍的标准:企业必须保障股东与利益关系人的权利。它们必须公布其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与股权结构。企业董事会必须审查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业绩;确定高级经理人选及其薪金并监管其工作;协调利益冲突;确保企业会计和财务报表的诚信。

一种地区趋势

在亚洲,股东开始起来维护自身权利。很多主要从民间集资的日本企业已经感到了这种来自股东的压力,并主动回应股东在这方面的担心。nec、索尼这些巨型企业已经实施了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其它企业也在纷纷效仿。在马来西亚,中小股东把企业告上了法庭。这对亚洲的企业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投资者已经成熟,人们也认识到,要吸引外国投资者,企业必须首先净化自身行为。

毫无疑问,韩国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劣势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引进了综合财务报表和外部独立董事,一些韩国集团依然故我地采用经济危机前企业普遍采取的声名狼藉的管理办法。它们迫使效益良好的下属公司把资金注入运营不善的分支机构。集团总裁对董事会置若罔闻而一意孤行做出的投资决策,使企业蒙受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jeffrey maccorkle: 公司治理结构对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至关重要。要想吸引国际资本的投入,中国企业必须增加企业组织的透明度,显著提高管理水平。尽管许多中国企业不乏优秀的管理人员,但是它们却没有系统地使用管理流程、组织架构和管理工具。在投资者看来,企业要做到审慎高效地管理企业,这些要素缺一不可。只有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流程和组织架构,才能建立真正的国际化企业。

中国经理人的观点

在接受businessonline asia杂志的采访时,中国网通的首席执行官田溯宁说道:“我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建设中国经济模式的关键要素。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迈进。它们关注股东的回报,努力建立起扎实的董事会和管理团队。”

关键在于责任感

即便在西方,也很少有经理人真正了解责任感的确切含义。检验一个企业是否用于承担责任,关键要看它是否有一套明确量化的业绩考核指标(这里既包括财务指标,也包括非财务指标),并向公众。如果没有硬梆梆的实际数字广泛公开地向外,这个企业就不能说是一个充分负责的企业。管理专家charles handy指出:“数字把一切都摆在桌面。”

责任感要求所有经理人了解自己的业绩目标,不管是否达到目标都要能勇于承担后果(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后果)。深圳投资控股公司董事长li heihu去年在接受shenzhen commercial daily采访时说:“我们不听借口,只看业绩。凡是没能完成业绩目标的经理人,到年底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发展领导力

有一则关于爱因斯坦的轶事。一名学生拿到试卷时对他说:“教授,上面的问题和去年的完全一样呀。”爱因斯坦答道:“是的,但今年的答案不同了。”

领导力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历久不衰的管理理念,但其中的要求已大相径庭。领导者必须带领企业面对突然的变革、行业的融合、对企业治理结构更迫切需求以及不同的竞争环境。

就连企业的合作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不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员工。数字时代令亚马逊(amazon)、ups、思科这样的企业变成了由员工、销售商、客户、第三方以及超越了传统办公室的其它人员组成的网络组织。现在的人力资源依然超出公司之外。因此,如果说管理员工已经够难的了,现在你还必须学会管理不是你员工的人。

领导人的真正角色 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治学院“领导力教育计划”负责人、leadership without easy answers一书的作者ronald a. heifetz认为:“领导者的任务首先是帮助人们面对现实,然后鼓励他们进行变革。”为了做到这一点,heifetz要求经理人首先回答两个难题:1)有哪些观念与经营方式对我们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抛弃了它们就会迷失自己?2)哪些设想、投资和业务最容易出现巨大的变化?

紧迫性与方向感

英特尔公司(intel)总裁andy grove可谓是数字化时代领导力的典范。他说,领导者必须比以往更加行动迅速。“来自员工、股东和董事们的压力迫使他们比5-10年前更快采取行动,因为信息传输的速度快多了。”

arm holdings公司人力资源总监bill parsons表示:“为员工建立方向感的领导才能成功。”

企业总裁为何失败

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 顾问ram charan指出,根据他的研究,行政总裁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就是执行不力。“就这么简单:无法完成任务、优柔寡断、不能履行承诺。”造成执行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能在适当的职位安排适当的人,员工问题没能及时解决。“具体说来,行政总裁的失败往往是对那些业绩一贯不佳、严重妨害企业发展的关键人员没有及时处理。”

针对这一问题,charan在他著的business acumen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分两步走的解决方案。第一步是“人员组织能力”,即选择合适员工、发展他们的能力、处理员工与职位不相称的问题。第二步是“企业组织能力”,即协调他人的努力,共同实现企业的优先发展目标。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jeffrey maccorkle: 我认为,中国拥有一批非常耐人寻味的企业领导人才。有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是,中国企业的领导力能力和风格在未来10年将产生深刻的变化。全球化趋势、经营环境的日趋复杂、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切要求完全不同的技能来领导中国的顶尖企业。10年前,领导中国大型企业所需的技能与现在截然不同。我预计,10年后领导中国大型企业要求的技能又会不同于今天。这场竞赛中的赢家将是那些不但能迅速适应变化,而且能在企业组织中领导变革的人才。

谢祖墀:过去,能够完成定额的人就是称职的领导。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就是出色的领导。现在,企业开始认识到,仅仅抓生产还远远不够。企业必须以客户为中心、以企业利益关系人为中心。很多人已经看到这是未来的方向。中国经理人必须学习实践新的领导技能,带领企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然而,依然还有很多人对此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了解。对他们来说,学习与实践领导技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只是刚刚起步。

要想企业长盛不衰,必须关注一下实践:大力传达公司远景、树立并宣传企业的价值观、招聘并建立企业的人才资源库。这些听起来有些婆婆妈妈,但实际上,没有几个传统的企业领导能够做到这些,或把这些做好。亚洲的商人们还是在到处钻空子赚钱。他们还是抱着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你是我的雇员,就是我的奴仆。”这种观念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环境了。现在,你必须培养员工有能力做正确的事。在当前的中国,这种实践还远未广泛普及。中国需要能超越那种传统观念的新型企业领导者。

有感召力领导者的必备素质

出版公司worthing brighton press专门研究报道重要的管理发展趋势及其在新经济条件下的应用。在该公司的一项调查中,专家表示,具有广泛号召力与影响力的领导者通常具备以下12种素质。这些素质在领导企业变革时更显得弥足珍贵:

1、充分的自觉意识

2、善于激励他人

3、善于合理分配有限资源

4、富有远见并能向他人传播

5、拥有完善的个人价值体系

6、强烈的集体责任感

7、成熟的知识和学习网络

8、有效分析与整合复杂信息的能力

9、具有灵活性和快速反应的能力

10、在非常不明朗的局势下果断决策的能力

11、勇于并善于进行突破性思考

12、迅速建立高效率职业关系的能力

管理变革

所有这些趋势和实践要求中国企业在诸多方面进行变革。因此,领导并管理变革的能力必将成为最重要的管理技能。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jeffrey maccorkle: 在未来10年中,管理变革的能力将是中国企业唯一最重要的经营实践。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在过去25年里逐步发生变革,而且变革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今天,中国的企业领导人面对世贸、全球化、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组织重整、业绩改善等诸多挑战,只有善于变革管理的企业才能在未来10年成为市场的赢者。我认为,没有一个前景远大的中国企业不关心变革、管理变革。变革管理将是今后10年中国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

jaume ribera: 所有经理人的日常事务都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与职能或部门有关的事务,这类事务是长期的重复性工作。另一类则是要变革企业经营方式,甚至业务经营模式本身。

第一类事务是企业组织结构内部的事务,主要是处理企业当前的运作。只要处理得当,这些事务便能确保企业赢利与短期内的顺利发展。这类事务主要是企业经营流程方面的问题,包括原材料采购、成品生产、销售、分销、服务、开具发货清单、聘用员工、对员工进行业绩评估、奖励等。

第二类事务则比较独特。它们没有具体的工作周期,时间也十分有限,而且必须用有限的资源(即人员,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第一类事务上)在有限的预算内完成具体的目标。这些都属于项目性的事务,但它们的成功将确保企业中长期的生存与发展。

许多成功企业都很善于处理第一类事务,它们能够高效率地生产出质量过硬的产品,并通过销售创造利润。不过,如果这些成功企业不进行变革,就会很快丧失竞争力,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尤其如此。

毫无疑问,大多数中国企业急需变革,在内部杜绝浪费、建立更高效的生产与分销体系,对外则利用新产品参与新市场(即国际市场)的竞争。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经理人的时间与精力都消耗在日常经营事务上,无力顾及创造企业未来的变革项目。

在未来10年,多数中国经理人必须成为企业内变革的倡导者。他们必须掌握项目管理的技巧,确保在预算内按期实现企业目标。他们的成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他们变革企业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迅速推出新产品投放新市场等因素,而不仅仅看单位成本之类的问题。领导企业实施这类项目需要与管理日常经营活动完全不同的知识、技巧和态度。

真正的变革领导者

麦肯锡公司的董事jon r. katzenbach认为,真正的变革领导者很少来自高层经理人。虽然高层的参与对组织变革至为关键,真正的变革领导者主要来自中、基层经理人。高层经理要领导变革,关键要学会发掘和运用这批人。

真正的变革领导者具有以下4个突出特点:

在现实市场中打造了坚实的关系或建立了联系;具有高层领导人的远大抱负与一线员工的实务操作能力

通过影响身边所有员工(包括上司、下属和同事)参与变革,从而取得360度全方位的冲击力

拥有各种不同的实用操作方法和工具,并不断修改和完善

领导风格灵活多样

改革的阻力

在《领导变革》(leading change)一书中,变革管理专家john p. kotter归纳了8种阻碍变革的因素:

过于满足现状

未能组成强有力的领导集体

低估了远景的威力

在传播远景方面只作了1/10(甚至1/100或1/1000)的努力

未能排除阻碍实现新远景的障碍

未能创造短期的小成功

过早宣布大功告成

忽视了将变革结果牢牢固化在企业文化之中

全新的职业道路,全新的变革团队

据报道,戴尔电脑公司的部门经理如果领导一个新建或亏损部门实现赢利,就会受到一种非常特别的奖励:他们可以在企业内部自由选择一个感兴趣的工作岗位,寻求新的挑战。如此,戴尔公司运用一种比金钱更有威力的工具来激励员工,就是让他们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michael dell通过这样一种方法,造就了一批具有跨部门知识和经验的项目经理人。他不仅满足了这些优秀人才的愿望和需求,而且通过让这些人根据自己的天生兴趣来选择工作,从而在企业组织中推动变革。

掌握扬弃的艺术

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谈到“扬弃”的概念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个企业在一个专业领域拥有世界领先地位。每隔3个月,公司就安排一群员工(其中有青年员工,也有基层员工,但从来不是同一群人)坐在一起,对企业的某种产品、服务、某一工作环节或政策进行研究和质疑。他们会问:如果不是这样处理,会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们会追问: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这样,公司每过四、五年,便对其每一项产品、工作流程、尤其是服务进行一次系统的淘汰,或至少作一次调整。这便是该企业能够不断发展、不断赢利的奥秘所在。

“企业应当有能力消除体内废物。人类这种功能是与生俱来的。但在企业中,就会有巨大的阻力。自我扬弃并非易事,但扬弃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工作中提高效率的实例论文范文第7篇:企业未来管理理念

在过去10年里,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问题就在这里。

对企业来说,成功是带来失败的最大致因。成功使人们沉迷于过去的成就不能自拔,从而缺失创新未来的能力。况且,与全球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成功为时尚短。世界领先企业已经取得了几十,甚至上百年的成就。它们经历了一个个经济周期,度过了从工业革命到数字化革命的一次次产业革新浪潮。

正如科尔尼管理顾问公司北亚区大中华战略总裁谢祖墀所说:“中国企业的发展史很短。它们今天的成功模式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尚不得而知。10年的成功并不能确保将来也能成功。因此,明智的企业应当认真吸取世界各地企业长盛不衰的经验。”

因此,《世界经理人文摘》10周年专辑在回顾总结过去10年中国企业优秀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在本期中进一步探讨中国高级经理人在带领企业走向未来过程中需要借鉴的最佳管理实践。未来的旅程已经启航。正在见证这些最佳实践的世界级企业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同时,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结合中国企业的具体情况来探讨这些最佳实践:全球化、电子商务、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管理、知识管理、精益企业、服务管理、公司治理结构、领导力和变革管理。

走向全球化

现在,一些中国顶尖企业正在打造全球知名品牌,从而奠定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美的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过去10年中,公司以每年40%的规模增长。美的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风扇、电饭煲和注油式电暖器供应商,仅去年的出口额就增长了66%。

它的成功秘诀?一句话,管理。更确切地说,就是出口管理。为此,美的集团获得了环球资源2001年度中国出口成就奖中的管理创新奖。美的妥善解决了困扰众多出口型企业都存在的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之间的矛盾,从而不断提高对海外市场需求的反应速度。同时,集团在实施贴牌生产(OEM)这一短期生产战略的同时(它为18家全球零售集团和世界10大知名品牌做贴牌生产),兼顾了创造国际知名品牌的中长期战略。到2000年11月,其品牌价值已达12.3亿美元,一举超越了科龙和康佳等著名品牌,上升为中国第8大知名品牌。

美的的下一战略是,与领先企业合作,加强技术优势。目前,美的已与东芝、三洋和德州仪器(TexasInstruments)等全球企业展开了全面的技术合作。

因此,正当全世界都在计划打入中国市场时,美的却利用合理的出口策略,成功地开拓了国际市场,为其它中国企业树立了榜样。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看法

莫杰夫:我认为,全球化不能算一种经营实践,而是一种趋势。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全球化将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与变革。中国企业将获得更加广阔的新市场,对全球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从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受益。

谢祖墀:中国必将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对企业的行为和竞争方式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竞争;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下,必须在自己的领域里增强竞争力。很多企业必须去海外寻找新的市场与利润来源。

要增强竞争力,中国企业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那些市场已经开放、竞争加剧的产业中尤其如此。这些产业的利润已微乎其微,只有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才有发展余地。然而,现实情况是,所有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打起了价格战,到头来使生产完全无利可图。由此可见,继续死守国内市场不可能产生更多价值。

按照我个人预测,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间的购并也将大行其道。这本身也不失为企业国际化的一条捷径。

利用非价格因素竞争

两年前,中国的摩托车生产厂家在印度尼西亚大举登陆,打进了这个世界第三大摩托车市场。约有60个中国摩托车品牌以其低廉的价格很快占有了多达20%的市场份额。但是,来自日本的竞争对手迅速反击,凭借其出色的设计和优质的售后服务,很快就收复了失地。质量的缺陷与售后服务欠佳对中国摩托车品牌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这一事例说明,中国的出口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要面临多种挑战,仅靠廉价无法竞争。这需要从产品开发到售后服务一系列的出口管理能力。因此,中国出口企业必须考虑在产品、质量、销售渠道、客户服务等诸多方面建立与众不同的差异化战略。

例如,海尔品牌的特色之一就是善于顺应当地市场的需求。海尔去年在美国市场最畅销的新产品之一,就是专为贮藏酒类而特别设计的电冰箱。这一创意是由海尔美国地区总裁MichaelJemal提出的。两年前,海尔在美国的销量为25,000台,而去年的销售量大幅度增长了3倍。Jemal说:“这个实例说明,只要拥有独特的产品,就可以避免价格竞争,实现发展。”

品牌创业

人们对品牌相当重视。但是,大多数人关注的只是成熟品牌的维护与管理。对许多中国企业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品牌创业,即创建一个品牌并将其培育到一个成熟阶段。MikeHofman在Inc.杂志上撰文说:“对于一个论述颇多的管理分支来说,品牌建设还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人们常常忽略了品牌创建这一关键步骤。在最近出版的品牌建设专著中,没有多少详细阐述了品牌创业的具体困难。相反,它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品牌的专职管理。二者之间的差异很大。如果你的身边有了一个品牌,只需花时间想如何把它树立起来,那么你所考虑的主要是技术问题。然而,如果你要白手起家,从头创建一个品牌,这更多需要艺术,需要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品牌创业的流程包括:

弄清楚你的品牌代表什么,尤其是要严格界定:你的品牌不代表什么。

选择符合你品牌风格的渠道,并以同样的方式选定客户群。

在品牌基础上与客户建立长期关系。不要因为追求短期的销售增长而放弃既定方针。

即使是为了减少产品库存,也千万留心,不要轻易削价促销,以免对品牌形象造成影响。

驾驭电子商务

拥有4万多名员工的跨国企业开利空调公司(CarrierCorp.)每年通过万维网销售渠道实现的销售收入高达10多亿美元。同时,公司每年通过万维网还节省了超过1亿美元的成本。这两组数字表明,电子商务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底线收益:既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同时又大大降低了成本。

尽管电子商务的种种价值尚未全部实现,而且在宣传上也难免有炒作之嫌,但是不可否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地方,电子商务将成为企业发展的重点战略。在接受《远东经济评论》杂志采访的中国经理人中,80%的人认为,善于利用互联网的企业将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极大的优势。2/3的受访人相信,在线业务“5年内必然会为本行业的业务运作模式带来巨大变革”。

然而,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ConsultingGroup)去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8%的亚洲企业全面实施了电子商务战略。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JimHemerling说:“企业如果不加紧发展电子商务,就会被逼出局。然而,在这方面行动迅速的企业实在少之又少。”电子商务的竞争已经拉开序幕。

中国电子商务方兴未艾

过去一年的商业新闻中,到处充斥着所谓新经济企业破产和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消息。所有的幸存者都越来越把目光投向一个更为全球化的市场,你猜是哪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同,中国的电子商务最有前景。更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是全球互联网市场发展最快的国家。沃顿商学院华人全球企业论坛(Wharton''''sGlobalChineseBusinessInitiative)创始人兼总裁Ming-JerChen说:“在中国,较量才刚开始。”而且,由于吸取了西方企业的教训,中国企业有望大大缩短电子商务的周期。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JeffreyMacCorkle:与在其它国家一样,电子商务在中国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过,我认为,电子商务不会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经营实践之一,因为中国还有很多其它基础领域仍有待在基本运作上加强。

电子商务的立足点

电子商务并非立足于技术,而是与所有管理问题一样立足于基础因素,比如了解客户需求、如何满足客户等。哈佛大学教授JeffreyRayport指出,如果说在传统经营模式中,低劣的客户服务会产生破坏性影响;在电子商务中,它将是致命的打击。

高级经理人若打算利用电子商务确立企业优势,就必须努力调整企业的业务流程,更高效地为客户服务。另外,企业只有真正明白保留客户才是实现利润的唯一途径,这样才有可能从电子商务中获益最多。它们必须加强后端基础服务能力才能保住客户。

迫切需要职业经理

世界上最出色的电子商务企业拥有最出色的人才与经验,因此中国企业必须不遗余力地网罗这种人才。Ming-JerChen说:“互联网企业能否在中国起飞,业务模式占10%,执行能力占90%。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就是吸引优秀的管理人才、对专业管理人员大胆放权并在世界范围招募人员。”

中国现存的障碍

中国企业普遍认为,中国有两大障碍限制了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网上付款机制和物流体系均不完善。中国企业正在不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在未来几年内会有越来越多的解决方案。总部设在北京的一家咨询公司BDA(中国)有限公司的报告指出,货到付款的交付形式已经在中国出现,同时网上付款也在日趋简化。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还需要几年的时间,银行还有待进一步整合其网络。一旦这些步骤完成,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将不再对电子商务的发展构成阻碍。

客户关系管理

去年9月11日上午,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的一位经理人听到世贸中心与五角大楼遇袭的消息。《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的报道称,她一路跑回自己的办公室,准备接待因电脑系统被毁蜂拥而来的客户。不到几分钟,她便从公司信息库中调出了世贸中心所有惠普客户的姓名与电话号码。她还从自己的电脑系统中找出了这些客户办公室里的所有电脑、服务器和打印机的清单,以及离他们最近的惠普经销商或存有备件的仓库地址。所有与客户的谈话纪录、新设备订单和紧急送货计划全都储存在系统之中,可供全美各地的办事处查询。

其实,还有几十家电脑供应商、保险及金融服务企业也采取了与惠普公司相似的措施。它们的行动充分体现了一条基本的管理原则:了解客户。只不过这一管理原则已经变成了一种现代管理手段,被称为“客户关系管理”,简称CRM。据AMRResearch调查公司预测,CRM软件与服务提供商今年的销售收入将达到100亿美元。

不过,到现在为止,CRM依然是炒作成分过多。亚洲企业并未如预期的那样迅速跟进。有的是由于经济衰退,有的是由于企业掌握的有效客户信息不足,还有的是对CRM本身及其所需要的技术还不够了解。

从客户的角度看企业

从根本上看,客户关系管理符合企业的经营规律:满意的顾客才能成为回头客,回头客才能带来利润。人人都熟识那条著名的帕雷托定理:即一般企业80%的利润都来自20%的客户。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的调查发现,只要在被感知的客户关系质量方面稍做一些改进,就会产生巨大影响,几乎可以使每位客户产生的销售收入增加一倍。

CRM系统为企业储存这类信息提供了标准模式,从而实现企业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在员工与客户交流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他们使用。企业资源规划之类的系统着眼于节省支出,CRM则通过鼓励客户购买为企业增加收入。

CRM的关键在于整合全部客户记录。如果一切信息都记录得有条不紊,企业就能够用客户的眼光来看企业。Amazon.co.uk的执行董事SteveFrazier说:“客户服务的基本准则就是要自问:‘我能否使用一切手段做成交易?’还有‘怎样才能令客户满意?’答对这两个问题,你的客户服务就算做到家了。”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JeffreyMacCorkle:随着中国客户对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也逐渐认识到了解客户需求的重要性,因此客户关系管理的作用将越发突出。这部分要求中国企业应该认识到,争取客户与服务客户的成本跟其它投资或服务成本一样。只有通过降低成本或增加顾客的消费,才能使客户的投资回报率提高。

对CRM进行风险管理

企业应用CRM,常常会造成部门之间的混乱或者难以在核心员工中立稳足跟。这种失败的实例屡见不鲜。GartnerInc.对一千多家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最后作出预测:在未来5年内,将有55%的CRM项目无法达到既定目标。CRM软件销售商AgillionInc.的技术执行副总裁MichaelRourke说:“绝大部分企业实施CRM的方式都不对头。”

归根到底,道理只有一个:只有在提供优质服务的企业中,这种服务改进技术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怎样才能在实施CRM时避免失败呢?一定要防患于未然,警惕常见失误。

不要考虑“我们能得到什么技术?”而应当换个角度自问:“我们需要什么才能够按我们需要的方式做业务?”

挑选合适的领导来协调各部门的关系,一起做正确的事。

很好地沟通公司的目标。仅仅由高层管理人员达成共识是没有意义的,基层员工的态度对项目的成败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不要试图把太多过于复杂的系统全都整合在一起。

最后,一定要确保那些技术人员所建立的系统的的确确是企业所需要的。Senn-DelaneyLeadershipConsultingGroup咨询集团的LarrySenn说,很多问题都是因为缺乏规划和交流造成的。

失败的原因

虽然不乏成功的事例,但是更多的网上零售商都无利可图,一步步走向失败。无论它们采用什么样的一对一营销工具,无论它们给电子邮件用户邮箱里塞进多少目标邮件,它们就是无法说服客户购买。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的Singer说:“从实际效果来看,一对一营销是一个大失败。”

实际上,不管企业在一对一营销方面投入多少硬件,建立了多么庞大的数据库,这一理念本身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电脑硬件永远无法取代面对面的交流。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客户是人。他们行为不定、难以捉摸、变化莫测。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世界上所有的数据挖掘、点击跟踪等分析工作还不如直接询问客户的需求有效。

供应链管理

与欧洲和美国的供应链相比,亚洲的供应链系统效率较低,而且更加零散。在亚洲,企业间的买卖通常要经过3-4个中间商,而在欧洲只有1-2个。据Prowess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成品库存、原材料库存、缺货与应收账款等反映供应链效率的其它指标上,亚洲企业的效率同样不及欧洲的一半。

由于存在这样的低效率,企业要制定精确的销售预测、保证适量的库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然而,管理思想家C.K.Prahalad认为,企业的这些做法完全不得要领。真正的问题不是要精确预测销售情况,也不是库存管理,而是提高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速度。他说:“与增强应变能力相比,预测与库存管理都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要增强企业应变能力,关键就是企业的供应链要稳定、通畅与高效率。

如何提高供应链效率

有个笑话在全球广为流传:中国的B2B实际上是B2B2B2B2B,因为供应链的中间环节太多。缩短供应链或简化其中一些中间环节将大大提高供应链效率。

麦肯锡公司也建议,有两种方法可以大大提高供应链效率:即加强供应链中各环节间的沟通;取消不必要的环节。要加强沟通,市场中枢必须利用与各种不同的信息技术系统兼容的技术将供应链中的每一个买家和卖家联系在一起。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JeffreyMacCorkle:要想在中国发展具有行业领导地位并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联合企业,必须加强供应链管理。况且,供应链管理的改善将使中国成为领先的制造业大国,生产出越来越多日趋成熟的产品,在国际上保持竞争力。我认为,肯德基(KFC)、必胜客(PizzaHut)和TacoBell的供应商Tricon就是成功的典型。

谢祖墀:中国企业发展全球竞争力,除了开拓海外市场、寻找新的利润来源之外,还要在费用支出与供应环节方面下工夫。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全球供应链,就可以提高企业的系统效率,从而在企业的后端运作管理方面更上层楼。

JaumeRibera:企业的成功仅凭优质的产品和低廉的价格是不够的。企业还必须能够把产品迅速可靠地投放到最有需求的市场上。就后一点来说,中国还需要在未来10年做很大的变革。

在中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与欧洲IESE商学院最近一份尚未的调查报告中,我们不仅调查了许多物流服务公司,也访问了中国和欧洲许多在中国国内或与中国有业务的企业。它们普遍认为,中国在3个方面急需加强:即物流意识、立法和基础设施。在第1方面,中国很多企业并没有设立供应链管理这一职能,有些甚至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它们对供应链管理认识粗浅、不成系统。这使企业难以通过职能整合和整体流程管理来实现利润。在大多数企业,采购、规划、运输、仓管等不同子流程都各自为政,各自处理自己的问题。每个子流程都致力于自己的局部优化,如转包给价格最低廉的运输商或自己内部完成,完全没有考虑集合所有可以找到的扩展式物流服务。这种“局部节约”从长远来看势必造成整体支出的上升和企业业绩的下降。

接受调查的企业普遍反映,有关物流服务的立法问题让人头痛。等所有立法问题都理顺之后,中国一定会有更多的物流公司出现,在适度竞争中提供各种扩展式物流服务。

最后,中国尽管在发展物流基础结构方面下了大力气,但还远远不够。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东部省份的港口、铁路、储运和高速公路网络,同时也需要在西部创建基础设施网络以促进西部省份的发展。

一旦这些立法与基础设施到位,见识过扩展式物流管理的企业将受益于第三方和第四方物流公司提供的全新服务,从而实现更大的效益和更可靠的交付期。大多数企业都将重新评估其现有战略是否能够充分适应这一新的运营环境。这时,它们就会发现自己现有的外包能力极其低下。不过,这倒不完全是供应链管理的问题,而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把自给自足看成一项资产。

确保供应链实现价值

在不同企业组织间(不管它是供应商还是客户)横向整合你的供应链。由于牵涉到多方企业,因此整合是一大挑战,因为供应链中的每个企业都有自己不同的目标。你必须与合作伙伴重新协调一致各项运作流程和技术,并让它们自己承担风险。在思科系统公司(CiscoSystems),这一设计思路使客户能很快联系进来,并把信息迅速传递到思科的供应商。思科信息系统中的供应商用户完全跟思科员工一样对待。而且,所有思科的供应商都在思科的应用软件上进行包括质量控制在内的各种运作。

千万不要忽视客户价值。说到底,供应链就是为了给客户提供更高的价值。这是评价一个企业能否成功满足客户需求的终极标准。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供应链

根据eCompany杂志的报道,美国企业界建设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供应链计划是自10年前斥巨资建立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以来规模最大的技术改造项目。尽管现在企业的技术支出大幅削减,AMRResearch调研公司估计去年企业用于购买安装供应链管理软件的总支出仍高达78亿美元,比2000年激增了45%。据AMR预测,到2004年,企业的这项支出将达到与企业ERP支出相同的水平。

斯坦福大学工业与工程管理教授WarrenHausman认为,要想打败竞争对手,归根结底就是要较量谁能与供应商合作更默契,高效率地把产品投放市场。他说:“竞争其实不是企业与企业的较量,而是供应链效率之间的竞争。”

不过,与ERP一样,安装高档次供应链管理系统花费不菲,且实施难度很大。任何失误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其实,供应链系统的最终目标就是,实时提供网络中所有企业的销售数据、库存量、生产计划和运输时间表,并且利用一些辅助工具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做出某种可靠预测。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供应链包括很多组成部分。虽然许多公司都声称自己生产的软件能涵括所有内容,但实际上,企业还是需要综合多家公司的产品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供应链系统。

知识管理

石油巨头德士古集团(Texaco)采用的信息系统可以使分散在150个国家的18,000位企业员工共享信息与知识。尽管这样庞大的信息库是众多企业梦寐以求的,但是其意义并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它使人员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尤其是他们可以交流经验,相互排忧解难。知识共享使企业的运作更加快速高效。这也是企业知识管理,或曰“智力资本管理”的现实目标所在。不论人们怎样称呼它,这是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理念之一。通用电气(GeneralElectric)就把它纳入了企业价值观之中:“珍视全球智力资本及提供智力资本的人才……组织多元化团队充分发挥其价值。”

知识管理热门的原因

知识管理现在已经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产业,各种书籍论著、刊物、会议、网站、顾问公司、培训课程,自然也少不了专门软件,层出不穷。这当然不难理解:谁不想得到所有企业的资讯?谁不想让员工更多交流呢?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LewPlatt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已经把这种流行的动机诠释得淋漓尽致:“如果当初的惠普能够掌握和现在一样多的知识,我们的赢利会是现在的3倍。”

现在的企业越来越清楚人力资产的重要性,越来越了解它对企业经营的推动作用。宏基集团创始人施振荣根据自己的“互联网组织理论”或称“iO理论”对宏基进行了结构重组。他把企业分解成若干独立经营单位。各单位独立制订经营决策,但必须与其它单位分享知识和信息。施振荣说:“企业的根本是人力资本。人才才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管理大师的预测

PeterDrucker:“企业和经理人对信息的需求有可能发生迅速变革。过去,我们着眼于改善企业内部所产生的信息。企业收集的信息有90%以上都是企业内部的情况。现在,制订成功的发展战略越来越依靠外部信息,比如客户以外的人群、企业及其竞争对手尚未使用的技术、尚未开拓的市场等等。只有充分掌握了这些信息,企业才能在世界经济形势突变的情况下,做好迎接新变化和新挑战的准备。”

如何掌握未来的信息?

大多数知识都是对过去的总结。研发、市场调研、数据仓库的应用,大部分这类活动都是基于已知的信息。然而,了解未来也是可能的,必要的。麻省理工学院讲师ClausOttoScharmer认为,了解未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了解过去的信息在相对稳定的行业中十分有用。但是当不同行业开始融合、行业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把握就显得格外关键了。知识管理大师ThomasA.Stewart在Business2.0杂志中写道:“掌握未来信息的关键,并不是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而是对信息进行排列、发现其中的模式。对未来的研究与其说是制订计划,不如说是发掘可能性更恰当。”

了解未来还包括研究客户的真正需求,而不仅仅是他们自称需要什么。了解客户的期望有助于提高客户对企业的满意度。但是,只有发现客户尚未满足的潜在需求——甚至连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需求——才能够推动真正的创新。比如,索尼的顾客当年绝不会对企业反映他们需要一部随身听。在新产品发明生产出来之前,消费者无法想象到这样一种产品。索尼正是发现了客户希望能随时随地听到音乐这一潜在需求,才得以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创新。

变知识为行动

常言说:“知识就是力量。”但仅有知识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利用知识提高效率、促进创新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因此,仅仅给予员工知识,而不赋予他们应用知识的权力同样是没有意义的。

在实际工作中,知识总裁(CKO)或任何负责知识管理的人该怎么做呢?

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简称PwC)台湾公司知识总裁ChristopherLin在接受《世界经理人文摘》采访时说:“他需要设计并建立各种技巧和流程来创建、保护并运用已知的知识。但是,并非所有知识都是已知的,因此他还必须设计并创建一些环境和活动,鼓励对未知信息的探索与发掘。为了获取所需的支持,他必须广泛宣传知识管理的目的和把知识当作企业资源进行管理的本质,并把知识管理的理念引入企业其它项目计划之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

只有创造信任的气氛,才能发挥知识管理的效用。德士古公司的JohnOld在接受FastCompany杂志采访时说:“我有点担心信任问题。当我跟一个自己信任的人谈话或发电子邮件时,我并不担心隐私问题。一般来说,我对自己认识的人都很信任。只有对那些我并不真正信任的人,我才会要求保留个人隐私。”

另外,没有合适的基础,知识同样毫无意义。老话说得好:企业必须了解自己的价值定位,以及为谁提供这种价值定位。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的知识资源联系起来:稳定高效地服务全球客户;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迅速有效的反应;用更快的速度、更低廉的成本为客户提供创新的产品与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

最重要的是要记住:知识管理的目的不是管理知识本身,而是关注那些拥有知识的人才。

精益企业

在戴尔电脑公司(DellComputer)最新式的OptiPlex工厂里,100台电脑服务器向传送带发出电子指令,加速把电脑部件传送到装配点。工人通过电脑屏幕来决定该安装什么样的个人电脑或服务器。接着,还是通过电脑指令把装配好的产品送到成品区,成品在那里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定制、装箱,最后被运上送货卡车。戴尔公司的工厂几乎完全是由电脑网络进行管理。这种方法在戴尔的供应商与客户中也在逐渐普及。电脑软件代替了人工处理订单、联系供应商、购买零部件、安排产品组装、最后组织成品运输。一批几百台的电脑订货从生产、定制到发货只需短短8个小时。OptiPlex工厂里,部件的库存时间仅2个小时,成品的库存几乎为零。据eCompany杂志的说法,OptiPlex工厂充分体现了戴尔公司的宗旨:企业运营全部自动化;将公司运营系统与客户和供应商整合在一起;彻底消灭竞争对手。

同时,它也实实在在地展现了精益企业的运营模式。

精益企业并不仅仅指精益生产。它还要求企业具备世界一流的效率与生产力。在这方面,中国企业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调查表明,由于中国国有企业运营机构臃肿而且必须提供各种社会服务,至少有1/3的国有企业员工是非生产人员。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JaumeRibera:精益企业的概念始创于丰田公司(Toyota)大野耐一(TaiichiOhno)实行的即时生产(Just-in-Time,简称JIT)概念,其核心是在企业的生产环节及其它运营活动中彻底消灭浪费现象。这一经营理念现在已经在汽车工业中广为应用,但在其它行业(尤其是中国的企业)仍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在过去10年中,中国企业对市场营销和财务方面重视有加,而不太重视企业的内部运作。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远低于外国企业。因此,中国企业的目标“显然”是尽快利用这种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制造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实现企业发展。

很快,中国企业将步其他国家企业的后尘,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将竞争战略从低成本转向质量、灵活性和创新。因此,不用多久,中国企业就会认识到,精益企业不仅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所必需的,而且对于面对产品质量、灵活性和客户满意度竞争的企业系统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企业将以高效率的中外先进企业为榜样,分析各部门中每个单位的流程、寻找机会清除那些只增加成本而不能为最终客户创造价值的冗余环节。一句话,就是彻底杜绝浪费现象。浪费的形式多种多样:库存积压、停工待料、订单积压等待财务部门审批以及因质量问题返工等等,不一而足。寻找浪费、消除浪费,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

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它们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如果以前没有做过类似尝试,现在开始用精益的眼光来分析企业流程,其效果更好。许多中国企业正是这种状况。它们将发现很多前所未见的改善良机。中国许多汽车制造企业,如上海通用和大众,由于吸取了外国企业的成功经验,已经很擅长于精益生产。一些较新的企业,如步步高,则完全是按照精益模式来设计的。

效率来自恰当的反馈

据FastCompany杂志报道,世界上最大也是发展最快的承包生产商SolectronCorp.的效率标准只有一个:信息反馈。准确地说,是不断收集恰当的反馈。

Solectron建立了一个系统,每周都会对客户满意度进行评估。公司的客户从5个方面做出评估:质量、反应速度、沟通、服务和技术支持。企业员工得到的评价不是“你的表现不错或不好”,而是“客户是这样反映的”。另外一个反馈系统是,所有一线经理每周都会收到每条生产线的盈亏结算报告。

你公司的一线经理能收到这样的盈亏报告吗?多久能看到一次?

创建精益企业的方法

一般人认为,精益企业就是简单地裁人。但这并非唯一选择。其它方式还有:

业务流程重组,虽然不再那么时髦,但对那些打算理顺运作流程的企业来说依然很有魅力。

彻底取消或关闭某些职能部门、分支机构或生产线,不过先要明确哪些产品或业务活动实实在在增加价值,哪些不增加价值。

提高人员素质,即只保留高绩效员工。一些企业主张削减最差的那10%员工;另一些采取强硬态度的企业则主张裁减最差的20%。

通过并购进行整合。这里的重要目标不仅仅是获得经济效益,而是取得合适技能的合适人才。

开发服务业务

中国或许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中心,但是在建立与其制造优势相匹配的服务业务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许多专家预测,中国的服务业必将蓬勃发展。这就要求中国经理人集合一整套领导服务性企业的管理技术。这些管理技术与制造业的管理技术大不相同。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谢祖墀:向服务型企业转变是大势所趋。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企业面对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大。例如,一些跨国企业只从事制造业。但是,如果你单一从事生产制造,随着竞争的加剧,你的利润将被挤占掉。与此同时,客户对服务的需求范围却越来越广。因此,中国企业有必要横向扩大经营范围,进入服务领域。汽车工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假设你以前专门从事汽车生产。有位顾客打算购买汽车,但是贷款无门。如果你想在汽车行业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为客户提供贷款及其它服务。这样一来,各种辅的相关服务就发展起来了。不过,中国不会发展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服务只是整个经济的一个部分,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JaumeRibera:毫无疑问,在未来10年中,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将日趋重要。而在过去10年间,服务管理却始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课程目录上就会发现,与服务管理有关的课程几乎没有。这并不是因为市场没有需要,而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尚未发展成熟。中国根本没有具备一些品牌认知度的服务型国际企业。扫视一下所谓的最佳服务饭店或专业公司就可以知道,中国企业急需掌握服务业的管理技巧。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将在未来10年里逐步走向成熟。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服务型企业所占比例高达60%到80%(比如欧盟为69%),而中国最近一次统计显示,这一数字仅为35%。在未来10年中,中国仍将是一个工业生产强国,但服务业的重要性也将日益增加。新兴服务性企业的成长以及制造业企业服务成分的日趋重要,迫使许多中国经理人努力学习服务管理方面的知识。

服务性企业的管理之所以比较落后,这主要是服务业本身固有的特点使然。我们试举几例说明一下:(1)服务是无形的商品,因此对服务进行分析、管理和质量评估相对困难。评价一位饭店服务员的服务态度远比测量一个金属轴承的直径困难得多。(2)服务必须在顾客下了订单之后才能开始,而且服务的对象往往是顾客的个人财产,甚至就是顾客本人(例如外科手术、理发等等)。因此,服务无法预先储备,按照需求来调节供给也十分困难。(3)服务通常要求客户与服务提供者有密切的接触。这就要求服务提供者必须殷勤有礼、和睦周到,极其强调服务的全过程。一个购买冰箱的顾客决不可能见到为冰箱喷漆的工人,但雇工粉刷自己公寓的顾客则不然,工人的个人品质、相貌、态度和衣着的整洁都与服务的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服务行业的所有这些特性使得服务管理困难得多。加之,中国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服务质量,也越来越精于判断服务质量的优劣。企业要想留住客户、维持利润,就必须下大力气狠抓服务质量。

如上所述,中国企业总的说来在服务管理上并无突出表现。在中国,服务水平较高的企业一般都是国际管理的企业,比如饭店业的丽嘉酒店(Ritz-Carlton)和咨询业中的麦肯锡公司。

把握企业核心

Business2.0U.K.杂志发现,产品与服务间的界限正逐渐模糊。“在工业经济模式下,产品与服务有着显著的区别。绝大多数企业都能够把自己基本定位在制造型企业或服务型企业。通用汽车销售汽车;戴尔销售电脑;Palm则销售PDA。虽然它们也为产品提供售后服务,但并不把服务看作重要的利润来源。进入网络经济时代,任何与网络有关的产品都有可能成为服务赢利的来源。通用汽车就利用其OnStar系统向顾客提供路边辅助并收取月租费;戴尔则通过DellHost网络服务向客户提供电脑系统销售通道;而Palm则把其PalmVII作为移动商务平台使用。此外,许多产品与服务已经密切缝合在一起合而为一了,其中的界限将不复存在。”

如何才能整合产品与服务,从而创造新的收益来源呢?切记不要罔失企业的核心。管理作家CraigTerrill和ArthurMiddlebrooks提醒我们,要成为服务业的领先企业,首先必须学会拒绝,拒绝一些市场和成长的机会。“专一经营的企业必须集中精力为高度集中的目标客户群提供少而精的服务,从而获取利润。企业不必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大,为所有客户提供大而全的服务,而应该主宰一系列缝隙市场。只有选择、坚守并主宰经过精挑细选的缝隙市场,服务型企业才能长期维持高赢利能力。这样,专一经营的服务性企业就能够更有效地调配资源和精力,打败那些无法在强度和速度上与之匹敌的非专一经营公司。”

吸引并留住人才

在向服务性企业迈进的过程中,企业领导人在寻找、管理并留住优秀人才方面的面临巨大的压力。ThomasA.Stewart写道:“迈向服务型经济实际上就是迈向人才经济。在制造业中,价值是由机器创造的。在服务业中,价值则是人创造的。”

这对中国,包括整个中国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例如,与许多亚洲企业一样,香港银行界的优秀人才一直在向西方流失。人才的竞争将决定企业在未来全球新经济中的成败。最近,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提高了劳动力输入、尤其是IT专业人才输入的配额,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的人才争夺。

埃森哲咨询公司(Accenture)对高级经理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寻找优秀人才”位居“信息技术”和“把握行业变革”之后,成为高级经理人面临的第3大挑战。经理人的最大挑战是“保留最优秀的人才”。

越来越多的企业之所以推出员工持股计划,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吸引并留住人才。联想控股集团为了招聘和保留维持企业强劲发展的关键人才,于1年半前推出了员工持股方案。联想集团的执行董事马雪征解释道:“我们之所以推出员工持股方案,是希望把更多的优秀人才吸引到我们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中来。”尽管很难准确评估这一措施的效果,但据马雪征介绍,这一方案对吸引人才加盟该企业很有帮助。

公司治理结构

安龙公司(Enron)曾是华尔街、商业出版物和管理界的宠儿。作为全球领先的能源、商品与服务企业,公司2000年的总收入达1,010亿美元。人们通常把该公司看作领先管理实践的模范、发展电子商务的先驱和业绩扎实的典型。Fortune杂志评选的最受赞赏的企业榜中,安龙公司在“优质管理”方面的排名甚至超过了通用电气而位列榜首。华尔街把安龙股票列为“建议买入的强势股”。然而,就在几天之后,安龙宣布破产。现在,大家了然在胸的是,尽管安龙公司有着各种各样优点与强项,却缺失了本世纪初的企业越来越重视的一项素质:即公司治理结构。

由于缺乏良好的治理结构,谨慎的投资者即使是在经济景气向好的情况下,也不愿购买这些企业的股票。在麦肯锡最近一项调查中,有6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宁愿多花钱,也要去购买治理结构良好企业的股票。

什么是良好的治理结构?

虽然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不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还是确定了一些普遍的标准:企业必须保障股东与利益关系人的权利。它们必须公布其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与股权结构。企业董事会必须审查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业绩;确定高级经理人选及其薪金并监管其工作;协调利益冲突;确保企业会计和财务报表的诚信。

一种地区趋势

在亚洲,股东开始起来维护自身权利。很多主要从民间集资的日本企业已经感到了这种来自股东的压力,并主动回应股东在这方面的担心。NEC、索尼这些巨型企业已经实施了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其它企业也在纷纷效仿。在马来西亚,中小股东把企业告上了法庭。这对亚洲的企业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投资者已经成熟,人们也认识到,要吸引外国投资者,企业必须首先净化自身行为。

毫无疑问,韩国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劣势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引进了综合财务报表和外部独立董事,一些韩国集团依然故我地采用经济危机前企业普遍采取的声名狼藉的管理办法。它们迫使效益良好的下属公司把资金注入运营不善的分支机构。集团总裁对董事会置若罔闻而一意孤行做出的投资决策,使企业蒙受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JeffreyMacCorkle:公司治理结构对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至关重要。要想吸引国际资本的投入,中国企业必须增加企业组织的透明度,显著提高管理水平。尽管许多中国企业不乏优秀的管理人员,但是它们却没有系统地使用管理流程、组织架构和管理工具。在投资者看来,企业要做到审慎高效地管理企业,这些要素缺一不可。只有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流程和组织架构,才能建立真正的国际化企业。

中国经理人的观点

在接受BusinessOnlineAsia杂志的采访时,中国网通的首席执行官田溯宁说道:“我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建设中国经济模式的关键要素。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迈进。它们关注股东的回报,努力建立起扎实的董事会和管理团队。”

关键在于责任感

即便在西方,也很少有经理人真正了解责任感的确切含义。检验一个企业是否用于承担责任,关键要看它是否有一套明确量化的业绩考核指标(这里既包括财务指标,也包括非财务指标),并向公众。如果没有硬梆梆的实际数字广泛公开地向外,这个企业就不能说是一个充分负责的企业。管理专家CharlesHandy指出:“数字把一切都摆在桌面。”

责任感要求所有经理人了解自己的业绩目标,不管是否达到目标都要能勇于承担后果(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后果)。深圳投资控股公司董事长LiHeihu去年在接受ShenzhenCommercialDaily采访时说:“我们不听借口,只看业绩。凡是没能完成业绩目标的经理人,到年底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发展领导力

有一则关于爱因斯坦的轶事。一名学生拿到试卷时对他说:“教授,上面的问题和去年的完全一样呀。”爱因斯坦答道:“是的,但今年的答案不同了。”

领导力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历久不衰的管理理念,但其中的要求已大相径庭。领导者必须带领企业面对突然的变革、行业的融合、对企业治理结构更迫切需求以及不同的竞争环境。

就连企业的合作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不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员工。数字时代令亚马逊(Amazon)、UPS、思科这样的企业变成了由员工、销售商、客户、第三方以及超越了传统办公室的其它人员组成的网络组织。现在的人力资源依然超出公司之外。因此,如果说管理员工已经够难的了,现在你还必须学会管理不是你员工的人。

领导人的真正角色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治学院“领导力教育计划”负责人、LeadershipWithoutEasyAnswers一书的作者RonaldA.Heifetz认为:“领导者的任务首先是帮助人们面对现实,然后鼓励他们进行变革。”为了做到这一点,Heifetz要求经理人首先回答两个难题:1)有哪些观念与经营方式对我们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抛弃了它们就会迷失自己?2)哪些设想、投资和业务最容易出现巨大的变化?

紧迫性与方向感

英特尔公司(Intel)总裁AndyGrove可谓是数字化时代领导力的典范。他说,领导者必须比以往更加行动迅速。“来自员工、股东和董事们的压力迫使他们比5-10年前更快采取行动,因为信息传输的速度快多了。”

ARMHoldings公司人力资源总监BillParsons表示:“为员工建立方向感的领导才能成功。”

企业总裁为何失败

福特汽车公司(FordMotorCompany)顾问RamCharan指出,根据他的研究,行政总裁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就是执行不力。“就这么简单:无法完成任务、优柔寡断、不能履行承诺。”造成执行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能在适当的职位安排适当的人,员工问题没能及时解决。“具体说来,行政总裁的失败往往是对那些业绩一贯不佳、严重妨害企业发展的关键人员没有及时处理。”

针对这一问题,Charan在他著的BusinessAcumen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分两步走的解决方案。第一步是“人员组织能力”,即选择合适员工、发展他们的能力、处理员工与职位不相称的问题。第二步是“企业组织能力”,即协调他人的努力,共同实现企业的优先发展目标。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JeffreyMacCorkle:我认为,中国拥有一批非常耐人寻味的企业领导人才。有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是,中国企业的领导力能力和风格在未来10年将产生深刻的变化。全球化趋势、经营环境的日趋复杂、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切要求完全不同的技能来领导中国的顶尖企业。10年前,领导中国大型企业所需的技能与现在截然不同。我预计,10年后领导中国大型企业要求的技能又会不同于今天。这场竞赛中的赢家将是那些不但能迅速适应变化,而且能在企业组织中领导变革的人才。

谢祖墀:过去,能够完成定额的人就是称职的领导。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就是出色的领导。现在,企业开始认识到,仅仅抓生产还远远不够。企业必须以客户为中心、以企业利益关系人为中心。很多人已经看到这是未来的方向。中国经理人必须学习实践新的领导技能,带领企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然而,依然还有很多人对此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了解。对他们来说,学习与实践领导技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只是刚刚起步。

要想企业长盛不衰,必须关注一下实践:大力传达公司远景、树立并宣传企业的价值观、招聘并建立企业的人才资源库。这些听起来有些婆婆妈妈,但实际上,没有几个传统的企业领导能够做到这些,或把这些做好。亚洲的商人们还是在到处钻空子赚钱。他们还是抱着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你是我的雇员,就是我的奴仆。”这种观念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环境了。现在,你必须培养员工有能力做正确的事。在当前的中国,这种实践还远未广泛普及。中国需要能超越那种传统观念的新型企业领导者。

有感召力领导者的必备素质

出版公司WorthingBrightonPress专门研究报道重要的管理发展趋势及其在新经济条件下的应用。在该公司的一项调查中,专家表示,具有广泛号召力与影响力的领导者通常具备以下12种素质。这些素质在领导企业变革时更显得弥足珍贵:

1、充分的自觉意识

2、善于激励他人

3、善于合理分配有限资源

4、富有远见并能向他人传播

5、拥有完善的个人价值体系

6、强烈的集体责任感

7、成熟的知识和学习网络

8、有效分析与整合复杂信息的能力

9、具有灵活性和快速反应的能力

10、在非常不明朗的局势下果断决策的能力

11、勇于并善于进行突破性思考

12、迅速建立高效率职业关系的能力

管理变革

所有这些趋势和实践要求中国企业在诸多方面进行变革。因此,领导并管理变革的能力必将成为最重要的管理技能。

中国企业问题专家的意见

JeffreyMacCorkle:在未来10年中,管理变革的能力将是中国企业唯一最重要的经营实践。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在过去25年里逐步发生变革,而且变革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今天,中国的企业领导人面对世贸、全球化、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组织重整、业绩改善等诸多挑战,只有善于变革管理的企业才能在未来10年成为市场的赢者。我认为,没有一个前景远大的中国企业不关心变革、管理变革。变革管理将是今后10年中国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

JaumeRibera:所有经理人的日常事务都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与职能或部门有关的事务,这类事务是长期的重复性工作。另一类则是要变革企业经营方式,甚至业务经营模式本身。

第一类事务是企业组织结构内部的事务,主要是处理企业当前的运作。只要处理得当,这些事务便能确保企业赢利与短期内的顺利发展。这类事务主要是企业经营流程方面的问题,包括原材料采购、成品生产、销售、分销、服务、开具发货清单、聘用员工、对员工进行业绩评估、奖励等。

第二类事务则比较独特。它们没有具体的工作周期,时间也十分有限,而且必须用有限的资源(即人员,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第一类事务上)在有限的预算内完成具体的目标。这些都属于项目性的事务,但它们的成功将确保企业中长期的生存与发展。

许多成功企业都很善于处理第一类事务,它们能够高效率地生产出质量过硬的产品,并通过销售创造利润。不过,如果这些成功企业不进行变革,就会很快丧失竞争力,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尤其如此。

毫无疑问,大多数中国企业急需变革,在内部杜绝浪费、建立更高效的生产与分销体系,对外则利用新产品参与新市场(即国际市场)的竞争。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经理人的时间与精力都消耗在日常经营事务上,无力顾及创造企业未来的变革项目。

在未来10年,多数中国经理人必须成为企业内变革的倡导者。他们必须掌握项目管理的技巧,确保在预算内按期实现企业目标。他们的成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他们变革企业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迅速推出新产品投放新市场等因素,而不仅仅看单位成本之类的问题。领导企业实施这类项目需要与管理日常经营活动完全不同的知识、技巧和态度。

真正的变革领导者

麦肯锡公司的董事JonR.Katzenbach认为,真正的变革领导者很少来自高层经理人。虽然高层的参与对组织变革至为关键,真正的变革领导者主要来自中、基层经理人。高层经理要领导变革,关键要学会发掘和运用这批人。

真正的变革领导者具有以下4个突出特点:

在现实市场中打造了坚实的关系或建立了联系;具有高层领导人的远大抱负与一线员工的实务操作能力

通过影响身边所有员工(包括上司、下属和同事)参与变革,从而取得360度全方位的冲击力

拥有各种不同的实用操作方法和工具,并不断修改和完善

领导风格灵活多样

改革的阻力

在《领导变革》(LeadingChange)一书中,变革管理专家JohnP.Kotter归纳了8种阻碍变革的因素:

过于满足现状

未能组成强有力的领导集体

低估了远景的威力

在传播远景方面只作了1/10(甚至1/100或1/1000)的努力

未能排除阻碍实现新远景的障碍

未能创造短期的小成功

过早宣布大功告成

忽视了将变革结果牢牢固化在企业文化之中

全新的职业道路,全新的变革团队

据报道,戴尔电脑公司的部门经理如果领导一个新建或亏损部门实现赢利,就会受到一种非常特别的奖励:他们可以在企业内部自由选择一个感兴趣的工作岗位,寻求新的挑战。如此,戴尔公司运用一种比金钱更有威力的工具来激励员工,就是让他们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MichaelDell通过这样一种方法,造就了一批具有跨部门知识和经验的项目经理人。他不仅满足了这些优秀人才的愿望和需求,而且通过让这些人根据自己的天生兴趣来选择工作,从而在企业组织中推动变革。

掌握扬弃的艺术

德鲁克(PeterDrucker)在谈到“扬弃”的概念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个企业在一个专业领域拥有世界领先地位。每隔3个月,公司就安排一群员工(其中有青年员工,也有基层员工,但从来不是同一群人)坐在一起,对企业的某种产品、服务、某一工作环节或政策进行研究和质疑。他们会问:如果不是这样处理,会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们会追问: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这样,公司每过四、五年,便对其每一项产品、工作流程、尤其是服务进行一次系统的淘汰,或至少作一次调整。这便是该企业能够不断发展、不断赢利的奥秘所在。

“企业应当有能力消除体内废物。人类这种功能是与生俱来的。但在企业中,就会有巨大的阻力。自我扬弃并非易事,但扬弃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工作中提高效率的实例论文范文第8篇:虚实两界伦理纽带信息权利

本文的核心议题: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与建构。我认为,虚拟生活与网络交往和真实的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伦理首先应该是一种能够融合虚实两界价值判断体系,故我们首先讨论,在伦理层面上,如何将网络空间与真实空间、虚拟生活与日常生活联结为一个价值整体,即寻求联结虚实两界的伦理纽带。

我认为信息权利是联结虚实两界的伦理纽带。网络空间实质上是一种知识权力结构,当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发生相互作用时,衍生的各种伦理问题都与信息的产生、占有、传播和使用权利的行使有关,我们将这些权利称为信息权利。信息权利是连接虚实两界的伦理纽带;由于潜在的知识权力结构左右着显见的信息权利分配,我们应该在正视这一现实的前提下,建构实现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原则和伦理协调机制。为此,我们将分别讨论现代知识权力结构与现代性伦理、网络的知识权力结构分析、网络信息权利及其诸向度和网络信息权力的伦理考量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现代知识权力结构与现代性伦理

当思想巨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及技术这一话题时,他眼中的技术不是纯粹的技术活动,而是具有异质性的、正在由科学武装的工业的主要组份。对此,他提出了极为深刻的洞见:"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i]在他看来,技术在带来人的解放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异化。他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ii]

马克思的论述几乎成为现代性的注脚。自启蒙运动以降,在"知识就是力量(权力)"和"敢于求知"的口号的鼓舞下,人们似乎找到了主体性的力量:控制自然、控制自我。自此,知识与权力相结合构成了支配社会资源和决定社会运作的知识权力结构[iii],其表现形式为资本-市场机制全面展开、"大科学"的出现和科层制度的建立,即社会体制的理性化。这一理性化的结果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运作效率的提升,但同时,也因为此种工具理性使主体自身成为"算计"的对象,进而导致了人的异化和人们最为切近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从宏观政治向度对工具理性带来的异化进行了揭示,知识权力结构被夸大为通过对"虚假需求"的满足进行全面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故他开出的药方是仰赖于边缘群体的"大拒绝"──这一乌托邦式的解决办法。这显然无济于事。于是悲观主义和宿命论开始流行,如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鲍德里亚从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得出"客体"战胜"主体"的悲观前景。这些对现代性的关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以思想精英自居的反思者由难以消弭的"立法者"的心态为"大众"设置的应然的生活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他们的反思的确又是去蔽的,对"权力的诡计"做了虽偏颇但不失深刻的揭示。

他们的共同缺陷是,只看到现代性的知识权力结构的全面统治性的一面,而未看到其解放功能,即现代性带来了丰裕的现代社会。不管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如何,它依然是一种全体选择,不能在总体上划分出所谓真实和虚假的需求。因而知识权力结构所导致的异化,并不是宏观的解放政治必须立即解决的直接的社会阶级冲突(一阶冲突),而是一种二阶的冲突。如果用对待一阶冲突的办法简单地处理知识权力结构所导致的异化,就有可能导致捣毁机器的卢德主义,其所冒的社会风险难以逆料。

"1968风暴"的昙花一现,使人们认识到现代性的知识权力结构是一种微观的日常生活政治结构,并开始思考如何在这种结构下更好地生活。这种结构的弊端是明显的:自然和人的异化。既然不再也不可能以彻底破坏和毁弃的思路一揽子解决,就必须找到一种非暴力的校正和制衡方案。也许有人会提到法律,法律的确是一种精致的制度安排,但毫无疑问的是,从法的实体到法的程序都是保守性的[iv],知识权力结构下的效率追求是其挥之不去的约束。但法的核心理念"权利"和"公正"又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应该建构一种使权利得到公正分配的制度伦理,依照权利行使权力。

1.现代知识权力结构的形成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大师孔德曾说:"知识是为了预见,预见是为了权利。"(Savoirpourprevoir,prevoirpourpouvoir.)此一语道破了知识转化为权力的天机。

现代技术的发展是促成知识与权力联姻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技术使知识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知识的地位因此空前提高,成为人类行动的指南;另一方面,知识被运用于生产管理之中,有关管理和社会的知识力图使人类的生产甚至生活成为可控的过程。在知识上升为首要的社会资源的同时,知识以及作为知识载体的专家与资本等其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权力结构──知识权力结构。

现代知识权力结构所带来的是一种迂回的社会控制形式。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我们首先来分析权力这个概念。在有关权力的文献中,引证最多的行为学概念是罗伯特·达尔(RobertDahl)提出的。达尔指出,权力并不是个人拥有什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他对权力的描述性定义是:"甲对乙拥有的权力是指甲能够使乙做本来不一定去做的事。"[v]许多学者不满足于这种权力过程的"原子论"式的描述,而主张在群体和组织结构中分析权力的运作机制。普费弗(J.Pfeffer)认为,要在组织中行使权力,必须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一为依存关系,即组织成员的行为必须彼此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各个成员的需求必须通过与其他成员的相互作用方能实现;其二为目标差异,即必须存在性质不同或彼此互不相容的目标;其三为资源稀缺,这迫使怀有不同目标的组织成员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彼此展开竞争[vi]。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常识:权力取决于对资源的控制和资源的相互依存关系。普费弗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了权力运作的诀窍:

"权力在愈不被人注意时,其使用就愈有效果……权力行使的一般策略是尽量使之不引人注目,并尽量使作为组织行使社会权力的结果的决策合理化和合法化。"[vii]

现代知识权力结构所运用的就是这种高明的策略:通过一种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过程使行使权力的能动者潜藏于现代社会的知识权力结构之中。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将专业知识系统地用于社会系统之中,无论社会规则的形成还是社会规则的实施都无一不以专业知识为基础[viii]。其中,所谓的专业知识主要包括科技、经济、法律和管理科学等知识,因此"专家系统"和"专家政治文化"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专家系统"和"专家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就是知识权力结构参与现代社会建构的过程。正是这种权力结构"建构并分配着创新机会、对重要资源的获得与使用的机会,以及对其他能动者的活动加以控制的机会"[ix]。

其实,韦伯(M.Weber)早就指出,观念系统化的"专家理性"和活动科层化的"法理组织"必将导致专家政治(technocracy)的胜利,并预言现代人的典型特征是"无情的专家,没有脊梁的寻欢者"。但这类批评常常会忽视知识权力结构的异质性: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精英或强有力的能动者往往同时在知识与资本两个方面占有绝对的资源优势,只有他们才能随心所欲地调配各种资源,建立并维持那些满足他们利益的制度安排。

因此,一方面,人们很容易从表面上看到非个人化、专门化的"技术知识"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逻辑,在生活世界中构成了话语霸权;另一方面,人们却难以透视这种制度安排背后的知识权力结构的实质,进而无法认识到,使权力格局日益僵化的"非个人化"知识规则这一潜台词,源自权力精英对平等对话和沟通的系统性的排斥。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权力精英统治这一事实?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现代知识权力结构不仅具有强制性,同时也具有解放性。它一方面使人们脱离传统的生活时空,形成时空错位感甚至精神分裂感,但另一方面又通过象征标志(如货币、证券等)和专家系统制造一种新的由非当面承诺构成的信任关系[x],由此被"再嵌入"(re-embedding)到虚拟的时空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开始正视并发展与陌生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既可能使生活失去稳定性也可能导致生活的多样性,使人获得更多的选择自由。因此,现代知识权力结构的后果并非韦伯和批判理论所想象的那么悲观,它还具有解放的价值,尽管实际上这种价值要通过"知识──权力──自由"这种异化的形式才能实现。

如果我们用不太悲观的眼光看待现代知识权力结构,就会发现它在强调专业知识的"非个人化"时,实际上承诺了形式上的平等。这使现代知识权力结构在实际运行中摆脱了传统的个人或贵族统治模式,发展出等级法理组织(专家统治)、民主模式(多数统治)和协商-契约模式(共识行动)等三种新的组织控制模式,同时,在群体化过程中,也激发出了许多"非正式组织"[xi]。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仅要看到现代知识权力结构中的不平等,还要认识到它是通向实质性平等的桥梁,是一种现阶段不可超越的社会结构。我们对其进行伦理反思的目的不是企图破坏这种结构本身,而是正视这种结构存在,分析其动态特征,进而寻求妥协或协调的可能性。

2.以权利为基点的现代性伦理

问题转向现代性伦理。一般来讲,依据伦理所要求的对象的不同,可将伦理学观念和理论大致分为两类[xii],其一为内律型,其二为外诉型。现代性的出现,将权利等概念引入伦理,打破了传统伦理中内律型伦理的统治局面。

所谓内律型伦理,其前提是认为现实的利益冲突源于"低级自我"的不当欲求,故伦理实践就是以"真正的自我"战胜低级(从而外在的)自我,抑制人内在的恶,力求"积极的自由"。内律无疑是传统伦理规范体系的主流思考方向,德性目的论、宗教禁欲主义以及传统的道义论都属于此类。显然,内律型的伦理是没有权利这种概念的。

所谓外诉型的伦理不主张对自我欲望进行压抑的积极自由,而强调抵制外在权力结构对自我应有权利的侵犯之消极自由。自由主义背后的伦理假设就是典型的外诉型伦理,其关注的焦点是他者对自我的侵犯,它尤其强调个人权利相对于国家等权力结构的先在性,认为权力结构不得侵犯个人权利。密尔曾指出:"早期的自由主义必须对付教会和国家的极权统治。它必须为人生自由、公民自由和经济自由辩护……人的权利是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而政府的权力则是以人的建构为基础的。"[xiii]虽然早期的自由主义对权利的追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强权的作用,但这种简单的仅关注"反抗"的绝对自由主义,很难成为建设性地制衡权力格局的制度伦理的基础。

在现代性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功利主义(效益论),但它是从效益出发的而不是基于权利的考量。功利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主张对任何行为的认可或非难均根据该行为倾向于提升或降低利害相关人的幸福来判断[xiv]。功利主义自身充满了各种悖论:

其一,当考虑到全体成员时,这个原则就成了要求行为的后果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总量幸福";而当利害相关人只涉及个人时,功利主义必然又与个人主义相衔接。

其二,一方面功利主义主张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总量幸福"作为制度伦理的基础,避免权力结构仅为少数人服务;另一方面,严格效果论意味的功利主义主张动机与行为的道德无关,认为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由市场中理性的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的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为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xv]

其三,功利主义一方面强调主体象对待自然一样以理性控制自我的欲望,有序地积累财富和追求积极自由的生产者的伦理,即韦伯所称的新教伦理意味下的资本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功利主义又肯定感性的满足,认为自我欲望是一种主体应该"顺应"而非控制的"自然",提倡一种实现消极自由的消费者的伦理。

第一个悖论说明:功利主义所声称的"利害相关人的幸福"是一个游离于个人主义和共同体主义之间的含混概念。它揭示的一个事实是,功利主义在现实中往往只可能考虑到有限的范围,利害相关人之外的人的权利难免遭到忽视。

第二个悖论反映的问题更为尖锐: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总量幸福"或"社会公益",会不会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而严格效果论的功利主义则完全放弃了对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正当权利的维护。

第三个悖论最为隐秘:它从资本-市场机制中不断上升的生产-消费这一螺旋式的循环的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不论是生产者的积极自由还是消费者的消极自由,都实质上是资本-市场机制下的身不由己的不自由,两者的关系是知识权力结构的扩大再生产中的推力和拉力的关系。

在这三个悖论中,人们的平等权利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因此,功利主义也不是一种可以有效地制约知识权力结构的制度伦理依据。

功利主义的局限性导致了权利论式的道义论的复兴。为了有效地制约知识权力结构,必须建立一种基于权利的正当分配的伦理,即现代性呼唤一种兼顾内律和外诉、自律与自卫、道义论与自由主义的伦理以替代功利主义。

罗尔斯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提出的正义论是以权利的正当性为基础的道义论伦理学,强调权力结构中的权利分配应该遵循"公平的正义"(justiceasfairness)这一道义论原则。罗尔斯的独创之处是,他不仅倡导普遍的无条件的平等,还指出了一种更为现实的基本的平等:"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当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xvi]这种权利论的道义论,基于一种兼顾他人的道义,将最不利者的权利置于优先地位加以考量,它有效地而不是抽象地强调了个人权利的不可剥夺性,是一种虽然基本但具有说服力的公共伦理。

罗尔斯以原初态的"无知之幕"这种伦理思想实验论证了一项基本伦理诉求:当每个人对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实力一无所知时,因为不能排除自己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而在行为中尽力确保最不利地位的人的基本自由、福利和机会。这是一种自觉建立的互利的社会契约,与国际政治中强权之间的妥协和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合同有本质的不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正义论只是一种理想的权利论伦理学,但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人们认识到应当公正地分配权利,通过权利的分配公正有效地制约权力。

在基于"无知之幕"的论证中,个人设身处地地考量最不利地位的人,使主体实现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跨越。而此跨越使这种权利论的道义论与共同体的共识和公共理性的获得联系到了一起。显然,共同体的共识和公共理性都必须通过非暴力冲突性的商谈和对话才能实现。为此,哈贝马斯将人的社会行为二分为以平等对话和寻求共识为特征的交往行为,以及依据现实的不平等进行关系协调的策略行为,并认为可以通过前者由主体间性产生出"人性"的公共领域和道德空间。正义原则与商谈伦理实践使现代性的日常生活世界发展出一种微观政治-伦理,只有循此路向,才能在实践中充分揭示知识权力结构的价值负载,以权利的正当实现制约和规范权力的运作,削减知识权力结构对主体权利的过度侵犯。无疑,商谈伦理为利益多元和价值多元的主体际共同体的伦理共识指出了一条理想的路向。

基于权利论的道义论通过各个成员对权利的要求使传统的意图伦理得以延伸至责任伦理。韦伯最早在《学术与政治》中探讨过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的区分[xvii]。这种区分虽不一定自洽,但它表明,人类不再天真地认为,只要在行为中贯彻某种绝对的善的信念,就可以使行为符合善和正义。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使人们认识到,行为的合伦理性必须通过主体的权利实现和责任践履──对他人的权利的承认──体现出来。其中,主体是处于具体情境中拥有自由意志的实践主体,责任不仅是抽象的意图的体现,更与细微的权利诉求相对应。显然,责任伦理的思想不囿于微观生活层面,已经成为人类自身整体反思的伦理基点。责任伦理学大师尤纳斯(HansJonas)指出,由于主体的行为对人和大自然的长远和整体影响很难为人全面了解和预见,故存在一种"责任的绝对命令"(theimperativeofresponsibility)。与责任相对应,纳什等人则提出了"大自然的权利"和"未来世代的权利"等观念。简言之,权利论的道义论和责任伦理的提出,表明了现代性伦理的生活政治转向。这种转向的核心理念是:以非暴力的权利诉求和责任界定,寻求契约化的伦理的底线。

二、网络的知识权力结构分析

谈及网络,人们容易联想到平等这种伦理、法律和政治理想,但实际上,网络也是一种基于各种资源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具有强大的控制性的技术社会体系。网络中潜在的权力结构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知识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知识的作用的凸现使网络的潜在权力结构成为一种典型的知识权力结构。我认为,(1)我们应该从世界的信息化展现的角度揭示网络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实质;(2)网络的知识权力结构具有一种动态的双螺旋构造,主要表现为基于知识权力的技术螺旋和市场螺旋两个向度。

1.网络与世界的信息化展现

从现象层面看,互联网是一种神话,更确切地讲,互联网是信息化神话的最新版本。毫无疑义,信息化不仅是一种技术发展方向,而且是强有力的社会、政治、经济意味上的"修辞"(自我宣传)行为,即是一种自我兑现的乌托邦。作为一种哲学思考,我们关心的不仅是莫尔定律所预见的速度和梅特卡夫定律所判定的价值,还需要深入地思考:信息化和网络这种总体性的神话何以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关于信息化的论述颇多,如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等。为了探讨网络发展涉及的一些更深的维度,我将从海德格尔的"座架"与"展现"、波普尔的"世界3"、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詹明信的晚近资本主义政治济济学、新与垄断者鼓吹的"无摩擦的资本主义"和芒福德的"巨机器"等入手,探讨客观化视角下的网络空间。

作为"座架"的网络

我们开始从客观化的视角来看网络。客观化简单地来讲就是对象化,即把网络置于认知对象的位置。问题是主体在何处呢?虽然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但由于主体所探索的客观性被视为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故主客二元论中的主体实际上是指人具有的抽象的理性能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大写的主体,而一般的个体或小写的主体,在客观化视角下往往是缺席的。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根源就是客观化和对象化,其本质是以对象化的方式展现世界。在《世界图象的时代》中,海德格尔指出:

"对于现代世界之本质具有决定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xviii]。

在《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又说:

"自然通过人的表象(Vor-stellen)而被带到人面前来。人把世界作为对象整体摆到自身面前并把世界摆到自身面前去。人把自己摆置到自己身上来并对自己制造自然。"[xix]

在海德格尔看来[xx],技术不仅是手段,其本质是一种展现(Entbergen)方式。所谓展现又译为解蔽,即使事物背后的真理(Wahrheit)得以显现。为了揭示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展现方式概括为限定(摆置)(Stellen)和强求(促逼)(Herausfordern)。

限定意味着仅从某种技术的需要给人和事物定位,人和事物完全被物质性、功能性、对象性、可统治性等所限定。海德格尔对此作了十分形象的描述:水电厂被摆置到莱茵河上,它为着河流的水压而摆置河流……强求是指不仅将自然物限定在技术需要之上,而且进一步通过尽可能地加大技术力度,迫使事物进入非自然状态,使其无限度地为技术所用。海德格尔指出,完全支配现代技术的这种展现,具有在强求意义上的限定的性质。这种强求向自然提出苛求,使自然物沦为技术所预定(订造)(Bestellen)的储备物(持存物)(Bestand),森林仅意味着木材、河水仅意味着电能、矿石仅意味着资源,这使自然难逃被破坏的劫数。同时,由于人只用技术方式展现和看待自然,在人们将事物限定为技术的需要时,自己也被这种唯一的限定方式所限定,人成了技术的对象,无可避免地被技术所异化。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限定和强求源自技术的本质──座架(Ge-stell)。他说:

"我们以’座架’一词来命名那种促逼着的要求,这种要求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xxi]

以客观化视角观之,网络就是一种座架,它使世界以信息的方式被展现。

要理解世界的信息化展现,就要涉及到对信息的理解。信息这一概念的形成与所谓"控制危机"有关。贝尼格(JamesR.Beniger)在《控制革命》(Thecontrol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资讯社会肇始于19世纪日益复杂和加速变迁的物质、能量过程和经济社会系统中广泛存在的控制危机。正是这些危机所提出的跨地域控制、实时控制、科学管理等要求,导致了整个社会对通信技术的需求与日俱增。随着通信理论和控制论思想的出现,信息的概念终于在1948年被提出,香农与维沃尔的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1948)和《在噪声中的通信》(1949)以及维纳的《控制论》(1948)等奠基性的研究表明,信息与控制密切相关。今天,关于信息的定义多达200余种,但最重要的有三点。其一,信息是能够减少不确定性的讯息,以符号的形式存储、处理和传播;其二,信息是一切通信和反馈控制系统的构成要素;其三,信息能够再现或部分再现物质与能量过程。

再来看网络的作用。从技术上看,网络的作用是使电信、计算机通信和广播电视媒介融合为一个整合的信息网;从实质上讲,其作用在于通过对事物的信息化抽取,进一步提高人们的实时控制能力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管理能力[xxii]。不论是实时控制还是合理化管理,都必须对信息事先进行削减和标准化等预处理(preprocessing)[xxiii],以便提高处理信息和控制管理的效率。因此,所谓网络以信息化的方式展现世界,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涵:其一,从人们所能认知的一切过程中抽取信息,并使之符号化;其二,信息一旦抽取出来之后,就独立于原过程,可以被存储、组合和加工。

至此,我们可以用海德格尔所称的限定(摆置)(Stellen)和强求(促逼)(Herausfordern)来描述网络所带来的世界的信息化展现(Entbergen):"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xxiv]网络如同命定的"座架",人类的活动要得以延续、文明的遗产要得以传承都必须上网,而要上网就要信息化、要信息化就要数字化[xxv]。一本未出版的书、一个没出世的孩子,在网络上都有预定好的网页,所有的一切都是信息的载体。因此,在当前最畅销的介绍网络经济的书籍《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一书中,作者对信息的定义是:"我们广泛地运用信息这个词。从本质上说,任何可以被数字化──即编码成一段字节──的事物都是信息。"[xxvi]无疑,世界的信息化和信息的数字化,会使我们的生存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数字化生存"。

信息"编码"和"客观知识"

简单地讲,世界的信息化展现的前提就是用客观的可观察量描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果将由这些量组成的信息视为一种客观对象,事物与过程蕴涵的信息一旦被抽取,就可能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客观的信息和信息流。整个世界由此被计算机隐喻所替代,从DNA复制到产品信息联机数据库,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过程都伴随着信息的存储、加工和传播。

在世界的信息化展现的语境下,以信息方式认知世界成为首要的认知方式,人们开始用信息这一概念来诠释知识[xxvii]。通过对信息的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信息至少可以从两种观点来看待:"句法"意义上的信息(信息量)和"语义"意义上的信息(信息的含义),与知识的内涵相联系的是后者。由此,信息成为引出和构造知识的一个必要的中介或素材。马克卢普(Machlup)认为,信息通过向知识增加一些东西或将之重新组织而影响知识。德雷茨克也(Drestske)指出,信息是能够产生知识的利器,一个符号所承载的信息正是我们可以从中领悟的……。知识即是信息产生(或支持)的信念[xxviii]。

这使人们开始从知识与信息的关系入手思考知识创新。波拉尼(MichaelPolanyi)对隐含知识和明晰知识的区分是这项工作的基础。隐含知识是个人的和情境的,难以表述和交流。明晰知识是可以"编码",用正式的、系统化的语言传播的知识。据此,知识创新被描述为一个隐含知识与明晰知识相互转换的群体创造过程[xxix],知识创新的有形成果就是能够用符号表达、为群体所共享的明晰知识,其无形成果则是与无形的知识创新能力有关的隐含知识。

可"编码"的明晰知识使人联想到波普尔的"客观知识"。1967年,波普尔为了论述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发表了题为《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的演说,提出了"世界1,2,3"理论。他指出:"要不是过于认真地对待"世界"和"宇宙"这些词,就可以区分出下列三个世界和宇宙:第一,物理客体和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和艺术作品的世界。"[xxx]他认为存在两种不同意义的知识或思想:主观意义的知识或思想与客观意义的知识或思想,其中前者与认识主体相关,后者是"没有认识者的知识,也即没有认识主体的知识。"[xxxi]

值得指出的是,波普尔所称的主观知识意指个体的精神或意识的的状态、行为与反应的倾向,故主观知识是仅由个人所体验的不可言传的私人知识,相当于隐含知识;而客观知识则是指那些可以表述并能接受某种普遍性标准的评价的公共知识,相当于明晰知识。波普尔认为,虽然世界3中的客观知识是可错的人类精神活动的非计划性产物,但它具有客观性和自主性,即能够以理论、命题、陈述等方式独立存在,是一种可理解的对象。

网络空间对于知识意味着什么呢?网络空间会使得那些能够信息编码化的知识即明晰知识或客观知识得到存储、处理和传播,这些知识既是世界3的实体也以信息流的形式具体化为世界1的实体。那些无法信息编码化的知识即隐含知识则因难以编码而较少受益于网络空间。简言之,能否编码,成了知识合法化的条件[xxxii]。有批判眼光的人会指出其中的悖论:编码是为了便于知识的共同生产和使用,但如果编码成为知识生产的前提,将使知识创新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遭到遗弃,反过来不利于知识创新。

现实的情况是,网络空间几乎为可编码的客观知识-信息流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知识外在化为大势所趋:"以前那种知识的获取与精神、甚至与个人本身的形成("教育")密不可分的原则已经过时,而且将更加过时"[xxxiii];"对传递确定的知识而言,教师并不比存储网络更有能力"[xxxiv]。由此,知识成为独立于个体的信息流,至少主体的精神满足不再是知识创造的首要目的,知识创新成为一种来自外部的"绝对命令"。

导致知识外在化的根源是"知识成为首要的生产力"。知识的供应者与使用者和知识的关系,越来越类似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网络的作用相当于知识生产的组装流水线,它使知识生产成为主要以符号为中介的集群式活动。网络空间的出现即意味着知识的社会化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兴起,知识管理、知识经济等话语实质上都是以对网络空间带来的信息共享的可能性为前提的。换言之,网络空间是世界3的表象空间,其表象的形式是信息[xxxv]。而这种表象的实质在于:"知识具有对生产能力而言必不可少的信息商品形式"[xxxvi]

知识由于信息化而变成了一种资源,曾经为控制领土以及原材料与廉价劳动力而频繁纷争的民族国家将为控制信息化的知识而战,而这是晚近资本主义的逻辑的一个重要方面。

网络空间和虚拟资本主义

当信息和知识成为一种经济学话语中的资源之时,网络空间就成了资本主义的新边疆。资本主义在现当代有了飞速的发展,但其内在逻辑仍然与马克思在19世纪对其的透视结果一脉相承。曼德尔(ErnestMandel)在《晚期资本主义》(1975)一书中指出,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消费社会或后工业阶段,但并不与马克思早期的宏观分析相矛盾,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形式得到了更加纯粹、更加发达、而且更加充分的实现。晚期资本主义把商品化的力量几乎拓展到了所有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领域,渗透到了所有的知识和信息领域,甚至渗透到了无意识之中[xxxvii]。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明信受到曼德尔的影响,将所谓的后现代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跨国资本主义"[xxxviii]。

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在网络空间的新发展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更加强大的控制力量。在这个新边疆中,信息和知识演变为一种新的财产权──智慧财产权利(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PRs),而这就是所谓信息与知识上升为首要资源的真实内涵。资本主义的特质始终表现为财产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空间为知识和信息等无形的新财产交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资本主义的一贯逻辑是,在个人权益和公共利益之间,个人权益左右公共利益。因此,信息社会和网络空间实际上是知识和信息的拥有者扩张他们的私人权益的空间[xxxix]。

信息和知识的加速商品化,使网络空间成为一种整体市场,信息、知识和网络都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隐喻。在这个修辞体系中,一方面,信息、知识和网络被渲染上了神奇的色彩;另一方面,它们又被一一纳入市场经济的范畴。贝尔等人早就敏锐地关注到信息的异常特质:信息不像物质商品,它不因消费而耗竭。这似乎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资源稀缺假说的挑战,即对商品化的抵制,但贝尔指出,虽然信息并非空间形式上的稀缺,却是一种时间形式上的稀缺[xl]。就这样信息和知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物品(publicgoods),而成为一种神奇的可交换商品。由此,贝尔将知识和信息作为他所称的后工业社会的轴心原则,德鲁克则更直截了当地宣称[xli]:"知识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资源"、"知识正在被应用于知识"即"管理"。就这样,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

网络空间是在信息和知识成为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变量的语境中展开的。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道出了其中的奥妙: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此阶段,完美的信息将成为完美的市场的基础,在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信息极为丰富,交易费用很低。此即所谓"无摩擦的资本主义"和"购买者的天堂"。但这种对无摩擦资本主义的憧憬实质上对虚拟的跨国资本主义的向往,即通过网络空间这一虚拟的整体营销工具获得较大的利润和市场份额,而这会更进一步促使资本的集中化和集权化[xlii]。至于"无摩擦的资本主义"(friction-freecapitalism)和"购买者的天堂"之类的修辞,自然也可以像阿多诺的"文化工业"和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那样从反面去揭示其实质:网络空间中的虚拟资本主义一方面制造和销售过剩的知识和信息,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制造对知识和信息的新需求。尽管这样的批评套语令人厌倦,但所谓虚拟资本主义或网络经济所强调的大约就是对市场控制性、直接性和针对性[xliii],故仅将网络空间视为一种市场空间的时候,大多数人都难免为市场背景所淹没。换言之,如果信息、知识和网络仅仅只是经济学的隐喻的时候,其语义学和语用学方面就会被遗忘,即人的交往也被压缩为一个经济学隐喻。

当交往被压缩为经济活动时,网络虚拟资本主义的鼓吹者所提出的"电子共和国"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尽管组织形式可以从刚性的金字塔式演变为虚拟的"超文本"网状组织,尽管单向的传媒将为双向网络互动所取代,但只要资源靠市场配置、经济活动以效率为核心、并以分工和规模经济为提高效率的主要途径,信息社会与网络空间就会表现为芒福德所称的集权主义的"巨机器"(Mega-Machine)[xliv]:在市场化的网络空间中,知识和信息的商品化将进一步导致文化的商品化,文化和思想等公共领域(publicrealm)逐渐被商品化所侵蚀甚至封杀。对此,詹明信指出:

"当前的文化到用巨大无比的传通网络和电脑所达到的不尽忠实的再现,我以为这本身就是对社会整体问题的一个更深刻、更富寓意的误读和夸张。此中被歪曲、被借喻的,正是雄霸今日跨国资本主义的整个世界系统。因此,尽管当前社会的科学技术有惊人的发展……,但事实上技术本身并无稀奇之处,其魅力来自一种似乎总是为人所接受的再现手段(速写),使大众能感受到社会权力及社会控制的总体网络──一个我们的脑系统、想像系统皆无法捕捉的网络,使我们更能掌握’资本’发展到第三个历史阶段所带来的全新的、去中心的世界网络……。整个现象几乎可以称为一种’高科技能’,大都瞩意于一种公认为跨越全球、网罗全世界的电脑网络。"[xlv]

也许有人会指出网络空间是一种新的总体化的诡计,是实行阴谋的舞台,然而,真正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世界的整体性的背后的"他物"──日益庞大无比的社会经济权力体系,如何使主体性遭到彻底的漠视?答案是复杂的,但简言之是由现代性对客观性的探求理路所至:以普遍性替代客观性,以大写的主体淹没小写的主体,以集体想象的"他物"笼罩个体在情境中的感受。由此,网络空间成为"座架"、信息和知识成为客观化的"他物"──外在于主体的资源,网络空间最终演变为虚拟资本主义的新边疆。

2.网络权力结构的技术螺旋

网络权力结构是一种新的现代知识权力结构,主要由资本、信息资源、网络信息技术、投资人、运营者、广告商、网络软硬件开发商、网络技术专家(包括技术人员和黑客)等决定网络资源分配的异质性的要素建构而成。在此结构中,投资人、运营者、广告商和软硬件开发商居于权力精英的位置,他们投资或经营网络的目的是获取更大的利益和权力,即网络权力结构的扩大再生产。由此,导致了网络权力结构的动态模式的产生。

技术螺旋是网络权力结构的动态模式之一,也是一种十分微妙的循环反馈机制。在技术螺旋中的动力因素是信息过载(informationoverload)。所谓信息过载是指:(1)相对于上网者寻找有用信息并领会其内涵的能力而言,网络中传播的信息总是显得太杂乱无章;(2)相对于网络运行的速度而言,网络中流通的信息量总是显得太大。因此,有人指出网上的信息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反过来,信息过载又导致了技术的改进,一方面各种新的信息检索等信息处理技术被开发了出来,人们可以用更少的时间找到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各种新的网络和计算机设备也被开发了出来,使信息传播的速度大为增加。而这种改进又会进一步刺激网络中的信息总量的增加,同时也使信息流量迅速增加,结果使得网络信息检索和传输又变得十分困难。这种正反馈不断发展就形成了所谓技术的螺旋。

无疑,由此不难获得一个庸常的观点,技术的螺旋是有利于上述权力精英的,他们通过这种技术螺旋实现了网络权力结构的扩大再生产,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网络中的统治地位。一方面,与网络信息传播和处理有关的软硬件产品,在增强网际信息传播和处理能力的同时,又进一步刺激了对性能更为优良的这类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网络软硬件技术的发展,不仅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所占有的资源和对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对此,最具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人们所说的微软与Intel的"Wintel联盟",而网络不断扩容与上网速度始终偏慢的悖论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但是,权力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永远都存在着生态连接,网络知识权力精英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必然要使一般的网民在技术螺旋的进程中获得更大的现实利益。在"生态式"的共生关系连接下,以微型个人计算机的诞生为标志,"面向用户的设计"成为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主流,计算机和网络的硬件配置与使用操作日益简洁、直观,用户的旨趣成为设计所考量的主要因素。此外,技术螺旋所带来的技术更新并非绝对的垄断性资源,恰恰是技术更新会给一些能动的学习者带来进入权力精英层的机遇,故技术螺旋也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这是技术赋予人的新的发展机遇,尽管它所带来的并非普遍性的解放。

实际上,与其仅从对立的立场理解网络权力结构,不如在承认网络权力结构的绝对不平等的前提下,从共生互动的视角来看待网络权力结构的影响。我们可以举网络论坛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网络论坛中,一般都有一个版主,他们负责维持论坛的基本秩序。他们对于那些过激或不当言论可以提出警告或者干脆删除,也可以将好帖子放入精品区,另外他们还要对付黑客的袭击。显然,版主所扮演的就是权力精英的角色。但是,如果版主随意地删掉帖子或者发出的警告过于严苛,就会导致用户的减少,甚至使论坛难以为继,因此许多版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保持克制。在实际运作中,论坛中一些爱管闲事的网络大侠往往更为活跃,但他们的行为也还是要受到众人的制约。

由网络权力结构的技术螺旋可见,网络的发展固然会导致不平等的知识权力结构,但同时也是一个权力分享的过程。

3.网络权力结构的市场螺旋

网络权力结构不仅在网络产业内部表现为一种技术螺旋,而且还进一步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体现为一种外部的动态化市场螺旋。网络权力结构的市场螺旋是指,当网络成为基本的市场经济基础架构时,网络效应会引起需求方规模经济和正反馈[xlvi]。简言之,这种市场螺旋就是当网络的用户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用户的增加会引来更多的用户,同时,整个网络的市场价值也会不断增加。由此值得思考的问题有二。其一,市场螺旋是如何形成的?其二,为什么将市场螺旋称为网络权力结构的外部动态形式?

先来看市场螺旋的形成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当一个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影响其他人却没有人作出补偿时,就会产生外部性(externality)。如同反馈一样,外部性有正面和负面两种效果。对网络持乐观态度者认为,网络的外部性往往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网络中每增加一个用户,网络就会变得更大更有用,网络的价值随之增加。针对这种正反馈,梅特卡夫(BobMetcalfe)提出了一个法则:网络对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数量成正比,这样网络对所有人的总价值与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xlvii]。人们称之为梅特卡夫法则。尽管这个法则并不十分精确,但它大致能够说明的一个问题是,网络的价值不仅仅由网络权力精英决定,还需要通过广大网民的充分参与才能体现出来。

然而,市场螺旋并不意味着知识权力结构在网络中发生了逆转,其实质是网络权力结构的外部动态展现。广大网民虽然参与了网络价值的创造,但是他们仍然未能替代网络权力精英,而建构出新的网络权力结构,他们与网络权力精英的关系依然是客户与厂商的关系。这是一种明显的不对等关系:居于权力精英地位的网络经营者,可以在不同层面掌握网民的个人消费记录和旨趣信息,并能够对其进行分析和处理,依据用户的消费心理引导需求,进行所谓的互动市场营销或一对一营销[xlviii];在网民这一边,虽然广大网民的每一次点击都被记入统计数据之中,但他们一般对此浑然不觉,而在商家依照网民的旨趣设计的区位化网页之间游来点去,展现各种隐秘细微的嗜好,"体验"个性化的网络生活。因此,在网络权力结构的市场螺旋中,网民的参与和创造与网络权力结构对网民需求的预处理是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

总之,与网络权力结构的技术螺旋类似,网络权力结构的市场螺旋表明,在网络成为市场的基础结构的过程中,网络权力精英对广大网民的控制是一种无法消除的事实,网民对权力的分享是以接受这种不平等的事实为前提的。

4.网络内外的相关利益群体

通过对网络权力结构的技术螺旋与市场螺旋的分析,我们看到网络空间内外同时存在着网络权力精英和普通网民两股力量,前者以知识权力结构再生产和对外拓展为目标,后者则致力于通过网络寻求更多和更具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尽管后者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系由前者所安排,但由于网络权力结构只是一种渗透性的影响而非笼罩性的强制统治,网络权力精英与普通网民实际上是一种共生关系。至少在表面上,网络权力结构的渗透是策略和迂回的,即虽然它实际上通过预处理影响着网络发展,但在形式上依然承认网络权力精英与普通网民的平等。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表明草根性(grassroots)力量将在与精英权力的共生中能获得一定的自主性,也可以在利益上提出要求。

实际上网络内外的相关利益群体仅以网络权力精英与网民的二分来概观是不够精致的,我们还应该对网络的相关利益群体作进一步细分。美国信息伦理学家斯皮内洛(R.A.Spinello)借用管理学的概念将相关利益群体称为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xlix],并将其作为一种伦理学分析框架。利害关系人的定义是指任何能够影响机构目标成就或受其影响的机构和个人。在网络内外,我们可以找到以下几类利害关系人[l]:

(1)网络用户。他们利用网络进行娱乐、发电子邮件、在线购物、上网学习。他们的主要困惑是,一方面希望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包括在线购物、交友、浏览网页等),另一方面又担心其副作用,如信息安全和隐私受到威胁、色情内容对儿童的影响等。

(2)网络服务商(ISP等)、网络信息设备制造商和网络信息软件服务商。它们提供互联网基础设施、网络连接和与之相关的软硬件产品和服务,是网络权力结构的技术螺旋的核心部分,不断增加的网络信息传播需求使它们总是处于升级换代之中。

(3)利用网络建立业务流程的企业。它们的业务建立在网络的基础上,有的用内联网进行管理,有的则进一步拓展为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和电子商务。它们是网络权力结构的市场螺旋的推动者,被宣传为正在兴起的网络经济的主体部分。

(4)非盈利性的社会事业机构,如图书馆、学校、公共医疗机构、基础性研究机构等。虽然它们并不依靠网络牟利,但网络的使用可以降低其运营成本、提高效率,为公众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服务。

(5)媒体。一方面一些新兴的网络媒体迅速发展,其特点是以速度取胜,另一方面传统媒体正在将其优势移植入网络中,这会使得过快的网络新闻的可靠性增强,但媒体与公众之间互动依然极不平衡,"注意力制造加广告"的盈利模式似乎得到了强化。

(6)网络行业组织和管理机构,其主要作用是维护群体权利,推行行业自治,监督网络法规的执行。

(7)关注网络发展社会影响的社会群体。它们主要关注网络发展对伦理和法律的影响,其观点多基于各异的伦理和政治立场。

(8)国家和各级政府。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出发点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它们是网络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

显然,这些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各不相同,他们的利益之间既有交叉重叠也有相互冲突之处,为了对他们的利益作出鉴别,就必须引入权利的概念,进一步分析其利益获取的正当性。

三、网络信息权利及其诸向度

网络权力结构的技术螺旋和市场螺旋的形成与发展与信息在网络中的产生、占有、传播和使用有密切的关系,信息既是流动于网络空间中的资源,也是连接网络内外的关键环节,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与信息流动有关的权利,我们称之为网络信息权利。无疑,网络信息权利的主体就是网络内外的相关利益群体。这些相关利益群体的网络信息权利一方面来自某些消极的自然权利,另一方面则是在网络权力结构的安排下的基于权力的积极权利。本节中首先提出信息权利的概念,然后分析网络中各种信息权利的内涵,以此揭示网络中可能出现的诸多复杂的利益冲突。

1.权利和信息权利

从伦理学哲学的角度来看,权利是人类行为在道德上有效力的要求,是个人拥有的和可以自由处置的所有物[li]。

关于权利的首要观点是,权利来源于一定的社会规则。对此,伦理学家比切姆指出:"要求(或具有资格)是规则调节的能动形式,权利体系存在于整个规则体系之中。规则体系可能是法律规则、道德准则、习惯规定、游戏规矩,等等。但是一切相应的权利之所以存在或不再存在,取决于相应的规则允许或不允许这项’要求权’,以及是否授予这项’资格’。"[lii]在很多情况下,权利所依据的规则可视为社会契约,在强调权利的社会哲学中(霍布斯、洛克、卢梭),道德的基础就是社会契约。

但是,一些契约论者,如洛克,同时也强调:我们的权利是基本的,并不依赖于契约[liii]。这就引出了关于权利的第二种观点[liv],即权利是自然的或天赋的,不受契约之类的规则和功利主义(公共的善)的制约。第二种观点认为,存在以自然律和普遍的人类本性为基础的自然权利或人类权利。自然权利的论证途径是: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自然权利是人们可以运用理性从现实中推演出的理想,这是一个人类本性使然的自然的事实。但自然权利论者对于具体的自然权利并没有统一的答案。洛克认为,自然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美国独立宣言"则声称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构成了自然权利的核心;"联合国人权宣言"通过一系列维持生命的最低标准所要求的基本需要,规定了自然权利。

由关于权利的两个观点可知,权利一方面受到契约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是超越契约的。前者立足于现实层面,主张权利是现实权力结构下的资源配置的结果;后者建基于理性和理想层面,强调权利的内在性和不可剥夺性。两者综合起来考虑必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权利是理想与历史条件的折衷,权利所涉及的基本内涵会随人类社会生活境遇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再约定。

那么权利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在此,我必须提出一种不证自明的自然律论的理性权利观:人类最基本的权利是人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无疑,此基本权利观的前提是假定人类文明有一种完善、进化和走向繁荣的意趋。当代自然律论哲学家约翰·费利斯(JohnFinnis)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论点的基础上,指出人类的繁荣仰赖于7个缺一不可的基本前提[lv]:(1)生命和健康,(2)知识,(3)游戏,(4)审美体验,(5)社交(友谊),(6)信仰,(7)理性实践。这7个方面实际上是当代基本权利的一种框架,其内核就是人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

根据上述分析,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日益生活于信息空间之中,信息成为一种与人的自我保存与自我发展密切相关的资源,合理地制造、拥有、传播和使用信息的权利成为一种重要的权利形式,我们称之为信息权利。具体而言,网络中的信息权利主要包括信息访问权、信息权、知识产权、隐私权、信息安全权和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权利等诸方面,下文将作逐一分析。

最后,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常将权利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种,信息权利是一种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

所谓消极权利指自由从事或自由信仰某种事物而不受干预的权利(自由权),积极权利则指从他人处接受具体的行为、福利或服务的权利(受益权)[lvi]。显然,在我们所说的几种信息权利中,既有消极权利也有积极权利。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不论是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都是有条件的。其一,个体对消极权利的行使不得妨碍他人的消极权利的行使,而积极权利的实现必然也要受到客观条件(资源数量及配额)的制约。其二,根据权利与责任的相关性原理,一个人的消极权利的实现的前提是他人承担不干预的责任,积极权利则需要他人承担提供相应资源的责任。由此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在具体分析网络信息权利的内涵时,要从权利实现的条件与权利和责任的关系角度加以剖析,正视权利实现中的冲突和妥协,以避免个体主义方法论所导致的内转[lvii](introversion),即过分强调自我权利而忽视对他人权利所应承担的义务的倾向。

2.网络信息访问权

在有关网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信息访问(accesstoinformation)权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有关信息访问权的要求所针对的首先是互联网的排他性(exclusion)。尽管许多乐观主义者认为网络的普及会使广大公众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知识,使人们能够共享政治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福祉,另一些人则看到在上网这个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现象,网络正在不同的人群和地域之间制造一种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使能够访问网络的人成为信息富人,网络发达的地区成为信息富裕社会,无法访问网络的人成为信息穷人,网络不发达的地区成为信息贫困社会,这使得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所在的社会截然二分[lviii]。

就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而言,悲观主义者认为,由于前者的立场影响到信息政策,将使后者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由于那些可以随意访问网络的收入稳定的中产阶级无法体会不能访问网络的公众的境遇,他们在网络信息基础设施问题上持更为保守的立场,完全忽视了公众访问信息资源的政治和经济价值[lix]。因此,网络信息访问权的主要诉求是获得平等的网络访问权。目前,尽管有关数字化生存的隐喻已经为能够上网的中产阶层所接受,恐怕人们还很难将网络信息访问权视为一种消极权利。换言之,网络信息访问权是一种积极权利。而这种积极权利的普遍实现只能依靠对公众网络基础设施的投入。事实表明,由于技术依赖于资源,技术本身不仅不可能带来平等,还会使不平等加剧。其实,较上网设施更为重要的是上网者的知识水平。一般来讲,知识水平较高者虽然也有可能沉溺于网际娱乐甚至不甚健康的娱乐之中,但网络更多地是用于查询信息和业务联络等积极消费(时间、金钱);而低收入和文化层次较低者则更容易沉溺于前者之中,很少有能力利用网络进行积极消费,结果他们成为网络服务商和网吧经营者所设计的流行俗文化的消极消费者。由此可见,网络信息访问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即便在网络得到充分普及之后,其不平等性依然存在,而且是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再生产的一个环节。

信息富裕地区和信息贫困地区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首先,由此会进一步导致区域竞争力差距的增加。其次,由于网络信息所使用的语言以英语为主,一方面会导致访问障碍,另一方面会造成新的文化霸权主义。对此,我们在后面的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权利中要作专门论述。

3.网络信息权

网络信息权是指人们可以利用网络合法和合乎道德规范的信息。显然,网络信息权与文化、伦理、法律和意识形态背景有极大的关系。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喜欢标榜言论自由,就将网络信息权作为言论自由权的衍生权利。于是很多公民自由主义者认为,网络空间是网民的自治空间,完全不需要国家的权威。在这种定位下,网络信息权就成为一种消极权利。实际上,如果考虑到个人的信息必然要影响到他人,网络信息权应该视为一种积极权利。换言之,个人的网络信息权要受到的一个重要的制约是不能故意伤害、欺骗和误导他人,故许多人认为,某人的信息权的获得基于其在以往的信息中的良好记录。网络信息权的实现涉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它们包括网络、网络仇恨言论、网络匿名言论、垃圾邮件等。

网络色情(Cyberpron)传播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1995年7月1日,美国《时代》杂志以封面文章的位置刊登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人员的网络色情研究报告。文章披露:"网上色情内容泛滥成灾。历时18个月时间,研究小组研究了共计917410个色情画面、描述、短故事和录像片段。在上述数字化处理了的图象储存的Usenet新闻组中,83.5%的画面为内容。"[lx]尽管这项研究的研究方法和数据遭到了来自网络内外的大量质疑,它还是推动了禁止故意向18岁以下儿童提供色情内容的立法《正当通信法案》(CDA)。但是这个法案在美国却招致了网络服务商(ISP)和公民自由主义者的强烈的反对。反对者认为:

(1)CDA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且由于何谓色情并没有绝对标准,CDA可能影响成年人自由传递信息的权利,甚至会使得网络审查制度干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与保健和性教育有关的内容;

(2)CDA即便获得推行,由于网络具有全球性,依然不能有效阻止向儿童传递色情内容的行为。最后,最高法院竟认定,由于CDA不够严密,使政府无法在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范围内干预言论;同时,CDA为了使未成年人免受潜在的伤害而压制了成人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的行使[lxi]。

后来,克林顿提出的《儿童在线保护法案》(COPA)也遭到了许多反对,被称为CDAⅡ。简言之,美国公众将网络信息权纳入了言论自由权的保护范围。

美国人的选择与他们标榜言论自由和将言论自由意识形态化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商家所受到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坚持以集体利益和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中,言论自由要以遵守法规和公共道德观念为前提,网络色情信息的传播无疑是被禁止的。

网络中的仇恨言论(hatespeech)大量存在。许多极端主义的团体,如白人至上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组织在他们的网页中了许多过激的仇恨言论。例如,在一些反犹太人的网站中,有人竟然声称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屠杀。有些仇恨言论还与电脑暴力游戏有关,在一个游戏中,非洲裔美国人、犹太人和同性恋者都被设定为施暴的对象。对于社会控制而言,网络仇恨言论的和传播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在美国,如果仇恨言论被认定为具有明显和当下的危害,就不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在德国和法国,反犹和纳粹倾向的网站是非法的,德国政府要求网络服务商必须删除这些网站。显然,由于大多数散布仇恨言论的人希望诱使未成年人和意志薄弱者上当,除了政府的管制之外,使用者(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仇恨言论进行过滤(filtering)也是很有必要的。由于网络的非中心化运行模式,加之网络又没有国界,消除仇恨言论的斗争将是长期和艰巨的。

网络匿名言论(anonymousspeech)是网民在通过匿名邮件转发服务器等网络技术藏匿身份的情况下发表的言论。当然,严格地讲,网络中的任何匿名行为都会留下"电子指纹",不可能做到绝对匿名。网络匿名言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匿名可以鼓励人们对公共事务比较开诚布公地发表独立见解,在民主程序中相对独立地行使其参与权;另一方面,匿名又可能诱使人们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或满足于窃窃私语而放弃负责任的民主参与,同时,罪犯还可能利用匿名手段从事敲诈和泄漏技术与商业机密等犯罪活动。

垃圾邮件(spam)是一些人出于表达意见或商业广告目的而成百上千地大批量的邮件。其负面作用是显见的,如占用网络资源使网络发生拥塞,使接收人被迫接受不需要的信息并浪费接收人的时间,传播不当言论,导致商业欺诈等。滥发垃圾邮件这种行为基本上属于一种可以宽容的不当行为。目前,对付垃圾邮件主要以技术手段为主,例如许多邮件服务器都设置了过滤拒收功能。

4.知识产权

从信息权利的角度来看,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力度始终存在着在限制使用和信息共享的矛盾。对此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立场:

(1)尽可能充分地保护知识产权,使知识创造者获得最大的回报,以此促使更多的知识创新;

(2)强调知识的公共性和共享性,主张尽可能地减少知识产权的保护;

(3)以是否有利于知识创新为标准判断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实际上,不论从哪个标准出发,都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

网络所具有的大批量复制潜力等新的技术特性使上述三种立场都得到了发展:

(1)主张知识产权保护最大化的人认为,网络内容在传输过程中形成的包括暂时、不完整的复制件在内的数字化形式的复本都应该属于版权保护的范围;

(2)主张保护最小化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在网络空间这一开放性空间中,占有信息有悖民主原则,影响了思想的自由交流;

(3)以增进知识创新为目标的人有的主张共享,认为共享可以打破原来的中心化的技术创新中的一些束缚,使每个创新者都能够发挥出创造性,另一些人则认为加大保护有利于鼓励创新的独立性和原创性。

网络中较为突出的知识产权问题有"数字化权"、软件版权、域名权、超文本链接中的权利问题等。

"数字化权"又称"电子权",是传统版权在数字化时代的延伸,泛指在国际互联网或其他计算机网络上传播、以及通过存储介质(如磁盘、光盘等)流通的作品的使用权。"数字化权"属于版权人,数字化的作品的使用需要版权人的授权。"数字化权"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是,知识产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权利,它会随着知识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而发展。此外,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所谓作者的精神权利的数字化延伸,即作者一方面拥有作品的数字化传播的权利,另一方面,作者还有要求作品在数字化传播过程中保持完整性的权利。

网络这种新的信息方式给软件版权保护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保护方式更加灵活。这种变化的实质是以多样化的保护方式获得最大的效益,即软件版权保护已经渗透到销售策略之中。其中,有时限的试用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保护形式。而更为极端化的免费软件运动和公布源代码运动实际上是在寻求网络空间中软件盈利的新模式。

域名权是网络空间中形成的一种知识产权。由于域名是一种新的信息资源,从一开始就导致了许多争议和冲突,这些冲突主要是由域名与商标和商号等商业标志的关系而造成的。在早期域名注册中,一些人故意将其他商家的商业标志抢注为域名,或者在注册的域名中使用易与其他商家的商业标志混淆的域名,有不正当竞争的嫌疑。同时,商业标志相近的企业在域名注册中也有可能发生冲突,此时一般采用先来后到的办法来处理,处于不利的一方往往被迫采取一些技术手段加以补救[lxii]。至于那些与传统商业标志无关的域名,除了有些分类下(如.gov,.edu等)的域名注册有一定的规定外,对域名本身并无过多的限制,基本上适用先来后到的原则。域名权的冲突表明信息权利具有的排他性,但另一方面,在冲突的领域之外,域名的注册还有及其广阔的构思空间,这说明信息权利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超文本链接是网络发展基础,其中也涉及许多权利纠葛。目前所发生的相关典型案例有三类。其一为设置的链接绕过被链接网站的主页所造成的纠纷。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售票人公司案"[lxiii](TheTicketmasterCase):售票人公司是美国一家专门出售演出票的公司,该公司拥有一个网站()。微软的"西雅图人行道"网站为了方便用户购票和获得售票信息,设置了通向售票人公司网站的链接,但这个链接绕过售票人公司的网站的主页,直接连到了售票分页之上。1997年4月,售票人公司因此微软。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微软被允许继续链接到售票人公司的网站,但不得绕开后者的主页。

其二为由"加框"(framing)技术引起的纠纷。典型的案例是"全部新闻案"[lxiv](TheTotalNewsCase)。"全部新闻网"()采用了"加框"技术:在其主页上,顶端显示着网址"",左侧长方形"框"中排列着华盛顿邮报、CNN、时代周刊等新闻机构的标志,下端是该网站的广告,右侧大"框"中是一些通向各个新闻机构的链接,用户点击链接后就能够在右侧大"框"阅读到各个新闻机构的新闻。显然,这种做法使新闻机构的网站不能以原貌面对用户,他们将"全部新闻网"告上了法庭。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全部新闻网"可以设置通向新闻机构的链接,但不得再采用"加框"等混淆新闻来源、影响原告全貌的做法。

其三为"元标志"(meta-tags)纠纷[lxv]。元标志是网页设计时所设计的关键词,搜索引擎一般依据它们来检索网页。有些网站为了提高页读数有意进行虚假设置,如有些网站故意将"sex"之类的词设置为"元标志",不管其网页与此是否有关。而最容易引起纷争的是将他人的商业标志设置为自己的"元标志",进而造成隐形侵权。其典型案例是,一些公司将"Playboy"设置为元标志,结果用户在以playboy为关键词搜索Playboy实业公司(PEI)时,这些公司在搜索结果中位于PEI之前[lxvi]。

在上述三类纠纷中,现实的经济利益是主要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在链接关系中还存在许多不易被人所察觉的伦理和法律责任问题:设置链接的网站要对被链接网站的行为负法律和伦理责任吗?对此,比较严肃的看法是,尽管由于网站内容的不断变化使这种责任的承担比较困难和复杂,设置链接的网站依然有责任充分地、实时地了解被链接网站的内容,避免将用户引入歧途。但如果考虑到链接的数量及其复杂性,这种责任又不可能十分严格地得到履行。

5.隐私权

从信息权利的角度来看,隐私权即个人有保守隐私且使其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隐私是指一些不必告知他人的纯粹个人信息,如住址、联系方式、健康状况、感情生活、个人旨趣等。随着网络的发展,隐私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网络技术使得个人信息的收集变得极其容易而隐秘,另一方面,个人信息在网络经济中更易于被当作商品买卖、交换和组合。故所谓网络的匿名性实际上是一种假象。这一发展不仅使公众的市场消费行为在电子商务中变得毫无隐私可言,人们在工作中的一举一动也无时不在虚拟的全景敞视(panopticon)之下。

在网络中,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隐私权冲突日益加剧。其原因是:数据库与网络传播技术的结合使个人信息得以便捷地转化为可带来商业利润的"信息财产",这种信息财产对于提高商家的市场营销效率、改善整个市场的有序性是十分有效的,商家希望借助它们实现所谓"一对一"或个性化的市场营销;然而,消费者们却担心,这可能会伤害个人的隐私权。

消费者所担心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lxvii]:把数据出售给不负责任的供应商的可能;数据采集者不可信和不谨慎的可能;数据重组后生成有关个人详细的、组合的形象的可能;不准确信息传播到其他文件后,难以纠正的可能。此外,商家还有可能利用消费者的消费旨趣诱发不必要的消费或误导过于追求享乐的消极消费,由此进一步影响到个人的自主性和人格尊严。类似地,公司对员工的信息监视(如对电子邮件的监视),虽然有利于严格管理,但也使个人的行动自由受到了无形的制约。总之,网际隐私权冲突主要涉及如何兼顾经济效益和个人隐私的问题。

6.信息安全权

网络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的海量和高效传播,也导致了许多信息安全问题,信息安全权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网络信息权利。与网络信息安全权有关的问题主要包括三类:网络非法入侵,网络加密与公共安全政策和电子商务中的安全问题。

关于网络非法入侵存在一种比较模糊的认识,即许多人认为进行网络非法入侵的黑客大多数是一些技术顽童或"网络罗兵汉"。造成这种模糊认识的根源之一,是人们相信黑客会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他们只是出于好奇,希望了解计算机系统如何工作,而不会破坏和改变任何东西。一些黑客会做一些"行侠仗义"的事,如大量散发免费软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冲突时互相袭击对方的网络以泄愤等。显然,这种模糊认识只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而实际上,网络非法入侵是一种违反惯常的伦理准则和社会规范的行为,其危害和潜在危害性是不容忽视的。从维护普遍的信息安全权的角度来看,任何网络非法入侵都是应该禁止的。

网络加密与公共安全政策是相互冲突的两个方面。目前,许多网络加密技术可以利用足够长的密码做到除了当事人以外其他人无法破译。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不仅可以使他们安全地交往和交易,还能够绝对地保护他们的隐私。但是,政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样一来会导致诸多安全隐患。故要么规定密码长度以便需要时破译,要么希望推行一种国家安全部门留有后门的加密技术。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力图推广一种安装在电话中的名为Clipper的加密芯片,为网络用户提供一种为安全部门留有后门的加密技术。结果遭到了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施。1996年,美国政府看到在国内寻求加密后门一时难以实现,就转向对出口网络信息产品进行限制:美国出口的信息产品可以使用高位数(如128位)加密技术,但要使美国政府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拥有超级密码。到1999年,这项限制才被取消。

安全保障是电子商务的一个必要前提。首先,网络服务器及其中存放的文件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其次,网络服务器与客户终端之间的信息传递应该保证准确无误,为此需要建立一套可靠的安全论证系统。值得指出的是,在安全认证过程中,电子商务运营者的安全责任十分重大,他们不仅要防止黑客破坏或进行欺骗交易,更重要的是他们要保证用户的关键隐私信息(特别是身份证号、信用卡号等)不被泄漏。

7.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权利

与前面几项权利不同,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权利是针对不同的文化而言的。由于美国和西方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方面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美国和西方通过文化渗透在推行一种全球文化经济(culturaleconomy)统治,使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视听空间被西方文化殖民化。许多国家自觉地意识到了在网络发展中保持本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连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也感受了美国文化和英语的网际优势。为了挑战这一趋势,各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文化战略。实质上,在网络时代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文化战略,是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谋求新的世界信息秩序[lxviii](newworldinformationorder)的文化战略的延伸。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发展中国家必须以网络发展为契机,致力于保护与促进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工业与文化认同,形成自主的"替代性视听空间"(alternativeaudiovisualspace),以颠覆国际文化信息交流中的不平衡,缩小信息贫困社会与信息富裕社会之间的数字鸿沟。

四、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考量

在前面两节中,我们分别讨论了网络权力结构和网络信息权力,接下来我们将以网络权力结构为背景,先分析网络信息权利的现实价值取向,然后提出一组理想化的网络信息权利分配的伦理原则,最后探讨如何在网络内外的相关利益群体中引入网络信息权利分配的伦理协调机制。

1.信息权利的现实价值取向

网络信息权利的实质是网络相关利益群体对网络信息传播所带来的利益的要求,这些要求中渗透着网络相关利益群体的伦理价值取向。从目前网络发展的情况来看,网络信息权利的现实价值倾向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面向:(1)各个群体的本位主义倾向十分明显,他们都希望在网络中既保持原有的利益又获得更多新的利益,同时尽可能免于伤害;(2)网络的发展导致了一种新的公民自由主义倾向,出现了单子化(atomization)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第一个倾向反映了网络信息权利的价值取向的选择机制。在此机制中,网络权力结构以其技术螺旋和市场螺旋宰制现实的网络信息权利的价值取向。由于网络信息权力结构有利于左右网络信息资源和投资的权力精英阶层,在利益角逐中处于优势的是网络服务商、网络信息设备制造商、网络信息软件服务商和利用网络建立服务流程的公司。由于这些优势的相关群体是决定网络信息权利的价值取向的决定力量,推动网络经济以增加商业利润成为选择和调节各种网络信息权利要求的基础。

第二个倾向说明现实的网络信息权利的深层伦理价值取向是伦理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译为效益主义可能更贴切)的结合。伦理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先于社会,道德在本质上是个人的,善恶取决于个人的主观评价[lxix]。为了使主体成为"自由人",公民自由主义首先强调伦理个人主义。但显然绝对的伦理个人主义是行不通的,人们还需要通过交往形成一定的关联。为了使个体能够"自由地"与他人结合,公民自由主义选择了功利主义作为其基本的交往伦理。对于后者,边沁曾很好地表达过其核心理念:"功利原则意味着这样的原则,它根据每个行为提升或降低其利害相关的人们(thepartywhoseinterestisinquestion)的快乐来赞成或非难该行为……"[lxx]由于所谓"利害相关的人们"也可以只包括个体自身,故功利主义与伦理个人主义是内在自洽的。同时,功利主义也可与伦理个人主义结合,在"利害相关的人们"中,实现公民自由主义追求的所谓拒斥外在权威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如果我们将上面两种倾向结合起来分析网络信息权利的现实情况,不难发现,在网络权力结构宰制之下,技术螺旋和市场螺旋使技术不断升级、市场不断扩张,网络信息产业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成为一种主导力量,公民自由主义的伦理价值取向所追求的自由成为一种虚假的幻像:

(1)网络信息访问权。依据公民自由主义的理念,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网络信息访问权。许多政治家也开始意识到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之间差距拉大的危险。如艾尔·戈尔(AlGore)曾警告,如果我们听任信息高速公路哪怕只是暂时绕开这个社会的不幸群体,信息富人将更富而信息穷人会更穷,这样就没法保证所有人最终都能上网[lxxi]。但实际上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之间真正的差距来自受教育程度的差距。面对网络所带来的信息爆炸,即便在上网条件上有了根本的改善,每个人都能够比较方便地上网,结果也未必是平等的。受到良好教育的网络信息精英们知道信息来自何方、如何精选信息、如何剔除剩余的信息,故可以有选择地访问采集各种信息,再生产出为他们带来财富的信息;而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却很容易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将大量宝贵的时间耗费在通俗网络文化之中,其行为与其说是获取信息,不如说是陷入到网络权力精英设计的信息消费之中,而网络权力精英们一般不光顾这些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的信息消费。简言之,网络信息访问权的获得并不能改变更根本的社会不平等,上网不等于获得了利用信息增进自身福利的自由。

(2)网络信息权。公民自由主义者在此问题上热衷于标榜言论自由,但实际上真正获利的是网络信息产业的各类经营者。以网络色情为例,即便人们在心理上有一定的性幻想的需求,但由商业化包装而制造出的色情文化完全是一种过剩的诱惑。正是这种过剩的诱惑使人们不能分辨所谓信息的自由传播与人自由表达意愿的差别,甚至为此不惜放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这样的自由是值得质疑的,但又是由网络权力结构的决定的。或者说,公民自由主义内核中的功利主义与网络权力结构中的权力精英主义和经济利益至上原则使伦理个人主义所诉求的自由必然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异化。

(3)知识产权。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公民自由主义者轰轰烈烈地搞了许多增强知识的共享性的举措,但最终仍然无法逾越无所不在的网络权力结构。"数字化权"概念的推广意味着传统的知识产权得到了扩张,免费试用之类的"改进"则不过是知识产权因应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而推出的营销举措。总之,信息和知识正在成为比有形资源更重要的社会资源,知识创新日益成为一种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事业,人们越来越不可能平等地分享它们。

(4)隐私权。在网络权力结构的宰制下,西方文化所标榜的隐私权实际上正由消极权利变为积极权利。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个人信息转化成为有助于生产和营销的信息财产,在效率至上原则指导下,对隐私权的保护实际上只是谁(有可能)要求就保护谁,如果不要求就认为得到了允许使用的默示。更进一步而言,商家还采取了许多巧妙的办法诱使个人部分甚至完全放弃隐私权。在员工管理方面,网络的应用使员工的活动具有更大的虚拟性,企业管理者必然要采取一定的监控手段确保工作效率和保密性,而且为了减少员工的不满,对具体的干涉行为会作出明示并以契约方式使其结构化。

(5)信息安全权。说到信息安全权,网络公民自由主义者所担心的不是黑客破坏和电子商务中的其他欺诈行为,而是惧怕政府实行奥威尔的《1984》中的"老大哥"(Bigbrother)式的全盘监视。这种电子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只是对"民主价值"的追求吗?如果考虑到网络权力结构及其技术螺旋和市场螺旋的存在,就不难发现无政府主义或去中心化的最大受惠者是网络权力精英阶层,结果使得:"各类公司会更加肆无忌惮地从升级狂热中获利;它们会加倍努力地用广告来覆盖人行道和步行街;会让区位媒体和信息监视这类营销手段更加锐利;会实现他们的承诺──开发出规避新闻监督的新一代公关策略。而所有这些都将以消费者精神压力的加重和注意力分散的加剧为代价。"[lxxii]这样说似乎有些偏激,但公民自由主义所追求的电子无政府主义的确十分符合保守主义的旨趣,即以大多数人获得自由的假象换取少数人攫取更大利益的自由。

(6)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公民自由主义者对此一直莫不关心,其根源是网络权力结构在全球的展开就是新的文化殖民主义的发展。当然,在直接推行文化殖民主义战略的同时,保持文化多样性本身也可以作为文化殖民主义的一种幌子,因此信息贫困地区在网络权力结构下的不利地位不可能被轻易打破。

2.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原则

通过对现实网络信息权利的价值取向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网络信息权利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网络权力结构对网络信息权利的宰制。由此造成了普遍的非自主性、不平等性和知情同意的缺失,这使得网络一方面难以避免对网民的伤害,另一方面不能保证使网民真正受益。针对这一现实,我们将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理想的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原则体系。这个体系包括5个伦理原则:(1)无害(nonmaleficence)原则;(2)行善(beneficence)原则;(3)公正(justice)原则;(4)自主原则(autonomy);(5)知情同意(informedconsent)原则。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原则体系是一种立足现实的理想化伦理规范体系。在此提出这些伦理原则的目的有二。其一是规范意图,这是一般伦理原则体系所承担的意图伦理的功能,即要求行为人在事前审慎考量其意图是否合乎这些原则;其二是明确责任,即以这些原则为参照,反思和判断有关行为的实际后果是否合乎道德,并明确界定行为人所应有的责任,故其又具有责任伦理的功能。

我认为,上述伦理原则既是意图伦理原则又是责任伦理原则,而且规范意图和明确责任是两种不可替代的功能。一方面,良好的意图不能作为规避对后果的责任的理由;另一方面,良好的意图虽不绝对导致道德的结果,但从良好意图出发的审慎的行为能够减少明显的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下面,我们来深入分析上述5个伦理原则。

无害原则

无害原则指任何网络信息权利的实现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这条伦理原则是任何伦理体系都必须严格遵守的最低道德标准(moralminimum),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无论如何不要伤害"的强制命令。[lxxiii]因此,无害原则可以称为底线意图,它要求行为者在事先要存有无害他人的意图,由此意图出发,审慎考量其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并以此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坚决杜绝那些可能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依据这一原则,鉴于大多数黑客事先并未仔细思考其行为后果对他人的危害,黑客行为在意图伦理层面就违反了无害原则。同时,无害原则也是一种完全责任原则,可以根据这一原则由结果(或可能性)判断出那些明显的不道德行为。例如,在网络信息权中,由于网络色情内容对于未成年人会造成伤害,就可以断定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然而,作为一个社会,仅有无害原则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之为社会,还在于其成员能够相互善待,这就引出了行善原则。

行善原则

行善原则是指相关利益群体在实现网络信息权利时应该作出一定程度[lxxiv]的努力以使他人受益。根据一般的伦理学哲学分析,行善是一种弱伦理原则:从意图伦理的角度看,行善是具有一定的超越性的意图,行善者为其善行所冒的有损自我利益的风险越大,其超越性就越显著,故许多网络社群中的善行都是风险较小或随意的善行。从责任伦理的角度看,行善是不完全责任,而不是完全责任。但如果考虑到在网络空间中,不同相关利益群体的行善能力有巨大的差别,道德直觉会告诉我们,网络权力结构中受益最多的网络权力精英阶层完全有责任使其他弱势相关群体受益,而且,行善应该成为网络权力精英阶层的一种意图伦理。显然,行善原则的强制性程度,取决于社会公众对网络给不同阶层带来的利益的巨大差异的认识。在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行善原则的强制性就获得了证明:鉴于所有福利都根源于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中的人应该共同拥有它们。而如何行善、如何合理地共同拥有福利便引出了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是指网络信息权利分配应该体现社会平等[lxxv],它是判断网络信息权利的实现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准。面对网络权力结构宰制下网络信息权利实现中的不平等,必须依靠公正原则加以规范,为此需要确立一种基于权利的公正概念。当代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强调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就是这种基于权利的公正概念。罗尔斯认为,由于每个人都可能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所以人们在行动的时候所遵循的普遍的伦理原则,都是从社会中潜在的最小受惠者的角度出发加以考量。由此,他得到了两个正义原则[lxxvi]:(1)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2)符合正义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应当这样安排,使他们:①在与正义储蓄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缩小差别原则);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均等原则)。

其中,第一个原则是理想的正义,第二个原则是事实上的正义;第二个原则中的缩小差别原则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努力分配,机会均等原则体现了按贡献和能力分配。而且,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中的缩小差别原则又优于机会均等原则。

这种基于现实不平等的公正构想,对于消解网络权力结构对网络信息权利分配的宰制性有一定的意义。从权利的角度来讲,网络的发展带来了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罗尔斯的两个原则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由此可能带来的不平等中寻求正义,而且还兼顾了公正和效率。其中的缩小差别原则,在绝对公正和无限制的不平等之间保持了适度的张力,调和了权利分配不均所导致的冲突:一方面,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从身受的不平等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如果减少不平等,反而受害更甚;另一方面,处于最有利地位的人,虽然有所损失,却又因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的合作而得到了补偿,如果没有这种合作,它所所享有的相对特权反而会受到威胁。机会均等原则则为不同的人改善其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总之,公正原则是在承认网络权力结构的不平等的现实的情况下,使网络技术螺旋和市场螺旋所决定的网络信息权利分配在按绩效分类和按需分配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即在网络"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使非权力精英阶层获得应有的利益,而不仅仅作为网络经济的营销目标。鉴于网络发展中社会公正的缺失,应该同时从意图和责任两个层面强调推行公正原则的必要性。实际上,公正原则十分具体。依据公正原则,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无差别的版权保护门槛不再是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社会应该强制知识产权的拥有者降低对教育程度和收入较低的社会成员的收费;在信息访问权中,目前国内居高不下的上网费用无疑是明显的只顾企业利益而加大数字鸿沟的不公正行为。在贯彻公正原则的过程中,有一种观念必须纠正,那就是权力精英层往往认为他们对公正原则的遵守是一种慷慨的施舍行为。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其症结在于他们未认识到,公正待人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受到公正的对待是每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权利;简言之,他们未认识到人的自主性。因此,为了保障公正原则的正确实施,必须进一步引入自主原则。

自主原则

自主原则强调个人能够自我决定如何支配其合法的网络信息权利。自主原则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认为人类是道德地行为的,并且具有理性的意志[lxxvii]。康德认为有理性的人拥有双重的道德能力[lxxviii]:(1)他们有能力提出或更正以追求善的生活为旨归的理性规划;(2)他们也有能力尊重他人的自决能力。由此,自主不仅是履行道德义务的必要条件,而且要通过自的行使,才能依据人们所认为的最值得过的生活来塑造自己的命运。

自主原则的伦理实质是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人?康德的答案恐怕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一个,即他的绝对命令的第二个公式:我们必须总是把他人作为目的而绝不把他人作为手段来对待。因此,自主原则所体现的伦理态度是在尊重人的前提下尊重人的自我决定权。人们很容易指出,康德的人只能作为目的的绝对命令很难在现实生活中贯彻,但实际上这种绝对命令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其理想性,而在于它能够与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下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立场相制衡,无疑,暗含功利主义的公民自由主义是无法起到这一重要的制衡功能的。

谈到自主,必然提及来自技术自主论的挑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埃吕尔(JacquesEllul)的技术自主论。他认为技术是自主的,即技术从根本上说只依赖它自身,它是封闭的、自我决定的"有机体",以自身为目的,为自己开辟发展道路。这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其逻辑是,由于技术依据的是自然规律,在现代技术中,相对于技术而言,人已不再是主体;在技术系统中,人们的判断、选择、决策都服从于技术目的、都是技术体制内部的活动、连价值标准也逐渐由技术决定[lxxix]。因此,人们不再具有判断和选择的自由,相反,技术是自我决定的,它尽可能有效地把任何东西都置于其控制之中。总之,在技术社会中,人的一切需要、欲望、计划和思维过程都逐渐适应于技术的模式,即理性的、人工的、高效的活动模式。

在网络技术的发展中,似乎很容易用技术自主论来解释技术螺旋和市场螺旋,但这种诠释的腐蚀性是十分显见的,它使普遍存在的网络权力结构被遮蔽,使那些应该为制约公众的自负主要责任的权力精英阶层得以逃脱责任。换言之,对网络生活的自主原则的最大威胁来自本质上专注于效益(唯利是图)的网络权力结构,自主原则所体现的是广大公众的消极权利,它要求人们特别是网络权力精英阶层充分尊重公众、尊重他们的自。

尽管自在理论上是神圣的,但在现实中难免与权力结构达成折衷,即通过契约转让其自。这意味着,一方面人们拥有自,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交易和自愿放弃等自觉的情况下暂时让渡部分自[lxxx]。以隐私权为例,自主原则所强调的并不是绝对的隐私权,而是个人对其隐私信息的使用方式或使用与否具有自我决定的权利。在很多情况下,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优势的群体会采取一些利益诱惑的办法获取用户的隐私。例如,在网络用户注册中,许多网站经常会采用抽奖等手段诱惑用户透露其真实姓名、地址、身份证号或出生年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站只是一次性使用这些信息,而且能够为用户保密,则可认为基本上维护了自主原则。但如果网站对此信息还有其他用途,如将其有偿转让给其他企业,就必须首先征得用户的自主同意。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97年,当美国在线(AOL)决定将其850万用户的电话号码转让给折扣销售商CUC国际公司和另一家电话折扣销售商时,许多用户,包括政府官员纷纷向AOL打电话和发电子邮件,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网络权力结构这种知识权力结构之下,公众自主应以充分了解与其自决行为后果相关的知识和资讯为前提,否则公众的自主决定可能是盲目性的,而无法保证后果的无害性和受益性,由此需要进一步引入知情同意原则。

知情同意原则

知情同意原则要求,为了确保自主原则的真正实施,行使网络信息权利的主体应该使受到影响的相关群体尽可能充分地知晓其过程、潜在的风险和可能后果,再自主地作出抉择。知情同意的规范原则源自医学伦理中的"医患"关系和医学研究中的研究者与自愿者的关系准则。依据知情同意原则,只有当患者或自愿者了解到使他们作出正确决策的准确信息之后,他们才能够决定是否接受手术或参加有危险的研究[lxxxi]。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在网络权力结构中,不同的相关利益群体所拥有的信息和知识的数量和准确性、以及搜索和理解信息与知识的能力都是不对称的,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与"医患"关系十分相似。

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在不断增长的利润的刺激下,网络权力结构极可能导致信息和知识的垄断,广大公众的知情同意权利的不利状态几乎难以逆转。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普通公众在与网络企业等优势群体发生联系时坚持知情同意,最终使优势群体至少在形式上认可这一原则,然后通过对长期后果的追究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比较认真的落实。

显然,落实知情同意原则的关键靠公众的认真追究。例如,某机构采集并储存了许多个人的敏感信息,那么这些人就有权知晓他们的信息是否会遭到非法入侵,在公众的推动下,那个机构就有可能向公众通告其安全措施,然后公众会对安全措施进行质疑。信息与知识的垄断只能通过公众知觉地行使知情同意权而逐步改善。惟其如此才可能进一步导致一种良性的循环:对知情同意的遵守成为企业赢得用户、增强竞争力的一种手段,各个企业会竞相改善他们对知情同意的实际重视程度。当然,我们永远都不要对权力优势群体对公众的重视抱过高的幻想,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常见的一种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企业往往会在他们认为不必要的服务上向同行的最低标准看齐,而对知情同意权的尊重往往置于不必要的服务之列。

3.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

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原则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使网络信息权利的行使更加符合基本伦理精神的理想化规范,但是仅有这些原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建构一种伦理协调机制,使其落实于伦理实践之中。我认为,网络权力结构下的网络信息权利伦理协调的实质是政治性的,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以基于伦理精神的产生式的权力不断与网络权力结构中的等级式权力相较量的过程。

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政治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一种宏观政治,而是一种融会在生活世界中的微观政治。其次,它是务实的。它认为在宏观上彻底网络权力结构既不现实也找不到效率更高的替代结构。在此务实的前提下,其思路是试图由基本的伦理精神形成一些可以部分地制衡等级式权力的产生式权力。总之,它不是从总体上追求平等和参与的解放政治,而属于在具体的受到网络权力结构宰制的生活情境中尽可能地体现公正和自主的生活政治。

值得指出的是,生活政治是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提出的一个概念[lxxxii]。吉登斯指出,生活政治是一种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在此反思性秩序的环境中,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决策的政治。他认为生活政治的本质有三个要点:(1)从选择的自由和产生式权力中获得的政治决策;(2)在全球化背景下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的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3)在一种后传统秩序中提出有关"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之类的伦理问题。显然,人们对网络知识权力结构中的生活的伦理反思,就是反思现代生活策略,反思网络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反思如何在网络中获得自我实现,因此,网络权力结构下的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机制就是这种生活政治的展开。

以生活政治界定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机制,意味着我们应该以政治的灵活性策略解决伦理的纠葛。这种伦理协调机制主要由反思、磋商和制衡三部分组成。

首先,普通公众应该反思他们与网络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特别要思考由于交往的自主原则被效益原则所取代后所导致的基本伦理精神的破坏,由此可以揭示出网络权力结构宰制下的网络信息权利实现过程中的诸多伦理问题,对其中明显有悖上述5项伦理原则的行为提出质疑。

其次,普通公众应该与网络企业等侵犯到他们权益的相关群体磋商伦理反思中揭示出的问题,迫使对方认可上述伦理原则及其伦理精神。

其三,公众应该以其对市场交易行为的自等权利的实现形成一种产生式权力,通过抗议表示和不合作等非破坏性手段进一步形成制衡宰制性的网络权力结构的力量。

值得指出的是,生活政治意味下的网络信息权利伦理协调机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微观情境化,二为奉行中庸之道。

首先,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机制是在各个具体的微观情境中展开的,各个具体的情境中的政治-伦理反思、磋商和制衡只具有局域和暂时的有效性,在这些过程中产生的规范和达成的共识没有普遍和恒久的指导意义,在情境之外只有案例式的启发功能。由于整个现代经济社会倾向于效益优先,除了少数重大的违背伦理精神的行为之外,网络信息权利实现中的伦理问题在宏观层面必然受到忽视,其协调只能在各个微观情境中展开。而且,在各个具体情境中伦理协调能否发生、能否产生效力又是没有绝对的权威作为保证的,完全依赖于相关群体的行动,其中弱势相关群体的伦理立场和博弈策略是最为重要的环节。

其次,网络信息权利伦理协调应奉行中庸之道。其一,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是,伦理协调是一种效力有限的软约束,其实现途径既不是暴力冲突也非大规模的政治对抗,而是寻求一种非暴力的解决方案。鉴于伦理精神的理想化特性,在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中,除了可以用无害原则这一伦理禁令坚决抵制严重的伤害行为之外,伦理的制约都只能是一种效力有限的规范,在实际运作中往往不是首先考虑的环节。实际上,上述伦理原则的主要作用是反思批判功能,而不具有强制约束功能。因此,奉行中庸之道是现实情势所至,而任何将伦理原则绝对化的设想都难以实现。例如,在文化多样性权利这个问题上,除了在个别极端情况下,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解决方案并非理性的选择,后发民族国家不能单纯地采取网络封闭政策,而应该以加强本土网络文化建设等积极方式应对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挑战,通过宣传教育强化公众对外来文化垃圾的免疫力。

其二伦理责任的承担与效率是有一定冲突的。很多商业和市场行为如果过于追究其中的伦理责任可能会造成效益的损失,尽管利润的直接受益者可能是少数利益集团,但整个社会可能是其间接受益者,因此社会在一定的限度内对轻微违反伦理原则的行为采取宽容的立场,即视无异议为默许,针对不甚严重的异议也只进行一些表面化的解决。以个人信用和购物旨趣信息为例,其采集整理活动已经是电子商务的一个重要营销环节,个人只要参与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完全保有隐私。因此务实的做法就是折衷,一方面有条件地转让部分隐私权,另一方面对商家造成恶性后果的滥用保留权。至于那些因隐私信息被泄露而造成的电子邮件骚扰,一般采取技术过滤的办法就可以了,真的要一一追究,其成本可能太高,往往得不偿失。

其三,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常常通过现实的利益博弈实现。以知识产权的实现为例,它实际上只是一种相对权利,其价值的形成和实现实际上是原创者和使用者共同建构的。这一特点在网络中尤为突出:我们假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网络作家在网上了一些作品,最初他对于网友们转贴之类的行为是非常欢迎的,因为正是这些行为使其作品的价值迅速提高,而一旦他出名以后,态度可能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反过来要求转贴者必须征得他的同意。通过这种前后矛盾不难看出,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是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其追求效益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但这对于公众并不一定公正。假如网站为作家作品的数字化版权付出过高的代价,不仅不利于网络信息内容的丰富,最后这种代价势必会转嫁到公众身上。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应该取消知识产权,而是指在知识产权的实现过程中各种利益选择机制会起到一种自然调节作用。直言之,知识产权本身并不神圣,就是原创者与社会讨价还价。假如知识产权拥有者开价过高,网站就可能不用那些作品或者用更巧妙的办法盗版,用户也可能宁愿选择质量欠佳的盗版,反侵权的成本大为提高,这又迫使知识产权的拥有者降低准用门槛。类似地,其他网络信息权利实现也充满了现实利益的较量。

其四,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原则只能有限度地法规化。我们前面所提到的5个伦理原则除了无害原则外,都以肯定形式("应该做")表述,一些人受到法律精神的启发,并指出如果将这些肯定表述转换为否定形式("不应该做"),就能够使软约束的伦理原则转换为有强制约束力的法规。但在法律上,除了伤害比较易于确认外,对自主、公正、知情同意的侵犯较难界定,而行善原则根本就无法以法律来调节。所以,法规化的结果不一定提高伦理原则的效力。实际上,更有效的做法是将伦理诉求置于有法律效力的各个具体的契约之中,并将对契约的有关内容的遵守和违背与利益奖惩相结合。这些契约虽然不如"宏观"法规那样具有普遍适用性,但由于这种"微观"法规与利害相关人的联系更为紧密,在现实伦理调节中更为有效。

[i]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第85页。

[ii]同上。第85页。

[iii]福科指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权力结构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可能有任何知识。"参见,福科著:《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第29页。

[iv]所谓法的保守性就是指法律虽然主张公正,但总是倾向维护知识权力结构的等级和效率,并常以高昂的成本间接地阻止有碍效率的对公正的诉求,即法律首先是知识权力结构的维护者,其次才是普遍公正的看守人。

[v]引见,丹尼斯.K.姆贝著:《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64页。

[vi]同上,第72-73页。

[vii]同上,第73页。

[viii]汤姆·R·伯恩斯著:《结构主义的视野:经济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92-198页。

[ix]同上,第196页。

[x]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第69-72页。

[xi]汤姆·R·伯恩斯著:《结构主义的视野:经济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07页。

[xii]包利民称之为内指型和外指型。参见,包利民,M.斯戴克豪思著:《现代性价值辩证论》,学林出版社,2000。第22-29页。

[xiii]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第68-69页。

[xiv]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58-159页。

[xv]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第27页。

[xvi]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92页。

[xvii]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第105-109页。

[xviii]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89页。

[xix]同上,第293页。

[xx]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载孙兴周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24-954页。

[xxi]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载孙兴周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37页。

[xxii]合理化源自韦伯对科层制度设想,即根据一套非个人化的、客观的标准来调节人际关系。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控制技术,是圣西门所称的"从人治转向物治",也是科学管理的鼻祖泰勒信奉的理念。见,J.贝尼格:《控制革命》,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8。第20页。

[xxiii]预处理是本文将要多处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早年的标准化和当今的数字化都是预处理的典型实例。

[xxiv]尼葛罗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第15页。

[xxv]数字化的实质是以离散量"拟仿"连续量,这就是一种预处理。

[xxvi]卡尔·夏皮罗,哈尔·瓦里安:《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2页。

[xxvii]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甚至混用信息和知识两个概念,这是人们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使用的一种换喻手法,其实,当一些相关概念成为一种流行的话语时,就是操作层面的东西了,对它们的理论界定并非总有必要性。

[xxviii]野中郁次郎,竹内广隆:《创造知识的公司》,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1999。第40页。

[xxix]知识创新的过程被描述为一个从个体隐含知识到群体隐含知识(群化)、从隐含知识到明晰知识(外化)、从部分明晰知识到系统明晰知识(融合)和从明晰知识到隐含知识(内化)的不断循环深入的知识螺旋。见:野中郁次郎,竹内广隆:《创造知识的公司》,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1999。第43-51页。

[xxx]波普尔:《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载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87。第309页。

[xxxi]同上,第312页

[xxxii]对此,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知识的论述比较深刻。他指出:"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移到机器语言中去的手段……信息学权霸带来某种必然的逻辑,由此生出一整套规定,它们涉及的是那些被人当作’知识’而接受的陈述。"参看: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1997。第2页。

[xxxiii]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1997。第3页。

[xxxiv]同上,第111页。

[xxxv]由此,波普尔的世界1、2、3分别为物质世界、心灵世界和信息世界。关于信息和三个世界的讨论详见:RobertAbbott(1999),TheWordAsInformation:OverloadandPersonalDesign,Exrter,England:IntellectBooks.

[xxxvi]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1997。第3页。

[xxxvii]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著:《晚期资本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xxxviii]詹明信将资本主义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发展阶段是市场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参见,詹明信著:《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第484页。

[xxxix]May,C.(2000)AGlobalPoliticalEconomy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TheNewEnclosures?(RIPEseries),London:Routledge.

[xl]相关的分析参见: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第21-60页。

[xli]彼得·德鲁克著:后资本主义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第45页。

[xlii]M.道森,J.B.福斯特著:虚拟资本主义:数据高速公路的政治经济学,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5)。第40-44页。

[xliii]所谓控制性就是通过网络建立一套专家服务营销体系,直接性就是使商品和服务能够直达用户,针对性就是量身定制。与此相关,汪丁丁提出得网络经济学的三个原理是"专家控制"、"纵向整合"和"大规模的量身定制"。汪丁丁:《自由人的自由联合》,鹭江出版社,2000。第44-47页。

[xliv]ChristopherMay:TheInformationSocietyAsMega-Machine:.TheContinuingRelevanceofLewisMumford.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3:22000.P241-P265.

[xlv]詹明信著:《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第488页。

[xlvi]卡尔·夏皮罗,哈尔·瓦里安著:《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12-14页。

[xlvii]同上,第161-162页。

[xlviii]多米尼克·夏代尔,沈沁著:《网络营销》,三联书店,1999。

[xlix]理查德·A·斯皮内洛著:《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刘钢译,金吾伦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58-60页。

[l]RichardA.Spinello:Cyberethics:MoralityandLawinCyberspace.Sudbury,Massachusetts:JonesandBartlettPublishers.2000.p31-35.

[li]汤姆·L·彼切姆著:《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295页。

[lii]同上,第296页。

[liii]理查德·A·斯皮内洛著:《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刘钢译,金吾伦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45页。

[liv]关于权利的两种观点的争论可以追溯自古希腊的自然法与约定法之争。参见,汤姆·L·彼切姆著:《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307页。

[lv]RichardA.Spinello:Cyberethics:MoralityandLawinCyberspace.Sudbury,Massachusetts:JonesandBartlettPublishers.2000.p13.

[lvi]汤姆·L·彼切姆著:《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296页。

[lvii]理查德·A·斯皮内洛著:《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刘钢译,金吾伦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46页。

[lviii]TimJordan(1999).Cyberpower:Thecultureandpoliticsofcyberspaceandtheinternet.London&NewYork:Routledge.p36-37.

[lix]BrianD.Loader(ed):CyberspaceDivide:Equality,agencyandpolicyintheinformationsocie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22-23.

[lx]引见,PatriciaWallance著:《互联网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第177页。

[lxi]RichardA.Spinello:Cyberethics:MoralityandLawinCyberspace.Sudbury,Massachusetts:JonesandBartlettPublishers.2000.p49.

[lxii]薛虹著:《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第293-382页。

[lxiii]同上,第248-249页。

[lxiv]同上,第246-248页。

[lxv]RichardA.Spinello:Cyberethics:MoralityandLawinCyberspace.Sudbury,Massachusetts:JonesandBartlettPublishers.2000.p93-95.

[lxvi]薛虹著:《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第293-382页。

[lxvii]理查德·A·斯皮内落著:《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刘钢译,金吾伦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75页。

[lxviii]陶东风编译:《新世界信息秩序》,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1))。

[lxix]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第37页。

[lxx]由此可见,通常所认为的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说法并不十分贴切,而应理解使"为利害相关的人们"中的大多数获得最大的幸福。参见,李强著:《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59页。

[lxxi]戴维·申克著:《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202页。

[lxxii]戴维·申克著:《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174页。

[lxxiii]RichardA.Spinello:Cyberethics:MoralityandLawinCyberspace.Sudbury,Massachusetts:JonesandBartlettPublishers.2000.p19-20.

[lxxiv]所谓一定程度的努力是指"当我们只冒着最小的风险或最小的不利而能如此做时"。参见,汤姆·L·彼切姆著:《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313页。

[lxxv]关于公正,处于右翼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强调自由和个人行动,左翼的观点则主张将"社会公正"置于优先地位,更重视社会的团结互助,意在朝着更大的平等和消除贫困的方向改革社会。参见,D.拉菲尔著:《道德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85页。

[lxxvi][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lxxvii]汤姆·L·彼切姆著:《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29页。

[lxxviii]RichardA.Spinello:Cyberethics:MoralityandLawinCyberspace.Sudbury,Massachusetts:JonesandBartlettPublishers.2000.p19.

[lxxix]参见,卡尔·米切姆著:《技术哲学概论》,天津科学出版社,1999年;E.舒尔曼著:《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东方出版社,1995。“有”版权所

[lxxx]这种转让依然要获得公共道德直觉的认可。道德直觉告诉我们,永久放弃全部自即涉及奴役行为,显然违背人道,永久放弃部分自一般也是道德精神所不提倡的。

[lxxxi]理查德·A·斯皮内落著:《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刘钢译,金吾伦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55页。

[lxxxii]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第251-255页

工作中提高效率的实例论文范文第9篇:虚实两界的伦理纽带:信息权利

本文的核心议题: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与建构。我认为,虚拟生活与网络交往和真实的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伦理首先应该是一种能够融合虚实两界价值判断体系,故我们首先讨论,在伦理层面上,如何将网络空间与真实空间、虚拟生活与日常生活联结为一个价值整体,即寻求联结虚实两界的伦理纽带。

我认为信息权利是联结虚实两界的伦理纽带。网络空间实质上是一种知识权力结构,当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发生相互作用时,衍生的各种伦理问题都与信息的产生、占有、传播和使用权利的行使有关,我们将这些权利称为信息权利。信息权利是连接虚实两界的伦理纽带;由于潜在的知识权力结构左右着显见的信息权利分配,我们应该在正视这一现实的前提下,建构实现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原则和伦理协调机制。为此,我们将分别讨论现代知识权力结构与现代性伦理、网络的知识权力结构分析、网络信息权利及其诸向度和网络信息权力的伦理考量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现代知识权力结构与现代性伦理

当思想巨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及技术这一话题时,他眼中的技术不是纯粹的技术活动,而是具有异质性的、正在由科学武装的工业的主要组份。对此,他提出了极为深刻的洞见:"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i]在他看来,技术在带来人的解放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异化。他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ii]

马克思的论述几乎成为现代性的注脚。自启蒙运动以降,在"知识就是力量(权力)"和"敢于求知"的口号的鼓舞下,人们似乎找到了主体性的力量:控制自然、控制自我。自此,知识与权力相结合构成了支配社会资源和决定社会运作的知识权力结构[iii],其表现形式为资本-市场机制全面展开、"大科学"的出现和科层制度的建立,即社会体制的理性化。这一理性化的结果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运作效率的提升,但同时,也因为此种工具理性使主体自身成为"算计"的对象,进而导致了人的异化和人们最为切近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从宏观政治向度对工具理性带来的异化进行了揭示,知识权力结构被夸大为通过对"虚假需求"的满足进行全面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故他开出的药方是仰赖于边缘群体的"大拒绝"──这一乌托邦式的解决办法。这显然无济于事。于是悲观主义和宿命论开始流行,如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鲍德里亚从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得出"客体"战胜"主体"的悲观前景。这些对现代性的关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以思想精英自居的反思者由难以消弭的"立法者"的心态为"大众"设置的应然的生活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他们的反思的确又是去蔽的,对"权力的诡计"做了虽偏颇但不失深刻的揭示。

他们的共同缺陷是,只看到现代性的知识权力结构的全面统治性的一面,而未看到其解放功能,即现代性带来了丰裕的现代社会。不管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如何,它依然是一种全体选择,不能在总体上划分出所谓真实和虚假的需求。因而知识权力结构所导致的异化,并不是宏观的解放政治必须立即解决的直接的社会阶级冲突(一阶冲突),而是一种二阶的冲突。如果用对待一阶冲突的办法简单地处理知识权力结构所导致的异化,就有可能导致捣毁机器的卢德主义,其所冒的社会风险难以逆料。

"1968风暴"的昙花一现,使人们认识到现代性的知识权力结构是一种微观的日常生活政治结构,并开始思考如何在这种结构下更好地生活。这种结构的弊端是明显的:自然和人的异化。既然不再也不可能以彻底破坏和毁弃的思路一揽子解决,就必须找到一种非暴力的校正和制衡方案。也许有人会提到法律,法律的确是一种精致的制度安排,但毫无疑问的是,从法的实体到法的程序都是保守性的[iv],知识权力结构下的效率追求是其挥之不去的约束。但法的核心理念"权利"和"公正"又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应该建构一种使权利得到公正分配的制度伦理,依照权利行使权力。

1.现代知识权力结构的形成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大师孔德曾说:"知识是为了预见,预见是为了权利。"(Savoirpourprevoir,prevoirpourpouvoir.)此一语道破了知识转化为权力的天机。

现代技术的发展是促成知识与权力联姻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技术使知识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知识的地位因此空前提高,成为人类行动的指南;另一方面,知识被运用于生产管理之中,有关管理和社会的知识力图使人类的生产甚至生活成为可控的过程。在知识上升为首要的社会资源的同时,知识以及作为知识载体的专家与资本等其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权力结构──知识权力结构。

现代知识权力结构所带来的是一种迂回的社会控制形式。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我们首先来分析权力这个概念。在有关权力的文献中,引证最多的行为学概念是罗伯特·达尔(RobertDahl)提出的。达尔指出,权力并不是个人拥有什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他对权力的描述性定义是:"甲对乙拥有的权力是指甲能够使乙做本来不一定去做的事。"[v]许多学者不满足于这种权力过程的"原子论"式的描述,而主张在群体和组织结构中分析权力的运作机制。普费弗(J.Pfeffer)认为,要在组织中行使权力,必须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一为依存关系,即组织成员的行为必须彼此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各个成员的需求必须通过与其他成员的相互作用方能实现;其二为目标差异,即必须存在性质不同或彼此互不相容的目标;其三为资源稀缺,这迫使怀有不同目标的组织成员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彼此展开竞争[vi]。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常识:权力取决于对资源的控制和资源的相互依存关系。普费弗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了权力运作的诀窍:

"权力在愈不被人注意时,其使用就愈有效果……权力行使的一般策略是尽量使之不引人注目,并尽量使作为组织行使社会权力的结果的决策合理化和合法化。"[vii]

现代知识权力结构所运用的就是这种高明的策略:通过一种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过程使行使权力的能动者潜藏于现代社会的知识权力结构之中。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将专业知识系统地用于社会系统之中,无论社会规则的形成还是社会规则的实施都无一不以专业知识为基础[viii]。其中,所谓的专业知识主要包括科技、经济、法律和管理科学等知识,因此"专家系统"和"专家政治文化"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专家系统"和"专家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就是知识权力结构参与现代社会建构的过程。正是这种权力结构"建构并分配着创新机会、对重要资源的获得与使用的机会,以及对其他能动者的活动加以控制的机会"[ix]。

其实,韦伯(M.Weber)早就指出,观念系统化的"专家理性"和活动科层化的"法理组织"必将导致专家政治(technocracy)的胜利,并预言现代人的典型特征是"无情的专家,没有脊梁的寻欢者"。但这类批评常常会忽视知识权力结构的异质性: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精英或强有力的能动者往往同时在知识与资本两个方面占有绝对的资源优势,只有他们才能随心所欲地调配各种资源,建立并维持那些满足他们利益的制度安排。

因此,一方面,人们很容易从表面上看到非个人化、专门化的"技术知识"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逻辑,在生活世界中构成了话语霸权;另一方面,人们却难以透视这种制度安排背后的知识权力结构的实质,进而无法认识到,使权力格局日益僵化的"非个人化"知识规则这一潜台词,源自权力精英对平等对话和沟通的系统性的排斥。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权力精英统治这一事实?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现代知识权力结构不仅具有强制性,同时也具有解放性。它一方面使人们脱离传统的生活时空,形成时空错位感甚至精神分裂感,但另一方面又通过象征标志(如货币、证券等)和专家系统制造一种新的由非当面承诺构成的信任关系[x],由此被"再嵌入"(re-embedding)到虚拟的时空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开始正视并发展与陌生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既可能使生活失去稳定性也可能导致生活的多样性,使人获得更多的选择自由。因此,现代知识权力结构的后果并非韦伯和批判理论所想象的那么悲观,它还具有解放的价值,尽管实际上这种价值要通过"知识──权力──自由"这种异化的形式才能实现。

如果我们用不太悲观的眼光看待现代知识权力结构,就会发现它在强调专业知识的"非个人化"时,实际上承诺了形式上的平等。这使现代知识权力结构在实际运行中摆脱了传统的个人或贵族统治模式,发展出等级法理组织(专家统治)、民主模式(多数统治)和协商-契约模式(共识行动)等三种新的组织控制模式,同时,在群体化过程中,也激发出了许多"非正式组织"[xi]。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仅要看到现代知识权力结构中的不平等,还要认识到它是通向实质性平等的桥梁,是一种现阶段不可超越的社会结构。我们对其进行伦理反思的目的不是企图破坏这种结构本身,而是正视这种结构存在,分析其动态特征,进而寻求妥协或协调的可能性。

2.以权利为基点的现代性伦理

问题转向现代性伦理。一般来讲,依据伦理所要求的对象的不同,可将伦理学观念和理论大致分为两类[xii],其一为内律型,其二为外诉型。现代性的出现,将权利等概念引入伦理,打破了传统伦理中内律型伦理的统治局面。

所谓内律型伦理,其前提是认为现实的利益冲突源于"低级自我"的不当欲求,故伦理实践就是以"真正的自我"战胜低级(从而外在的)自我,抑制人内在的恶,力求"积极的自由"。内律无疑是传统伦理规范体系的主流思考方向,德性目的论、宗教禁欲主义以及传统的道义论都属于此类。显然,内律型的伦理是没有权利这种概念的。

所谓外诉型的伦理不主张对自我欲望进行压抑的积极自由,而强调抵制外在权力结构对自我应有权利的侵犯之消极自由。自由主义背后的伦理假设就是典型的外诉型伦理,其关注的焦点是他者对自我的侵犯,它尤其强调个人权利相对于国家等权力结构的先在性,认为权力结构不得侵犯个人权利。密尔曾指出:"早期的自由主义必须对付教会和国家的极权统治。它必须为人生自由、公民自由和经济自由辩护……人的权利是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而政府的权力则是以人的建构为基础的。"[xiii]虽然早期的自由主义对权利的追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强权的作用,但这种简单的仅关注"反抗"的绝对自由主义,很难成为建设性地制衡权力格局的制度伦理的基础。

在现代性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功利主义(效益论),但它是从效益出发的而不是基于权利的考量。功利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主张对任何行为的认可或非难均根据该行为倾向于提升或降低利害相关人的幸福来判断[xiv]。功利主义自身充满了各种悖论:

其一,当考虑到全体成员时,这个原则就成了要求行为的后果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总量幸福";而当利害相关人只涉及个人时,功利主义必然又与个人主义相衔接。

其二,一方面功利主义主张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总量幸福"作为制度伦理的基础,避免权力结构仅为少数人服务;另一方面,严格效果论意味的功利主义主张动机与行为的道德无关,认为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由市场中理性的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的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为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xv]

其三,功利主义一方面强调主体象对待自然一样以理性控制自我的欲望,有序地积累财富和追求积极自由的生产者的伦理,即韦伯所称的新教伦理意味下的资本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功利主义又肯定感性的满足,认为自我欲望是一种主体应该"顺应"而非控制的"自然",提倡一种实现消极自由的消费者的伦理。

第一个悖论说明:功利主义所声称的"利害相关人的幸福"是一个游离于个人主义和共同体主义之间的含混概念。它揭示的一个事实是,功利主义在现实中往往只可能考虑到有限的范围,利害相关人之外的人的权利难免遭到忽视。

第二个悖论反映的问题更为尖锐: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总量幸福"或"社会公益",会不会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而严格效果论的功利主义则完全放弃了对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正当权利的维护。

第三个悖论最为隐秘:它从资本-市场机制中不断上升的生产-消费这一螺旋式的循环的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不论是生产者的积极自由还是消费者的消极自由,都实质上是资本-市场机制下的身不由己的不自由,两者的关系是知识权力结构的扩大再生产中的推力和拉力的关系。

在这三个悖论中,人们的平等权利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因此,功利主义也不是一种可以有效地制约知识权力结构的制度伦理依据。

功利主义的局限性导致了权利论式的道义论的复兴。为了有效地制约知识权力结构,必须建立一种基于权利的正当分配的伦理,即现代性呼唤一种兼顾内律和外诉、自律与自卫、道义论与自由主义的伦理以替代功利主义。

罗尔斯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提出的正义论是以权利的正当性为基础的道义论伦理学,强调权力结构中的权利分配应该遵循"公平的正义"(justiceasfairness)这一道义论原则。罗尔斯的独创之处是,他不仅倡导普遍的无条件的平等,还指出了一种更为现实的基本的平等:"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当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xvi]这种权利论的道义论,基于一种兼顾他人的道义,将最不利者的权利置于优先地位加以考量,它有效地而不是抽象地强调了个人权利的不可剥夺性,是一种虽然基本但具有说服力的公共伦理。

罗尔斯以原初态的"无知之幕"这种伦理思想实验论证了一项基本伦理诉求:当每个人对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实力一无所知时,因为不能排除自己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而在行为中尽力确保最不利地位的人的基本自由、福利和机会。这是一种自觉建立的互利的社会契约,与国际政治中强权之间的妥协和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合同有本质的不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正义论只是一种理想的权利论伦理学,但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人们认识到应当公正地分配权利,通过权利的分配公正有效地制约权力。

在基于"无知之幕"的论证中,个人设身处地地考量最不利地位的人,使主体实现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跨越。而此跨越使这种权利论的道义论与共同体的共识和公共理性的获得联系到了一起。显然,共同体的共识和公共理性都必须通过非暴力冲突性的商谈和对话才能实现。为此,哈贝马斯将人的社会行为二分为以平等对话和寻求共识为特征的交往行为,以及依据现实的不平等进行关系协调的策略行为,并认为可以通过前者由主体间性产生出"人性"的公共领域和道德空间。正义原则与商谈伦理实践使现代性的日常生活世界发展出一种微观政治-伦理,只有循此路向,才能在实践中充分揭示知识权力结构的价值负载,以权利的正当实现制约和规范权力的运作,削减知识权力结构对主体权利的过度侵犯。无疑,商谈伦理为利益多元和价值多元的主体际共同体的伦理共识指出了一条理想的路向。

基于权利论的道义论通过各个成员对权利的要求使传统的意图伦理得以延伸至责任伦理。韦伯最早在《学术与政治》中探讨过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的区分[xvii]。这种区分虽不一定自洽,但它表明,人类不再天真地认为,只要在行为中贯彻某种绝对的善的信念,就可以使行为符合善和正义。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使人们认识到,行为的合伦理性必须通过主体的权利实现和责任践履──对他人的权利的承认──体现出来。其中,主体是处于具体情境中拥有自由意志的实践主体,责任不仅是抽象的意图的体现,更与细微的权利诉求相对应。显然,责任伦理的思想不囿于微观生活层面,已经成为人类自身整体反思的伦理基点。责任伦理学大师尤纳斯(HansJonas)指出,由于主体的行为对人和大自然的长远和整体影响很难为人全面了解和预见,故存在一种"责任的绝对命令"(theimperativeofresponsibility)。与责任相对应,纳什等人则提出了"大自然的权利"和"未来世代的权利"等观念。简言之,权利论的道义论和责任伦理的提出,表明了现代性伦理的生活政治转向。这种转向的核心理念是:以非暴力的权利诉求和责任界定,寻求契约化的伦理的底线。

二、网络的知识权力结构分析

谈及网络,人们容易联想到平等这种伦理、法律和政治理想,但实际上,网络也是一种基于各种资源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具有强大的控制性的技术社会体系。网络中潜在的权力结构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知识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知识的作用的凸现使网络的潜在权力结构成为一种典型的知识权力结构。我认为,(1)我们应该从世界的信息化展现的角度揭示网络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实质;(2)网络的知识权力结构具有一种动态的双螺旋构造,主要表现为基于知识权力的技术螺旋和市场螺旋两个向度。

1.网络与世界的信息化展现

从现象层面看,互联网是一种神话,更确切地讲,互联网是信息化神话的最新版本。毫无疑义,信息化不仅是一种技术发展方向,而且是强有力的社会、政治、经济意味上的"修辞"(自我宣传)行为,即是一种自我兑现的乌托邦。作为一种哲学思考,我们关心的不仅是莫尔定律所预见的速度和梅特卡夫定律所判定的价值,还需要深入地思考:信息化和网络这种总体性的神话何以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关于信息化的论述颇多,如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等。为了探讨网络发展涉及的一些更深的维度,我将从海德格尔的"座架"与"展现"、波普尔的"世界3"、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詹明信的晚近资本主义政治济济学、新与垄断者鼓吹的"无摩擦的资本主义"和芒福德的"巨机器"等入手,探讨客观化视角下的网络空间。

作为"座架"的网络

我们开始从客观化的视角来看网络。客观化简单地来讲就是对象化,即把网络置于认知对象的位置。问题是主体在何处呢?虽然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但由于主体所探索的客观性被视为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故主客二元论中的主体实际上是指人具有的抽象的理性能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大写的主体,而一般的个体或小写的主体,在客观化视角下往往是缺席的。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根源就是客观化和对象化,其本质是以对象化的方式展现世界。在《世界图象的时代》中,海德格尔指出:

"对于现代世界之本质具有决定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xviii]。

在《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又说:

"自然通过人的表象(Vor-stellen)而被带到人面前来。人把世界作为对象整体摆到自身面前并把世界摆到自身面前去。人把自己摆置到自己身上来并对自己制造自然。"[xix]

在海德格尔看来[xx],技术不仅是手段,其本质是一种展现(Entbergen)方式。所谓展现又译为解蔽,即使事物背后的真理(Wahrheit)得以显现。为了揭示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展现方式概括为限定(摆置)(Stellen)和强求(促逼)(Herausfordern)。

限定意味着仅从某种技术的需要给人和事物定位,人和事物完全被物质性、功能性、对象性、可统治性等所限定。海德格尔对此作了十分形象的描述:水电厂被摆置到莱茵河上,它为着河流的水压而摆置河流……强求是指不仅将自然物限定在技术需要之上,而且进一步通过尽可能地加大技术力度,迫使事物进入非自然状态,使其无限度地为技术所用。海德格尔指出,完全支配现代技术的这种展现,具有在强求意义上的限定的性质。这种强求向自然提出苛求,使自然物沦为技术所预定(订造)(Bestellen)的储备物(持存物)(Bestand),森林仅意味着木材、河水仅意味着电能、矿石仅意味着资源,这使自然难逃被破坏的劫数。同时,由于人只用技术方式展现和看待自然,在人们将事物限定为技术的需要时,自己也被这种唯一的限定方式所限定,人成了技术的对象,无可避免地被技术所异化。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限定和强求源自技术的本质──座架(Ge-stell)。他说:

"我们以’座架’一词来命名那种促逼着的要求,这种要求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xxi]

以客观化视角观之,网络就是一种座架,它使世界以信息的方式被展现。

要理解世界的信息化展现,就要涉及到对信息的理解。信息这一概念的形成与所谓"控制危机"有关。贝尼格(JamesR.Beniger)在《控制革命》(Thecontrol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资讯社会肇始于19世纪日益复杂和加速变迁的物质、能量过程和经济社会系统中广泛存在的控制危机。正是这些危机所提出的跨地域控制、实时控制、科学管理等要求,导致了整个社会对通信技术的需求与日俱增。随着通信理论和控制论思想的出现,信息的概念终于在1948年被提出,香农与维沃尔的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1948)和《在噪声中的通信》(1949)以及维纳的《控制论》(1948)等奠基性的研究表明,信息与控制密切相关。今天,关于信息的定义多达200余种,但最重要的有三点。其一,信息是能够减少不确定性的讯息,以符号的形式存储、处理和传播;其二,信息是一切通信和反馈控制系统的构成要素;其三,信息能够再现或部分再现物质与能量过程。

再来看网络的作用。从技术上看,网络的作用是使电信、计算机通信和广播电视媒介融合为一个整合的信息网;从实质上讲,其作用在于通过对事物的信息化抽取,进一步提高人们的实时控制能力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管理能力[xxii]。不论是实时控制还是合理化管理,都必须对信息事先进行削减和标准化等预处理(preprocessing)[xxiii],以便提高处理信息和控制管理的效率。因此,所谓网络以信息化的方式展现世界,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涵:其一,从人们所能认知的一切过程中抽取信息,并使之符号化;其二,信息一旦抽取出来之后,就独立于原过程,可以被存储、组合和加工。

至此,我们可以用海德格尔所称的限定(摆置)(Stellen)和强求(促逼)(Herausfordern)来描述网络所带来的世界的信息化展现(Entbergen):"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xxiv]网络如同命定的"座架",人类的活动要得以延续、文明的遗产要得以传承都必须上网,而要上网就要信息化、要信息化就要数字化[xxv]。一本未出版的书、一个没出世的孩子,在网络上都有预定好的网页,所有的一切都是信息的载体。因此,在当前最畅销的介绍网络经济的书籍《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一书中,作者对信息的定义是:"我们广泛地运用信息这个词。从本质上说,任何可以被数字化──即编码成一段字节──的事物都是信息。"[xxvi]无疑,世界的信息化和信息的数字化,会使我们的生存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数字化生存"。

信息"编码"和"客观知识"

简单地讲,世界的信息化展现的前提就是用客观的可观察量描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果将由这些量组成的信息视为一种客观对象,事物与过程蕴涵的信息一旦被抽取,就可能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客观的信息和信息流。整个世界由此被计算机隐喻所替代,从DNA复制到产品信息联机数据库,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过程都伴随着信息的存储、加工和传播。

在世界的信息化展现的语境下,以信息方式认知世界成为首要的认知方式,人们开始用信息这一概念来诠释知识[xxvii]。通过对信息的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信息至少可以从两种观点来看待:"句法"意义上的信息(信息量)和"语义"意义上的信息(信息的含义),与知识的内涵相联系的是后者。由此,信息成为引出和构造知识的一个必要的中介或素材。马克卢普(Machlup)认为,信息通过向知识增加一些东西或将之重新组织而影响知识。德雷茨克也(Drestske)指出,信息是能够产生知识的利器,一个符号所承载的信息正是我们可以从中领悟的……。知识即是信息产生(或支持)的信念[xxviii]。

这使人们开始从知识与信息的关系入手思考知识创新。波拉尼(MichaelPolanyi)对隐含知识和明晰知识的区分是这项工作的基础。隐含知识是个人的和情境的,难以表述和交流。明晰知识是可以"编码",用正式的、系统化的语言传播的知识。据此,知识创新被描述为一个隐含知识与明晰知识相互转换的群体创造过程[xxix],知识创新的有形成果就是能够用符号表达、为群体所共享的明晰知识,其无形成果则是与无形的知识创新能力有关的隐含知识。

可"编码"的明晰知识使人联想到波普尔的"客观知识"。1967年,波普尔为了论述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发表了题为《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的演说,提出了"世界1,2,3"理论。他指出:"要不是过于认真地对待"世界"和"宇宙"这些词,就可以区分出下列三个世界和宇宙:第一,物理客体和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和艺术作品的世界。"[xxx]他认为存在两种不同意义的知识或思想:主观意义的知识或思想与客观意义的知识或思想,其中前者与认识主体相关,后者是"没有认识者的知识,也即没有认识主体的知识。"[xxxi]

值得指出的是,波普尔所称的主观知识意指个体的精神或意识的的状态、行为与反应的倾向,故主观知识是仅由个人所体验的不可言传的私人知识,相当于隐含知识;而客观知识则是指那些可以表述并能接受某种普遍性标准的评价的公共知识,相当于明晰知识。波普尔认为,虽然世界3中的客观知识是可错的人类精神活动的非计划性产物,但它具有客观性和自主性,即能够以理论、命题、陈述等方式独立存在,是一种可理解的对象。

网络空间对于知识意味着什么呢?网络空间会使得那些能够信息编码化的知识即明晰知识或客观知识得到存储、处理和传播,这些知识既是世界3的实体也以信息流的形式具体化为世界1的实体。那些无法信息编码化的知识即隐含知识则因难以编码而较少受益于网络空间。简言之,能否编码,成了知识合法化的条件[xxxii]。有批判眼光的人会指出其中的悖论:编码是为了便于知识的共同生产和使用,但如果编码成为知识生产的前提,将使知识创新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遭到遗弃,反过来不利于知识创新。

现实的情况是,网络空间几乎为可编码的客观知识-信息流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知识外在化为大势所趋:"以前那种知识的获取与精神、甚至与个人本身的形成("教育")密不可分的原则已经过时,而且将更加过时"[xxxiii];"对传递确定的知识而言,教师并不比存储网络更有能力"[xxxiv]。由此,知识成为独立于个体的信息流,至少主体的精神满足不再是知识创造的首要目的,知识创新成为一种来自外部的"绝对命令"。

导致知识外在化的根源是"知识成为首要的生产力"。知识的供应者与使用者和知识的关系,越来越类似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网络的作用相当于知识生产的组装流水线,它使知识生产成为主要以符号为中介的集群式活动。网络空间的出现即意味着知识的社会化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兴起,知识管理、知识经济等话语实质上都是以对网络空间带来的信息共享的可能性为前提的。换言之,网络空间是世界3的表象空间,其表象的形式是信息[xxxv]。而这种表象的实质在于:"知识具有对生产能力而言必不可少的信息商品形式"[xxxvi]

知识由于信息化而变成了一种资源,曾经为控制领土以及原材料与廉价劳动力而频繁纷争的民族国家将为控制信息化的知识而战,而这是晚近资本主义的逻辑的一个重要方面。

网络空间和虚拟资本主义

当信息和知识成为一种经济学话语中的资源之时,网络空间就成了资本主义的新边疆。资本主义在现当代有了飞速的发展,但其内在逻辑仍然与马克思在19世纪对其的透视结果一脉相承。曼德尔(ErnestMandel)在《晚期资本主义》(1975)一书中指出,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消费社会或后工业阶段,但并不与马克思早期的宏观分析相矛盾,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形式得到了更加纯粹、更加发达、而且更加充分的实现。晚期资本主义把商品化的力量几乎拓展到了所有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领域,渗透到了所有的知识和信息领域,甚至渗透到了无意识之中[xxxvii]。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明信受到曼德尔的影响,将所谓的后现代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跨国资本主义"[xxxviii]。

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在网络空间的新发展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更加强大的控制力量。在这个新边疆中,信息和知识演变为一种新的财产权──智慧财产权利(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PRs),而这就是所谓信息与知识上升为首要资源的真实内涵。资本主义的特质始终表现为财产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空间为知识和信息等无形的新财产交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资本主义的一贯逻辑是,在个人权益和公共利益之间,个人权益左右公共利益。因此,信息社会和网络空间实际上是知识和信息的拥有者扩张他们的私人权益的空间[xxxix]。

信息和知识的加速商品化,使网络空间成为一种整体市场,信息、知识和网络都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隐喻。在这个修辞体系中,一方面,信息、知识和网络被渲染上了神奇的色彩;另一方面,它们又被一一纳入市场经济的范畴。贝尔等人早就敏锐地关注到信息的异常特质:信息不像物质商品,它不因消费而耗竭。这似乎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资源稀缺假说的挑战,即对商品化的抵制,但贝尔指出,虽然信息并非空间形式上的稀缺,却是一种时间形式上的稀缺[xl]。就这样信息和知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物品(publicgoods),而成为一种神奇的可交换商品。由此,贝尔将知识和信息作为他所称的后工业社会的轴心原则,德鲁克则更直截了当地宣称[xli]:"知识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资源"、"知识正在被应用于知识"即"管理"。就这样,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

网络空间是在信息和知识成为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变量的语境中展开的。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道出了其中的奥妙: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此阶段,完美的信息将成为完美的市场的基础,在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信息极为丰富,交易费用很低。此即所谓"无摩擦的资本主义"和"购买者的天堂"。但这种对无摩擦资本主义的憧憬实质上对虚拟的跨国资本主义的向往,即通过网络空间这一虚拟的整体营销工具获得较大的利润和市场份额,而这会更进一步促使资本的集中化和集权化[xlii]。至于"无摩擦的资本主义"(friction-freecapitalism)和"购买者的天堂"之类的修辞,自然也可以像阿多诺的"文化工业"和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那样从反面去揭示其实质:网络空间中的虚拟资本主义一方面制造和销售过剩的知识和信息,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制造对知识和信息的新需求。尽管这样的批评套语令人厌倦,但所谓虚拟资本主义或网络经济所强调的大约就是对市场控制性、直接性和针对性[xliii],故仅将网络空间视为一种市场空间的时候,大多数人都难免为市场背景所淹没。换言之,如果信息、知识和网络仅仅只是经济学的隐喻的时候,其语义学和语用学方面就会被遗忘,即人的交往也被压缩为一个经济学隐喻。

当交往被压缩为经济活动时,网络虚拟资本主义的鼓吹者所提出的"电子共和国"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尽管组织形式可以从刚性的金字塔式演变为虚拟的"超文本"网状组织,尽管单向的传媒将为双向网络互动所取代,但只要资源靠市场配置、经济活动以效率为核心、并以分工和规模经济为提高效率的主要途径,信息社会与网络空间就会表现为芒福德所称的集权主义的"巨机器"(Mega-Machine)[xliv]:在市场化的网络空间中,知识和信息的商品化将进一步导致文化的商品化,文化和思想等公共领域(publicrealm)逐渐被商品化所侵蚀甚至封杀。对此,詹明信指出:

"当前的文化到用巨大无比的传通网络和电脑所达到的不尽忠实的再现,我以为这本身就是对社会整体问题的一个更深刻、更富寓意的误读和夸张。此中被歪曲、被借喻的,正是雄霸今日跨国资本主义的整个世界系统。因此,尽管当前社会的科学技术有惊人的发展……,但事实上技术本身并无稀奇之处,其魅力来自一种似乎总是为人所接受的再现手段(速写),使大众能感受到社会权力及社会控制的总体网络──一个我们的脑系统、想像系统皆无法捕捉的网络,使我们更能掌握’资本’发展到第三个历史阶段所带来的全新的、去中心的世界网络……。整个现象几乎可以称为一种’高科技能’,大都瞩意于一种公认为跨越全球、网罗全世界的电脑网络。"[xlv]

也许有人会指出网络空间是一种新的总体化的诡计,是实行阴谋的舞台,然而,真正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世界的整体性的背后的"他物"──日益庞大无比的社会经济权力体系,如何使主体性遭到彻底的漠视?答案是复杂的,但简言之是由现代性对客观性的探求理路所至:以普遍性替代客观性,以大写的主体淹没小写的主体,以集体想象的"他物"笼罩个体在情境中的感受。由此,网络空间成为"座架"、信息和知识成为客观化的"他物"──外在于主体的资源,网络空间最终演变为虚拟资本主义的新边疆。

2.网络权力结构的技术螺旋

网络权力结构是一种新的现代知识权力结构,主要由资本、信息资源、网络信息技术、投资人、运营者、广告商、网络软硬件开发商、网络技术专家(包括技术人员和黑客)等决定网络资源分配的异质性的要素建构而成。在此结构中,投资人、运营者、广告商和软硬件开发商居于权力精英的位置,他们投资或经营网络的目的是获取更大的利益和权力,即网络权力结构的扩大再生产。由此,导致了网络权力结构的动态模式的产生。

技术螺旋是网络权力结构的动态模式之一,也是一种十分微妙的循环反馈机制。在技术螺旋中的动力因素是信息过载(informationoverload)。所谓信息过载是指:(1)相对于上网者寻找有用信息并领会其内涵的能力而言,网络中传播的信息总是显得太杂乱无章;(2)相对于网络运行的速度而言,网络中流通的信息量总是显得太大。因此,有人指出网上的信息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反过来,信息过载又导致了技术的改进,一方面各种新的信息检索等信息处理技术被开发了出来,人们可以用更少的时间找到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各种新的网络和计算机设备也被开发了出来,使信息传播的速度大为增加。而这种改进又会进一步刺激网络中的信息总量的增加,同时也使信息流量迅速增加,结果使得网络信息检索和传输又变得十分困难。这种正反馈不断发展就形成了所谓技术的螺旋。

无疑,由此不难获得一个庸常的观点,技术的螺旋是有利于上述权力精英的,他们通过这种技术螺旋实现了网络权力结构的扩大再生产,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网络中的统治地位。一方面,与网络信息传播和处理有关的软硬件产品,在增强网际信息传播和处理能力的同时,又进一步刺激了对性能更为优良的这类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网络软硬件技术的发展,不仅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所占有的资源和对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对此,最具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人们所说的微软与Intel的"Wintel联盟",而网络不断扩容与上网速度始终偏慢的悖论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但是,权力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永远都存在着生态连接,网络知识权力精英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必然要使一般的网民在技术螺旋的进程中获得更大的现实利益。在"生态式"的共生关系连接下,以微型个人计算机的诞生为标志,"面向用户的设计"成为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主流,计算机和网络的硬件配置与使用操作日益简洁、直观,用户的旨趣成为设计所考量的主要因素。此外,技术螺旋所带来的技术更新并非绝对的垄断性资源,恰恰是技术更新会给一些能动的学习者带来进入权力精英层的机遇,故技术螺旋也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这是技术赋予人的新的发展机遇,尽管它所带来的并非普遍性的解放。

实际上,与其仅从对立的立场理解网络权力结构,不如在承认网络权力结构的绝对不平等的前提下,从共生互动的视角来看待网络权力结构的影响。我们可以举网络论坛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网络论坛中,一般都有一个版主,他们负责维持论坛的基本秩序。他们对于那些过激或不当言论可以提出警告或者干脆删除,也可以将好帖子放入精品区,另外他们还要对付黑客的袭击。显然,版主所扮演的就是权力精英的角色。但是,如果版主随意地删掉帖子或者发出的警告过于严苛,就会导致用户的减少,甚至使论坛难以为继,因此许多版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保持克制。在实际运作中,论坛中一些爱管闲事的网络大侠往往更为活跃,但他们的行为也还是要受到众人的制约。

由网络权力结构的技术螺旋可见,网络的发展固然会导致不平等的知识权力结构,但同时也是一个权力分享的过程。

3.网络权力结构的市场螺旋

网络权力结构不仅在网络产业内部表现为一种技术螺旋,而且还进一步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体现为一种外部的动态化市场螺旋。网络权力结构的市场螺旋是指,当网络成为基本的市场经济基础架构时,网络效应会引起需求方规模经济和正反馈[xlvi]。简言之,这种市场螺旋就是当网络的用户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用户的增加会引来更多的用户,同时,整个网络的市场价值也会不断增加。由此值得思考的问题有二。其一,市场螺旋是如何形成的?其二,为什么将市场螺旋称为网络权力结构的外部动态形式?

先来看市场螺旋的形成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当一个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影响其他人却没有人作出补偿时,就会产生外部性(externality)。如同反馈一样,外部性有正面和负面两种效果。对网络持乐观态度者认为,网络的外部性往往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网络中每增加一个用户,网络就会变得更大更有用,网络的价值随之增加。针对这种正反馈,梅特卡夫(BobMetcalfe)提出了一个法则:网络对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数量成正比,这样网络对所有人的总价值与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xlvii]。人们称之为梅特卡夫法则。尽管这个法则并不十分精确,但它大致能够说明的一个问题是,网络的价值不仅仅由网络权力精英决定,还需要通过广大网民的充分参与才能体现出来。

然而,市场螺旋并不意味着知识权力结构在网络中发生了逆转,其实质是网络权力结构的外部动态展现。广大网民虽然参与了网络价值的创造,但是他们仍然未能替代网络权力精英,而建构出新的网络权力结构,他们与网络权力精英的关系依然是客户与厂商的关系。这是一种明显的不对等关系:居于权力精英地位的网络经营者,可以在不同层面掌握网民的个人消费记录和旨趣信息,并能够对其进行分析和处理,依据用户的消费心理引导需求,进行所谓的互动市场营销或一对一营销[xlviii];在网民这一边,虽然广大网民的每一次点击都被记入统计数据之中,但他们一般对此浑然不觉,而在商家依照网民的旨趣设计的区位化网页之间游来点去,展现各种隐秘细微的嗜好,"体验"个性化的网络生活。因此,在网络权力结构的市场螺旋中,网民的参与和创造与网络权力结构对网民需求的预处理是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

总之,与网络权力结构的技术螺旋类似,网络权力结构的市场螺旋表明,在网络成为市场的基础结构的过程中,网络权力精英对广大网民的控制是一种无法消除的事实,网民对权力的分享是以接受这种不平等的事实为前提的。

4.网络内外的相关利益群体

通过对网络权力结构的技术螺旋与市场螺旋的分析,我们看到网络空间内外同时存在着网络权力精英和普通网民两股力量,前者以知识权力结构再生产和对外拓展为目标,后者则致力于通过网络寻求更多和更具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尽管后者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系由前者所安排,但由于网络权力结构只是一种渗透性的影响而非笼罩性的强制统治,网络权力精英与普通网民实际上是一种共生关系。至少在表面上,网络权力结构的渗透是策略和迂回的,即虽然它实际上通过预处理影响着网络发展,但在形式上依然承认网络权力精英与普通网民的平等。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表明草根性(grassroots)力量将在与精英权力的共生中能获得一定的自主性,也可以在利益上提出要求。

实际上网络内外的相关利益群体仅以网络权力精英与网民的二分来概观是不够精致的,我们还应该对网络的相关利益群体作进一步细分。美国信息伦理学家斯皮内洛(R.A.Spinello)借用管理学的概念将相关利益群体称为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xlix],并将其作为一种伦理学分析框架。利害关系人的定义是指任何能够影响机构目标成就或受其影响的机构和个人。在网络内外,我们可以找到以下几类利害关系人[l]:

(1)网络用户。他们利用网络进行娱乐、发电子邮件、在线购物、上网学习。他们的主要困惑是,一方面希望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包括在线购物、交友、浏览网页等),另一方面又担心其副作用,如信息安全和隐私受到威胁、色情内容对儿童的影响等。

(2)网络服务商(ISP等)、网络信息设备制造商和网络信息软件服务商。它们提供互联网基础设施、网络连接和与之相关的软硬件产品和服务,是网络权力结构的技术螺旋的核心部分,不断增加的网络信息传播需求使它们总是处于升级换代之中。

(3)利用网络建立业务流程的企业。它们的业务建立在网络的基础上,有的用内联网进行管理,有的则进一步拓展为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和电子商务。它们是网络权力结构的市场螺旋的推动者,被宣传为正在兴起的网络经济的主体部分。

(4)非盈利性的社会事业机构,如图书馆、学校、公共医疗机构、基础性研究机构等。虽然它们并不依靠网络牟利,但网络的使用可以降低其运营成本、提高效率,为公众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服务。

(5)媒体。一方面一些新兴的网络媒体迅速发展,其特点是以速度取胜,另一方面传统媒体正在将其优势移植入网络中,这会使得过快的网络新闻的可靠性增强,但媒体与公众之间互动依然极不平衡,"注意力制造加广告"的盈利模式似乎得到了强化。

(6)网络行业组织和管理机构,其主要作用是维护群体权利,推行行业自治,监督网络法规的执行。

(7)关注网络发展社会影响的社会群体。它们主要关注网络发展对伦理和法律的影响,其观点多基于各异的伦理和政治立场。

(8)国家和各级政府。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出发点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它们是网络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

显然,这些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各不相同,他们的利益之间既有交叉重叠也有相互冲突之处,为了对他们的利益作出鉴别,就必须引入权利的概念,进一步分析其利益获取的正当性。

三、网络信息权利及其诸向度

网络权力结构的技术螺旋和市场螺旋的形成与发展与信息在网络中的产生、占有、传播和使用有密切的关系,信息既是流动于网络空间中的资源,也是连接网络内外的关键环节,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与信息流动有关的权利,我们称之为网络信息权利。无疑,网络信息权利的主体就是网络内外的相关利益群体。这些相关利益群体的网络信息权利一方面来自某些消极的自然权利,另一方面则是在网络权力结构的安排下的基于权力的积极权利。本节中首先提出信息权利的概念,然后分析网络中各种信息权利的内涵,以此揭示网络中可能出现的诸多复杂的利益冲突。

1.权利和信息权利

从伦理学哲学的角度来看,权利是人类行为在道德上有效力的要求,是个人拥有的和可以自由处置的所有物[li]。

关于权利的首要观点是,权利来源于一定的社会规则。对此,伦理学家比切姆指出:"要求(或具有资格)是规则调节的能动形式,权利体系存在于整个规则体系之中。规则体系可能是法律规则、道德准则、习惯规定、游戏规矩,等等。但是一切相应的权利之所以存在或不再存在,取决于相应的规则允许或不允许这项’要求权’,以及是否授予这项’资格’。"[lii]在很多情况下,权利所依据的规则可视为社会契约,在强调权利的社会哲学中(霍布斯、洛克、卢梭),道德的基础就是社会契约。

但是,一些契约论者,如洛克,同时也强调:我们的权利是基本的,并不依赖于契约[liii]。这就引出了关于权利的第二种观点[liv],即权利是自然的或天赋的,不受契约之类的规则和功利主义(公共的善)的制约。第二种观点认为,存在以自然律和普遍的人类本性为基础的自然权利或人类权利。自然权利的论证途径是: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自然权利是人们可以运用理性从现实中推演出的理想,这是一个人类本性使然的自然的事实。但自然权利论者对于具体的自然权利并没有统一的答案。洛克认为,自然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美国独立宣言"则声称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构成了自然权利的核心;"联合国人权宣言"通过一系列维持生命的最低标准所要求的基本需要,规定了自然权利。

由关于权利的两个观点可知,权利一方面受到契约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是超越契约的。前者立足于现实层面,主张权利是现实权力结构下的资源配置的结果;后者建基于理性和理想层面,强调权利的内在性和不可剥夺性。两者综合起来考虑必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权利是理想与历史条件的折衷,权利所涉及的基本内涵会随人类社会生活境遇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再约定。

那么权利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在此,我必须提出一种不证自明的自然律论的理性权利观:人类最基本的权利是人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无疑,此基本权利观的前提是假定人类文明有一种完善、进化和走向繁荣的意趋。当代自然律论哲学家约翰·费利斯(JohnFinnis)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论点的基础上,指出人类的繁荣仰赖于7个缺一不可的基本前提[lv]:(1)生命和健康,(2)知识,(3)游戏,(4)审美体验,(5)社交(友谊),(6)信仰,(7)理性实践。这7个方面实际上是当代基本权利的一种框架,其内核就是人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

根据上述分析,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日益生活于信息空间之中,信息成为一种与人的自我保存与自我发展密切相关的资源,合理地制造、拥有、传播和使用信息的权利成为一种重要的权利形式,我们称之为信息权利。具体而言,网络中的信息权利主要包括信息访问权、信息权、知识产权、隐私权、信息安全权和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权利等诸方面,下文将作逐一分析。

最后,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常将权利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种,信息权利是一种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

所谓消极权利指自由从事或自由信仰某种事物而不受干预的权利(自由权),积极权利则指从他人处接受具体的行为、福利或服务的权利(受益权)[lvi]。显然,在我们所说的几种信息权利中,既有消极权利也有积极权利。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不论是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都是有条件的。其一,个体对消极权利的行使不得妨碍他人的消极权利的行使,而积极权利的实现必然也要受到客观条件(资源数量及配额)的制约。其二,根据权利与责任的相关性原理,一个人的消极权利的实现的前提是他人承担不干预的责任,积极权利则需要他人承担提供相应资源的责任。由此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在具体分析网络信息权利的内涵时,要从权利实现的条件与权利和责任的关系角度加以剖析,正视权利实现中的冲突和妥协,以避免个体主义方法论所导致的内转[lvii](introversion),即过分强调自我权利而忽视对他人权利所应承担的义务的倾向。

2.网络信息访问权

在有关网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信息访问(accesstoinformation)权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有关信息访问权的要求所针对的首先是互联网的排他性(exclusion)。尽管许多乐观主义者认为网络的普及会使广大公众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知识,使人们能够共享政治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福祉,另一些人则看到在上网这个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现象,网络正在不同的人群和地域之间制造一种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使能够访问网络的人成为信息富人,网络发达的地区成为信息富裕社会,无法访问网络的人成为信息穷人,网络不发达的地区成为信息贫困社会,这使得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所在的社会截然二分[lviii]。

就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而言,悲观主义者认为,由于前者的立场影响到信息政策,将使后者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由于那些可以随意访问网络的收入稳定的中产阶级无法体会不能访问网络的公众的境遇,他们在网络信息基础设施问题上持更为保守的立场,完全忽视了公众访问信息资源的政治和经济价值[lix]。因此,网络信息访问权的主要诉求是获得平等的网络访问权。目前,尽管有关数字化生存的隐喻已经为能够上网的中产阶层所接受,恐怕人们还很难将网络信息访问权视为一种消极权利。换言之,网络信息访问权是一种积极权利。而这种积极权利的普遍实现只能依靠对公众网络基础设施的投入。事实表明,由于技术依赖于资源,技术本身不仅不可能带来平等,还会使不平等加剧。其实,较上网设施更为重要的是上网者的知识水平。一般来讲,知识水平较高者虽然也有可能沉溺于网际娱乐甚至不甚健康的娱乐之中,但网络更多地是用于查询信息和业务联络等积极消费(时间、金钱);而低收入和文化层次较低者则更容易沉溺于前者之中,很少有能力利用网络进行积极消费,结果他们成为网络服务商和网吧经营者所设计的流行俗文化的消极消费者。由此可见,网络信息访问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即便在网络得到充分普及之后,其不平等性依然存在,而且是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再生产的一个环节。

信息富裕地区和信息贫困地区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首先,由此会进一步导致区域竞争力差距的增加。其次,由于网络信息所使用的语言以英语为主,一方面会导致访问障碍,另一方面会造成新的文化霸权主义。对此,我们在后面的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权利中要作专门论述。

3.网络信息权

网络信息权是指人们可以利用网络合法和合乎道德规范的信息。显然,网络信息权与文化、伦理、法律和意识形态背景有极大的关系。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喜欢标榜言论自由,就将网络信息权作为言论自由权的衍生权利。于是很多公民自由主义者认为,网络空间是网民的自治空间,完全不需要国家的权威。在这种定位下,网络信息权就成为一种消极权利。实际上,如果考虑到个人的信息必然要影响到他人,网络信息权应该视为一种积极权利。换言之,个人的网络信息权要受到的一个重要的制约是不能故意伤害、欺骗和误导他人,故许多人认为,某人的信息权的获得基于其在以往的信息中的良好记录。网络信息权的实现涉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它们包括网络、网络仇恨言论、网络匿名言论、垃圾邮件等。

网络色情(Cyberpron)传播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1995年7月1日,美国《时代》杂志以封面文章的位置刊登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人员的网络色情研究报告。文章披露:"网上色情内容泛滥成灾。历时18个月时间,研究小组研究了共计917410个色情画面、描述、短故事和录像片段。在上述数字化处理了的图象储存的Usenet新闻组中,83.5%的画面为内容。"[lx]尽管这项研究的研究方法和数据遭到了来自网络内外的大量质疑,它还是推动了禁止故意向18岁以下儿童提供色情内容的立法《正当通信法案》(CDA)。但是这个法案在美国却招致了网络服务商(ISP)和公民自由主义者的强烈的反对。反对者认为:

(1)CDA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且由于何谓色情并没有绝对标准,CDA可能影响成年人自由传递信息的权利,甚至会使得网络审查制度干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与保健和性教育有关的内容;

(2)CDA即便获得推行,由于网络具有全球性,依然不能有效阻止向儿童传递色情内容的行为。最后,最高法院竟认定,由于CDA不够严密,使政府无法在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范围内干预言论;同时,CDA为了使未成年人免受潜在的伤害而压制了成人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的行使[lxi]。

后来,克林顿提出的《儿童在线保护法案》(COPA)也遭到了许多反对,被称为CDAⅡ。简言之,美国公众将网络信息权纳入了言论自由权的保护范围。

美国人的选择与他们标榜言论自由和将言论自由意识形态化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商家所受到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坚持以集体利益和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中,言论自由要以遵守法规和公共道德观念为前提,网络色情信息的传播无疑是被禁止的。

网络中的仇恨言论(hatespeech)大量存在。许多极端主义的团体,如白人至上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组织在他们的网页中了许多过激的仇恨言论。例如,在一些反犹太人的网站中,有人竟然声称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屠杀。有些仇恨言论还与电脑暴力游戏有关,在一个游戏中,非洲裔美国人、犹太人和同性恋者都被设定为施暴的对象。对于社会控制而言,网络仇恨言论的和传播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在美国,如果仇恨言论被认定为具有明显和当下的危害,就不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在德国和法国,反犹和纳粹倾向的网站是非法的,德国政府要求网络服务商必须删除这些网站。显然,由于大多数散布仇恨言论的人希望诱使未成年人和意志薄弱者上当,除了政府的管制之外,使用者(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仇恨言论进行过滤(filtering)也是很有必要的。由于网络的非中心化运行模式,加之网络又没有国界,消除仇恨言论的斗争将是长期和艰巨的。

网络匿名言论(anonymousspeech)是网民在通过匿名邮件转发服务器等网络技术藏匿身份的情况下发表的言论。当然,严格地讲,网络中的任何匿名行为都会留下"电子指纹",不可能做到绝对匿名。网络匿名言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匿名可以鼓励人们对公共事务比较开诚布公地发表独立见解,在民主程序中相对独立地行使其参与权;另一方面,匿名又可能诱使人们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或满足于窃窃私语而放弃负责任的民主参与,同时,罪犯还可能利用匿名手段从事敲诈和泄漏技术与商业机密等犯罪活动。

垃圾邮件(spam)是一些人出于表达意见或商业广告目的而成百上千地大批量的邮件。其负面作用是显见的,如占用网络资源使网络发生拥塞,使接收人被迫接受不需要的信息并浪费接收人的时间,传播不当言论,导致商业欺诈等。滥发垃圾邮件这种行为基本上属于一种可以宽容的不当行为。目前,对付垃圾邮件主要以技术手段为主,例如许多邮件服务器都设置了过滤拒收功能。

4.知识产权

从信息权利的角度来看,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力度始终存在着在限制使用和信息共享的矛盾。对此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立场:

(1)尽可能充分地保护知识产权,使知识创造者获得最大的回报,以此促使更多的知识创新;

(2)强调知识的公共性和共享性,主张尽可能地减少知识产权的保护;

(3)以是否有利于知识创新为标准判断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实际上,不论从哪个标准出发,都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

网络所具有的大批量复制潜力等新的技术特性使上述三种立场都得到了发展:

(1)主张知识产权保护最大化的人认为,网络内容在传输过程中形成的包括暂时、不完整的复制件在内的数字化形式的复本都应该属于版权保护的范围;

(2)主张保护最小化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在网络空间这一开放性空间中,占有信息有悖民主原则,影响了思想的自由交流;

(3)以增进知识创新为目标的人有的主张共享,认为共享可以打破原来的中心化的技术创新中的一些束缚,使每个创新者都能够发挥出创造性,另一些人则认为加大保护有利于鼓励创新的独立性和原创性。

网络中较为突出的知识产权问题有"数字化权"、软件版权、域名权、超文本链接中的权利问题等。

"数字化权"又称"电子权",是传统版权在数字化时代的延伸,泛指在国际互联网或其他计算机网络上传播、以及通过存储介质(如磁盘、光盘等)流通的作品的使用权。"数字化权"属于版权人,数字化的作品的使用需要版权人的授权。"数字化权"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是,知识产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权利,它会随着知识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而发展。此外,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所谓作者的精神权利的数字化延伸,即作者一方面拥有作品的数字化传播的权利,另一方面,作者还有要求作品在数字化传播过程中保持完整性的权利。

网络这种新的信息方式给软件版权保护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保护方式更加灵活。这种变化的实质是以多样化的保护方式获得最大的效益,即软件版权保护已经渗透到销售策略之中。其中,有时限的试用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保护形式。而更为极端化的免费软件运动和公布源代码运动实际上是在寻求网络空间中软件盈利的新模式。

域名权是网络空间中形成的一种知识产权。由于域名是一种新的信息资源,从一开始就导致了许多争议和冲突,这些冲突主要是由域名与商标和商号等商业标志的关系而造成的。在早期域名注册中,一些人故意将其他商家的商业标志抢注为域名,或者在注册的域名中使用易与其他商家的商业标志混淆的域名,有不正当竞争的嫌疑。同时,商业标志相近的企业在域名注册中也有可能发生冲突,此时一般采用先来后到的办法来处理,处于不利的一方往往被迫采取一些技术手段加以补救[lxii]。至于那些与传统商业标志无关的域名,除了有些分类下(如.gov,.edu等)的域名注册有一定的规定外,对域名本身并无过多的限制,基本上适用先来后到的原则。域名权的冲突表明信息权利具有的排他性,但另一方面,在冲突的领域之外,域名的注册还有及其广阔的构思空间,这说明信息权利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超文本链接是网络发展基础,其中也涉及许多权利纠葛。目前所发生的相关典型案例有三类。其一为设置的链接绕过被链接网站的主页所造成的纠纷。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售票人公司案"[lxiii](TheTicketmasterCase):售票人公司是美国一家专门出售演出票的公司,该公司拥有一个网站()。微软的"西雅图人行道"网站为了方便用户购票和获得售票信息,设置了通向售票人公司网站的链接,但这个链接绕过售票人公司的网站的主页,直接连到了售票分页之上。1997年4月,售票人公司因此微软。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微软被允许继续链接到售票人公司的网站,但不得绕开后者的主页。

其二为由"加框"(framing)技术引起的纠纷。典型的案例是"全部新闻案"[lxiv](TheTotalNewsCase)。"全部新闻网"()采用了"加框"技术:在其主页上,顶端显示着网址"",左侧长方形"框"中排列着华盛顿邮报、CNN、时代周刊等新闻机构的标志,下端是该网站的广告,右侧大"框"中是一些通向各个新闻机构的链接,用户点击链接后就能够在右侧大"框"阅读到各个新闻机构的新闻。显然,这种做法使新闻机构的网站不能以原貌面对用户,他们将"全部新闻网"告上了法庭。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全部新闻网"可以设置通向新闻机构的链接,但不得再采用"加框"等混淆新闻来源、影响原告全貌的做法。

其三为"元标志"(meta-tags)纠纷[lxv]。元标志是网页设计时所设计的关键词,搜索引擎一般依据它们来检索网页。有些网站为了提高页读数有意进行虚假设置,如有些网站故意将"sex"之类的词设置为"元标志",不管其网页与此是否有关。而最容易引起纷争的是将他人的商业标志设置为自己的"元标志",进而造成隐形侵权。其典型案例是,一些公司将"Playboy"设置为元标志,结果用户在以playboy为关键词搜索Playboy实业公司(PEI)时,这些公司在搜索结果中位于PEI之前[lxvi]。

在上述三类纠纷中,现实的经济利益是主要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在链接关系中还存在许多不易被人所察觉的伦理和法律责任问题:设置链接的网站要对被链接网站的行为负法律和伦理责任吗?对此,比较严肃的看法是,尽管由于网站内容的不断变化使这种责任的承担比较困难和复杂,设置链接的网站依然有责任充分地、实时地了解被链接网站的内容,避免将用户引入歧途。但如果考虑到链接的数量及其复杂性,这种责任又不可能十分严格地得到履行。

5.隐私权

从信息权利的角度来看,隐私权即个人有保守隐私且使其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隐私是指一些不必告知他人的纯粹个人信息,如住址、联系方式、健康状况、感情生活、个人旨趣等。随着网络的发展,隐私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网络技术使得个人信息的收集变得极其容易而隐秘,另一方面,个人信息在网络经济中更易于被当作商品买卖、交换和组合。故所谓网络的匿名性实际上是一种假象。这一发展不仅使公众的市场消费行为在电子商务中变得毫无隐私可言,人们在工作中的一举一动也无时不在虚拟的全景敞视(panopticon)之下。

在网络中,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隐私权冲突日益加剧。其原因是:数据库与网络传播技术的结合使个人信息得以便捷地转化为可带来商业利润的"信息财产",这种信息财产对于提高商家的市场营销效率、改善整个市场的有序性是十分有效的,商家希望借助它们实现所谓"一对一"或个性化的市场营销;然而,消费者们却担心,这可能会伤害个人的隐私权。

消费者所担心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lxvii]:把数据出售给不负责任的供应商的可能;数据采集者不可信和不谨慎的可能;数据重组后生成有关个人详细的、组合的形象的可能;不准确信息传播到其他文件后,难以纠正的可能。此外,商家还有可能利用消费者的消费旨趣诱发不必要的消费或误导过于追求享乐的消极消费,由此进一步影响到个人的自主性和人格尊严。类似地,公司对员工的信息监视(如对电子邮件的监视),虽然有利于严格管理,但也使个人的行动自由受到了无形的制约。总之,网际隐私权冲突主要涉及如何兼顾经济效益和个人隐私的问题。

6.信息安全权

网络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的海量和高效传播,也导致了许多信息安全问题,信息安全权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网络信息权利。与网络信息安全权有关的问题主要包括三类:网络非法入侵,网络加密与公共安全政策和电子商务中的安全问题。

关于网络非法入侵存在一种比较模糊的认识,即许多人认为进行网络非法入侵的黑客大多数是一些技术顽童或"网络罗兵汉"。造成这种模糊认识的根源之一,是人们相信黑客会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他们只是出于好奇,希望了解计算机系统如何工作,而不会破坏和改变任何东西。一些黑客会做一些"行侠仗义"的事,如大量散发免费软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冲突时互相袭击对方的网络以泄愤等。显然,这种模糊认识只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而实际上,网络非法入侵是一种违反惯常的伦理准则和社会规范的行为,其危害和潜在危害性是不容忽视的。从维护普遍的信息安全权的角度来看,任何网络非法入侵都是应该禁止的。

网络加密与公共安全政策是相互冲突的两个方面。目前,许多网络加密技术可以利用足够长的密码做到除了当事人以外其他人无法破译。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不仅可以使他们安全地交往和交易,还能够绝对地保护他们的隐私。但是,政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样一来会导致诸多安全隐患。故要么规定密码长度以便需要时破译,要么希望推行一种国家安全部门留有后门的加密技术。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力图推广一种安装在电话中的名为Clipper的加密芯片,为网络用户提供一种为安全部门留有后门的加密技术。结果遭到了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施。1996年,美国政府看到在国内寻求加密后门一时难以实现,就转向对出口网络信息产品进行限制:美国出口的信息产品可以使用高位数(如128位)加密技术,但要使美国政府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拥有超级密码。到1999年,这项限制才被取消。

安全保障是电子商务的一个必要前提。首先,网络服务器及其中存放的文件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其次,网络服务器与客户终端之间的信息传递应该保证准确无误,为此需要建立一套可靠的安全论证系统。值得指出的是,在安全认证过程中,电子商务运营者的安全责任十分重大,他们不仅要防止黑客破坏或进行欺骗交易,更重要的是他们要保证用户的关键隐私信息(特别是身份证号、信用卡号等)不被泄漏。

7.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权利

与前面几项权利不同,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权利是针对不同的文化而言的。由于美国和西方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方面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美国和西方通过文化渗透在推行一种全球文化经济(culturaleconomy)统治,使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视听空间被西方文化殖民化。许多国家自觉地意识到了在网络发展中保持本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连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也感受了美国文化和英语的网际优势。为了挑战这一趋势,各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文化战略。实质上,在网络时代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文化战略,是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谋求新的世界信息秩序[lxviii](newworldinformationorder)的文化战略的延伸。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发展中国家必须以网络发展为契机,致力于保护与促进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工业与文化认同,形成自主的"替代性视听空间"(alternativeaudiovisualspace),以颠覆国际文化信息交流中的不平衡,缩小信息贫困社会与信息富裕社会之间的数字鸿沟。

四、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考量

在前面两节中,我们分别讨论了网络权力结构和网络信息权力,接下来我们将以网络权力结构为背景,先分析网络信息权利的现实价值取向,然后提出一组理想化的网络信息权利分配的伦理原则,最后探讨如何在网络内外的相关利益群体中引入网络信息权利分配的伦理协调机制。

1.信息权利的现实价值取向

网络信息权利的实质是网络相关利益群体对网络信息传播所带来的利益的要求,这些要求中渗透着网络相关利益群体的伦理价值取向。从目前网络发展的情况来看,网络信息权利的现实价值倾向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面向:(1)各个群体的本位主义倾向十分明显,他们都希望在网络中既保持原有的利益又获得更多新的利益,同时尽可能免于伤害;(2)网络的发展导致了一种新的公民自由主义倾向,出现了单子化(atomization)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第一个倾向反映了网络信息权利的价值取向的选择机制。在此机制中,网络权力结构以其技术螺旋和市场螺旋宰制现实的网络信息权利的价值取向。由于网络信息权力结构有利于左右网络信息资源和投资的权力精英阶层,在利益角逐中处于优势的是网络服务商、网络信息设备制造商、网络信息软件服务商和利用网络建立服务流程的公司。由于这些优势的相关群体是决定网络信息权利的价值取向的决定力量,推动网络经济以增加商业利润成为选择和调节各种网络信息权利要求的基础。

第二个倾向说明现实的网络信息权利的深层伦理价值取向是伦理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译为效益主义可能更贴切)的结合。伦理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先于社会,道德在本质上是个人的,善恶取决于个人的主观评价[lxix]。为了使主体成为"自由人",公民自由主义首先强调伦理个人主义。但显然绝对的伦理个人主义是行不通的,人们还需要通过交往形成一定的关联。为了使个体能够"自由地"与他人结合,公民自由主义选择了功利主义作为其基本的交往伦理。对于后者,边沁曾很好地表达过其核心理念:"功利原则意味着这样的原则,它根据每个行为提升或降低其利害相关的人们(thepartywhoseinterestisinquestion)的快乐来赞成或非难该行为……"[lxx]由于所谓"利害相关的人们"也可以只包括个体自身,故功利主义与伦理个人主义是内在自洽的。同时,功利主义也可与伦理个人主义结合,在"利害相关的人们"中,实现公民自由主义追求的所谓拒斥外在权威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如果我们将上面两种倾向结合起来分析网络信息权利的现实情况,不难发现,在网络权力结构宰制之下,技术螺旋和市场螺旋使技术不断升级、市场不断扩张,网络信息产业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成为一种主导力量,公民自由主义的伦理价值取向所追求的自由成为一种虚假的幻像:

(1)网络信息访问权。依据公民自由主义的理念,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网络信息访问权。许多政治家也开始意识到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之间差距拉大的危险。如艾尔·戈尔(AlGore)曾警告,如果我们听任信息高速公路哪怕只是暂时绕开这个社会的不幸群体,信息富人将更富而信息穷人会更穷,这样就没法保证所有人最终都能上网[lxxi]。但实际上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之间真正的差距来自受教育程度的差距。面对网络所带来的信息爆炸,即便在上网条件上有了根本的改善,每个人都能够比较方便地上网,结果也未必是平等的。受到良好教育的网络信息精英们知道信息来自何方、如何精选信息、如何剔除剩余的信息,故可以有选择地访问采集各种信息,再生产出为他们带来财富的信息;而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却很容易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将大量宝贵的时间耗费在通俗网络文化之中,其行为与其说是获取信息,不如说是陷入到网络权力精英设计的信息消费之中,而网络权力精英们一般不光顾这些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的信息消费。简言之,网络信息访问权的获得并不能改变更根本的社会不平等,上网不等于获得了利用信息增进自身福利的自由。

(2)网络信息权。公民自由主义者在此问题上热衷于标榜言论自由,但实际上真正获利的是网络信息产业的各类经营者。以网络色情为例,即便人们在心理上有一定的性幻想的需求,但由商业化包装而制造出的色情文化完全是一种过剩的诱惑。正是这种过剩的诱惑使人们不能分辨所谓信息的自由传播与人自由表达意愿的差别,甚至为此不惜放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这样的自由是值得质疑的,但又是由网络权力结构的决定的。或者说,公民自由主义内核中的功利主义与网络权力结构中的权力精英主义和经济利益至上原则使伦理个人主义所诉求的自由必然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异化。

(3)知识产权。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公民自由主义者轰轰烈烈地搞了许多增强知识的共享性的举措,但最终仍然无法逾越无所不在的网络权力结构。"数字化权"概念的推广意味着传统的知识产权得到了扩张,免费试用之类的"改进"则不过是知识产权因应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而推出的营销举措。总之,信息和知识正在成为比有形资源更重要的社会资源,知识创新日益成为一种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事业,人们越来越不可能平等地分享它们。

(4)隐私权。在网络权力结构的宰制下,西方文化所标榜的隐私权实际上正由消极权利变为积极权利。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个人信息转化成为有助于生产和营销的信息财产,在效率至上原则指导下,对隐私权的保护实际上只是谁(有可能)要求就保护谁,如果不要求就认为得到了允许使用的默示。更进一步而言,商家还采取了许多巧妙的办法诱使个人部分甚至完全放弃隐私权。在员工管理方面,网络的应用使员工的活动具有更大的虚拟性,企业管理者必然要采取一定的监控手段确保工作效率和保密性,而且为了减少员工的不满,对具体的干涉行为会作出明示并以契约方式使其结构化。

(5)信息安全权。说到信息安全权,网络公民自由主义者所担心的不是黑客破坏和电子商务中的其他欺诈行为,而是惧怕政府实行奥威尔的《1984》中的"老大哥"(Bigbrother)式的全盘监视。这种电子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只是对"民主价值"的追求吗?如果考虑到网络权力结构及其技术螺旋和市场螺旋的存在,就不难发现无政府主义或去中心化的最大受惠者是网络权力精英阶层,结果使得:"各类公司会更加肆无忌惮地从升级狂热中获利;它们会加倍努力地用广告来覆盖人行道和步行街;会让区位媒体和信息监视这类营销手段更加锐利;会实现他们的承诺──开发出规避新闻监督的新一代公关策略。而所有这些都将以消费者精神压力的加重和注意力分散的加剧为代价。"[lxxii]这样说似乎有些偏激,但公民自由主义所追求的电子无政府主义的确十分符合保守主义的旨趣,即以大多数人获得自由的假象换取少数人攫取更大利益的自由。

(6)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公民自由主义者对此一直莫不关心,其根源是网络权力结构在全球的展开就是新的文化殖民主义的发展。当然,在直接推行文化殖民主义战略的同时,保持文化多样性本身也可以作为文化殖民主义的一种幌子,因此信息贫困地区在网络权力结构下的不利地位不可能被轻易打破。

2.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原则

通过对现实网络信息权利的价值取向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网络信息权利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网络权力结构对网络信息权利的宰制。由此造成了普遍的非自主性、不平等性和知情同意的缺失,这使得网络一方面难以避免对网民的伤害,另一方面不能保证使网民真正受益。针对这一现实,我们将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理想的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原则体系。这个体系包括5个伦理原则:(1)无害(nonmaleficence)原则;(2)行善(beneficence)原则;(3)公正(justice)原则;(4)自主原则(autonomy);(5)知情同意(informedconsent)原则。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原则体系是一种立足现实的理想化伦理规范体系。在此提出这些伦理原则的目的有二。其一是规范意图,这是一般伦理原则体系所承担的意图伦理的功能,即要求行为人在事前审慎考量其意图是否合乎这些原则;其二是明确责任,即以这些原则为参照,反思和判断有关行为的实际后果是否合乎道德,并明确界定行为人所应有的责任,故其又具有责任伦理的功能。

我认为,上述伦理原则既是意图伦理原则又是责任伦理原则,而且规范意图和明确责任是两种不可替代的功能。一方面,良好的意图不能作为规避对后果的责任的理由;另一方面,良好的意图虽不绝对导致道德的结果,但从良好意图出发的审慎的行为能够减少明显的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下面,我们来深入分析上述5个伦理原则。

无害原则

无害原则指任何网络信息权利的实现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这条伦理原则是任何伦理体系都必须严格遵守的最低道德标准(moralminimum),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无论如何不要伤害"的强制命令。[lxxiii]因此,无害原则可以称为底线意图,它要求行为者在事先要存有无害他人的意图,由此意图出发,审慎考量其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并以此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坚决杜绝那些可能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依据这一原则,鉴于大多数黑客事先并未仔细思考其行为后果对他人的危害,黑客行为在意图伦理层面就违反了无害原则。同时,无害原则也是一种完全责任原则,可以根据这一原则由结果(或可能性)判断出那些明显的不道德行为。例如,在网络信息权中,由于网络色情内容对于未成年人会造成伤害,就可以断定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然而,作为一个社会,仅有无害原则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之为社会,还在于其成员能够相互善待,这就引出了行善原则。

行善原则

行善原则是指相关利益群体在实现网络信息权利时应该作出一定程度[lxxiv]的努力以使他人受益。根据一般的伦理学哲学分析,行善是一种弱伦理原则:从意图伦理的角度看,行善是具有一定的超越性的意图,行善者为其善行所冒的有损自我利益的风险越大,其超越性就越显著,故许多网络社群中的善行都是风险较小或随意的善行。从责任伦理的角度看,行善是不完全责任,而不是完全责任。但如果考虑到在网络空间中,不同相关利益群体的行善能力有巨大的差别,道德直觉会告诉我们,网络权力结构中受益最多的网络权力精英阶层完全有责任使其他弱势相关群体受益,而且,行善应该成为网络权力精英阶层的一种意图伦理。显然,行善原则的强制性程度,取决于社会公众对网络给不同阶层带来的利益的巨大差异的认识。在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行善原则的强制性就获得了证明:鉴于所有福利都根源于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中的人应该共同拥有它们。而如何行善、如何合理地共同拥有福利便引出了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是指网络信息权利分配应该体现社会平等[lxxv],它是判断网络信息权利的实现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准。面对网络权力结构宰制下网络信息权利实现中的不平等,必须依靠公正原则加以规范,为此需要确立一种基于权利的公正概念。当代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强调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就是这种基于权利的公正概念。罗尔斯认为,由于每个人都可能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所以人们在行动的时候所遵循的普遍的伦理原则,都是从社会中潜在的最小受惠者的角度出发加以考量。由此,他得到了两个正义原则[lxxvi]:(1)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2)符合正义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应当这样安排,使他们:①在与正义储蓄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缩小差别原则);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均等原则)。

其中,第一个原则是理想的正义,第二个原则是事实上的正义;第二个原则中的缩小差别原则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努力分配,机会均等原则体现了按贡献和能力分配。而且,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中的缩小差别原则又优于机会均等原则。

这种基于现实不平等的公正构想,对于消解网络权力结构对网络信息权利分配的宰制性有一定的意义。从权利的角度来讲,网络的发展带来了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罗尔斯的两个原则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由此可能带来的不平等中寻求正义,而且还兼顾了公正和效率。其中的缩小差别原则,在绝对公正和无限制的不平等之间保持了适度的张力,调和了权利分配不均所导致的冲突:一方面,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从身受的不平等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如果减少不平等,反而受害更甚;另一方面,处于最有利地位的人,虽然有所损失,却又因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的合作而得到了补偿,如果没有这种合作,它所所享有的相对特权反而会受到威胁。机会均等原则则为不同的人改善其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总之,公正原则是在承认网络权力结构的不平等的现实的情况下,使网络技术螺旋和市场螺旋所决定的网络信息权利分配在按绩效分类和按需分配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即在网络"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使非权力精英阶层获得应有的利益,而不仅仅作为网络经济的营销目标。鉴于网络发展中社会公正的缺失,应该同时从意图和责任两个层面强调推行公正原则的必要性。实际上,公正原则十分具体。依据公正原则,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无差别的版权保护门槛不再是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社会应该强制知识产权的拥有者降低对教育程度和收入较低的社会成员的收费;在信息访问权中,目前国内居高不下的上网费用无疑是明显的只顾企业利益而加大数字鸿沟的不公正行为。在贯彻公正原则的过程中,有一种观念必须纠正,那就是权力精英层往往认为他们对公正原则的遵守是一种慷慨的施舍行为。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其症结在于他们未认识到,公正待人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受到公正的对待是每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权利;简言之,他们未认识到人的自主性。因此,为了保障公正原则的正确实施,必须进一步引入自主原则。

自主原则

自主原则强调个人能够自我决定如何支配其合法的网络信息权利。自主原则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认为人类是道德地行为的,并且具有理性的意志[lxxvii]。康德认为有理性的人拥有双重的道德能力[lxxviii]:(1)他们有能力提出或更正以追求善的生活为旨归的理性规划;(2)他们也有能力尊重他人的自决能力。由此,自主不仅是履行道德义务的必要条件,而且要通过自的行使,才能依据人们所认为的最值得过的生活来塑造自己的命运。

自主原则的伦理实质是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人?康德的答案恐怕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一个,即他的绝对命令的第二个公式:我们必须总是把他人作为目的而绝不把他人作为手段来对待。因此,自主原则所体现的伦理态度是在尊重人的前提下尊重人的自我决定权。人们很容易指出,康德的人只能作为目的的绝对命令很难在现实生活中贯彻,但实际上这种绝对命令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其理想性,而在于它能够与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下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立场相制衡,无疑,暗含功利主义的公民自由主义是无法起到这一重要的制衡功能的。

谈到自主,必然提及来自技术自主论的挑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埃吕尔(JacquesEllul)的技术自主论。他认为技术是自主的,即技术从根本上说只依赖它自身,它是封闭的、自我决定的"有机体",以自身为目的,为自己开辟发展道路。这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其逻辑是,由于技术依据的是自然规律,在现代技术中,相对于技术而言,人已不再是主体;在技术系统中,人们的判断、选择、决策都服从于技术目的、都是技术体制内部的活动、连价值标准也逐渐由技术决定[lxxix]。因此,人们不再具有判断和选择的自由,相反,技术是自我决定的,它尽可能有效地把任何东西都置于其控制之中。总之,在技术社会中,人的一切需要、欲望、计划和思维过程都逐渐适应于技术的模式,即理性的、人工的、高效的活动模式。

在网络技术的发展中,似乎很容易用技术自主论来解释技术螺旋和市场螺旋,但这种诠释的腐蚀性是十分显见的,它使普遍存在的网络权力结构被遮蔽,使那些应该为制约公众的自负主要责任的权力精英阶层得以逃脱责任。换言之,对网络生活的自主原则的最大威胁来自本质上专注于效益(唯利是图)的网络权力结构,自主原则所体现的是广大公众的消极权利,它要求人们特别是网络权力精英阶层充分尊重公众、尊重他们的自。

尽管自在理论上是神圣的,但在现实中难免与权力结构达成折衷,即通过契约转让其自。这意味着,一方面人们拥有自,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交易和自愿放弃等自觉的情况下暂时让渡部分自[lxxx]。以隐私权为例,自主原则所强调的并不是绝对的隐私权,而是个人对其隐私信息的使用方式或使用与否具有自我决定的权利。在很多情况下,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优势的群体会采取一些利益诱惑的办法获取用户的隐私。例如,在网络用户注册中,许多网站经常会采用抽奖等手段诱惑用户透露其真实姓名、地址、身份证号或出生年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站只是一次性使用这些信息,而且能够为用户保密,则可认为基本上维护了自主原则。但如果网站对此信息还有其他用途,如将其有偿转让给其他企业,就必须首先征得用户的自主同意。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97年,当美国在线(AOL)决定将其850万用户的电话号码转让给折扣销售商CUC国际公司和另一家电话折扣销售商时,许多用户,包括政府官员纷纷向AOL打电话和发电子邮件,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网络权力结构这种知识权力结构之下,公众自主应以充分了解与其自决行为后果相关的知识和资讯为前提,否则公众的自主决定可能是盲目性的,而无法保证后果的无害性和受益性,由此需要进一步引入知情同意原则。

知情同意原则

知情同意原则要求,为了确保自主原则的真正实施,行使网络信息权利的主体应该使受到影响的相关群体尽可能充分地知晓其过程、潜在的风险和可能后果,再自主地作出抉择。知情同意的规范原则源自医学伦理中的"医患"关系和医学研究中的研究者与自愿者的关系准则。依据知情同意原则,只有当患者或自愿者了解到使他们作出正确决策的准确信息之后,他们才能够决定是否接受手术或参加有危险的研究[lxxxi]。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在网络权力结构中,不同的相关利益群体所拥有的信息和知识的数量和准确性、以及搜索和理解信息与知识的能力都是不对称的,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与"医患"关系十分相似。

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在不断增长的利润的刺激下,网络权力结构极可能导致信息和知识的垄断,广大公众的知情同意权利的不利状态几乎难以逆转。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普通公众在与网络企业等优势群体发生联系时坚持知情同意,最终使优势群体至少在形式上认可这一原则,然后通过对长期后果的追究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比较认真的落实。

显然,落实知情同意原则的关键靠公众的认真追究。例如,某机构采集并储存了许多个人的敏感信息,那么这些人就有权知晓他们的信息是否会遭到非法入侵,在公众的推动下,那个机构就有可能向公众通告其安全措施,然后公众会对安全措施进行质疑。信息与知识的垄断只能通过公众知觉地行使知情同意权而逐步改善。惟其如此才可能进一步导致一种良性的循环:对知情同意的遵守成为企业赢得用户、增强竞争力的一种手段,各个企业会竞相改善他们对知情同意的实际重视程度。当然,我们永远都不要对权力优势群体对公众的重视抱过高的幻想,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常见的一种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企业往往会在他们认为不必要的服务上向同行的最低标准看齐,而对知情同意权的尊重往往置于不必要的服务之列。

3.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

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原则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使网络信息权利的行使更加符合基本伦理精神的理想化规范,但是仅有这些原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建构一种伦理协调机制,使其落实于伦理实践之中。我认为,网络权力结构下的网络信息权利伦理协调的实质是政治性的,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以基于伦理精神的产生式的权力不断与网络权力结构中的等级式权力相较量的过程。

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政治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一种宏观政治,而是一种融会在生活世界中的微观政治。其次,它是务实的。它认为在宏观上彻底网络权力结构既不现实也找不到效率更高的替代结构。在此务实的前提下,其思路是试图由基本的伦理精神形成一些可以部分地制衡等级式权力的产生式权力。总之,它不是从总体上追求平等和参与的解放政治,而属于在具体的受到网络权力结构宰制的生活情境中尽可能地体现公正和自主的生活政治。

值得指出的是,生活政治是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提出的一个概念[lxxxii]。吉登斯指出,生活政治是一种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在此反思性秩序的环境中,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决策的政治。他认为生活政治的本质有三个要点:(1)从选择的自由和产生式权力中获得的政治决策;(2)在全球化背景下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的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3)在一种后传统秩序中提出有关"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之类的伦理问题。显然,人们对网络知识权力结构中的生活的伦理反思,就是反思现代生活策略,反思网络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反思如何在网络中获得自我实现,因此,网络权力结构下的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机制就是这种生活政治的展开。

以生活政治界定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机制,意味着我们应该以政治的灵活性策略解决伦理的纠葛。这种伦理协调机制主要由反思、磋商和制衡三部分组成。

首先,普通公众应该反思他们与网络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特别要思考由于交往的自主原则被效益原则所取代后所导致的基本伦理精神的破坏,由此可以揭示出网络权力结构宰制下的网络信息权利实现过程中的诸多伦理问题,对其中明显有悖上述5项伦理原则的行为提出质疑。

其次,普通公众应该与网络企业等侵犯到他们权益的相关群体磋商伦理反思中揭示出的问题,迫使对方认可上述伦理原则及其伦理精神。

其三,公众应该以其对市场交易行为的自等权利的实现形成一种产生式权力,通过抗议表示和不合作等非破坏性手段进一步形成制衡宰制性的网络权力结构的力量。

值得指出的是,生活政治意味下的网络信息权利伦理协调机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微观情境化,二为奉行中庸之道。

首先,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机制是在各个具体的微观情境中展开的,各个具体的情境中的政治-伦理反思、磋商和制衡只具有局域和暂时的有效性,在这些过程中产生的规范和达成的共识没有普遍和恒久的指导意义,在情境之外只有案例式的启发功能。由于整个现代经济社会倾向于效益优先,除了少数重大的违背伦理精神的行为之外,网络信息权利实现中的伦理问题在宏观层面必然受到忽视,其协调只能在各个微观情境中展开。而且,在各个具体情境中伦理协调能否发生、能否产生效力又是没有绝对的权威作为保证的,完全依赖于相关群体的行动,其中弱势相关群体的伦理立场和博弈策略是最为重要的环节。

其次,网络信息权利伦理协调应奉行中庸之道。其一,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是,伦理协调是一种效力有限的软约束,其实现途径既不是暴力冲突也非大规模的政治对抗,而是寻求一种非暴力的解决方案。鉴于伦理精神的理想化特性,在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中,除了可以用无害原则这一伦理禁令坚决抵制严重的伤害行为之外,伦理的制约都只能是一种效力有限的规范,在实际运作中往往不是首先考虑的环节。实际上,上述伦理原则的主要作用是反思批判功能,而不具有强制约束功能。因此,奉行中庸之道是现实情势所至,而任何将伦理原则绝对化的设想都难以实现。例如,在文化多样性权利这个问题上,除了在个别极端情况下,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解决方案并非理性的选择,后发民族国家不能单纯地采取网络封闭政策,而应该以加强本土网络文化建设等积极方式应对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挑战,通过宣传教育强化公众对外来文化垃圾的免疫力。

其二伦理责任的承担与效率是有一定冲突的。很多商业和市场行为如果过于追究其中的伦理责任可能会造成效益的损失,尽管利润的直接受益者可能是少数利益集团,但整个社会可能是其间接受益者,因此社会在一定的限度内对轻微违反伦理原则的行为采取宽容的立场,即视无异议为默许,针对不甚严重的异议也只进行一些表面化的解决。以个人信用和购物旨趣信息为例,其采集整理活动已经是电子商务的一个重要营销环节,个人只要参与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完全保有隐私。因此务实的做法就是折衷,一方面有条件地转让部分隐私权,另一方面对商家造成恶性后果的滥用保留权。至于那些因隐私信息被泄露而造成的电子邮件骚扰,一般采取技术过滤的办法就可以了,真的要一一追究,其成本可能太高,往往得不偿失。

其三,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常常通过现实的利益博弈实现。以知识产权的实现为例,它实际上只是一种相对权利,其价值的形成和实现实际上是原创者和使用者共同建构的。这一特点在网络中尤为突出:我们假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网络作家在网上了一些作品,最初他对于网友们转贴之类的行为是非常欢迎的,因为正是这些行为使其作品的价值迅速提高,而一旦他出名以后,态度可能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反过来要求转贴者必须征得他的同意。通过这种前后矛盾不难看出,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是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其追求效益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但这对于公众并不一定公正。假如网站为作家作品的数字化版权付出过高的代价,不仅不利于网络信息内容的丰富,最后这种代价势必会转嫁到公众身上。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应该取消知识产权,而是指在知识产权的实现过程中各种利益选择机制会起到一种自然调节作用。直言之,知识产权本身并不神圣,就是原创者与社会讨价还价。假如知识产权拥有者开价过高,网站就可能不用那些作品或者用更巧妙的办法盗版,用户也可能宁愿选择质量欠佳的盗版,反侵权的成本大为提高,这又迫使知识产权的拥有者降低准用门槛。类似地,其他网络信息权利实现也充满了现实利益的较量。

其四,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原则只能有限度地法规化。我们前面所提到的5个伦理原则除了无害原则外,都以肯定形式("应该做")表述,一些人受到法律精神的启发,并指出如果将这些肯定表述转换为否定形式("不应该做"),就能够使软约束的伦理原则转换为有强制约束力的法规。但在法律上,除了伤害比较易于确认外,对自主、公正、知情同意的侵犯较难界定,而行善原则根本就无法以法律来调节。所以,法规化的结果不一定提高伦理原则的效力。实际上,更有效的做法是将伦理诉求置于有法律效力的各个具体的契约之中,并将对契约的有关内容的遵守和违背与利益奖惩相结合。这些契约虽然不如"宏观"法规那样具有普遍适用性,但由于这种"微观"法规与利害相关人的联系更为紧密,在现实伦理调节中更为有效。

[i]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第85页。

[ii]同上。第85页。

[iii]福科指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权力结构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可能有任何知识。"参见,福科著:《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第29页。

[iv]所谓法的保守性就是指法律虽然主张公正,但总是倾向维护知识权力结构的等级和效率,并常以高昂的成本间接地阻止有碍效率的对公正的诉求,即法律首先是知识权力结构的维护者,其次才是普遍公正的看守人。

[v]引见,丹尼斯.K.姆贝著:《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64页。

[vi]同上,第72-73页。

[vii]同上,第73页。

[viii]汤姆·R·伯恩斯著:《结构主义的视野:经济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92-198页。

[ix]同上,第196页。

[x]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第69-72页。

[xi]汤姆·R·伯恩斯著:《结构主义的视野:经济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07页。

[xii]包利民称之为内指型和外指型。参见,包利民,M.斯戴克豪思著:《现代性价值辩证论》,学林出版社,2000。第22-29页。

[xiii]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第68-69页。

[xiv]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58-159页。

[xv]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第27页。

[xvi]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92页。

[xvii]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第105-109页。

[xviii]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89页。

[xix]同上,第293页。

[xx]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载孙兴周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24-954页。

[xxi]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载孙兴周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37页。

[xxii]合理化源自韦伯对科层制度设想,即根据一套非个人化的、客观的标准来调节人际关系。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控制技术,是圣西门所称的"从人治转向物治",也是科学管理的鼻祖泰勒信奉的理念。见,J.贝尼格:《控制革命》,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8。第20页。

[xxiii]预处理是本文将要多处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早年的标准化和当今的数字化都是预处理的典型实例。

[xxiv]尼葛罗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第15页。

[xxv]数字化的实质是以离散量"拟仿"连续量,这就是一种预处理。

[xxvi]卡尔·夏皮罗,哈尔·瓦里安:《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2页。

[xxvii]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甚至混用信息和知识两个概念,这是人们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使用的一种换喻手法,其实,当一些相关概念成为一种流行的话语时,就是操作层面的东西了,对它们的理论界定并非总有必要性。

[xxviii]野中郁次郎,竹内广隆:《创造知识的公司》,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1999。第40页。

[xxix]知识创新的过程被描述为一个从个体隐含知识到群体隐含知识(群化)、从隐含知识到明晰知识(外化)、从部分明晰知识到系统明晰知识(融合)和从明晰知识到隐含知识(内化)的不断循环深入的知识螺旋。见:野中郁次郎,竹内广隆:《创造知识的公司》,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1999。第43-51页。

[xxx]波普尔:《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载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87。第309页。

[xxxi]同上,第312页

[xxxii]对此,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知识的论述比较深刻。他指出:"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移到机器语言中去的手段……信息学权霸带来某种必然的逻辑,由此生出一整套规定,它们涉及的是那些被人当作’知识’而接受的陈述。"参看: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1997。第2页。

[xxxiii]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1997。第3页。

[xxxiv]同上,第111页。

[xxxv]由此,波普尔的世界1、2、3分别为物质世界、心灵世界和信息世界。关于信息和三个世界的讨论详见:RobertAbbott(1999),TheWordAsInformation:OverloadandPersonalDesign,Exrter,England:IntellectBooks.

[xxxvi]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1997。第3页。

[xxxvii]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著:《晚期资本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xxxviii]詹明信将资本主义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发展阶段是市场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参见,詹明信著:《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第484页。

[xxxix]May,C.(2000)AGlobalPoliticalEconomy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TheNewEnclosures?(RIPEseries),London:Routledge.

[xl]相关的分析参见: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第21-60页。

[xli]彼得·德鲁克著:后资本主义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第45页。

[xlii]M.道森,J.B.福斯特著:虚拟资本主义:数据高速公路的政治经济学,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5)。第40-44页。

[xliii]所谓控制性就是通过网络建立一套专家服务营销体系,直接性就是使商品和服务能够直达用户,针对性就是量身定制。与此相关,汪丁丁提出得网络经济学的三个原理是"专家控制"、"纵向整合"和"大规模的量身定制"。汪丁丁:《自由人的自由联合》,鹭江出版社,2000。第44-47页。

[xliv]ChristopherMay:TheInformationSocietyAsMega-Machine:.TheContinuingRelevanceofLewisMumford.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3:22000.P241-P265.

[xlv]詹明信著:《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第488页。

[xlvi]卡尔·夏皮罗,哈尔·瓦里安著:《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12-14页。

[xlvii]同上,第161-162页。

[xlviii]多米尼克·夏代尔,沈沁著:《网络营销》,三联书店,1999。

[xlix]理查德·A·斯皮内洛著:《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刘钢译,金吾伦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58-60页。

[l]RichardA.Spinello:Cyberethics:MoralityandLawinCyberspace.Sudbury,Massachusetts:JonesandBartlettPublishers.2000.p31-35.

[li]汤姆·L·彼切姆著:《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295页。

[lii]同上,第296页。

[liii]理查德·A·斯皮内洛著:《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刘钢译,金吾伦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45页。

[liv]关于权利的两种观点的争论可以追溯自古希腊的自然法与约定法之争。参见,汤姆·L·彼切姆著:《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307页。

[lv]RichardA.Spinello:Cyberethics:MoralityandLawinCyberspace.Sudbury,Massachusetts:JonesandBartlettPublishers.2000.p13.

[lvi]汤姆·L·彼切姆著:《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296页。

[lvii]理查德·A·斯皮内洛著:《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刘钢译,金吾伦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46页。

[lviii]TimJordan(1999).Cyberpower:Thecultureandpoliticsofcyberspaceandtheinternet.London&NewYork:Routledge.p36-37.

[lix]BrianD.Loader(ed):CyberspaceDivide:Equality,agencyandpolicyintheinformationsocie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22-23.

[lx]引见,PatriciaWallance著:《互联网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第177页。

[lxi]RichardA.Spinello:Cyberethics:MoralityandLawinCyberspace.Sudbury,Massachusetts:JonesandBartlettPublishers.2000.p49.

[lxii]薛虹著:《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第293-382页。

[lxiii]同上,第248-249页。

[lxiv]同上,第246-248页。

[lxv]RichardA.Spinello:Cyberethics:MoralityandLawinCyberspace.Sudbury,Massachusetts:JonesandBartlettPublishers.2000.p93-95.

[lxvi]薛虹著:《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第293-382页。

[lxvii]理查德·A·斯皮内落著:《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刘钢译,金吾伦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75页。

[lxviii]陶东风编译:《新世界信息秩序》,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1))。

[lxix]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第37页。

[lxx]由此可见,通常所认为的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说法并不十分贴切,而应理解使"为利害相关的人们"中的大多数获得最大的幸福。参见,李强著:《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59页。

[lxxi]戴维·申克著:《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202页。

[lxxii]戴维·申克著:《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174页。

[lxxiii]RichardA.Spinello:Cyberethics:MoralityandLawinCyberspace.Sudbury,Massachusetts:JonesandBartlettPublishers.2000.p19-20.

[lxxiv]所谓一定程度的努力是指"当我们只冒着最小的风险或最小的不利而能如此做时"。参见,汤姆·L·彼切姆著:《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313页。

[lxxv]关于公正,处于右翼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强调自由和个人行动,左翼的观点则主张将"社会公正"置于优先地位,更重视社会的团结互助,意在朝着更大的平等和消除贫困的方向改革社会。参见,D.拉菲尔著:《道德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85页。

[lxxvi][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lxxvii]汤姆·L·彼切姆著:《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29页。

[lxxviii]RichardA.Spinello:Cyberethics:MoralityandLawinCyberspace.Sudbury,Massachusetts:JonesandBartlettPublishers.2000.p19.

[lxxix]参见,卡尔·米切姆著:《技术哲学概论》,天津科学出版社,1999年;E.舒尔曼著:《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东方出版社,1995。“有”版权所

[lxxx]这种转让依然要获得公共道德直觉的认可。道德直觉告诉我们,永久放弃全部自即涉及奴役行为,显然违背人道,永久放弃部分自一般也是道德精神所不提倡的。

[lxxxi]理查德·A·斯皮内落著:《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刘钢译,金吾伦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55页。

[lxxxii]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第251-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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