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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女人》中女性形象的嬗变与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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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佳楠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宁波315300)

  摘要:《致命女人》是一部以三位女性角色的婚姻为核心的女性题材美剧,该剧对女性人物性格和形象进行了深层次的刻画。文章借鉴美国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对热播美剧《致命女人》 中三位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探索影响她们形象变化的重要因素,并分别从时代变迁、自我成长以及男权秩序三个角度研究剧中女性形象的嬗变与趋同。

  关键词:女性形象嬗变;男权秩序;趋同; 《致命女人》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28(2021)19--0113-02

  一、时代变迁与美国女性形象的嬗变

  《致命女人》借助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以及21世纪10 年代三个不同时间段,关联美国第二、三次女性主义思潮, 通过家庭婚姻等社会问题展现出剧中女性的蜕变,刻画了女性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1.20世纪60年代的家庭主妇贝丝

  剧中的第一个女主角贝丝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她所在的是美国当时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丈夫是家庭经济支柱, 妻子是“幸福的家庭主妇[1] ,,。贝丝的生活重心全部围绕丈夫展开,为了满足丈夫对她照顾家的需求,她放弃了自己的钢琴梦,无微不至的照顾丈夫。她习惯于这种生活,也认为这是一种幸福,直到看到丈夫的出轨对象艾普尔追逐歌唱梦的时候,她才逐渐清醒,意识到自己的钢琴梦是被丈夫剥夺的,也认识到丈夫所带给自己的是痛苦,而不是幸福。在艾普尔想要和她丈夫结婚时,她没有用情敌的眼光来看待,而是担心艾普尔也陷入婚姻的困境中;在她发现邻居玛丽被丈夫家暴时,她没有漠视,而是救其于水深火热之中。最终她借邻居家暴男之手,摆脱了自己的丈夫,也解放了与她同盟的女性们。正如女性在第二次浪潮中所呼吁的那样,女性逐渐逃脱传统家庭的束缚,不再自我牺牲,而是追求平等。同时,在个人力量不足时,女性通过结盟的方式对父权制中心文化进行理性反抗。

  2.20世纪80年代的社交名媛萨蒙娜

  《致命女人》第二段故事将视点设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的转型时期,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的活跃度很高,这一时期与女性同样主张为自我存在而发声的还有性少数群体。女主角萨蒙娜是一位社交名媛,她活跃于各种派对,她的出场就带着强大的气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自信的光芒。萨蒙娜作为这一时期的女性不再依附于稳定的婚姻关系,她通过三次婚姻找到满意的伴侣,前两次的婚姻给她留下了大量的财富。她自诩人生完美,但她的完美人生仍然是把女性的价值和男性绑在一起。正如她喝醉后的那段独白:“我总认为自己是个非凡的女人,但如果没人想爱我,我能有多非凡呢?”当她知道第三任丈夫卡尔是同性恋时,她想要在卡尔身上寻求的身份认可也就没有了。在填补男性关注的空位时,萨蒙娜接受了闺蜜18岁的儿子汤米的求爱。但在这段不涉及地位、财产,也无关年龄差距的恋爱中,她对自我感情重新定义,懂得了要在平等且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去爱,不是为了迎合男性目光而获得爱。她理解了卡尔这类性少数群体的不易,甚至她在晚年为艾滋病患者们建立了慈善机构,为其向男权社会发声,争取爱的权利。

  3.21世纪10年代的精英女性泰勒

  2019年,是《致命女人》的播出年份,美国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发展至今。这一时期女性主义不再关注男女、黑白等二元性的差异,而是集中在欲望、身体、无意识等的表达之上。第三个女主角泰勒作为新时代的黑人女性,有着比丈夫更高的地位和收入,拥有自己决定婚姻形式的自由。这时的传统婚姻制度渐微,不婚、丁克、开放式婚姻等自由主义婚姻观成为人们的选择,美国女性也逐渐冲破传统家庭意识中的性禁忌,展现出自身欲望的主体性追求。泰勒在婚姻中践行开放式关系,不再是坚守传统贞操观念,从属于男性的欲望对象。她张扬婚姻家庭之外的欲望体验,然而这种男女两性地位对调所衍生的开放式关系也有着许多矛盾。泰勒将情人洁德带入家中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需求,想要获得更多释放和伸展的空间,但她的自我意识又使她不能忍受丈夫伊莱的感情天平向洁德倾斜,也不能容忍起初只是自己情人的洁德,对伊莱的亲密超过自己。泰勒通过自我经验,发现自己在多边关系中并不能真正解放自我,反而由最初的中心变到边缘,自己原拥有的爱也被分散,渐渐变得虚无。最终她放弃了原本的欲望,不再继续这段关系,这也暗示了性解放运动与女权运动的某种自我调节。

  二、自我成长中变换形象的女性

  在《致命女人》三位女主角的自我成长过程中,三位女性通过对自我形象的改变,在日趋复杂、新旧杂糅的性别观念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方式。女性形象的变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表现,一是通过着装变化,二是通过性别定位。

  剧中的贝丝作为60年代美国家庭妇女的代表,她端庄内敛,穿着简约朴素的衬衫裙,梳着平整的卷发,永远只佩戴着两串式的珍珠项链,是典型的男性背后系着围裙的女性。当她发现丈夫对自己不忠之后,她将一切归咎于自己的错误,试图靠穿衣打扮来重获丈夫的关注。她开始换上了时尚鲜艳的衣服,烫起了时髦的外翻卷发,就连她身上佩戴的首饰种类也多了起来。然而,她所做的改变,并没有换来罗布对婚姻的忠诚。在这种落差下,她从原本虚假的幸福中逐渐清醒,以自我问询的姿态进行自我审视,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时候的她不再为了丈夫而被改造,是为了自我而去改变,她的改变是从被动走向了主动。当最后贝丝把房子钥匙交给萨蒙娜的时候,她穿上了更为自由的裤装,成长的愈发自信且独立。

  与贝丝相比,亚裔名媛萨蒙娜似乎看起来更强势些,从一开始她便喜欢狂野的色彩,华丽的珠宝以及高级时装,钟情于各种大牌。她的衣服基本都有着超宽垫肩造型,使她看起来更像男人一般高大,有着威严的形象。“打扮不仅仅是修饰,它还表明了女人的社会处境。[2]”戴锦华曾指出,女性始终面临着“花木兰”形象和困境,花木兰的形象是公共空间内女性化妆术,女性需要强装成男人才能取得社会地位。[3]萨蒙娜的装扮可以看作是花木兰式的境遇,女性通过穿衣来使自己看上去更像权力,而非就是权力本身。萨蒙娜参与派对,打扮自己,不过是为了受到他人夸奖,她也完全享受其中,自觉接受了自己被当作男性的欣赏品。直到她丈夫患艾滋病的事情传开之后,饱经非议的她才明白,即使身着华丽,她在男权审视下也难以得到眷顾。当她不再在意他人的目光后,才真正成长。最后她脱去夸张又艳丽的礼服, 换上素白衣裙,头发亦剪短,不再用父权社会对女性气质的规范来规训自己的身体及社会地位。

  同样,《致命女人》也通过调换性别角色的途径来展现女性形象在自我成长中的复杂性。在以往的社会背景下,黑人女性无论在种族还是性别关系中,都处于更为边缘的位置。但在剧中泰勒是一名女权运动者,她通过获取权力将传统意义上成功的男性角色与女性角色进行了互换,具有比她丈夫更高的经济地位,并且她主动开展着开放式的婚姻关系,是影视文学作品中具有极大突破性的女性形象。“女性不再是一个匀质的、单一的概念,她与性取向、种族、阶级等具体状况相交织,是一个包含多元主体性的范式。”[4〕泰勒是具有“男子气概”的女性,就连她的着装也通常都是西服、皮衣这类中性风衣服。然而,这样的女性被隐性地赋予了更多的要求和期待,泰勒在婚姻中既承担着男性的职责,又拥有着妻子的角色要求。在这种困境下,情人洁德的进入更是轻易就打破了原本就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她在家庭中的付出被洁德取代,她的丈夫伊莱也被洁德所依赖。于是,为了让自己在婚姻中得到角色上的正位,她再次把她身上所模仿的男性角色和传统的女性角色进行置换,使得男性角色身份衰退,女性角色身份复位,她的妻职回归到家庭,她回到一妻一夫制的婚姻中。正如剧中探戈一样,有进有退。只有协调分配好家庭意识与社会角色意识之间的力量关系,她才能获得女性对自我多重身份角色的认同与平衡。

  三、男权秩序下趋同化发展的女性形象

  随着美国女权运动潮流的不断发展,美剧的女性形象也不断展现出多向性的转变,但在与男性话语的斗争中,女性所凸显的多元化形象也面临被时代所遮蔽的风险。《致命女人》通过纵向连接美国第二、三次女权运动潮流、横向展现女性形象变化的方式,塑造出几个生动立体、情感丰富的女性形象。她们在女权运动潮流中成长,反抗男性的压迫,变得越来越自主、自信、自强。然而随着《致命女人》第一季的结束,剧中女性的反抗也逐渐走向衰落,她们艰难建构起的女性主体意识也都被困于婚姻家庭、主流价值观的情境中,女性形象变得趋同模式化。

  整体来看三位女性形象最后的走向,我们会发现贝丝重回到传统母亲的角色,萨蒙娜对患病丈夫不离不弃,泰勒也回到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中。她们的形象无一例外都回归到了“母亲”“妻子”的形象。当贝丝的情敌艾普尔怀孕时,己经觉醒的贝丝却又重新站在丈夫的角度,担心丈夫失去亲生骨肉,在艾普尔要堕胎时百般阻挠,并最后替丈夫抚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女主角萨蒙娜在得知出轨的丈夫患了艾滋病后,不再计较丈夫之前为留住她而制造的自杀假象,而是放弃了和情人汤米去欧洲旅游的机会,主动留下来照顾丈夫以尽妻子之职。剧中最后一个女主角泰勒从一开始的设定就比前两个女主更有话语权,但在最终结局的反映上看却是更倒退的。在她主张的开放型婚姻中,丈夫一次次打破他们之间的婚姻约定,隐瞒自己和他们共同情人洁德之间的关系进展。就对女性发展的期待来说,泰勒应该没理由不抛弃失败的婚姻和背叛她的丈夫,但最后她却只是让第三者出场,选择了丈夫,甚至为丈夫舍弃了自我欲望,回到只与丈夫一起的两性关系上。三位女性形象虽然都不同程度上证明了其自身的价值,然而在她们的背后仍是难以跳脱的家庭秩序、道德秩序、异性恋秩序的固有情感框架。因此在剧中她们只能卸下强硬姿态与欲望追求,在原本动摇的女性立场下进行无言的归顺与和解,回归到家庭主流价值观。从而使她们多元化的形象被消解成单一模式,原有颠覆的形象被逐渐减弱, 变得不突出。

  总的来说,《致命女人》中男性文化对于女性的形象改变历经了一个由身体到精神、从显性到隐性的悄然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也会导致了三位女性在探索、建构自我形象的过程中从激进的反抗到不自觉地趋从,最终都回归到家庭、婚姻,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她们原来身份角色的多元可能性和完整性。虽然剧中女性形象设定未能真正突破女性意识的天花板,但却留给了我们更多思考女性发展的空间,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成长做以启示。

  指导老师:肖丽华

  参考文献:

  [1]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M]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秦喜清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实践[M]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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