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一体化论文范文怎么写(10篇)

工业机器人一体化论文范文怎么写第1篇：数控加工自动编程系统的技术分析

1自动编程系统的优势

相对于传统的手动编程，自动编程以其强大的灵活性和简便性被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人员所接受，并且仍在被不断改良，自动编程优于手动编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学运算处理能力强。对于手工编程难以完成的，像空间曲面零件以及程序量很大的零件自动编程就轻松多了。

（2）能快速、自动生成数控程序。对非圆曲线的轮廓加工，手工编程会因为节点数过多程序段很大而使编程进度慢且容易出错，自动编程在完成计算刀具运动轨迹之后，会在极短时间内自动生成数控程序且不会出错。

（3）后置处理程序灵活多变。前置处理可以通用化，但后置处理相比前置处理工作量要小的多，而且它灵活多变，能适应不同的数控机床。

（4）程序自检、纠错能力强。手工编程时，书写笔误、算式错误、程序格式出错，靠人工纠正费时又费力，采用自动编程，能自动纠正，省时省力。

（5）便于实现与数控系统通讯。自动编程系统通讯在无需再制备穿孔纸带等控制介质的条件下可以把自动生成的数控程序经通讯接口直接输入数控系统，达到控制数控机床加工的目的，不用担心数控系统内存不够大，做到边输入，边加工，提高效率，缩短周期。

2数控加工自动编程系统的实现及技术分析

数控机床的自动编程是怎么实现的呢？机械数控专业出身的人都知道是用CAM（computerAidedManufacturing，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实现的。像比较常用的mastcam系统。CAD/CAM系统自动编程首先是利用CAD模块生成相应的几何图形，然后再采用人与机器相互交换的实时对话方式，在指定被加工部位的计算机上自动输入相对应的加工几何参数，计算机便经过在线的数学处理编程出数控加工程序，同时刀具的加工轨迹便在计算机屏幕上已动态的形式被显示出来了。计算机数值控制（简称数控）是CAM的核心，是它让将计算机系统应用于了制造生产中。早在1952年数控铣床就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被研制成功，那时候数控是由编码在穿孔纸带上的程序指令来控制机床的。此后发展出了一系列包括称之为“加工中心”的多功能机床在内的的数控机床，通过数控程序指令的改变就能从刀库中自动转换和自动换刀，完成连续的锐、钻、饺、攻丝等多道复杂工序，流行的“柔性”一词就是对这种加工灵活性的褒奖。

数控除了在机床应用以外，在其它各种设备的控制上也应用甚广，如火焰或等离子切割、数控焊接机器人、激光束加工仪器、自动绘图仪、油漆喷涂机器人、自动编织机、电脑绣花、自动雕刻机等，数控机床是机、电、液、气、光五种元素高度一体化的智能产品。我们首先要用几何信息来描述刀具和工件间的相对运动和一些必要的工艺参数（进给速度、主轴正反转、主轴转速、换补刀）。然后在相应的磁盘、穿孔纸带、磁带等信息载体上利用数控系统读入将这些信息按一定的格式形成数控加工程序，从而使数控机床动作生产加工零件。接下来介绍一下数控加工中心，它比数控机床多了带有刀库和自动换刀装置。有了这些装置加工中心就能自动的换刀，从而能连续地对工件的各个加工表面进行钻削、扩孔、铰孔、镗孔、攻丝、铣削等多种工序的加工。作为一种加工功能很强，更加智能化机器，它的主要功能还是体现在铣削功能上，并不是所有的工件都适用于加工中心上，当加工对象为形状复杂、工序多且繁琐、精度要求高的工件才适用于加工中心。而且在数控加工中心上加工的半成品大多属于平面类零件，因为平面类的一般只须用3坐标数控铣床的两坐标联动就可以把它们加工出来。

3数控自动化对未来工业发展的关键作用

新产品更新换代周期加快，缩短产品研制生产周期以柔性与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也成为企业发展的方向。技术方面，我国现代的三坐标加工数控系统已经比较成熟，多轴加工在加工复杂形状零件的能力、质量和效率上有所欠缺。国际大环境下多轴联动的数控技术正一步一步成熟起来，像瑞典的ABB机器人操作系统、松下焊接机器人、酷卡机器手都是多轴联动的数控自动化机器，因为零件形状的复杂多变，所以多轴加工编程较复杂，要实现较通用的多坐标自动编程有较大难度。像工业机器手就采用了在线编程的技术，用坐标系操作机器手后，示教器上就显示出了对应的加工程序，方便易学。现代工业日益增多的复杂形状零件以及更加高精密的仪器设备，使我们对数控自动编程技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开发研究复杂加工表面半成品以及多轴加工数控编程加工技术也成为相关研究人员研究的方向。数控机床向高速化方向发展也越来越明显，优势在于不仅大幅度提高加工效率降低加工成本，而且还提升了工件加工精度，真正实现了高效、优质、低成本三大优势。为满足汽车、农机等行业的需求，开发研究生产的一批高速、高效的响应的数控机床开发也受到市场的欢迎。

作者：张建民 单位：句容中等专业学校

工业机器人一体化论文范文怎么写第2篇：智慧工厂:智能制造路径探索

“向智慧工厂”升级后，生产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将取代人工，数字化为基础的智能制造模式将取代传统的生产模式，而以信息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将取代原来的以资本驱动为主要代表的生产力。

当用户在超市购买一件物品时，该信息立刻传回到生产线，其所经过的信息网络如同人的神经，把所有的生产物料和生产能力进行统筹，根据每天的需求和消费情况，及生产能力分布情况，对包装物流进行调度，实现零库存。这就是专家们描绘的“工业4.0”的场景，而这一幕正和我国刚刚确定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不谋而合。

东风沃尔沃升级“智慧工厂”

目前国内制造企业仍存在效率低下、能源消耗高、人员成本高等问题，向“智慧工厂”升级后，生产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将取代人工，数字化为基础的智能制造模式将取代传统的生产模式，而以信息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将取代原来的以资本驱动为主要代表的生产力。在这一过程中，工业软件MES（制造执行系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风沃尔沃可以看成是向智能制造或者智慧工厂转型的一个典型。它实际上是东风汽车集团旗下的中重型商用车事业部，公司现拥有7个专业厂和11个子公司，员工总数近3.5万人。10年前在丰田和日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东风日产MES开发出来并在东风的多家工厂实施，今天经过升级后的MES系统在汽车生产制造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据了解，东风沃尔沃的MES系统经过早期的开发应用及后来多次的软件升级，在系统设计上引入了数字化工位、数字化指挥和数字化保障等先进理念。数字化工位实现了现场指示、人工采集、设备采集、设备自控、现场呼叫；数字化指挥保证生产协同高效，包括调度和同步；数字化保障则确保了计划准确、工艺精准、物流准时、设备高效、质控全面。目前已经能够实现对计划、制程、工艺、物联、质量和物流精益管理，实现管控一体化、智慧化。

作为东风沃尔沃的合作伙伴，元工国际CTO丁德宇介绍，其物联平台CPS用于连接生产线、设备和机器人等。MDI（MESDevice Interface）是工控机访问MES数据库的方式，对MES而言，准备传出数据和传入数据处理都可灵活配置，并方便控制安全性：对工控机而言，要简单实用，无需安装Oracle Client，直接使用MES提供的DLL即可。MDI交互可由工控机发起，也可由MES发起。不但与设备的“连接”是可配置的，而且与CPS相关的业务处理（如写库、自动控制等）也是可配置的。

升级后的东风沃尔沃MES系统包含了MBOM、计划、调度、实绩、现场指示、拉料、投料、协配库、线边库.设备采控、质量、设备维护等模块，已成为组织物料、指导装配、优化生产、信息采集、质量追溯不可或缺的支撑平台。

以采购进货为例，MES拉料是生产组织的前提，使得采购、生产、结算更加精炼、完美，同时各模块之间紧密的配合实现了准时制生产、精细化管理。能够满足工厂负责、多变的要货/采购需求，保证生产组织的稳定、顺畅、参数化、配置化的软件平台灵活、强大，强大的版本控制能力能够应对各种变化。

同时在投料（物料上线）方面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除了解决投料数量、投料时间、投料批量、备料及投料人员等问题之外，还可以用于解决如投料的物料号、投料的颜色、特类（军车/出口）、物料的原厂批次等多种问题。

MES会不会过时？

据IDC有关统计数字显示，过去包括汽车、航空、化工等行业在内的一些中大中型企业基本上上线了MES，甚至有些企业在没有ERP系统时就开始考虑引入MES，舍本逐末，给企业信息化的建设和统一规划带来了困惑和混乱。

MES的好处在于能够和ERP系统结合，给制造业企业的原材料采购、制造生产打开一扇透明的窗口，过去ERP系统虽然能对企业的各种人、财、物资源做到统一管理，但是一旦出现故障，原材料出现短缺或剩余，怎么才能第一时间进行补充，这些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MES的加入让上述生产过程中的事件能得到很好的监控，并能实现快速解决。

近年来汽车制造业MES系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而最大的质疑是：在进入智能制造阶段之后，以CPS系统（信息物理系统）为代表的技术逐渐成为主流，那么MES还会有必要吗？

CPS系统代表了当前智能制造的主流技术，而其首倡者德国及美国在制造业企业中已经开始把它作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主流技术。CPS把人（移动、穿戴设备等）、机（生产线，设备，机器人等）、物（智能产品，滑橇，仓储系统，搬运设备等），通过工业云联网并自主控制，这些实体既与MES交互，又相互协同。可以说，CPS是实现“廉价个性化”制造和“少人化工厂”的核心平台。

对于来势汹汹的CPS，是继续升级还是等待被全部替换，MES何去何从成为当前制造业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对照国外的工业4.0或者工业互联网，专家们认为其实MES在智能制造业中仍旧不可替代。

“从设计直到装配和作业，MES自始至终都成了核心系统。”丁德宇的观点也得到了来自国内制造业信息化领域的同行们认可。在他看来，即使是美国盛行的“智慧工厂”理念中，MES也是智慧工厂的三个维度的交叉点和关键点，是当之无愧的智慧工厂的“大脑” 。 “MES管理MBOM、辅助工艺或现场工艺，支持差异件指示、装配指示、现场看图和装配仿真等，并根据关重件、物流追溯和MBOM等形成产品档案。在‘个性化生产’时代，产品档案是客服支持（CSS）的主要数据源。”

换句话说，进入智能制造时代之后，MES系统仍然难以替代，而中国的智能制造业一部分也会从MES系统的升级和融合开始。

中国智能制造的近期目标

今年1月，工信部提出将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重要任务，和“工业4.0”相比，智能制造显得更加具体，也更具备可操作性。如何让现有的企业自动化系统和信息化系统相融合，实现从“数字工厂”到“智慧工厂”升级，这些问题都值得信息主管（ClO）和相关人士思考。

智能制造的方向确定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明确国内智能制造业的近期目标和实现途径。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安筱鹏在最近表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本质是智能制造生态系统主导权之争。“无论是工业互联网，还是工业4.O的背后，都是技术标准体系和产业体系。这些体系比拼的背后是智能制造产业生态系统的主导权。”

技术标准的确立往往和各个方面存在关系，包括终端制造、设备提供、软件服务等多个环节，由他们参与定义各种技术标准，将会扫除目前我国智能制造业道路上的一系列障碍。1月17曰，由清华大学国家CIMS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北京市复杂产品先进制造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战略与规划研究所、中国汽车装备制造创新联盟、中国科技自动化联盟、智慧港科技公司等单位发起的中国智能制造百人会筹备会暨智能制造发展模式座谈会召开。

清华大学国家CIMS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范玉顺教授认为，工业4.0即是信息无所不在环境下的智能制造，其背后的价值主要是互联网服务、智能服务。他说，工业4.O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挖掘知识，传统的ERP向知识型转移，信息系统也在向知识系统变化，现有的信息系统在工业转型升级的趋势下是不够用的；商业模式的变化，工业4.0带来的是众包经济的模式，在杰里米里夫金的新书《零边际成本社会》中也提出了共享协作的观点， “到2050年，协作共享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主导性的经济体制”；提供智能化服务，欧盟在智能制造方面主要提出了4张网的概念，社交、知识、物联、服务等，其中服务作为重要部分成为工业4.0的特征之一。

在会上，大家达成一致共识：智能制造是制造业产品、装备、生产、管理和服务智能化应用水平的体现，也是实现两个IT融合和倍增发展的具体表现，更是推进两化深度融合的核心目标和最新着力点。

工业机器人一体化论文范文怎么写第3篇：电子技术创造声音简述论文

柏拉图对话录《斐德若篇》之中的一段插曲涉及文字和言语的关系。苏格拉底向他的对话者斐德若讲述了一个故事：埃及的一个名叫图提的古神发明了文字。他将这一项发明献给埃及的首脑塔穆斯。不料，塔穆斯并未表示赞赏：

……图提说："大王，这件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药！"国王回答说："多才多艺的图提，能发明一种技术是一个人，能权衡应用那种技术利弊的是另一个人。现在你是文字的父亲，由于笃爱儿子的缘故，把文字的功能恰恰说反了。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们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本身。因为借文字的帮助，他们可无须教练就可以吞下许多知识，好象无所不知，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还不仅此，他们会讨人厌，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实在是不聪明。

一、20世纪中期，雅克·德里达从这一段对话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西方思想传统对于书写文字的强烈排斥。柏拉图以来，这种观点不绝如缕：口述的言语源于思想，富有生命，陈述的人始终处在现场，他们可以时时在对话之中修正歧义；相反，文字是一种死气沉沉的书写符号。文字是人为的，仅仅是真实的影像，文字的书写意味了主体的缺席。所以，文字时常因为纷乱的诠释而与真理南辕北辙。这个意义上，书写文字遭到了莫大的蔑视。作为一个叛逆的思想家，德里达向这种思想传统发出了挑战。他的矛头指向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在场形而上学"。他主张颠倒文字和言语之间的等级关系，这种主张是他解构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后来的一批信奉解构主义的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书写文字产生的种种歧解无宁说解救了那些遭受压抑意义。

然而，这一段有趣的学术演变并没有否认一个事实：在场的口述言语可能有效地维持某种清晰透明的交流。如果这种交流为了统一认识，为了说明什么，或者为了明白无误地了解对方的想法，那么，现场的对话比文本的往返有利。现场保持了解释、更正、退让和反驳的种种可能性。现场意味了一个共同认可的语境。相对地说，文字的保存时间和传播空间均是口述语言无法比拟的，但是，文字交往无法取得如此一致的语境。

遗憾的是，口述言语的范围相当有限。口述言语依赖空气的振动传播，人们声带所制造的振动十分微弱。通常，人们的对话范围无法超出一个房间；即使纵声吼叫，百步之外已经置若罔闻。如何解决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并且在这种远程投递之中保持即时性和逼真，这是人类的古老愿望。人们可以从神话人物"顺风耳"的身上看到这种愿望的投影。

曾几何时，电子技术终于让人类梦想成真。经过电流或者电波的转换，人类的声音可以在须臾之间遨游千里。这方面的发明甚至导致世界结构的深刻改变。这时，人们可以想到一系列保存人类声音的电子产品：电话，广播，唱片，留声机，录音机，录音磁带，如此等等。

二、这里，我想从一个神奇的发明开始：电话。

根据记载，电话的发明不无偶然。

1875年的某一日，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他的助手分别在两个房间联合试验一种电报机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故――助手看管的发报机上一个弹簧突然失灵。然而，发报机上已经磁化的钢条却在电磁铁前继续振动。它产生了波动的电流沿电线传到了邻室，让贝尔听到了声音。这是电话发明的最初启示。电话诞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对这个器械表示兴趣。尽管这个会说话的机器在展览会上让巴西国王吃了一惊，但是，人们仅仅把它当成一个玩具。当时，人们还无法意识到这个器械可能如此深刻地介入世界的组织方式，也无法意识到经营这个器械的公司会变成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机构之一。一篇题为《另类眼光看世界》的文章曾经用风趣又不无夸张的语言地描述了电话诞生之初的尴尬：

尽管要求得到发明专利的有600多人，但最后还是苏格兰物理学家贝尔（1847－1922）被承认是电话之父。

他的第一部电话诞生于1876年，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没有可以打电话的对象，也没有人可以给他打电话。……据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档案记载，作为收到明确的电话信号表示的Hello（喂！）是大发明家爱迪生（1847－1931）在1877年首先说出的。

当然，人们对于电话的冷漠并没有维持多久。经营电报网络――可以将电报视为文字远程交往的象征――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迅速地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西部电报联合公司开始对电话的专利权大加讥讽，随后又试图扼杀或者夺取这一项新技术。《垄断》一书的作者约瑟夫·C·古尔登写道：

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禁止贝尔使用它的沿铁路和公路架设电缆的专利。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在遍及全国的每一个主要饭店、火车站和报社安装了收发报机，但条件是不得安装电话。在费城，贝尔公司的一个经理被禁止在这个城市的任何地方架设电话线；他的工人们在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控告下屡遭监禁。由于这个电报公司在华盛顿的政治影响，贝尔公司的电话无法进邦政府的办公室。（3）

尽管如此，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还是败下阵来。相对于莫尔斯电码传送的文字，电话里面的真实声音――例如语音或者语调――表达了更多的涵义。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利用声音和气息恢复某种真实的交流环境。人们已经发现，电话之中声音的碰撞迅速地撤消了通话者之间的距离，即使通话者之间横亘了千山万水。这是一种奇特的魅力。声音可能组成一个自己的世界。现今，这甚至已经引起计算机网络商人的重大兴趣。他们正在考虑为人们在因特网上做的所有事情配上声音："人们会把因特网当作通话的媒介，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通过敲击键盘来相互传递信息。"（4）这是电话背后的设想向计算机网络的延伸。

三、利用电话将整个世界串联起来，电话簿的出现功不可没。电话簿是对于世界进行重新编码。无论是总统办公室、海关检查站、商务中心还是普通私人住宅，一切都被某些数码重新命名。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还是无法找到这个人，只有记住一串数码才能捕获他。这样，一个由电话机和电话簿奇妙地编织起来的联系网络已经大功告成。电话号码如同另一种门牌，按图索骥具有了崭新的形式。只要付出一定的费用，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个联系网络。电话让人感到，这个数码命名的世界凝缩为声音的形态环绕于周围。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进入这个声音世界。电话的话筒上端有个接收器，下端有个送话器；在如此短小的距离之内，在一只手中，一个交流的回环已经完成。在电话簿的协助之下，电话在众多未曾谋面的人们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空间。尽管人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部电话机和一根电话线，但是，通话的双方都能用耳朵察觉到这个空间的存在。无论是近在咫尺还是远隔天涯，电话所建立的空间制造了一个现场的语境。某种新的社会神经诞生了。声音变成了电流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方式。人们可以想象：迄今为止，多少事关重大的指令是由电话发送的？

有趣的是，电话簿上抽象的数码某种程度地废弃了一些形象包含的不平等。电话簿上，许多门户森严的机构撤走了重重岗哨；如同普通私宅一样，它们无非是几个数码而己。或许可以说，电话簿的编码至少显示了一个意义：声音远比身体――那个发出声音的总部――享有更多的民主。的确，电话的发明与社会民主有关。衙门深似海，多数小人物无缘登堂入室；电话的设置至少是另一个渠道：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声音打入这些禁地。当然，如同双刃之剑，电话开创的交往空间之中，争夺和冲突立即接踵而来；窃听、秘密录音、色情电话、广告电话、索费昂贵的声讯电话、绑架者利用电话进行威胁、形形的电话骚扰以及络绎不绝的热线电话与投诉电话均是这些争夺和冲突的表征。无论是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更多的民主还是新一轮的争夺和冲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电话，现今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证明，电话正在愈来愈多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电话铃声也比经往更富于人情味了。新型的电话机上，尖锐刺耳的铃声已经为一种轻快优雅的鸣响所替代。事实上，即使电话机无声无息的时候也充满了意义。电话机凝然不动，但它却聚集了许多隐性的机会。电话机似乎随时有可能警觉地响起来，及时地送来外界的信息。于是，人们仿佛在这个器械里贮下了许多内容不明但又十分殷切的期望，这个器械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种安慰。人们无形地觉得，电话里的事情更急迫，更有意思，更吸引人。因此，电话是一个受欢迎的使者。未经预约的访问者时常被视为意外的干扰，但是，电话却享有更多的特权。多数人习惯于闻声就接。这纵容了声音的探险。打一个电话试探不会暴露自己的形象。这无形地发展了一种不必谋面的交往。许多当面难于启齿的言辞――包括许多恶意的中伤、詈骂、谣言――利用电话得到了传播。同时，这种传播是秘密的，听众只有一个人。电话的内容如同信件一样是一种隐私。如果说信件保存了寄信人的蛛丝马迹，那么，电话是匿名的。人们无法及时地了解电话里的声音来自何方。利用一个神秘的电话制造恐怖气氛，这已经是现代电影的常用伎俩。这一切无不表明，电话为孤独者打开了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所以，现代封闭式的寓所里，电话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配件。只要拿起电话筒，听到拨号音，这就意味了个人已经同外界接通了联系。按下一串数码，话筒里就可能出现真实的人声。即使听到的仅仅是忙音，这也是表明他人与你同在的迹象。电话所建立的空间之中，通话者仿佛在直接面谈。可以观察到，许多人通话时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几乎与现场无异：恭敬，爱慕，威严，畏惧，愤怒，这些情绪常常转移到他们面前的电话机之上。电话机与通话者遭受相同的待遇。电话的历史不过百余年，然而，它已经如此密切地嵌入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一系列丰富而微妙的涵义――这种密切的程度甚至让人意外。

的确，电话背后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生活观念。可是，这一切无宁说是电话网络扩张的副产品，而不是扩张的原因。这个不无偶然的发明如何深入地钉在近现代历史之中？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四、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如何纳入商品范畴，或者说，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如何进入资本社会的结构之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零件？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电话必须有偿使用。如果电话网络畅通无阻地遍布世界，那么，一个经济学的基本规则必须得到尊重：电话使用的收益――有形的和无形的――必须超过电话的成本。电话机不是一个工艺装饰品。电话创造了什么，或者，电话节约了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电话普及与否的前提。谁、哪些观念或者哪些利益支持了数以亿计的电话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

很长的时间里，权力运行的保障已经包含了利益的观念。权力即是利益的创造或者利益的保证。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权力机构――尤其是特权机构――首先占有了这项发明。及时的通讯手段对于权力机构至为重要。这是声音的政治学和管理学。电话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让国家的声音传播到远离首都的地方，这是首要的动机。电话制造了一个新的空间，政治管理无论如何必须首先占领这个空间。这个意义上，电话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配件。各级官员或者各种要员桌上通常陈设了多部电话，某些高级官员还拥有保密的红线电话。两个国家元首的热线电话可能导致或者阻止一场世界大战，这都不是危言耸听。另一方面，军事领域对于电话的重视可想而知。先进的通讯手段是军事行动的保证。人们至今还可以在电影之中看到这种镜头：军事指挥部里的军官发狂地将旧式的手摇电话机转得呼呼地响，他们的大喊大叫和摔打电话都是战斗气氛的组成部分。

然而，如果一项发明试图征服巨大的市场，那么，它不得不打入日常生活。人们对于免费的交谈或者聊天已经习以为常，哪些观念说服人们愿意为电话之中的闲言碎语付帐？1940年，国际电话不足40亿分钟；1995年，国际电话己增至600亿分钟，什么是15％的年均增长率背后的动力？根据统计资料，1990年全球的电话服务与国际电话收入为371900百万美元，1996年已经达到541000百万美元――哪些观念成为如此巨额利润的催生婆？

描述信息社会的初始阶段时，托夫勒将电话解释为商业经营的必要工具；换言之，电话的费用可以从商业利润之中扣除。事实上，电话的出现使商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电话似乎改变了商业经营的全部面貌。它使得商业经营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地理区域。总经理们现在能够直接与远离总部的地区分部经理或推销员通话，详细了解经营现状。声音传播通过语音语调变化，能传输更多的信息，远胜于莫尔斯电码的那种冷冰冰的嘀嘀哒哒声。

电话使得大公司更加庞大，使得集中化了的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交换台和接线员大量涌现。秘书们听到电话谈话，并学会保持沉默。她们学会筛选电话，并因此部分地控制了通向权力的途径。

开始时，电话还助长了秘密交易。大量的交易得以进行而不致留下可作为罪证的字据文件（后来出现了线路窃听和安装窃听器技术，从而使得那种在保护商业秘密与想窃取这些秘密的人之间的永无休止的争斗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这一先进通信系统所带来的间接利益甚至更大。电话促进了工业化经济的一体化。在市场上，资本的运转更为畅通，商务活动更为便利。交易可迅速达成，确证文件可随后再办。

托夫勒认为，电话加速了商业活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这甚至影响了国际之间的势力平衡关系。1956年，美国拥有全世界电话机总量的一半，现今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三分之一。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说来，电话与商业之间的联系并非那么密切。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始终将电话视为权力的象征。这甚至体现于官员们接电话的用语上。接听电话时，许多官员不是招呼："喂"，更不会使用礼貌用语"你好"，他们往往居高临下地问："哪里？"移动电话成为某种官衔的配件之后，许多人有意地在大庭广众的场合炫耀性地使用――这种作风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厌恶。然而，电话业务的市场扩张突破了中国的防线之后，权力的象征所支持的消费规模已经远远无法维持市场的规模。如何提出新的观念诱惑更多的用户加入电话消费，如何利用时髦的理论话语包装电话消费，这是电话公司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说，权力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移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显著事件，那么，电话消费的观念必须投合这种历史环境提供的文化模式。分析有关电话的广告，人们可以发现多种观念的有趣混合。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从这些混合之中辩析出电话消费的阶段性演变轨迹：权力象征――商业的成功――个性化的生活方式。

电话销售的广告大规模地出现在中国与移动电话的兴盛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国的有线电话并未积极利用广告进行促销。然而，人们可以从另一方面观察到，大量的公司和商务机构的广告均与有线电话有关。这些广告不约而同地以公司领导人――例如总经理――正在打电话的画面作为宣传。除了豪华办公桌、真皮沙发和打领带的公司领导人之外，电话几乎是画面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显而易见，电话代表的是信息。如此大量构思相同的广告表明，信息社会的描述已经让商人认可了一个强大的观念：信息是商务成功的保证。商务活动时常被定位为电话消费的最大资源。九十年代历史环境的导演之下，电话市场的开拓精心地纳入了信息社会的种种理论。这是电话拥有的象征价值：消费者时常为从属于这种信息社会而自豪。目前，这种观念正在顽强地向偏僻的乡村渗透。我曾经在湖北乡村看到，电话公司用石灰水在农家干打垒的黄土墙上刷出大幅口号：要致富，电话通。这无非是以粗陋的形式重新演绎信息与富裕之间的联系罢了。

然而，电话市场――尤其是移动电话市场――的资源耗竭之后，新的竞争意味了消费观念的又一轮开发。这时，人们可以在许多移动电话的广告之中发现，尽管"工作效率"、"掌握商机"、"全资讯的商务时代"这些字眼还是频繁出现的主题词，但是，一个新的主题音量越来越大：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诺基亚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之下设计了新的广告词："生活充满激情。"这个广告词的解释是："一展独特风采，尽现卓尔不群，我们知道您追求与众不同，富于创意的生活，因此我们特为您量身定做了这款全新诺基亚8210，使您的多彩生活更现激情。"显然，所谓的个性化生活方式包含了众多方面。这时，亲情的沟通终于提到了电话消费的议程之上。《南方周末》划出了半个版面为IP电话刊登了一条温情脉脉的广告：

以前总觉得妈妈很唠叨，现在出了国却觉得身边少了什么，我才体会到唠叨是妈妈的一种爱。有时，我也会给家里打个电话，说说我的生活，听听她的唠叨。妈妈总是不放心，说我不懂得照顾自己。她总想和我说说话。要是家里的电话能打国际长途就好了。前几天我在订了张IP电话卡，通过网上付帐，那边就有人把卡送到了妈妈的手中。现在妈妈可以经常和我联系了。

有趣的是，多数移动电话广告总是选择英俊漂亮的青年男女充当通话的主人公。这是"生活充满激情"的无言注解。这时，电话的私密性再度被暧昧地表现出来，移动电话的消费突然具有了特殊的浪漫风格。许多电视连续剧之中，移动电话是爱情的必要道具。这是电话消费观念的一个突破。台湾的移动电话公司的"轻松打"广告机智地将移动电话定位在"聪明、有趣、便宜"之上；移动电话的潜台词是"年轻、时髦、无拘无束的社交、稳操胜算的爱情"，拥有移动电话至少表明自己跟得上时代。（7）从权力机构的指令、捕捉稍纵即逝的商机、爱情游戏到琐碎的家长里短，电话一再纡尊降贵，终于走到了尽头。这时，移动电话机的装饰功能得到了强调。摩托罗拉V2088的许诺是"绝对个性"："可更换不同的面版"；"红、绿、橙三色显示背景灯"；"极具个性的的铃声选择"，如此等等。这时，移动电话成为个人形象的一部分。三菱的"小菲"移动电话的口号已经变成了"我行我酷"。广告画面是一男一女：女的一身缟素，面无笑容，手执一部白色移动电话疾行而去；男的一袭黑衣，神情专注，盯住手中黑色移动电话里显示的号码。这一帧画面的配上的文辞是："更靓更酷的她在哪里？在这里！她纤巧轻盈的身材，冷艳倍酷的肤色，随身佩带，尽显你酷。"如同人们屡屡看到的那样，消费观念的不断创新终于走到了喧宾夺主的边缘：这时人们离声音的主题已经很远了。

五、如果说，电话所制造的声音传播仅仅往返于个人之间，那么，广播电台建立了更大的声音社会。换言之，个人与个人的声音交往扩大为个人与公众或者公众与公众的声音交往。形象地说，这种交往从密室到了广场。广播电台的技术内容不仅是声音的远程投递，它还包含了声音的放大和声音的复制。广播不是私语，它是号召。无论是某种集体的组织还是社会的控制，广播电台是声音社会之中一个高耸的核心。某一个时期，人们的四周悬挂了许多的高音喇叭，权力的声音不可抗拒。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提到了声音制造的恐怖。麦克卢汉提示人们考虑广播电台与法西斯兴起之间的关系。（8）

迄今为止，无线电广播基本上代替了有线广播。根据尼古拉斯·A·夏普对于无线电广播史的考察，它的开拓期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纪的德国物理学家赫兹等人那里。1895年，意大利发明家古列尔莫·马可尼的无线电发报机在英国申请到了专利。无线电迅速在军事和航海联络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无线电立出来。不过，当时的许多公司均认为广播电台播放种种节目只是有助于卖出更多的收音机和无线电部件。（9）尽管广播电台的角色始终是赢取利润的经济单位，但是，它的政治功能日益显现。有趣的是，人们可以从广播电台背后察觉首领的原型。古代的部落社会之中，首领的威望很大程度地利用高亢的声音予以表现。声音是他们召集部下的重要手段。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是古代政治之中的一个经典性场面。迄今人们还可以发现，宏大的嗓门――如果有一个半导体的喇叭更理想――可以在混乱的广场产生意想不到的权威。这是声音的权威。事实上，广播电台将这种模式扩张到了全世界。麦克卢汉表述得十分精彩："广播的潜意识深处，充满了部落号角和古老鼓乐的共鸣回荡……这个媒介有力量把心灵和社会转换成一个共鸣箱。"

广播电台――尤其是无线电广播――的复盖范围是无可比拟的。从国家元首的政治演说、战争动员令、党派之间的竞选辩论到股票行情、流行歌曲、商品广告，形形的信息利用广播电台的声音发射技术编织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网络。广播电台的声音无远弗届。它可以让国家的声音响彻私人卧室，或者将刚刚发生的新闻送入疾速移动的轿车；风云突变的之前，广播电台的气象预报跨越了辽阔的海域抵达远洋渔轮。总之，广播电台出其不意地取消了声音社会之中的物理距离。空间或者地域已经不是声音社会的组织原则。通常，广播电台的听众根据自己的嗜好和时间表形成了种种没有注册和未曾谋面的松散团体。某些时候，特定发射频率的广播电台是另一种组织形式。例如，飞行员、出租车司机、特种部队或者警务人员往往拥有自己的小型广播电台。当然，广播电台的声音不会像人的嗓门那样遭受现场气氛的束缚。广播电台不会害羞，不惧危险，没有生理限度。恐吓、威胁和厌恶都不会让它噤口。换言之，广播电台对于声音社会的组织包含了机器的性格。这时常会演变为声音的暴力。

的确，广播电台的强大功率已经转换为强大的声望。人们对于广播电台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于某个人真实声音的信任。广播电台是真理之声，个人无非是一孔之见。虽然广播电台的声音没有形象，但是，某些声音具有性格特征。这些富有特质的声音形成了听觉的偶象。根据这些声音特质，许多人时常栩栩如生地想象播音者的肖像风貌。这样，一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成为不露面的公众人物。经过广播电台的播放，他们的能言善辩征服了世界上许多遥远的角落。声音的放大和复制造就了他们的领袖身份，电子技术为他们提供了指点江山的讲坛。

如何占据声音社会的制高点？这是政治家念兹在兹的问题。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危机爆发，广播电台均是争夺的要津。人们时常可以听到种种声音的搏斗。更大的发射功率，在某一频道播放干扰声，建立和取缔地下广播电台，这些均是电子技术制造的搏斗手段。有理不在声高的古训已经被嘹亮的喇叭击垮了。

显而易见，政治家的首要困扰是，声音社会的组织形式轻而易举地废弃了传统的国界。海关和军队阻止不了电波的全方位入侵。众多依附于国界的法规和限制对于声音社会无济于事。如果无法掐断声源，异端的声音无所不在。这是电子技术对于传统政治的严重挑战。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国家的新闻机构失去了信誉之后，商店里的短波收音机立即销售一空。声音社会为人们打开了一条出走的通道。禁锢失效了。声音社会里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无不得到重新定义。国家、政治体制、行政区域、地域文化、寓所的围墙――这些传统的空间划分标准不断地淡隐。声音社会之中，电子技术与新型的意识形态生产之间显示了最为深刻的联系。

声音的复制产生了奇特的后果。复制的声音具有三个前所未有的特征：脱离了声源――特别是脱离了发声的人体――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时间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空间而存在。总之，声音如同一个独立的物质，并且拥有了唱片、录音带这样的固定载体。复制的声音具有两种主要用途：一，保存声音的记录和档案；二，有助于声音的作品大规模地成为消费的商品。

口说无凭，这是人们由来己久的苦恼。声音迅速地消逝在空气之中，无法成为人们握在手里的证据。谣言的流布，诺言的失信，誓言的改悔，这一切均与声音的无法保存有关。人们的想象之中，口头语言是轻佻的，无足轻重；只有书写字据不可移易。为了防止书写字据的伪造，叙述者通常签名或者按上手印作为担保。手书或者手印是身体的象征，这证明了字据的内容出自某一个真实身体的思想。然而，录音技术的问世勾消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录制的声音完整地保存了一个人的口吻和语调，这是不可抵赖的。无论是飞机上的黑匣子、录音电话还是特殊机构安放的窃听器，声音的现场得到了再现。无论如何，证据学因为录音技术而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除了充任证据，还有哪些声音具有保存价值？所有的人都会立即想到了音乐。录音对于音乐的贡献是难于估量的。如果说，传统的音乐会是音乐家与听众此时此地的遇合；那么，声音的复制打破了演奏的唯一。唱片与录音带把音乐从"此时此地"之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大规模的批量生产。顷刻之间，音乐星星点点地布满了全球的市场。声音的复制与音乐市场的关系大约是从留声机、唱片的发明开始的：

"我一生从没有这样吃惊过，"这是托马斯·阿尔文·爱迪生对自己匆匆设计出来重复说过的话的机器的初次发声所作的反应。那第一句话即是爱迪生自己说的"玛丽有只小羊羔"。第一架留声机的杰出表演在1876年无疑使人大为惊奇，即使是对发明者本人。然而更多的惊奇，还是在留声机之后一百多年中的成绩。留声机历经专利之争、劳资纠纷、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以及打破垄断、发行体系崩溃和电影、广播、电视的出现，还伴随着各类音乐口味、风格和超级明星的沉浮。多少次唱片业的销售面临下跌，甚至多少次留声机似乎濒临绝境，但一个世纪来的总趋势是产品、听众和利润的持续增长。

唱片和录音带令音乐作品日益廉价。音乐不再神秘，不再是演奏家或者指挥家某一次突如其来的灵感与现场气氛独一无二的化合。唱片或者录音带里的音乐可能尽善尽美；但它们不是一气呵成的，它们是录音棚里反复录制和反复修饰的产物。换言之，唱片和录音带里的音乐并非不可重复的生命冲动。这些机器合成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可以由机器的予以复制。于是，那些曼妙无比的乐曲源源地从生产线上涌出；唱片和录音带如同普通商品一样搁在货架上，遍布街头的小店即可购到。音乐厅、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听众共同组成的音乐会压缩在一张唱片或者一盒录音带之中。人们可以携带这些音乐会旅行或者返回寓所。声音的复制让音乐与各种景象的结合产生了广泛的可能性。人们可以用莫扎特的乐曲为一则广告配音，或者让贝多芬的作品回响在送葬的队列之中。如果说，音乐会往往是贵族们相聚的所在，那么，唱片和录音带不仅将音乐带入大众，并且迅速地在音乐与大众之间建立了新的市场形式。显然，新的市场形式开始组织自己的音乐生产。由于唱片、录音带和市场共同形成的传播体系，众多通俗歌曲的演唱明星才有可能成为万众追逐的偶象。人们可以说，声音复制技术产生的意义深刻地进入了文化和经济范畴。

六、如同人们常常看到的那样，电子技术和机器又一次击败了人。音乐家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了广播电台和录音机播放，于是，他们失业的日子来临了。的确，音乐家不得不利用种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到1925年，美国作曲家、词作家、出版商协会要求无线电节目应付报酬"；1942年，"全美音乐家协会（AFM）以灌制音乐唱片使职业音乐家失业、或至少是严重减少了对演员实况表演的需求为由，投票抵制唱片业"；（12）尽管如此，音乐家已经在市场所制造的竞争关系之间成为理所当然的失败者。20世纪50年代风起云涌的摇滚音乐之中，电子技术和机器成为音乐发展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大卫·R·沙姆韦发现："除了更加物美价廉的唱片，电视和电影也参与了摇滚的传播，其规模远远超过菲茨杰拉德时代的爵士乐。1955年至1986年间拍摄的摇滚电影达四百多部。"

这不仅意味了利润的重新分配。事实上，人们必须意识到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电子技术和机器会不会彻底地代替了人？音乐――广义地说艺术――会不会仅仅是机器操纵之下的乐谱合成而不再是回响在生命内部声音？工业社会已经开始用机器彻底地改造美学了吗？这方面，机器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有一则报道说，模拟帕瓦罗蒂的机器人已经在美国出现：

……在柔和的灯光下，一个像帕瓦罗蒂一样臃肿的机器人，穿着帕瓦罗蒂常穿的黑白相间的礼服，腆着肚子走上台来，并向场内听众挥舞着帕瓦罗蒂惯用的白色手绢。当机器人走到舞台中央，微微扬起硕大的头颅，并把嘴唇撮成O型时，高亢有力，灿烂华美的歌声立即溢满了整个大厅。这个机器人的歌声和帕瓦罗蒂简直一模一样，音域达到两个八度以上，所有的声音都透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晶莹明丽的光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音C，也顺畅地穿透了人们的心房。音乐鉴赏家们一致认为，机器人的歌声无疑正是享誉全球的高音之王本人的的本色，而且几乎无可挑剔！

……

这个机器人的研制者说，在制造这个机器人之前，他们得到了帕瓦罗蒂演唱时胸腔、颅腔和腹腔内空气振动的波长、压力及空气流量等数据，然后用电脑系统进行仿真模拟。

机器的声音复制掀开了生命所制造的神秘，这是别一种意义上的"脱魅"。现今的一切都可以用数据予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命奇迹的赞叹将为另一种机器拜物教所替代。广播电台取消了演奏的"此地性"，人们不必进入音乐会现场参与某种"共同感"。音乐不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变为人与物的关系。阿多诺的音乐评论曾经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异议。这与其说是另一种"在场形而上学"作祟，不如说是对机器充当"在场"的主人公表示深刻的忧虑。阿多诺抱怨说，广播电台播放的交响乐摧毁了交响乐的"空间"；音乐会上，这种空间环绕每一个听众，并且让他们回到连续的时间之中――阿多诺认为这是贝多芬式伟大交响乐的特性。阿多诺批评的是一种"原子化了的收听趋势"。这时，交响曲堕落为孤零零旋律的一系列实体化了的片断，根本不具任何否定和共鸣。因此，阿多诺对于电子技术的进步保持了冷淡。在他看来，广播电台的音乐是一种标准化的东西，而"技术的标准化导致集权管理。"标准化产生的是以"假个性"为特征的流行音乐。一旦某些程式得到成功，文化工业就会反复地生产，制造欲望的虚幻满足。这最终使音乐变为社会的粘合剂。

当然，即使在当时就有人觉得，阿多诺低估了机器具有的革命性内涵。现今，最为著名的先锋音乐家崔健对于计算机的热衷表明了问题的另一面。崔健不仅从计算机互联网之中发现了自由、平等和坦诚的作风，同时，计算机还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作曲方式。从《数字崔健》这篇报道之中，人们可以看到计算机与音乐的交织：

崔健第一次接触电子音乐，第一次接触Loop（用计算机实现一个旋律采样的循环使用，现场音乐做不出来）也不太喜欢，但是，当他对计算机有了一段时间的认识之后，崔健的作曲方法完全改变了，"现在的电脑音乐和初期的用电脑模仿乐器有了本质的区别，我经历过初期的阶段，只要用电脑来做记录用，和旋律无关，现在的电脑软件不是你想出什么旋律，它给你记录下来，而是它给你出一大堆旋律，你从中间挑一个。""它有一种新的力度，最直接，不需要时间，不需要练习，能表达出音乐人最想表达的内容。"

即便崔健为电子音乐很着迷，抱着吉它写了几十年歌的崔健不会忘记电脑的局限性，"机器没有即兴的东西，没有感情的韵律，它有机器的韵律，机器的动力，但它不能稍微快一点，稍微慢一点。无论是人模仿机器，还是机器模仿人，还是一下子就能听出来，这是人的，这是机器的。"……

"是电子音乐给了我现代意识，要求我必须介入，没办法逃跑。电子音乐的节奏以及节奏的力度不像脑海中的，不是抽象中，它可以直接听到，直接节奏给人带来直接的情感，这种情感也不是抽象的。

声音的复制导致的是听觉的退化还是进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事实上，机器已经某种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五官感觉；机器打开了人们的某些感官经验，同时又封闭了人们的另一些感官经验。机器为音乐提供了远为广泛的可能；同时，机器又限制了这些可能。无论人们乐意与否，机器已经强有力地介入人们置身的现实。机器对于人类的意义深刻地植根于资本和市场的历史之中。人们可以说，某种技术的发明或许与某一个天才的发明家有关；然而，这种技术的繁盛必须得到历史逻辑的支持。时至今日，电子技术对于声音的传送、放大和复制还在持续，并且精益求精。事实上，无论是描述人类的牢笼还是谈论人类的解放，电子技术和机器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前提。

注释：

（1）《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169页

（2）《另类眼光看世界》，《参考消息》，2000年2月11日第7版

（3）转自阿尔温·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121页

（4）参见《人类步入网上的语音通信时代》，《参考消息》，2000年2月10日

（5）阿尔温·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121至122页

（6）参见《南方周末》2000年2月18日第17版

（7）参见《台港文学选刊》2000年4期《当下论语－手机恋曲》

（8）参见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83页

（9）参见《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125至126页，

（10）同（8），438页

（11）同（9），266页

（12）同（9），127页、272页

（13）大卫·R·沙姆韦《摇滚：一种文化活动》，《摇滚与文化》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见1996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

（15）参见马丁·杰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19至222页

（16）1999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19版，《数字崔健》

工业机器人一体化论文范文怎么写第4篇：声音社会研究论文

1

柏拉图对话录《斐德若篇》之中的一段插曲涉及文字和言语的关系。苏格拉底向他的对话者斐德若讲述了一个故事：埃及的一个名叫图提的古神发明了文字。他将这一项发明献给埃及的首脑塔穆斯。不料，塔穆斯并未表示赞赏：

……图提说："大王，这件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药！"国王回答说："多才多艺的图提，能发明一种技术是一个人，能权衡应用那种技术利弊的是另一个人。现在你是文字的父亲，由于笃爱儿子的缘故，把文字的功能恰恰说反了。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们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本身。因为借文字的帮助，他们可无须教练就可以吞下许多知识，好象无所不知，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还不仅此，他们会讨人厌，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实在是不聪明。（1）

20世纪中期，雅克·德里达从这一段对话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西方思想传统对于书写文字的强烈排斥。柏拉图以来，这种观点不绝如缕：口述的言语源于思想，富有生命，陈述的人始终处在现场，他们可以时时在对话之中修正歧义；相反，文字是一种死气沉沉的书写符号。文字是人为的，仅仅是真实的影像，文字的书写意味了主体的缺席。所以，文字时常因为纷乱的诠释而与真理南辕北辙。这个意义上，书写文字遭到了莫大的蔑视。作为一个叛逆的思想家，德里达向这种思想传统发出了挑战。他的矛头指向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在场形而上学"。他主张颠倒文字和言语之间的等级关系，这种主张是他解构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后来的一批信奉解构主义的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书写文字产生的种种歧解无宁说解救了那些遭受压抑意义。

然而，这一段有趣的学术演变并没有否认一个事实：在场的口述言语可能有效地维持某种清晰透明的交流。如果这种交流为了统一认识，为了说明什么，或者为了明白无误地了解对方的想法，那么，现场的对话比文本的往返有利。现场保持了解释、更正、退让和反驳的种种可能性。现场意味了一个共同认可的语境。相对地说，文字的保存时间和传播空间均是口述语言无法比拟的，但是，文字交往无法取得如此一致的语境。

遗憾的是，口述言语的范围相当有限。口述言语依赖空气的振动传播，人们声带所制造的振动十分微弱。通常，人们的对话范围无法超出一个房间；即使纵声吼叫，百步之外已经置若罔闻。如何解决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并且在这种远程投递之中保持即时性和逼真，这是人类的古老愿望。人们可以从神话人物"顺风耳"的身上看到这种愿望的投影。

曾几何时，电子技术终于让人类梦想成真。经过电流或者电波的转换，人类的声音可以在须臾之间遨游千里。这方面的发明甚至导致世界结构的深刻改变。这时，人们可以想到一系列保存人类声音的电子产品：电话，广播，唱片，留声机，录音机，录音磁带，如此等等。

这里，我想从一个神奇的发明开始：电话。

2

根据记载，电话的发明不无偶然。

1875年的某一日，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他的助手分别在两个房间联合试验一种电报机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故――助手看管的发报机上一个弹簧突然失灵。然而，发报机上已经磁化的钢条却在电磁铁前继续振动。它产生了波动的电流沿电线传到了邻室，让贝尔听到了声音。这是电话发明的最初启示。电话诞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对这个器械表示兴趣。尽管这个会说话的机器在展览会上让巴西国王吃了一惊，但是，人们仅仅把它当成一个玩具。当时，人们还无法意识到这个器械可能如此深刻地介入世界的组织方式，也无法意识到经营这个器械的公司会变成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机构之一。一篇题为《另类眼光看世界》的文章曾经用风趣又不无夸张的语言地描述了电话诞生之初的尴尬：尽管要求得到发明专利的有600多人，但最后还是苏格兰物理学家贝尔（1847－1922）被承认是电话之父。

他的第一部电话诞生于1876年，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没有可以打电话的对象，也没有人可以给他打电话。……据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档案记载，作为收到明确的电话信号表示的Hello（喂！）是大发明家爱迪生（1847－1931）在1877年首先说出的。（2）

当然，人们对于电话的冷漠并没有维持多久。经营电报网络――可以将电报视为文字远程交往的象征――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迅速地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西部电报联合公司开始对电话的专利权大加讥讽，随后又试图扼杀或者夺取这一项新技术。《垄断》一书的作者约瑟夫·C·古尔登写道：

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禁止贝尔使用它的沿铁路和公路架设电缆的专利。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在遍及全国的每一个主要饭店、火车站和报社安装了收发报机，但条件是不得安装电话。在费城，贝尔公司的一个经理被禁止在这个城市的任何地方架设电话线；他的工人们在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控告下屡遭监禁。由于这个电报公司在华盛顿的政治影响，贝尔公司的电话无法进邦政府的办公室。（3）

尽管如此，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还是败下阵来。相对于莫尔斯电码传送的文字，电话里面的真实声音――例如语音或者语调――表达了更多的涵义。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利用声音和气息恢复某种真实的交流环境。人们已经发现，电话之中声音的碰撞迅速地撤消了通话者之间的距离，即使通话者之间横亘了千山万水。这是一种奇特的魅力。声音可能组成一个自己的世界。现今，这甚至已经引起计算机网络商人的重大兴趣。他们正在考虑为人们在因特网上做的所有事情配上声音："人们会把因特网当作通话的媒介，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通过敲击键盘来相互传递信息。"（4）这是电话背后的设想向计算机网络的延伸。

3

利用电话将整个世界串联起来，电话簿的出现功不可没。电话簿是对于世界进行重新编码。无论是总统办公室、海关检查站、商务中心还是普通私人住宅，一切都被某些数码重新命名。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还是无法找到这个人，只有记住一串数码才能捕获他。这样，一个由电话机和电话簿奇妙地编织起来的联系网络已经大功告成。电话号码如同另一种门牌，按图索骥具有了崭新的形式。只要付出一定的费用，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个联系网络。电话让人感到，这个数码命名的世界凝缩为声音的形态环绕于周围。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进入这个声音世界。电话的话筒上端有个接收器，下端有个送话器；在如此短小的距离之内，在一只手中，一个交流的回环已经完成。在电话簿的协助之下，电话在众多未曾谋面的人们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空间。尽管人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部电话机和一根电话线，但是，通话的双方都能用耳朵察觉到这个空间的存在。无论是近在咫尺还是远隔天涯，电话所建立的空间制造了一个现场的语境。某种新的社会神经诞生了。声音变成了电流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方式。人们可以想象：迄今为止，多少事关重大的指令是由电话发送的？

有趣的是，电话簿上抽象的数码某种程度地废弃了一些形象包含的不平等。电话簿上，许多门户森严的机构撤走了重重岗哨；如同普通私宅一样，它们无非是几个数码而己。或许可以说，电话簿的编码至少显示了一个意义：声音远比身体――那个发出声音的总部――享有更多的民主。的确，电话的发明与社会民主有关。衙门深似海，多数小人物无缘登堂入室；电话的设置至少是另一个渠道：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声音打入这些禁地。当然，如同双刃之剑，电话开创的交往空间之中，争夺和冲突立即接踵而来；窃听、秘密录音、色情电话、广告电话、索费昂贵的声讯电话、绑架者利用电话进行威胁、形形的电话骚扰以及络绎不绝的热线电话与投诉电话均是这些争夺和冲突的表征。无论是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更多的民主还是新一轮的争夺和冲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电话，现今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历史证明，电话正在愈来愈多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电话铃声也比经往更富于人情味了。新型的电话机上，尖锐刺耳的铃声已经为一种轻快优雅的鸣响所替代。事实上，即使电话机无声无息的时候也充满了意义。电话机凝然不动，但它却聚集了许多隐性的机会。电话机似乎随时有可能警觉地响起来，及时地送来外界的信息。于是，人们仿佛在这个器械里贮下了许多内容不明但又十分殷切的期望，这个器械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种安慰。人们无形地觉得，电话里的事情更急迫，更有意思，更吸引人。因此，电话是一个受欢迎的使者。未经预约的访问者时常被视为意外的干扰，但是，电话却享有更多的特权。多数人习惯于闻声就接。这纵容了声音的探险。打一个电话试探不会暴露自己的形象。这无形地发展了一种不必谋面的交往。许多当面难于启齿的言辞――包括许多恶意的中伤、詈骂、谣言――利用电话得到了传播。同时，这种传播是秘密的，听众只有一个人。电话的内容如同信件一样是一种隐私。如果说信件保存了寄信人的蛛丝马迹，那么，电话是匿名的。人们无法及时地了解电话里的声音来自何方。利用一个神秘的电话制造恐怖气氛，这已经是现代电影的常用伎俩。这一切无不表明，电话为孤独者打开了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所以，现代封闭式的寓所里，电话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配件。只要拿起电话筒，听到拨号音，这就意味了个人已经同外界接通了联系。按下一串数码，话筒里就可能出现真实的人声。即使听到的仅仅是忙音，这也是表明他人与你同在的迹象。电话所建立的空间之中，通话者仿佛在直接面谈。可以观察到，许多人通话时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几乎与现场无异：恭敬，爱慕，威严，畏惧，愤怒，这些情绪常常转移到他们面前的电话机之上。电话机与通话者遭受相同的待遇。电话的历史不过百余年，然而，它已经如此密切地嵌入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一系列丰富而微妙的涵义――这种密切的程度甚至让人意外。

的确，电话背后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生活观念。可是，这一切无宁说是电话网络扩张的副产品，而不是扩张的原因。这个不无偶然的发明如何深入地钉在近现代历史之中？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4

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如何纳入商品范畴，或者说，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如何进入资本社会的结构之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零件？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电话必须有偿使用。如果电话网络畅通无阻地遍布世界，那么，一个经济学的基本规则必须得到尊重：电话使用的收益――有形的和无形的――必须超过电话的成本。电话机不是一个工艺装饰品。电话创造了什么，或者，电话节约了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电话普及与否的前提。谁、哪些观念或者哪些利益支持了数以亿计的电话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

很长的时间里，权力运行的保障已经包含了利益的观念。权力即是利益的创造或者利益的保证。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权力机构――尤其是特权机构――首先占有了这项发明。及时的通讯手段对于权力机构至为重要。这是声音的政治学和管理学。电话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让国家的声音传播到远离首都的地方，这是首要的动机。电话制造了一个新的空间，政治管理无论如何必须首先占领这个空间。这个意义上，电话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配件。各级官员或者各种要员桌上通常陈设了多部电话，某些高级官员还拥有保密的红线电话。两个国家元首的热线电话可能导致或者阻止一场世界大战，这都不是危言耸听。另一方面，军事领域对于电话的重视可想而知。先进的通讯手段是军事行动的保证。人们至今还可以在电影之中看到这种镜头：军事指挥部里的军官发狂地将旧式的手摇电话机转得呼呼地响，他们的大喊大叫和摔打电话都是战斗气氛的组成部分。

然而，如果一项发明试图征服巨大的市场，那么，它不得不打入日常生活。人们对于免费的交谈或者聊天已经习以为常，哪些观念说服人们愿意为电话之中的闲言碎语付帐？1940年，国际电话不足40亿分钟；1995年，国际电话己增至600亿分钟，什么是15％的年均增长率背后的动力？根据统计资料，1990年全球的电话服务与国际电话收入为371900百万美元，1996年已经达到541000百万美元――哪些观念成为如此巨额利润的催生婆？描述信息社会的初始阶段时，托夫勒将电话解释为商业经营的必要工具；换言之，电话的费用可以从商业利润之中扣除。事实上，电话的出现使商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电话似乎改变了商业经营的全部面貌。它使得商业经营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地理区域。总经理们现在能够直接与远离总部的地区分部经理或推销员通话，详细了解经营现状。声音传播通过语音语调变化，能传输更多的信息，远胜于莫尔斯电码的那种冷冰冰的嘀嘀哒哒声。

电话使得大公司更加庞大，使得集中化了的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交换台和接线员大量涌现。秘书们听到电话谈话，并学会保持沉默。她们学会筛选电话，并因此部分地控制了通向权力的途径。

开始时，电话还助长了秘密交易。大量的交易得以进行而不致留下可作为罪证的字据文件（后来出现了线路窃听和安装窃听器技术，从而使得那种在保护商业秘密与想窃取这些秘密的人之间的永无休止的争斗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这一先进通信系统所带来的间接利益甚至更大。电话促进了工业化经济的一体化。在市场上，资本的运转更为畅通，商务活动更为便利。交易可迅速达成，确证文件可随后再办。（5）

托夫勒认为，电话加速了商业活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这甚至影响了国际之间的势力平衡关系。1956年，美国拥有全世界电话机总量的一半，现今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三分之一。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说来，电话与商业之间的联系并非那么密切。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始终将电话视为权力的象征。这甚至体现于官员们接电话的用语上。接听电话时，许多官员不是招呼："喂"，更不会使用礼貌用语"你好"，他们往往居高临下地问："哪里？"移动电话成为某种官衔的配件之后，许多人有意地在大庭广众的场合炫耀性地使用――这种作风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厌恶。然而，电话业务的市场扩张突破了中国的防线之后，权力的象征所支持的消费规模已经远远无法维持市场的规模。如何提出新的观念诱惑更多的用户加入电话消费，如何利用时髦的理论话语包装电话消费，这是电话公司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说，权力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移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显著事件，那么，电话消费的观念必须投合这种历史环境提供的文化模式。分析有关电话的广告，人们可以发现多种观念的有趣混合。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从这些混合之中辩析出电话消费的阶段性演变轨迹：权力象征――商业的成功――个性化的生活方式。

电话销售的广告大规模地出现在中国与移动电话的兴盛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国的有线电话并未积极利用广告进行促销。然而，人们可以从另一方面观察到，大量的公司和商务机构的广告均与有线电话有关。这些广告不约而同地以公司领导人――例如总经理――正在打电话的画面作为宣传。除了豪华办公桌、真皮沙发和打领带的公司领导人之外，电话几乎是画面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显而易见，电话代表的是信息。如此大量构思相同的广告表明，信息社会的描述已经让商人认可了一个强大的观念：信息是商务成功的保证。商务活动时常被定位为电话消费的最大资源。九十年代历史环境的导演之下，电话市场的开拓精心地纳入了信息社会的种种理论。这是电话拥有的象征价值：消费者时常为从属于这种信息社会而自豪。目前，这种观念正在顽强地向偏僻的乡村渗透。我曾经在湖北乡村看到，电话公司用石灰水在农家干打垒的黄土墙上刷出大幅口号：要致富，电话通。这无非是以粗陋的形式重新演绎信息与富裕之间的联系罢了。

然而，电话市场――尤其是移动电话市场――的资源耗竭之后，新的竞争意味了消费观念的又一轮开发。这时，人们可以在许多移动电话的广告之中发现，尽管"工作效率"、"掌握商机"、"全资讯的商务时代"这些字眼还是频繁出现的主题词，但是，一个新的主题音量越来越大：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诺基亚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之下设计了新的广告词："生活充满激情。"这个广告词的解释是："一展独特风采，尽现卓尔不群，我们知道您追求与众不同，富于创意的生活，因此我们特为您量身定做了这款全新诺基亚8210，使您的多彩生活更现激情。"显然，所谓的个性化生活方式包含了众多方面。这时，亲情的沟通终于提到了电话消费的议程之上。《南方周末》划出了半个版面为IP电话刊登了一条温情脉脉的广告：以前总觉得妈妈很唠叨，现在出了国却觉得身边少了什么，我才体会到唠叨是妈妈的一种爱。有时，我也会给家里打个电话，说说我的生活，听听她的唠叨。妈妈总是不放心，说我不懂得照顾自己。她总想和我说说话。要是家里的电话能打国际长途就好了。前几天我在订了张IP电话卡，通过网上付帐，那边就有人把卡送到了妈妈的手中。现在妈妈可以经常和我联系了。（6）

有趣的是，多数移动电话广告总是选择英俊漂亮的青年男女充当通话的主人公。这是"生活充满激情"的无言注解。这时，电话的私密性再度被暧昧地表现出来，移动电话的消费突然具有了特殊的浪漫风格。许多电视连续剧之中，移动电话是爱情的必要道具。这是电话消费观念的一个突破。台湾的移动电话公司的"轻松打"广告机智地将移动电话定位在"聪明、有趣、便宜"之上；移动电话的潜台词是"年轻、时髦、无拘无束的社交、稳操胜算的爱情"，拥有移动电话至少表明自己跟得上时代。（7）从权力机构的指令、捕捉稍纵即逝的商机、爱情游戏到琐碎的家长里短，电话一再纡尊降贵，终于走到了尽头。这时，移动电话机的装饰功能得到了强调。摩托罗拉V2088的许诺是"绝对个性"："可更换不同的面版"；"红、绿、橙三色显示背景灯"；"极具个性的的铃声选择"，如此等等。这时，移动电话成为个人形象的一部分。三菱的"小菲"移动电话的口号已经变成了"我行我酷"。广告画面是一男一女：女的一身缟素，面无笑容，手执一部白色移动电话疾行而去；男的一袭黑衣，神情专注，盯住手中黑色移动电话里显示的号码。这一帧画面的配上的文辞是："更靓更酷的她在哪里？在这里！她纤巧轻盈的身材，冷艳倍酷的肤色，随身佩带，尽显你酷。"如同人们屡屡看到的那样，消费观念的不断创新终于走到了喧宾夺主的边缘：这时人们离声音的主题已经很远了。

5

如果说，电话所制造的声音传播仅仅往返于个人之间，那么，广播电台建立了更大的声音社会。换言之，个人与个人的声音交往扩大为个人与公众或者公众与公众的声音交往。形象地说，这种交往从密室到了广场。广播电台的技术内容不仅是声音的远程投递，它还包含了声音的放大和声音的复制。广播不是私语，它是号召。无论是某种集体的组织还是社会的控制，广播电台是声音社会之中一个高耸的核心。某一个时期，人们的四周悬挂了许多的高音喇叭，权力的声音不可抗拒。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提到了声音制造的恐怖。麦克卢汉提示人们考虑广播电台与法西斯兴起之间的关系。（8）

迄今为止，无线电广播基本上代替了有线广播。根据尼古拉斯·A·夏普对于无线电广播史的考察，它的开拓期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纪的德国物理学家赫兹等人那里。1895年，意大利发明家古列尔莫·马可尼的无线电发报机在英国申请到了专利。无线电迅速在军事和航海联络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无线电立出来。不过，当时的许多公司均认为广播电台播放种种节目只是有助于卖出更多的收音机和无线电部件。（9）尽管广播电台的角色始终是赢取利润的经济单位，但是，它的政治功能日益显现。有趣的是，人们可以从广播电台背后察觉首领的原型。古代的部落社会之中，首领的威望很大程度地利用高亢的声音予以表现。声音是他们召集部下的重要手段。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是古代政治之中的一个经典性场面。迄今人们还可以发现，宏大的嗓门――如果有一个半导体的喇叭更理想――可以在混乱的广场产生意想不到的权威。这是声音的权威。事实上，广播电台将这种模式扩张到了全世界。麦克卢汉表述得十分精彩："广播的潜意识深处，充满了部落号角和古老鼓乐的共鸣回荡……这个媒介有力量把心灵和社会转换成一个共鸣箱。"（10）

广播电台――尤其是无线电广播――的复盖范围是无可比拟的。从国家元首的政治演说、战争动员令、党派之间的竞选辩论到股票行情、流行歌曲、商品广告，形形的信息利用广播电台的声音发射技术编织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网络。广播电台的声音无远弗届。它可以让国家的声音响彻私人卧室，或者将刚刚发生的新闻送入疾速移动的轿车；风云突变的之前，广播电台的气象预报跨越了辽阔的海域抵达远洋渔轮。总之，广播电台出其不意地取消了声音社会之中的物理距离。空间或者地域已经不是声音社会的组织原则。通常，广播电台的听众根据自己的嗜好和时间表形成了种种没有注册和未曾谋面的松散团体。某些时候，特定发射频率的广播电台是另一种组织形式。例如，飞行员、出租车司机、特种部队或者警务人员往往拥有自己的小型广播电台。当然，广播电台的声音不会像人的嗓门那样遭受现场气氛的束缚。广播电台不会害羞，不惧危险，没有生理限度。恐吓、威胁和厌恶都不会让它噤口。换言之，广播电台对于声音社会的组织包含了机器的性格。这时常会演变为声音的暴力。确，广播电台的强大功率已经转换为强大的声望。人们对于广播电台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于某个人真实声音的信任。广播电台是真理之声，个人无非是一孔之见。虽然广播电台的声音没有形象，但是，某些声音具有性格特征。这些富有特质的声音形成了听觉的偶象。根据这些声音特质，许多人时常栩栩如生地想象播音者的肖像风貌。这样，一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成为不露面的公众人物。经过广播电台的播放，他们的能言善辩征服了世界上许多遥远的角落。声音的放大和复制造就了他们的领袖身份，电子技术为他们提供了指点江山的讲坛。

如何占据声音社会的制高点？这是政治家念兹在兹的问题。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危机爆发，广播电台均是争夺的要津。人们时常可以听到种种声音的搏斗。更大的发射功率，在某一频道播放干扰声，建立和取缔地下广播电台，这些均是电子技术制造的搏斗手段。有理不在声高的古训已经被嘹亮的喇叭击垮了。

显而易见，政治家的首要困扰是，声音社会的组织形式轻而易举地废弃了传统的国界。海关和军队阻止不了电波的全方位入侵。众多依附于国界的法规和限制对于声音社会无济于事。如果无法掐断声源，异端的声音无所不在。这是电子技术对于传统政治的严重挑战。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国家的新闻机构失去了信誉之后，商店里的短波收音机立即销售一空。声音社会为人们打开了一条出走的通道。禁锢失效了。声音社会里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无不得到重新定义。国家、政治体制、行政区域、地域文化、寓所的围墙――这些传统的空间划分标准不断地淡隐。声音社会之中，电子技术与新型的意识形态生产之间显示了最为深刻的联系。6

声音的复制产生了奇特的后果。复制的声音具有三个前所未有的特征：脱离了声源――特别是脱离了发声的人体――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时间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空间而存在。总之，声音如同一个独立的物质，并且拥有了唱片、录音带这样的固定载体。复制的声音具有两种主要用途：一，保存声音的记录和档案；二，有助于声音的作品大规模地成为消费的商品。

口说无凭，这是人们由来己久的苦恼。声音迅速地消逝在空气之中，无法成为人们握在手里的证据。谣言的流布，诺言的失信，誓言的改悔，这一切均与声音的无法保存有关。人们的想象之中，口头语言是轻佻的，无足轻重；只有书写字据不可移易。为了防止书写字据的伪造，叙述者通常签名或者按上手印作为担保。手书或者手印是身体的象征，这证明了字据的内容出自某一个真实身体的思想。然而，录音技术的问世勾消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录制的声音完整地保存了一个人的口吻和语调，这是不可抵赖的。无论是飞机上的黑匣子、录音电话还是特殊机构安放的窃听器，声音的现场得到了再现。无论如何，证据学因为录音技术而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除了充任证据，还有哪些声音具有保存价值？所有的人都会立即想到了音乐。录音对于音乐的贡献是难于估量的。如果说，传统的音乐会是音乐家与听众此时此地的遇合；那么，声音的复制打破了演奏的唯一。唱片与录音带把音乐从"此时此地"之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大规模的批量生产。顷刻之间，音乐星星点点地布满了全球的市场。声音的复制与音乐市场的关系大约是从留声机、唱片的发明开始的：

"我一生从没有这样吃惊过，"这是托马斯·阿尔文·爱迪生对自己匆匆设计出来重复说过的话的机器的初次发声所作的反应。那第一句话即是爱迪生自己说的"玛丽有只小羊羔"。第一架留声机的杰出表演在1876年无疑使人大为惊奇，即使是对发明者本人。然而更多的惊奇，还是在留声机之后一百多年中的成绩。留声机历经专利之争、劳资纠纷、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以及打破垄断、发行体系崩溃和电影、广播、电视的出现，还伴随着各类音乐口味、风格和超级明星的沉浮。多少次唱片业的销售面临下跌，甚至多少次留声机似乎濒临绝境，但一个世纪来的总趋势是产品、听众和利润的持续增长。（11唱片和录音带令音乐作品日益廉价。音乐不再神秘，不再是演奏家或者指挥家某一次突如其来的灵感与现场气氛独一无二的化合。唱片或者录音带里的音乐可能尽善尽美；但它们不是一气呵成的，它们是录音棚里反复录制和反复修饰的产物。换言之，唱片和录音带里的音乐并非不可重复的生命冲动。这些机器合成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可以由机器的予以复制。于是，那些曼妙无比的乐曲源源地从生产线上涌出；唱片和录音带如同普通商品一样搁在货架上，遍布街头的小店即可购到。音乐厅、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听众共同组成的音乐会压缩在一张唱片或者一盒录音带之中。人们可以携带这些音乐会旅行或者返回寓所。声音的复制让音乐与各种景象的结合产生了广泛的可能性。人们可以用莫扎特的乐曲为一则广告配音，或者让贝多芬的作品回响在送葬的队列之中。如果说，音乐会往往是贵族们相聚的所在，那么，唱片和录音带不仅将音乐带入大众，并且迅速地在音乐与大众之间建立了新的市场形式。显然，新的市场形式开始组织自己的音乐生产。由于唱片、录音带和市场共同形成的传播体系，众多通俗歌曲的演唱明星才有可能成为万众追逐的偶象。人们可以说，声音复制技术产生的意义深刻地进入了文化和经济范畴。7

如同人们常常看到的那样，电子技术和机器又一次击败了人。音乐家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了广播电台和录音机播放，于是，他们失业的日子来临了。的确，音乐家不得不利用种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到1925年，美国作曲家、词作家、出版商协会要求无线电节目应付报酬"；1942年，"全美音乐家协会（AFM）以灌制音乐唱片使职业音乐家失业、或至少是严重减少了对演员实况表演的需求为由，投票抵制唱片业"；（12）尽管如此，音乐家已经在市场所制造的竞争关系之间成为理所当然的失败者。20世纪50年代风起云涌的摇滚音乐之中，电子技术和机器成为音乐发展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大卫·R·沙姆韦发现："除了更加物美价廉的唱片，电视和电影也参与了摇滚的传播，其规模远远超过菲茨杰拉德时代的爵士乐。1955年至1986年间拍摄的摇滚电影达四百多部。"（13）

这不仅意味了利润的重新分配。事实上，人们必须意识到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电子技术和机器会不会彻底地代替了人？音乐――广义地说艺术――会不会仅仅是机器操纵之下的乐谱合成而不再是回响在生命内部声音？工业社会已经开始用机器彻底地改造美学了吗？这方面，机器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有一则报道说，模拟帕瓦罗蒂的机器人已经在美国出现：

……在柔和的灯光下，一个像帕瓦罗蒂一样臃肿的机器人，穿着帕瓦罗蒂常穿的黑白相间的礼服，腆着肚子走上台来，并向场内听众挥舞着帕瓦罗蒂惯用的白色手绢。当机器人走到舞台中央，微微扬起硕大的头颅，并把嘴唇撮成O型时，高亢有力，灿烂华美的歌声立即溢满了整个大厅。这个机器人的歌声和帕瓦罗蒂简直一模一样，音域达到两个八度以上，所有的声音都透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晶莹明丽的光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音C，也顺畅地穿透了人们的心房。音乐鉴赏家们一致认为，机器人的歌声无疑正是享誉全球的高音之王本人的的本色，而且几乎无可挑剔！

……

这个机器人的研制者说，在制造这个机器人之前，他们得到了帕瓦罗蒂演唱时胸腔、颅腔和腹腔内空气振动的波长、压力及空气流量等数据，然后用电脑系统进行仿真模拟。（14）

机器的声音复制掀开了生命所制造的神秘，这是别一种意义上的"脱魅"。现今的一切都可以用数据予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命奇迹的赞叹将为另一种机器拜物教所替代。广播电台取消了演奏的"此地性"，人们不必进入音乐会现场参与某种"共同感"。音乐不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变为人与物的关系。阿多诺的音乐评论曾经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异议。这与其说是另一种"在场形而上学"作祟，不如说是对机器充当"在场"的主人公表示深刻的忧虑。阿多诺抱怨说，广播电台播放的交响乐摧毁了交响乐的"空间"；音乐会上，这种空间环绕每一个听众，并且让他们回到连续的时间之中――阿多诺认为这是贝多芬式伟大交响乐的特性。阿多诺批评的是一种"原子化了的收听趋势"。这时，交响曲堕落为孤零零旋律的一系列实体化了的片断，根本不具任何否定和共鸣。因此，阿多诺对于电子技术的进步保持了冷淡。在他看来，广播电台的音乐是一种标准化的东西，而"技术的标准化导致集权管理。"标准化产生的是以"假个性"为特征的流行音乐。一旦某些程式得到成功，文化工业就会反复地生产，制造欲望的虚幻满足。这最终使音乐变为社会的粘合剂。（15）当然，即使在当时就有人觉得，阿多诺低估了机器具有的革命性内涵。现今，最为著名的先锋音乐家崔健对于计算机的热衷表明了问题的另一面。崔健不仅从计算机互联网之中发现了自由、平等和坦诚的作风，同时，计算机还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作曲方式。从《数字崔健》这篇报道之中，人们可以看到计算机与音乐的交织：

崔健第一次接触电子音乐，第一次接触Loop（用计算机实现一个旋律采样的循环使用，现场音乐做不出来）也不太喜欢，但是，当他对计算机有了一段时间的认识之后，崔健的作曲方法完全改变了，"现在的电脑音乐和初期的用电脑模仿乐器有了本质的区别，我经历过初期的阶段，只要用电脑来做记录用，和旋律无关，现在的电脑软件不是你想出什么旋律，它给你记录下来，而是它给你出一大堆旋律，你从中间挑一个。""它有一种新的力度，最直接，不需要时间，不需要练习，能表达出音乐人最想表达的内容。"

即便崔健为电子音乐很着迷，抱着吉它写了几十年歌的崔健不会忘记电脑的局限性，"机器没有即兴的东西，没有感情的韵律，它有机器的韵律，机器的动力，但它不能稍微快一点，稍微慢一点。无论是人模仿机器，还是机器模仿人，还是一下子就能听出来，这是人的，这是机器的。"……

……

"是电子音乐给了我现代意识，要求我必须介入，没办法逃跑。电子音乐的节奏以及节奏的力度不像脑海中的，不是抽象中，它可以直接听到，直接节奏给人带来直接的情感，这种情感也不是抽象的。"（16）

声音的复制导致的是听觉的退化还是进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事实上，机器已经某种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五官感觉；机器打开了人们的某些感官经验，同时又封闭了人们的另一些感官经验。机器为音乐提供了远为广泛的可能；同时，机器又限制了这些可能。无论人们乐意与否，机器已经强有力地介入人们置身的现实。机器对于人类的意义深刻地植根于资本和市场的历史之中。人们可以说，某种技术的发明或许与某一个天才的发明家有关；然而，这种技术的繁盛必须得到历史逻辑的支持。时至今日，电子技术对于声音的传送、放大和复制还在持续，并且精益求精。事实上，无论是描述人类的牢笼还是谈论人类的解放，电子技术和机器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前提。

注释：

（1）《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169页

（2）《另类眼光看世界》，《参考消息》，2000年2月11日第7版

（3）转自阿尔温·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121页

（4）参见《人类步入网上的语音通信时代》，《参考消息》，2000年2月10日

（5）阿尔温·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121至122页

（6）参见《南方周末》2000年2月18日第17版

（7）参见《台港文学选刊》2000年4期《当下论语－手机恋曲》

（8）参见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83页

（9）参见《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125至126页，

（10）同（8），438页

（11）同（9），266页

（12）同（9），127页、272页

（13）大卫·R·沙姆韦《摇滚：一种文化活动》，《摇滚与文化》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见1996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

（15）参见马丁·杰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19至222页

（16）1999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19版，《数字崔健

工业机器人一体化论文范文怎么写第5篇：声音社会诞生分析论文

柏拉图对话录《斐德若篇》之中的一段插曲涉及文字和言语的关系。苏格拉底向他的对话者斐德若讲述了一个故事：埃及的一个名叫图提的古神发明了文字。他将这一项发明献给埃及的首脑塔穆斯。不料，塔穆斯并未表示赞赏：

……图提说："大王，这件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药！"国王回答说："多才多艺的图提，能发明一种技术是一个人，能权衡应用那种技术利弊的是另一个人。现在你是文字的父亲，由于笃爱儿子的缘故，把文字的功能恰恰说反了。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们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本身。因为借文字的帮助，他们可无须教练就可以吞下许多知识，好象无所不知，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还不仅此，他们会讨人厌，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实在是不聪明。（1）

20世纪中期，雅克·德里达从这一段对话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西方思想传统对于书写文字的强烈排斥。柏拉图以来，这种观点不绝如缕：口述的言语源于思想，富有生命，陈述的人始终处在现场，他们可以时时在对话之中修正歧义；相反，文字是一种死气沉沉的书写符号。文字是人为的，仅仅是真实的影像，文字的书写意味了主体的缺席。所以，文字时常因为纷乱的诠释而与真理南辕北辙。这个意义上，书写文字遭到了莫大的蔑视。作为一个叛逆的思想家，德里达向这种思想传统发出了挑战。他的矛头指向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在场形而上学"。他主张颠倒文字和言语之间的等级关系，这种主张是他解构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后来的一批信奉解构主义的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书写文字产生的种种歧解无宁说解救了那些遭受压抑意义。

然而，这一段有趣的学术演变并没有否认一个事实：在场的口述言语可能有效地维持某种清晰透明的交流。如果这种交流为了统一认识，为了说明什么，或者为了明白无误地了解对方的想法，那么，现场的对话比文本的往返有利。现场保持了解释、更正、退让和反驳的种种可能性。现场意味了一个共同认可的语境。相对地说，文字的保存时间和传播空间均是口述语言无法比拟的，但是，文字交往无法取得如此一致的语境。

遗憾的是，口述言语的范围相当有限。口述言语依赖空气的振动传播，人们声带所制造的振动十分微弱。通常，人们的对话范围无法超出一个房间；即使纵声吼叫，百步之外已经置若罔闻。如何解决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并且在这种远程投递之中保持即时性和逼真，这是人类的古老愿望。人们可以从神话人物"顺风耳"的身上看到这种愿望的投影。

曾几何时，电子技术终于让人类梦想成真。经过电流或者电波的转换，人类的声音可以在须臾之间遨游千里。这方面的发明甚至导致世界结构的深刻改变。这时，人们可以想到一系列保存人类声音的电子产品：电话，广播，唱片，留声机，录音机，录音磁带，如此等等。

这里，我想从一个神奇的发明开始：电话。

2

根据记载，电话的发明不无偶然。

1875年的某一日，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他的助手分别在两个房间联合试验一种电报机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故――助手看管的发报机上一个弹簧突然失灵。然而，发报机上已经磁化的钢条却在电磁铁前继续振动。它产生了波动的电流沿电线传到了邻室，让贝尔听到了声音。这是电话发明的最初启示。电话诞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对这个器械表示兴趣。尽管这个会说话的机器在展览会上让巴西国王吃了一惊，但是，人们仅仅把它当成一个玩具。当时，人们还无法意识到这个器械可能如此深刻地介入世界的组织方式，也无法意识到经营这个器械的公司会变成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机构之一。一篇题为《另类眼光看世界》的文章曾经用风趣又不无夸张的语言地描述了电话诞生之初的尴尬：

尽管要求得到发明专利的有600多人，但最后还是苏格兰物理学家贝尔（1847－1922）被承认是电话之父。

他的第一部电话诞生于1876年，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没有可以打电话的对象，也没有人可以给他打电话。……据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档案记载，作为收到明确的电话信号表示的Hello（喂！）是大发明家爱迪生（1847－1931）在1877年首先说出的。（2）

当然，人们对于电话的冷漠并没有维持多久。经营电报网络――可以将电报视为文字远程交往的象征――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迅速地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西部电报联合公司开始对电话的专利权大加讥讽，随后又试图扼杀或者夺取这一项新技术。《垄断》一书的作者约瑟夫·C·古尔登写道：

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禁止贝尔使用它的沿铁路和公路架设电缆的专利。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在遍及全国的每一个主要饭店、火车站和报社安装了收发报机，但条件是不得安装电话。在费城，贝尔公司的一个经理被禁止在这个城市的任何地方架设电话线；他的工人们在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控告下屡遭监禁。由于这个电报公司在华盛顿的政治影响，贝尔公司的电话无法进邦政府的办公室。（3）

尽管如此，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还是败下阵来。相对于莫尔斯电码传送的文字，电话里面的真实声音――例如语音或者语调――表达了更多的涵义。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利用声音和气息恢复某种真实的交流环境。人们已经发现，电话之中声音的碰撞迅速地撤消了通话者之间的距离，即使通话者之间横亘了千山万水。这是一种奇特的魅力。声音可能组成一个自己的世界。现今，这甚至已经引起计算机网络商人的重大兴趣。他们正在考虑为人们在因特网上做的所有事情配上声音："人们会把因特网当作通话的媒介，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通过敲击键盘来相互传递信息。"（4）这是电话背后的设想向计算机网络的延伸。

3

利用电话将整个世界串联起来，电话簿的出现功不可没。电话簿是对于世界进行重新编码。无论是总统办公室、海关检查站、商务中心还是普通私人住宅，一切都被某些数码重新命名。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还是无法找到这个人，只有记住一串数码才能捕获他。这样，一个由电话机和电话簿奇妙地编织起来的联系网络已经大功告成。电话号码如同另一种门牌，按图索骥具有了崭新的形式。只要付出一定的费用，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个联系网络。电话让人感到，这个数码命名的世界凝缩为声音的形态环绕于周围。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进入这个声音世界。电话的话筒上端有个接收器，下端有个送话器；在如此短小的距离之内，在一只手中，一个交流的回环已经完成。在电话簿的协助之下，电话在众多未曾谋面的人们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空间。尽管人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部电话机和一根电话线，但是，通话的双方都能用耳朵察觉到这个空间的存在。无论是近在咫尺还是远隔天涯，电话所建立的空间制造了一个现场的语境。某种新的社会神经诞生了。声音变成了电流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方式。人们可以想象：迄今为止，多少事关重大的指令是由电话发送的？

有趣的是，电话簿上抽象的数码某种程度地废弃了一些形象包含的不平等。电话簿上，许多门户森严的机构撤走了重重岗哨；如同普通私宅一样，它们无非是几个数码而己。或许可以说，电话簿的编码至少显示了一个意义：声音远比身体――那个发出声音的总部――享有更多的民主。的确，电话的发明与社会民主有关。衙门深似海，多数小人物无缘登堂入室；电话的设置至少是另一个渠道：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声音打入这些禁地。当然，如同双刃之剑，电话开创的交往空间之中，争夺和冲突立即接踵而来；窃听、秘密录音、色情电话、广告电话、索费昂贵的声讯电话、绑架者利用电话进行威胁、形形的电话骚扰以及络绎不绝的热线电话与投诉电话均是这些争夺和冲突的表征。无论是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更多的民主还是新一轮的争夺和冲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电话，现今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证明，电话正在愈来愈多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电话铃声也比经往更富于人情味了。新型的电话机上，尖锐刺耳的铃声已经为一种轻快优雅的鸣响所替代。事实上，即使电话机无声无息的时候也充满了意义。电话机凝然不动，但它却聚集了许多隐性的机会。电话机似乎随时有可能警觉地响起来，及时地送来外界的信息。于是，人们仿佛在这个器械里贮下了许多内容不明但又十分殷切的期望，这个器械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种安慰。人们无形地觉得，电话里的事情更急迫，更有意思，更吸引人。因此，电话是一个受欢迎的使者。未经预约的访问者时常被视为意外的干扰，但是，电话却享有更多的特权。多数人习惯于闻声就接。这纵容了声音的探险。打一个电话试探不会暴露自己的形象。这无形地发展了一种不必谋面的交往。许多当面难于启齿的言辞――包括许多恶意的中伤、詈骂、谣言――利用电话得到了传播。同时，这种传播是秘密的，听众只有一个人。电话的内容如同信件一样是一种隐私。如果说信件保存了寄信人的蛛丝马迹，那么，电话是匿名的。人们无法及时地了解电话里的声音来自何方。利用一个神秘的电话制造恐怖气氛，这已经是现代电影的常用伎俩。这一切无不表明，电话为孤独者打开了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所以，现代封闭式的寓所里，电话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配件。只要拿起电话筒，听到拨号音，这就意味了个人已经同外界接通了联系。按下一串数码，话筒里就可能出现真实的人声。即使听到的仅仅是忙音，这也是表明他人与你同在的迹象。电话所建立的空间之中，通话者仿佛在直接面谈。可以观察到，许多人通话时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几乎与现场无异：恭敬，爱慕，威严，畏惧，愤怒，这些情绪常常转移到他们面前的电话机之上。电话机与通话者遭受相同的待遇。电话的历史不过百余年，然而，它已经如此密切地嵌入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一系列丰富而微妙的涵义――这种密切的程度甚至让人意外。

的确，电话背后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生活观念。可是，这一切无宁说是电话网络扩张的副产品，而不是扩张的原因。这个不无偶然的发明如何深入地钉在近现代历史之中？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4

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如何纳入商品范畴，或者说，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如何进入资本社会的结构之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零件？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电话必须有偿使用。如果电话网络畅通无阻地遍布世界，那么，一个经济学的基本规则必须得到尊重：电话使用的收益――有形的和无形的――必须超过电话的成本。电话机不是一个工艺装饰品。电话创造了什么，或者，电话节约了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电话普及与否的前提。谁、哪些观念或者哪些利益支持了数以亿计的电话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

很长的时间里，权力运行的保障已经包含了利益的观念。权力即是利益的创造或者利益的保证。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权力机构――尤其是特权机构――首先占有了这项发明。及时的通讯手段对于权力机构至为重要。这是声音的政治学和管理学。电话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让国家的声音传播到远离首都的地方，这是首要的动机。电话制造了一个新的空间，政治管理无论如何必须首先占领这个空间。这个意义上，电话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配件。各级官员或者各种要员桌上通常陈设了多部电话，某些高级官员还拥有保密的红线电话。两个国家元首的热线电话可能导致或者阻止一场世界大战，这都不是危言耸听。另一方面，军事领域对于电话的重视可想而知。先进的通讯手段是军事行动的保证。人们至今还可以在电影之中看到这种镜头：军事指挥部里的军官发狂地将旧式的手摇电话机转得呼呼地响，他们的大喊大叫和摔打电话都是战斗气氛的组成部分。

然而，如果一项发明试图征服巨大的市场，那么，它不得不打入日常生活。人们对于免费的交谈或者聊天已经习以为常，哪些观念说服人们愿意为电话之中的闲言碎语付帐？1940年，国际电话不足40亿分钟；1995年，国际电话己增至600亿分钟，什么是15％的年均增长率背后的动力？根据统计资料，1990年全球的电话服务与国际电话收入为371900百万美元，1996年已经达到541000百万美元――哪些观念成为如此巨额利润的催生婆？

描述信息社会的初始阶段时，托夫勒将电话解释为商业经营的必要工具；换言之，电话的费用可以从商业利润之中扣除。事实上，电话的出现使商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电话似乎改变了商业经营的全部面貌。它使得商业经营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地理区域。总经理们现在能够直接与远离总部的地区分部经理或推销员通话，详细了解经营现状。声音传播通过语音语调变化，能传输更多的信息，远胜于莫尔斯电码的那种冷冰冰的嘀嘀哒哒声。

电话使得大公司更加庞大，使得集中化了的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交换台和接线员大量涌现。秘书们听到电话谈话，并学会保持沉默。她们学会筛选电话，并因此部分地控制了通向权力的途径。

开始时，电话还助长了秘密交易。大量的交易得以进行而不致留下可作为罪证的字据文件（后来出现了线路窃听和安装窃听器技术，从而使得那种在保护商业秘密与想窃取这些秘密的人之间的永无休止的争斗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这一先进通信系统所带来的间接利益甚至更大。电话促进了工业化经济的一体化。在市场上，资本的运转更为畅通，商务活动更为便利。交易可迅速达成，确证文件可随后再办。（5）

托夫勒认为，电话加速了商业活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这甚至影响了国际之间的势力平衡关系。1956年，美国拥有全世界电话机总量的一半，现今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三分之一。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说来，电话与商业之间的联系并非那么密切。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始终将电话视为权力的象征。这甚至体现于官员们接电话的用语上。接听电话时，许多官员不是招呼："喂"，更不会使用礼貌用语"你好"，他们往往居高临下地问："哪里？"移动电话成为某种官衔的配件之后，许多人有意地在大庭广众的场合炫耀性地使用――这种作风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厌恶。然而，电话业务的市场扩张突破了中国的防线之后，权力的象征所支持的消费规模已经远远无法维持市场的规模。如何提出新的观念诱惑更多的用户加入电话消费，如何利用时髦的理论话语包装电话消费，这是电话公司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说，权力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移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显著事件，那么，电话消费的观念必须投合这种历史环境提供的文化模式。分析有关电话的广告，人们可以发现多种观念的有趣混合。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从这些混合之中辩析出电话消费的阶段性演变轨迹：权力象征――商业的成功――个性化的生活方式。

电话销售的广告大规模地出现在中国与移动电话的兴盛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国的有线电话并未积极利用广告进行促销。然而，人们可以从另一方面观察到，大量的公司和商务机构的广告均与有线电话有关。这些广告不约而同地以公司领导人――例如总经理――正在打电话的画面作为宣传。除了豪华办公桌、真皮沙发和打领带的公司领导人之外，电话几乎是画面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显而易见，电话代表的是信息。如此大量构思相同的广告表明，信息社会的描述已经让商人认可了一个强大的观念：信息是商务成功的保证。商务活动时常被定位为电话消费的最大资源。九十年代历史环境的导演之下，电话市场的开拓精心地纳入了信息社会的种种理论。这是电话拥有的象征价值：消费者时常为从属于这种信息社会而自豪。目前，这种观念正在顽强地向偏僻的乡村渗透。我曾经在湖北乡村看到，电话公司用石灰水在农家干打垒的黄土墙上刷出大幅口号：要致富，电话通。这无非是以粗陋的形式重新演绎信息与富裕之间的联系罢了。

然而，电话市场――尤其是移动电话市场――的资源耗竭之后，新的竞争意味了消费观念的又一轮开发。这时，人们可以在许多移动电话的广告之中发现，尽管"工作效率"、"掌握商机"、"全资讯的商务时代"这些字眼还是频繁出现的主题词，但是，一个新的主题音量越来越大：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诺基亚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之下设计了新的广告词："生活充满激情。"这个广告词的解释是："一展独特风采，尽现卓尔不群，我们知道您追求与众不同，富于创意的生活，因此我们特为您量身定做了这款全新诺基亚8210，使您的多彩生活更现激情。"显然，所谓的个性化生活方式包含了众多方面。这时，亲情的沟通终于提到了电话消费的议程之上。《南方周末》划出了半个版面为IP电话刊登了一条温情脉脉的广告：

以前总觉得妈妈很唠叨，现在出了国却觉得身边少了什么，我才体会到唠叨是妈妈的一种爱。有时，我也会给家里打个电话，说说我的生活，听听她的唠叨。妈妈总是不放心，说我不懂得照顾自己。她总想和我说说话。要是家里的电话能打国际长途就好了。前几天我在订了张IP电话卡，通过网上付帐，那边就有人把卡送到了妈妈的手中。现在妈妈可以经常和我联系了。（6）

有趣的是，多数移动电话广告总是选择英俊漂亮的青年男女充当通话的主人公。这是"生活充满激情"的无言注解。这时，电话的私密性再度被暧昧地表现出来，移动电话的消费突然具有了特殊的浪漫风格。许多电视连续剧之中，移动电话是爱情的必要道具。这是电话消费观念的一个突破。台湾的移动电话公司的"轻松打"广告机智地将移动电话定位在"聪明、有趣、便宜"之上；移动电话的潜台词是"年轻、时髦、无拘无束的社交、稳操胜算的爱情"，拥有移动电话至少表明自己跟得上时代。（7）从权力机构的指令、捕捉稍纵即逝的商机、爱情游戏到琐碎的家长里短，电话一再纡尊降贵，终于走到了尽头。这时，移动电话机的装饰功能得到了强调。摩托罗拉V2088的许诺是"绝对个性"："可更换不同的面版"；"红、绿、橙三色显示背景灯"；"极具个性的的铃声选择"，如此等等。这时，移动电话成为个人形象的一部分。三菱的"小菲"移动电话的口号已经变成了"我行我酷"。广告画面是一男一女：女的一身缟素，面无笑容，手执一部白色移动电话疾行而去；男的一袭黑衣，神情专注，盯住手中黑色移动电话里显示的号码。这一帧画面的配上的文辞是："更靓更酷的她在哪里？在这里！她纤巧轻盈的身材，冷艳倍酷的肤色，随身佩带，尽显你酷。"如同人们屡屡看到的那样，消费观念的不断创新终于走到了喧宾夺主的边缘：这时人们离声音的主题已经很远了。

5

如果说，电话所制造的声音传播仅仅往返于个人之间，那么，广播电台建立了更大的声音社会。换言之，个人与个人的声音交往扩大为个人与公众或者公众与公众的声音交往。形象地说，这种交往从密室到了广场。广播电台的技术内容不仅是声音的远程投递，它还包含了声音的放大和声音的复制。广播不是私语，它是号召。无论是某种集体的组织还是社会的控制，广播电台是声音社会之中一个高耸的核心。某一个时期，人们的四周悬挂了许多的高音喇叭，权力的声音不可抗拒。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提到了声音制造的恐怖。麦克卢汉提示人们考虑广播电台与法西斯兴起之间的关系。（8）

迄今为止，无线电广播基本上代替了有线广播。根据尼古拉斯·A·夏普对于无线电广播史的考察，它的开拓期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纪的德国物理学家赫兹等人那里。1895年，意大利发明家古列尔莫·马可尼的无线电发报机在英国申请到了专利。无线电迅速在军事和航海联络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无线电立出来。不过，当时的许多公司均认为广播电台播放种种节目只是有助于卖出更多的收音机和无线电部件。（9）尽管广播电台的角色始终是赢取利润的经济单位，但是，它的政治功能日益显现。有趣的是，人们可以从广播电台背后察觉首领的原型。古代的部落社会之中，首领的威望很大程度地利用高亢的声音予以表现。声音是他们召集部下的重要手段。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是古代政治之中的一个经典性场面。迄今人们还可以发现，宏大的嗓门――如果有一个半导体的喇叭更理想――可以在混乱的广场产生意想不到的权威。这是声音的权威。事实上，广播电台将这种模式扩张到了全世界。麦克卢汉表述得十分精彩："广播的潜意识深处，充满了部落号角和古老鼓乐的共鸣回荡……这个媒介有力量把心灵和社会转换成一个共鸣箱。"（10）

广播电台――尤其是无线电广播――的复盖范围是无可比拟的。从国家元首的政治演说、战争动员令、党派之间的竞选辩论到股票行情、流行歌曲、商品广告，形形的信息利用广播电台的声音发射技术编织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网络。广播电台的声音无远弗届。它可以让国家的声音响彻私人卧室，或者将刚刚发生的新闻送入疾速移动的轿车；风云突变的之前，广播电台的气象预报跨越了辽阔的海域抵达远洋渔轮。总之，广播电台出其不意地取消了声音社会之中的物理距离。空间或者地域已经不是声音社会的组织原则。通常，广播电台的听众根据自己的嗜好和时间表形成了种种没有注册和未曾谋面的松散团体。某些时候，特定发射频率的广播电台是另一种组织形式。例如，飞行员、出租车司机、特种部队或者警务人员往往拥有自己的小型广播电台。当然，广播电台的声音不会像人的嗓门那样遭受现场气氛的束缚。广播电台不会害羞，不惧危险，没有生理限度。恐吓、威胁和厌恶都不会让它噤口。换言之，广播电台对于声音社会的组织包含了机器的性格。这时常会演变为声音的暴力。

的确，广播电台的强大功率已经转换为强大的声望。人们对于广播电台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于某个人真实声音的信任。广播电台是真理之声，个人无非是一孔之见。虽然广播电台的声音没有形象，但是，某些声音具有性格特征。这些富有特质的声音形成了听觉的偶象。根据这些声音特质，许多人时常栩栩如生地想象播音者的肖像风貌。这样，一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成为不露面的公众人物。经过广播电台的播放，他们的能言善辩征服了世界上许多遥远的角落。声音的放大和复制造就了他们的领袖身份，电子技术为他们提供了指点江山的讲坛。

如何占据声音社会的制高点？这是政治家念兹在兹的问题。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危机爆发，广播电台均是争夺的要津。人们时常可以听到种种声音的搏斗。更大的发射功率，在某一频道播放干扰声，建立和取缔地下广播电台，这些均是电子技术制造的搏斗手段。有理不在声高的古训已经被嘹亮的喇叭击垮了。

显而易见，政治家的首要困扰是，声音社会的组织形式轻而易举地废弃了传统的国界。海关和军队阻止不了电波的全方位入侵。众多依附于国界的法规和限制对于声音社会无济于事。如果无法掐断声源，异端的声音无所不在。这是电子技术对于传统政治的严重挑战。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国家的新闻机构失去了信誉之后，商店里的短波收音机立即销售一空。声音社会为人们打开了一条出走的通道。禁锢失效了。声音社会里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无不得到重新定义。国家、政治体制、行政区域、地域文化、寓所的围墙――这些传统的空间划分标准不断地淡隐。声音社会之中，电子技术与新型的意识形态生产之间显示了最为深刻的联系。6

声音的复制产生了奇特的后果。复制的声音具有三个前所未有的特征：脱离了声源――特别是脱离了发声的人体――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时间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空间而存在。总之，声音如同一个独立的物质，并且拥有了唱片、录音带这样的固定载体。复制的声音具有两种主要用途：一，保存声音的记录和档案；二，有助于声音的作品大规模地成为消费的商品。

口说无凭，这是人们由来己久的苦恼。声音迅速地消逝在空气之中，无法成为人们握在手里的证据。谣言的流布，诺言的失信，誓言的改悔，这一切均与声音的无法保存有关。人们的想象之中，口头语言是轻佻的，无足轻重；只有书写字据不可移易。为了防止书写字据的伪造，叙述者通常签名或者按上手印作为担保。手书或者手印是身体的象征，这证明了字据的内容出自某一个真实身体的思想。然而，录音技术的问世勾消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录制的声音完整地保存了一个人的口吻和语调，这是不可抵赖的。无论是飞机上的黑匣子、录音电话还是特殊机构安放的窃听器，声音的现场得到了再现。无论如何，证据学因为录音技术而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除了充任证据，还有哪些声音具有保存价值？所有的人都会立即想到了音乐。录音对于音乐的贡献是难于估量的。如果说，传统的音乐会是音乐家与听众此时此地的遇合；那么，声音的复制打破了演奏的唯一。唱片与录音带把音乐从"此时此地"之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大规模的批量生产。顷刻之间，音乐星星点点地布满了全球的市场。声音的复制与音乐市场的关系大约是从留声机、唱片的发明开始的：

"我一生从没有这样吃惊过，"这是托马斯·阿尔文·爱迪生对自己匆匆设计出来重复说过的话的机器的初次发声所作的反应。那第一句话即是爱迪生自己说的"玛丽有只小羊羔"。第一架留声机的杰出表演在1876年无疑使人大为惊奇，即使是对发明者本人。然而更多的惊奇，还是在留声机之后一百多年中的成绩。留声机历经专利之争、劳资纠纷、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以及打破垄断、发行体系崩溃和电影、广播、电视的出现，还伴随着各类音乐口味、风格和超级明星的沉浮。多少次唱片业的销售面临下跌，甚至多少次留声机似乎濒临绝境，但一个世纪来的总趋势是产品、听众和利润的持续增长。（11）

唱片和录音带令音乐作品日益廉价。音乐不再神秘，不再是演奏家或者指挥家某一次突如其来的灵感与现场气氛独一无二的化合。唱片或者录音带里的音乐可能尽善尽美；但它们不是一气呵成的，它们是录音棚里反复录制和反复修饰的产物。换言之，唱片和录音带里的音乐并非不可重复的生命冲动。这些机器合成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可以由机器的予以复制。于是，那些曼妙无比的乐曲源源地从生产线上涌出；唱片和录音带如同普通商品一样搁在货架上，遍布街头的小店即可购到。音乐厅、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听众共同组成的音乐会压缩在一张唱片或者一盒录音带之中。人们可以携带这些音乐会旅行或者返回寓所。声音的复制让音乐与各种景象的结合产生了广泛的可能性。人们可以用莫扎特的乐曲为一则广告配音，或者让贝多芬的作品回响在送葬的队列之中。如果说，音乐会往往是贵族们相聚的所在，那么，唱片和录音带不仅将音乐带入大众，并且迅速地在音乐与大众之间建立了新的市场形式。显然，新的市场形式开始组织自己的音乐生产。由于唱片、录音带和市场共同形成的传播体系，众多通俗歌曲的演唱明星才有可能成为万众追逐的偶象。人们可以说，声音复制技术产生的意义深刻地进入了文化和经济范畴。7

如同人们常常看到的那样，电子技术和机器又一次击败了人。音乐家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了广播电台和录音机播放，于是，他们失业的日子来临了。的确，音乐家不得不利用种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到1925年，美国作曲家、词作家、出版商协会要求无线电节目应付报酬"；1942年，"全美音乐家协会（AFM）以灌制音乐唱片使职业音乐家失业、或至少是严重减少了对演员实况表演的需求为由，投票抵制唱片业"；（12）尽管如此，音乐家已经在市场所制造的竞争关系之间成为理所当然的失败者。20世纪50年代风起云涌的摇滚音乐之中，电子技术和机器成为音乐发展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大卫·R·沙姆韦发现："除了更加物美价廉的唱片，电视和电影也参与了摇滚的传播，其规模远远超过菲茨杰拉德时代的爵士乐。1955年至1986年间拍摄的摇滚电影达四百多部。"（13）

这不仅意味了利润的重新分配。事实上，人们必须意识到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电子技术和机器会不会彻底地代替了人？音乐――广义地说艺术――会不会仅仅是机器操纵之下的乐谱合成而不再是回响在生命内部声音？工业社会已经开始用机器彻底地改造美学了吗？这方面，机器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有一则报道说，模拟帕瓦罗蒂的机器人已经在美国出现：

……在柔和的灯光下，一个像帕瓦罗蒂一样臃肿的机器人，穿着帕瓦罗蒂常穿的黑白相间的礼服，腆着肚子走上台来，并向场内听众挥舞着帕瓦罗蒂惯用的白色手绢。当机器人走到舞台中央，微微扬起硕大的头颅，并把嘴唇撮成O型时，高亢有力，灿烂华美的歌声立即溢满了整个大厅。这个机器人的歌声和帕瓦罗蒂简直一模一样，音域达到两个八度以上，所有的声音都透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晶莹明丽的光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音C，也顺畅地穿透了人们的心房。音乐鉴赏家们一致认为，机器人的歌声无疑正是享誉全球的高音之王本人的的本色，而且几乎无可挑剔！

……

这个机器人的研制者说，在制造这个机器人之前，他们得到了帕瓦罗蒂演唱时胸腔、颅腔和腹腔内空气振动的波长、压力及空气流量等数据，然后用电脑系统进行仿真模拟。（14）

机器的声音复制掀开了生命所制造的神秘，这是别一种意义上的"脱魅"。现今的一切都可以用数据予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命奇迹的赞叹将为另一种机器拜物教所替代。广播电台取消了演奏的"此地性"，人们不必进入音乐会现场参与某种"共同感"。音乐不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变为人与物的关系。阿多诺的音乐评论曾经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异议。这与其说是另一种"在场形而上学"作祟，不如说是对机器充当"在场"的主人公表示深刻的忧虑。阿多诺抱怨说，广播电台播放的交响乐摧毁了交响乐的"空间"；音乐会上，这种空间环绕每一个听众，并且让他们回到连续的时间之中――阿多诺认为这是贝多芬式伟大交响乐的特性。阿多诺批评的是一种"原子化了的收听趋势"。这时，交响曲堕落为孤零零旋律的一系列实体化了的片断，根本不具任何否定和共鸣。因此，阿多诺对于电子技术的进步保持了冷淡。在他看来，广播电台的音乐是一种标准化的东西，而"技术的标准化导致集权管理。"标准化产生的是以"假个性"为特征的流行音乐。一旦某些程式得到成功，文化工业就会反复地生产，制造欲望的虚幻满足。这最终使音乐变为社会的粘合剂。（15）

当然，即使在当时就有人觉得，阿多诺低估了机器具有的革命性内涵。现今，最为著名的先锋音乐家崔健对于计算机的热衷表明了问题的另一面。崔健不仅从计算机互联网之中发现了自由、平等和坦诚的作风，同时，计算机还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作曲方式。从《数字崔健》这篇报道之中，人们可以看到计算机与音乐的交织：

崔健第一次接触电子音乐，第一次接触Loop（用计算机实现一个旋律采样的循环使用，现场音乐做不出来）也不太喜欢，但是，当他对计算机有了一段时间的认识之后，崔健的作曲方法完全改变了，"现在的电脑音乐和初期的用电脑模仿乐器有了本质的区别，我经历过初期的阶段，只要用电脑来做记录用，和旋律无关，现在的电脑软件不是你想出什么旋律，它给你记录下来，而是它给你出一大堆旋律，你从中间挑一个。""它有一种新的力度，最直接，不需要时间，不需要练习，能表达出音乐人最想表达的内容。"

即便崔健为电子音乐很着迷，抱着吉它写了几十年歌的崔健不会忘记电脑的局限性，"机器没有即兴的东西，没有感情的韵律，它有机器的韵律，机器的动力，但它不能稍微快一点，稍微慢一点。无论是人模仿机器，还是机器模仿人，还是一下子就能听出来，这是人的，这是机器的。"……

……

"是电子音乐给了我现代意识，要求我必须介入，没办法逃跑。电子音乐的节奏以及节奏的力度不像脑海中的，不是抽象中，它可以直接听到，直接节奏给人带来直接的情感，这种情感也不是抽象的。"（16）

声音的复制导致的是听觉的退化还是进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事实上，机器已经某种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五官感觉；机器打开了人们的某些感官经验，同时又封闭了人们的另一些感官经验。机器为音乐提供了远为广泛的可能；同时，机器又限制了这些可能。无论人们乐意与否，机器已经强有力地介入人们置身的现实。机器对于人类的意义深刻地植根于资本和市场的历史之中。人们可以说，某种技术的发明或许与某一个天才的发明家有关；然而，这种技术的繁盛必须得到历史逻辑的支持。时至今日，电子技术对于声音的传送、放大和复制还在持续，并且精益求精。事实上，无论是描述人类的牢笼还是谈论人类的解放，电子技术和机器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前提。

注释：

（1）《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169页

（2）《另类眼光看世界》，《参考消息》，2000年2月11日第7版

（3）转自阿尔温·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121页

（4）参见《人类步入网上的语音通信时代》，《参考消息》，2000年2月10日

（5）阿尔温·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121至122页

（6）参见《南方周末》2000年2月18日第17版

（7）参见《台港文学选刊》2000年4期《当下论语－手机恋曲》

（8）参见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83页

（9）参见《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125至126页，

（10）同（8），438页

（11）同（9），266页

（12）同（9），127页、272页

（13）大卫·R·沙姆韦《摇滚：一种文化活动》，《摇滚与文化》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见1996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

（15）参见马丁·杰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19至222页

（16）1999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19版，《数字崔健》

工业机器人一体化论文范文怎么写第6篇：声音社会诞生探究论文

1

柏拉图对话录《斐德若篇》之中的一段插曲涉及文字和言语的关系。苏格拉底向他的对话者斐德若讲述了一个故事：埃及的一个名叫图提的古神发明了文字。他将这一项发明献给埃及的首脑塔穆斯。不料，塔穆斯并未表示赞赏：

……图提说："大王，这件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药！"国王回答说："多才多艺的图提，能发明一种技术是一个人，能权衡应用那种技术利弊的是另一个人。现在你是文字的父亲，由于笃爱儿子的缘故，把文字的功能恰恰说反了。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们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本身。因为借文字的帮助，他们可无须教练就可以吞下许多知识，好象无所不知，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还不仅此，他们会讨人厌，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实在是不聪明。（1）

20世纪中期，雅克·德里达从这一段对话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西方思想传统对于书写文字的强烈排斥。柏拉图以来，这种观点不绝如缕：口述的言语源于思想，富有生命，陈述的人始终处在现场，他们可以时时在对话之中修正歧义；相反，文字是一种死气沉沉的书写符号。文字是人为的，仅仅是真实的影像，文字的书写意味了主体的缺席。所以，文字时常因为纷乱的诠释而与真理南辕北辙。这个意义上，书写文字遭到了莫大的蔑视。作为一个叛逆的思想家，德里达向这种思想传统发出了挑战。他的矛头指向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在场形而上学"。他主张颠倒文字和言语之间的等级关系，这种主张是他解构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后来的一批信奉解构主义的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书写文字产生的种种歧解无宁说解救了那些遭受压抑意义。

然而，这一段有趣的学术演变并没有否认一个事实：在场的口述言语可能有效地维持某种清晰透明的交流。如果这种交流为了统一认识，为了说明什么，或者为了明白无误地了解对方的想法，那么，现场的对话比文本的往返有利。现场保持了解释、更正、退让和反驳的种种可能性。现场意味了一个共同认可的语境。相对地说，文字的保存时间和传播空间均是口述语言无法比拟的，但是，文字交往无法取得如此一致的语境。

遗憾的是，口述言语的范围相当有限。口述言语依赖空气的振动传播，人们声带所制造的振动十分微弱。通常，人们的对话范围无法超出一个房间；即使纵声吼叫，百步之外已经置若罔闻。如何解决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并且在这种远程投递之中保持即时性和逼真，这是人类的古老愿望。人们可以从神话人物"顺风耳"的身上看到这种愿望的投影。

曾几何时，电子技术终于让人类梦想成真。经过电流或者电波的转换，人类的声音可以在须臾之间遨游千里。这方面的发明甚至导致世界结构的深刻改变。这时，人们可以想到一系列保存人类声音的电子产品：电话，广播，唱片，留声机，录音机，录音磁带，如此等等。

这里，我想从一个神奇的发明开始：电话。

2

根据记载，电话的发明不无偶然。

1875年的某一日，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他的助手分别在两个房间联合试验一种电报机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故――助手看管的发报机上一个弹簧突然失灵。然而，发报机上已经磁化的钢条却在电磁铁前继续振动。它产生了波动的电流沿电线传到了邻室，让贝尔听到了声音。这是电话发明的最初启示。电话诞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对这个器械表示兴趣。尽管这个会说话的机器在展览会上让巴西国王吃了一惊，但是，人们仅仅把它当成一个玩具。当时，人们还无法意识到这个器械可能如此深刻地介入世界的组织方式，也无法意识到经营这个器械的公司会变成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机构之一。一篇题为《另类眼光看世界》的文章曾经用风趣又不无夸张的语言地描述了电话诞生之初的尴尬：

尽管要求得到发明专利的有600多人，但最后还是苏格兰物理学家贝尔（1847－1922）被承认是电话之父。

他的第一部电话诞生于1876年，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没有可以打电话的对象，也没有人可以给他打电话。……据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档案记载，作为收到明确的电话信号表示的Hello（喂！）是大发明家爱迪生（1847－1931）在1877年首先说出的。（2）

当然，人们对于电话的冷漠并没有维持多久。经营电报网络――可以将电报视为文字远程交往的象征――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迅速地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西部电报联合公司开始对电话的专利权大加讥讽，随后又试图扼杀或者夺取这一项新技术。《垄断》一书的作者约瑟夫·C·古尔登写道：

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禁止贝尔使用它的沿铁路和公路架设电缆的专利。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在遍及全国的每一个主要饭店、火车站和报社安装了收发报机，但条件是不得安装电话。在费城，贝尔公司的一个经理被禁止在这个城市的任何地方架设电话线；他的工人们在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控告下屡遭监禁。由于这个电报公司在华盛顿的政治影响，贝尔公司的电话无法进邦政府的办公室。（3）

尽管如此，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还是败下阵来。相对于莫尔斯电码传送的文字，电话里面的真实声音――例如语音或者语调――表达了更多的涵义。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利用声音和气息恢复某种真实的交流环境。人们已经发现，电话之中声音的碰撞迅速地撤消了通话者之间的距离，即使通话者之间横亘了千山万水。这是一种奇特的魅力。声音可能组成一个自己的世界。现今，这甚至已经引起计算机网络商人的重大兴趣。他们正在考虑为人们在因特网上做的所有事情配上声音："人们会把因特网当作通话的媒介，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通过敲击键盘来相互传递信息。"（4）这是电话背后的设想向计算机网络的延伸。

3

利用电话将整个世界串联起来，电话簿的出现功不可没。电话簿是对于世界进行重新编码。无论是总统办公室、海关检查站、商务中心还是普通私人住宅，一切都被某些数码重新命名。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还是无法找到这个人，只有记住一串数码才能捕获他。这样，一个由电话机和电话簿奇妙地编织起来的联系网络已经大功告成。电话号码如同另一种门牌，按图索骥具有了崭新的形式。只要付出一定的费用，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个联系网络。电话让人感到，这个数码命名的世界凝缩为声音的形态环绕于周围。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进入这个声音世界。电话的话筒上端有个接收器，下端有个送话器；在如此短小的距离之内，在一只手中，一个交流的回环已经完成。在电话簿的协助之下，电话在众多未曾谋面的人们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空间。尽管人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部电话机和一根电话线，但是，通话的双方都能用耳朵察觉到这个空间的存在。无论是近在咫尺还是远隔天涯，电话所建立的空间制造了一个现场的语境。某种新的社会神经诞生了。声音变成了电流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方式。人们可以想象：迄今为止，多少事关重大的指令是由电话发送的？

有趣的是，电话簿上抽象的数码某种程度地废弃了一些形象包含的不平等。电话簿上，许多门户森严的机构撤走了重重岗哨；如同普通私宅一样，它们无非是几个数码而己。或许可以说，电话簿的编码至少显示了一个意义：声音远比身体――那个发出声音的总部――享有更多的民主。的确，电话的发明与社会民主有关。衙门深似海，多数小人物无缘登堂入室；电话的设置至少是另一个渠道：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声音打入这些禁地。当然，如同双刃之剑，电话开创的交往空间之中，争夺和冲突立即接踵而来；窃听、秘密录音、色情电话、广告电话、索费昂贵的声讯电话、绑架者利用电话进行威胁、形形的电话骚扰以及络绎不绝的热线电话与投诉电话均是这些争夺和冲突的表征。无论是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更多的民主还是新一轮的争夺和冲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电话，现今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证明，电话正在愈来愈多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电话铃声也比经往更富于人情味了。新型的电话机上，尖锐刺耳的铃声已经为一种轻快优雅的鸣响所替代。事实上，即使电话机无声无息的时候也充满了意义。电话机凝然不动，但它却聚集了许多隐性的机会。电话机似乎随时有可能警觉地响起来，及时地送来外界的信息。于是，人们仿佛在这个器械里贮下了许多内容不明但又十分殷切的期望，这个器械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种安慰。人们无形地觉得，电话里的事情更急迫，更有意思，更吸引人。因此，电话是一个受欢迎的使者。未经预约的访问者时常被视为意外的干扰，但是，电话却享有更多的特权。多数人习惯于闻声就接。这纵容了声音的探险。打一个电话试探不会暴露自己的形象。这无形地发展了一种不必谋面的交往。许多当面难于启齿的言辞――包括许多恶意的中伤、詈骂、谣言――利用电话得到了传播。同时，这种传播是秘密的，听众只有一个人。电话的内容如同信件一样是一种隐私。如果说信件保存了寄信人的蛛丝马迹，那么，电话是匿名的。人们无法及时地了解电话里的声音来自何方。利用一个神秘的电话制造恐怖气氛，这已经是现代电影的常用伎俩。这一切无不表明，电话为孤独者打开了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所以，现代封闭式的寓所里，电话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配件。只要拿起电话筒，听到拨号音，这就意味了个人已经同外界接通了联系。按下一串数码，话筒里就可能出现真实的人声。即使听到的仅仅是忙音，这也是表明他人与你同在的迹象。电话所建立的空间之中，通话者仿佛在直接面谈。可以观察到，许多人通话时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几乎与现场无异：恭敬，爱慕，威严，畏惧，愤怒，这些情绪常常转移到他们面前的电话机之上。电话机与通话者遭受相同的待遇。电话的历史不过百余年，然而，它已经如此密切地嵌入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一系列丰富而微妙的涵义――这种密切的程度甚至让人意外。

的确，电话背后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生活观念。可是，这一切无宁说是电话网络扩张的副产品，而不是扩张的原因。这个不无偶然的发明如何深入地钉在近现代历史之中？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4

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如何纳入商品范畴，或者说，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如何进入资本社会的结构之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零件？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电话必须有偿使用。如果电话网络畅通无阻地遍布世界，那么，一个经济学的基本规则必须得到尊重：电话使用的收益――有形的和无形的――必须超过电话的成本。电话机不是一个工艺装饰品。电话创造了什么，或者，电话节约了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电话普及与否的前提。谁、哪些观念或者哪些利益支持了数以亿计的电话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

很长的时间里，权力运行的保障已经包含了利益的观念。权力即是利益的创造或者利益的保证。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权力机构――尤其是特权机构――首先占有了这项发明。及时的通讯手段对于权力机构至为重要。这是声音的政治学和管理学。电话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让国家的声音传播到远离首都的地方，这是首要的动机。电话制造了一个新的空间，政治管理无论如何必须首先占领这个空间。这个意义上，电话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配件。各级官员或者各种要员桌上通常陈设了多部电话，某些高级官员还拥有保密的红线电话。两个国家元首的热线电话可能导致或者阻止一场世界大战，这都不是危言耸听。另一方面，军事领域对于电话的重视可想而知。先进的通讯手段是军事行动的保证。人们至今还可以在电影之中看到这种镜头：军事指挥部里的军官发狂地将旧式的手摇电话机转得呼呼地响，他们的大喊大叫和摔打电话都是战斗气氛的组成部分。

然而，如果一项发明试图征服巨大的市场，那么，它不得不打入日常生活。人们对于免费的交谈或者聊天已经习以为常，哪些观念说服人们愿意为电话之中的闲言碎语付帐？1940年，国际电话不足40亿分钟；1995年，国际电话己增至600亿分钟，什么是15％的年均增长率背后的动力？根据统计资料，1990年全球的电话服务与国际电话收入为371900百万美元，1996年已经达到541000百万美元――哪些观念成为如此巨额利润的催生婆？

描述信息社会的初始阶段时，托夫勒将电话解释为商业经营的必要工具；换言之，电话的费用可以从商业利润之中扣除。事实上，电话的出现使商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电话似乎改变了商业经营的全部面貌。它使得商业经营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地理区域。总经理们现在能够直接与远离总部的地区分部经理或推销员通话，详细了解经营现状。声音传播通过语音语调变化，能传输更多的信息，远胜于莫尔斯电码的那种冷冰冰的嘀嘀哒哒声。

电话使得大公司更加庞大，使得集中化了的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交换台和接线员大量涌现。秘书们听到电话谈话，并学会保持沉默。她们学会筛选电话，并因此部分地控制了通向权力的途径。

开始时，电话还助长了秘密交易。大量的交易得以进行而不致留下可作为罪证的字据文件（后来出现了线路窃听和安装窃听器技术，从而使得那种在保护商业秘密与想窃取这些秘密的人之间的永无休止的争斗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这一先进通信系统所带来的间接利益甚至更大。电话促进了工业化经济的一体化。在市场上，资本的运转更为畅通，商务活动更为便利。交易可迅速达成，确证文件可随后再办。（5）

托夫勒认为，电话加速了商业活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这甚至影响了国际之间的势力平衡关系。1956年，美国拥有全世界电话机总量的一半，现今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三分之一。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说来，电话与商业之间的联系并非那么密切。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始终将电话视为权力的象征。这甚至体现于官员们接电话的用语上。接听电话时，许多官员不是招呼："喂"，更不会使用礼貌用语"你好"，他们往往居高临下地问："哪里？"移动电话成为某种官衔的配件之后，许多人有意地在大庭广众的场合炫耀性地使用――这种作风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厌恶。然而，电话业务的市场扩张突破了中国的防线之后，权力的象征所支持的消费规模已经远远无法维持市场的规模。如何提出新的观念诱惑更多的用户加入电话消费，如何利用时髦的理论话语包装电话消费，这是电话公司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说，权力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移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显著事件，那么，电话消费的观念必须投合这种历史环境提供的文化模式。分析有关电话的广告，人们可以发现多种观念的有趣混合。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从这些混合之中辩析出电话消费的阶段性演变轨迹：权力象征――商业的成功――个性化的生活方式。

电话销售的广告大规模地出现在中国与移动电话的兴盛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国的有线电话并未积极利用广告进行促销。然而，人们可以从另一方面观察到，大量的公司和商务机构的广告均与有线电话有关。这些广告不约而同地以公司领导人――例如总经理――正在打电话的画面作为宣传。除了豪华办公桌、真皮沙发和打领带的公司领导人之外，电话几乎是画面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显而易见，电话代表的是信息。如此大量构思相同的广告表明，信息社会的描述已经让商人认可了一个强大的观念：信息是商务成功的保证。商务活动时常被定位为电话消费的最大资源。九十年代历史环境的导演之下，电话市场的开拓精心地纳入了信息社会的种种理论。这是电话拥有的象征价值：消费者时常为从属于这种信息社会而自豪。目前，这种观念正在顽强地向偏僻的乡村渗透。我曾经在湖北乡村看到，电话公司用石灰水在农家干打垒的黄土墙上刷出大幅口号：要致富，电话通。这无非是以粗陋的形式重新演绎信息与富裕之间的联系罢了。

然而，电话市场――尤其是移动电话市场――的资源耗竭之后，新的竞争意味了消费观念的又一轮开发。这时，人们可以在许多移动电话的广告之中发现，尽管"工作效率"、"掌握商机"、"全资讯的商务时代"这些字眼还是频繁出现的主题词，但是，一个新的主题音量越来越大：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诺基亚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之下设计了新的广告词："生活充满激情。"这个广告词的解释是："一展独特风采，尽现卓尔不群，我们知道您追求与众不同，富于创意的生活，因此我们特为您量身定做了这款全新诺基亚8210，使您的多彩生活更现激情。"显然，所谓的个性化生活方式包含了众多方面。这时，亲情的沟通终于提到了电话消费的议程之上。《南方周末》划出了半个版面为IP电话刊登了一条温情脉脉的广告：

以前总觉得妈妈很唠叨，现在出了国却觉得身边少了什么，我才体会到唠叨是妈妈的一种爱。有时，我也会给家里打个电话，说说我的生活，听听她的唠叨。妈妈总是不放心，说我不懂得照顾自己。她总想和我说说话。要是家里的电话能打国际长途就好了。前几天我在订了张IP电话卡，通过网上付帐，那边就有人把卡送到了妈妈的手中。现在妈妈可以经常和我联系了。（6）

有趣的是，多数移动电话广告总是选择英俊漂亮的青年男女充当通话的主人公。这是"生活充满激情"的无言注解。这时，电话的私密性再度被暧昧地表现出来，移动电话的消费突然具有了特殊的浪漫风格。许多电视连续剧之中，移动电话是爱情的必要道具。这是电话消费观念的一个突破。台湾的移动电话公司的"轻松打"广告机智地将移动电话定位在"聪明、有趣、便宜"之上；移动电话的潜台词是"年轻、时髦、无拘无束的社交、稳操胜算的爱情"，拥有移动电话至少表明自己跟得上时代。（7）从权力机构的指令、捕捉稍纵即逝的商机、爱情游戏到琐碎的家长里短，电话一再纡尊降贵，终于走到了尽头。这时，移动电话机的装饰功能得到了强调。摩托罗拉V2088的许诺是"绝对个性"："可更换不同的面版"；"红、绿、橙三色显示背景灯"；"极具个性的的铃声选择"，如此等等。这时，移动电话成为个人形象的一部分。三菱的"小菲"移动电话的口号已经变成了"我行我酷"。广告画面是一男一女：女的一身缟素，面无笑容，手执一部白色移动电话疾行而去；男的一袭黑衣，神情专注，盯住手中黑色移动电话里显示的号码。这一帧画面的配上的文辞是："更靓更酷的她在哪里？在这里！她纤巧轻盈的身材，冷艳倍酷的肤色，随身佩带，尽显你酷。"如同人们屡屡看到的那样，消费观念的不断创新终于走到了喧宾夺主的边缘：这时人们离声音的主题已经很远了。

5

如果说，电话所制造的声音传播仅仅往返于个人之间，那么，广播电台建立了更大的声音社会。换言之，个人与个人的声音交往扩大为个人与公众或者公众与公众的声音交往。形象地说，这种交往从密室到了广场。广播电台的技术内容不仅是声音的远程投递，它还包含了声音的放大和声音的复制。广播不是私语，它是号召。无论是某种集体的组织还是社会的控制，广播电台是声音社会之中一个高耸的核心。某一个时期，人们的四周悬挂了许多的高音喇叭，权力的声音不可抗拒。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提到了声音制造的恐怖。麦克卢汉提示人们考虑广播电台与法西斯兴起之间的关系。（8）

迄今为止，无线电广播基本上代替了有线广播。根据尼古拉斯·A·夏普对于无线电广播史的考察，它的开拓期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纪的德国物理学家赫兹等人那里。1895年，意大利发明家古列尔莫·马可尼的无线电发报机在英国申请到了专利。无线电迅速在军事和航海联络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无线电立出来。不过，当时的许多公司均认为广播电台播放种种节目只是有助于卖出更多的收音机和无线电部件。（9）尽管广播电台的角色始终是赢取利润的经济单位，但是，它的政治功能日益显现。有趣的是，人们可以从广播电台背后察觉首领的原型。古代的部落社会之中，首领的威望很大程度地利用高亢的声音予以表现。声音是他们召集部下的重要手段。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是古代政治之中的一个经典性场面。迄今人们还可以发现，宏大的嗓门――如果有一个半导体的喇叭更理想――可以在混乱的广场产生意想不到的权威。这是声音的权威。事实上，广播电台将这种模式扩张到了全世界。麦克卢汉表述得十分精彩："广播的潜意识深处，充满了部落号角和古老鼓乐的共鸣回荡……这个媒介有力量把心灵和社会转换成一个共鸣箱。"（10）

广播电台――尤其是无线电广播――的复盖范围是无可比拟的。从国家元首的政治演说、战争动员令、党派之间的竞选辩论到股票行情、流行歌曲、商品广告，形形的信息利用广播电台的声音发射技术编织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网络。广播电台的声音无远弗届。它可以让国家的声音响彻私人卧室，或者将刚刚发生的新闻送入疾速移动的轿车；风云突变的之前，广播电台的气象预报跨越了辽阔的海域抵达远洋渔轮。总之，广播电台出其不意地取消了声音社会之中的物理距离。空间或者地域已经不是声音社会的组织原则。通常，广播电台的听众根据自己的嗜好和时间表形成了种种没有注册和未曾谋面的松散团体。某些时候，特定发射频率的广播电台是另一种组织形式。例如，飞行员、出租车司机、特种部队或者警务人员往往拥有自己的小型广播电台。当然，广播电台的声音不会像人的嗓门那样遭受现场气氛的束缚。广播电台不会害羞，不惧危险，没有生理限度。恐吓、威胁和厌恶都不会让它噤口。换言之，广播电台对于声音社会的组织包含了机器的性格。这时常会演变为声音的暴力。

的确，广播电台的强大功率已经转换为强大的声望。人们对于广播电台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于某个人真实声音的信任。广播电台是真理之声，个人无非是一孔之见。虽然广播电台的声音没有形象，但是，某些声音具有性格特征。这些富有特质的声音形成了听觉的偶象。根据这些声音特质，许多人时常栩栩如生地想象播音者的肖像风貌。这样，一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成为不露面的公众人物。经过广播电台的播放，他们的能言善辩征服了世界上许多遥远的角落。声音的放大和复制造就了他们的领袖身份，电子技术为他们提供了指点江山的讲坛。

如何占据声音社会的制高点？这是政治家念兹在兹的问题。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危机爆发，广播电台均是争夺的要津。人们时常可以听到种种声音的搏斗。更大的发射功率，在某一频道播放干扰声，建立和取缔地下广播电台，这些均是电子技术制造的搏斗手段。有理不在声高的古训已经被嘹亮的喇叭击垮了。

显而易见，政治家的首要困扰是，声音社会的组织形式轻而易举地废弃了传统的国界。海关和军队阻止不了电波的全方位入侵。众多依附于国界的法规和限制对于声音社会无济于事。如果无法掐断声源，异端的声音无所不在。这是电子技术对于传统政治的严重挑战。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国家的新闻机构失去了信誉之后，商店里的短波收音机立即销售一空。声音社会为人们打开了一条出走的通道。禁锢失效了。声音社会里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无不得到重新定义。国家、政治体制、行政区域、地域文化、寓所的围墙――这些传统的空间划分标准不断地淡隐。声音社会之中，电子技术与新型的意识形态生产之间显示了最为深刻的联系。6

声音的复制产生了奇特的后果。复制的声音具有三个前所未有的特征：脱离了声源――特别是脱离了发声的人体――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时间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空间而存在。总之，声音如同一个独立的物质，并且拥有了唱片、录音带这样的固定载体。复制的声音具有两种主要用途：一，保存声音的记录和档案；二，有助于声音的作品大规模地成为消费的商品。

口说无凭，这是人们由来己久的苦恼。声音迅速地消逝在空气之中，无法成为人们握在手里的证据。谣言的流布，诺言的失信，誓言的改悔，这一切均与声音的无法保存有关。人们的想象之中，口头语言是轻佻的，无足轻重；只有书写字据不可移易。为了防止书写字据的伪造，叙述者通常签名或者按上手印作为担保。手书或者手印是身体的象征，这证明了字据的内容出自某一个真实身体的思想。然而，录音技术的问世勾消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录制的声音完整地保存了一个人的口吻和语调，这是不可抵赖的。无论是飞机上的黑匣子、录音电话还是特殊机构安放的窃听器，声音的现场得到了再现。无论如何，证据学因为录音技术而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除了充任证据，还有哪些声音具有保存价值？所有的人都会立即想到了音乐。录音对于音乐的贡献是难于估量的。如果说，传统的音乐会是音乐家与听众此时此地的遇合；那么，声音的复制打破了演奏的唯一。唱片与录音带把音乐从"此时此地"之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大规模的批量生产。顷刻之间，音乐星星点点地布满了全球的市场。声音的复制与音乐市场的关系大约是从留声机、唱片的发明开始的：

"我一生从没有这样吃惊过，"这是托马斯·阿尔文·爱迪生对自己匆匆设计出来重复说过的话的机器的初次发声所作的反应。那第一句话即是爱迪生自己说的"玛丽有只小羊羔"。第一架留声机的杰出表演在1876年无疑使人大为惊奇，即使是对发明者本人。然而更多的惊奇，还是在留声机之后一百多年中的成绩。留声机历经专利之争、劳资纠纷、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以及打破垄断、发行体系崩溃和电影、广播、电视的出现，还伴随着各类音乐口味、风格和超级明星的沉浮。多少次唱片业的销售面临下跌，甚至多少次留声机似乎濒临绝境，但一个世纪来的总趋势是产品、听众和利润的持续增长。（11）

唱片和录音带令音乐作品日益廉价。音乐不再神秘，不再是演奏家或者指挥家某一次突如其来的灵感与现场气氛独一无二的化合。唱片或者录音带里的音乐可能尽善尽美；但它们不是一气呵成的，它们是录音棚里反复录制和反复修饰的产物。换言之，唱片和录音带里的音乐并非不可重复的生命冲动。这些机器合成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可以由机器的予以复制。于是，那些曼妙无比的乐曲源源地从生产线上涌出；唱片和录音带如同普通商品一样搁在货架上，遍布街头的小店即可购到。音乐厅、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听众共同组成的音乐会压缩在一张唱片或者一盒录音带之中。人们可以携带这些音乐会旅行或者返回寓所。声音的复制让音乐与各种景象的结合产生了广泛的可能性。人们可以用莫扎特的乐曲为一则广告配音，或者让贝多芬的作品回响在送葬的队列之中。如果说，音乐会往往是贵族们相聚的所在，那么，唱片和录音带不仅将音乐带入大众，并且迅速地在音乐与大众之间建立了新的市场形式。显然，新的市场形式开始组织自己的音乐生产。由于唱片、录音带和市场共同形成的传播体系，众多通俗歌曲的演唱明星才有可能成为万众追逐的偶象。人们可以说，声音复制技术产生的意义深刻地进入了文化和经济范畴。7

如同人们常常看到的那样，电子技术和机器又一次击败了人。音乐家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了广播电台和录音机播放，于是，他们失业的日子来临了。的确，音乐家不得不利用种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到1925年，美国作曲家、词作家、出版商协会要求无线电节目应付报酬"；1942年，"全美音乐家协会（AFM）以灌制音乐唱片使职业音乐家失业、或至少是严重减少了对演员实况表演的需求为由，投票抵制唱片业"；（12）尽管如此，音乐家已经在市场所制造的竞争关系之间成为理所当然的失败者。20世纪50年代风起云涌的摇滚音乐之中，电子技术和机器成为音乐发展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大卫·R·沙姆韦发现："除了更加物美价廉的唱片，电视和电影也参与了摇滚的传播，其规模远远超过菲茨杰拉德时代的爵士乐。1955年至1986年间拍摄的摇滚电影达四百多部。"（13）

这不仅意味了利润的重新分配。事实上，人们必须意识到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电子技术和机器会不会彻底地代替了人？音乐――广义地说艺术――会不会仅仅是机器操纵之下的乐谱合成而不再是回响在生命内部声音？工业社会已经开始用机器彻底地改造美学了吗？这方面，机器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有一则报道说，模拟帕瓦罗蒂的机器人已经在美国出现：

……在柔和的灯光下，一个像帕瓦罗蒂一样臃肿的机器人，穿着帕瓦罗蒂常穿的黑白相间的礼服，腆着肚子走上台来，并向场内听众挥舞着帕瓦罗蒂惯用的白色手绢。当机器人走到舞台中央，微微扬起硕大的头颅，并把嘴唇撮成O型时，高亢有力，灿烂华美的歌声立即溢满了整个大厅。这个机器人的歌声和帕瓦罗蒂简直一模一样，音域达到两个八度以上，所有的声音都透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晶莹明丽的光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音C，也顺畅地穿透了人们的心房。音乐鉴赏家们一致认为，机器人的歌声无疑正是享誉全球的高音之王本人的的本色，而且几乎无可挑剔！

……

这个机器人的研制者说，在制造这个机器人之前，他们得到了帕瓦罗蒂演唱时胸腔、颅腔和腹腔内空气振动的波长、压力及空气流量等数据，然后用电脑系统进行仿真模拟。（14）

机器的声音复制掀开了生命所制造的神秘，这是别一种意义上的"脱魅"。现今的一切都可以用数据予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命奇迹的赞叹将为另一种机器拜物教所替代。广播电台取消了演奏的"此地性"，人们不必进入音乐会现场参与某种"共同感"。音乐不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变为人与物的关系。阿多诺的音乐评论曾经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异议。这与其说是另一种"在场形而上学"作祟，不如说是对机器充当"在场"的主人公表示深刻的忧虑。阿多诺抱怨说，广播电台播放的交响乐摧毁了交响乐的"空间"；音乐会上，这种空间环绕每一个听众，并且让他们回到连续的时间之中――阿多诺认为这是贝多芬式伟大交响乐的特性。阿多诺批评的是一种"原子化了的收听趋势"。这时，交响曲堕落为孤零零旋律的一系列实体化了的片断，根本不具任何否定和共鸣。因此，阿多诺对于电子技术的进步保持了冷淡。在他看来，广播电台的音乐是一种标准化的东西，而"技术的标准化导致集权管理。"标准化产生的是以"假个性"为特征的流行音乐。一旦某些程式得到成功，文化工业就会反复地生产，制造欲望的虚幻满足。这最终使音乐变为社会的粘合剂。（15）

当然，即使在当时就有人觉得，阿多诺低估了机器具有的革命性内涵。现今，最为著名的先锋音乐家崔健对于计算机的热衷表明了问题的另一面。崔健不仅从计算机互联网之中发现了自由、平等和坦诚的作风，同时，计算机还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作曲方式。从《数字崔健》这篇报道之中，人们可以看到计算机与音乐的交织：

崔健第一次接触电子音乐，第一次接触Loop（用计算机实现一个旋律采样的循环使用，现场音乐做不出来）也不太喜欢，但是，当他对计算机有了一段时间的认识之后，崔健的作曲方法完全改变了，"现在的电脑音乐和初期的用电脑模仿乐器有了本质的区别，我经历过初期的阶段，只要用电脑来做记录用，和旋律无关，现在的电脑软件不是你想出什么旋律，它给你记录下来，而是它给你出一大堆旋律，你从中间挑一个。""它有一种新的力度，最直接，不需要时间，不需要练习，能表达出音乐人最想表达的内容。"

即便崔健为电子音乐很着迷，抱着吉它写了几十年歌的崔健不会忘记电脑的局限性，"机器没有即兴的东西，没有感情的韵律，它有机器的韵律，机器的动力，但它不能稍微快一点，稍微慢一点。无论是人模仿机器，还是机器模仿人，还是一下子就能听出来，这是人的，这是机器的。"……

……

"是电子音乐给了我现代意识，要求我必须介入，没办法逃跑。电子音乐的节奏以及节奏的力度不像脑海中的，不是抽象中，它可以直接听到，直接节奏给人带来直接的情感，这种情感也不是抽象的。"（16）

声音的复制导致的是听觉的退化还是进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事实上，机器已经某种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五官感觉；机器打开了人们的某些感官经验，同时又封闭了人们的另一些感官经验。机器为音乐提供了远为广泛的可能；同时，机器又限制了这些可能。无论人们乐意与否，机器已经强有力地介入人们置身的现实。机器对于人类的意义深刻地植根于资本和市场的历史之中。人们可以说，某种技术的发明或许与某一个天才的发明家有关；然而，这种技术的繁盛必须得到历史逻辑的支持。时至今日，电子技术对于声音的传送、放大和复制还在持续，并且精益求精。事实上，无论是描述人类的牢笼还是谈论人类的解放，电子技术和机器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前提。

注释：

（1）《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169页

（2）《另类眼光看世界》，《参考消息》，2000年2月11日第7版

（3）转自阿尔温·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121页

（4）参见《人类步入网上的语音通信时代》，《参考消息》，2000年2月10日

（5）阿尔温·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121至122页

（6）参见《南方周末》2000年2月18日第17版

（7）参见《台港文学选刊》2000年4期《当下论语－手机恋曲》

（8）参见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83页

（9）参见《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125至126页，

（10）同（8），438页

（11）同（9），266页

（12）同（9），127页、272页

（13）大卫·R·沙姆韦《摇滚：一种文化活动》，《摇滚与文化》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见1996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

（15）参见马丁·杰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19至222页

（16）1999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19版，《数字崔健》

工业机器人一体化论文范文怎么写第7篇：声音社会诞生研究理论论文

1

柏拉图对话录《斐德若篇》之中的一段插曲涉及文字和言语的关系。苏格拉底向他的对话者斐德若讲述了一个故事：埃及的一个名叫图提的古神发明了文字。他将这一项发明献给埃及的首脑塔穆斯。不料，塔穆斯并未表示赞赏：

……图提说："大王，这件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药！"国王回答说："多才多艺的图提，能发明一种技术是一个人，能权衡应用那种技术利弊的是另一个人。现在你是文字的父亲，由于笃爱儿子的缘故，把文字的功能恰恰说反了。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们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本身。因为借文字的帮助，他们可无须教练就可以吞下许多知识，好象无所不知，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还不仅此，他们会讨人厌，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实在是不聪明。（1）

20世纪中期，雅克·德里达从这一段对话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西方思想传统对于书写文字的强烈排斥。柏拉图以来，这种观点不绝如缕：口述的言语源于思想，富有生命，陈述的人始终处在现场，他们可以时时在对话之中修正歧义；相反，文字是一种死气沉沉的书写符号。文字是人为的，仅仅是真实的影像，文字的书写意味了主体的缺席。所以，文字时常因为纷乱的诠释而与真理南辕北辙。这个意义上，书写文字遭到了莫大的蔑视。作为一个叛逆的思想家，德里达向这种思想传统发出了挑战。他的矛头指向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在场形而上学"。他主张颠倒文字和言语之间的等级关系，这种主张是他解构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后来的一批信奉解构主义的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书写文字产生的种种歧解无宁说解救了那些遭受压抑意义。

然而，这一段有趣的学术演变并没有否认一个事实：在场的口述言语可能有效地维持某种清晰透明的交流。如果这种交流为了统一认识，为了说明什么，或者为了明白无误地了解对方的想法，那么，现场的对话比文本的往返有利。现场保持了解释、更正、退让和反驳的种种可能性。现场意味了一个共同认可的语境。相对地说，文字的保存时间和传播空间均是口述语言无法比拟的，但是，文字交往无法取得如此一致的语境。

遗憾的是，口述言语的范围相当有限。口述言语依赖空气的振动传播，人们声带所制造的振动十分微弱。通常，人们的对话范围无法超出一个房间；即使纵声吼叫，百步之外已经置若罔闻。如何解决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并且在这种远程投递之中保持即时性和逼真，这是人类的古老愿望。人们可以从神话人物"顺风耳"的身上看到这种愿望的投影。

曾几何时，电子技术终于让人类梦想成真。经过电流或者电波的转换，人类的声音可以在须臾之间遨游千里。这方面的发明甚至导致世界结构的深刻改变。这时，人们可以想到一系列保存人类声音的电子产品：电话，广播，唱片，留声机，录音机，录音磁带，如此等等。

这里，我想从一个神奇的发明开始：电话。

2

根据记载，电话的发明不无偶然。

1875年的某一日，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他的助手分别在两个房间联合试验一种电报机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故――助手看管的发报机上一个弹簧突然失灵。然而，发报机上已经磁化的钢条却在电磁铁前继续振动。它产生了波动的电流沿电线传到了邻室，让贝尔听到了声音。这是电话发明的最初启示。电话诞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对这个器械表示兴趣。尽管这个会说话的机器在展览会上让巴西国王吃了一惊，但是，人们仅仅把它当成一个玩具。当时，人们还无法意识到这个器械可能如此深刻地介入世界的组织方式，也无法意识到经营这个器械的公司会变成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机构之一。一篇题为《另类眼光看世界》的文章曾经用风趣又不无夸张的语言地描述了电话诞生之初的尴尬：

尽管要求得到发明专利的有600多人，但最后还是苏格兰物理学家贝尔（1847－1922）被承认是电话之父。

他的第一部电话诞生于1876年，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没有可以打电话的对象，也没有人可以给他打电话。……据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档案记载，作为收到明确的电话信号表示的Hello（喂！）是大发明家爱迪生（1847－1931）在1877年首先说出的。（2）

当然，人们对于电话的冷漠并没有维持多久。经营电报网络――可以将电报视为文字远程交往的象征――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迅速地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西部电报联合公司开始对电话的专利权大加讥讽，随后又试图扼杀或者夺取这一项新技术。《垄断》一书的作者约瑟夫·C·古尔登写道：

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禁止贝尔使用它的沿铁路和公路架设电缆的专利。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在遍及全国的每一个主要饭店、火车站和报社安装了收发报机，但条件是不得安装电话。在费城，贝尔公司的一个经理被禁止在这个城市的任何地方架设电话线；他的工人们在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控告下屡遭监禁。由于这个电报公司在华盛顿的政治影响，贝尔公司的电话无法进邦政府的办公室。（3）

尽管如此，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还是败下阵来。相对于莫尔斯电码传送的文字，电话里面的真实声音――例如语音或者语调――表达了更多的涵义。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利用声音和气息恢复某种真实的交流环境。人们已经发现，电话之中声音的碰撞迅速地撤消了通话者之间的距离，即使通话者之间横亘了千山万水。这是一种奇特的魅力。声音可能组成一个自己的世界。现今，这甚至已经引起计算机网络商人的重大兴趣。他们正在考虑为人们在因特网上做的所有事情配上声音："人们会把因特网当作通话的媒介，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通过敲击键盘来相互传递信息。"（4）这是电话背后的设想向计算机网络的延伸。

3

利用电话将整个世界串联起来，电话簿的出现功不可没。电话簿是对于世界进行重新编码。无论是总统办公室、海关检查站、商务中心还是普通私人住宅，一切都被某些数码重新命名。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还是无法找到这个人，只有记住一串数码才能捕获他。这样，一个由电话机和电话簿奇妙地编织起来的联系网络已经大功告成。电话号码如同另一种门牌，按图索骥具有了崭新的形式。只要付出一定的费用，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个联系网络。电话让人感到，这个数码命名的世界凝缩为声音的形态环绕于周围。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进入这个声音世界。电话的话筒上端有个接收器，下端有个送话器；在如此短小的距离之内，在一只手中，一个交流的回环已经完成。在电话簿的协助之下，电话在众多未曾谋面的人们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空间。尽管人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部电话机和一根电话线，但是，通话的双方都能用耳朵察觉到这个空间的存在。无论是近在咫尺还是远隔天涯，电话所建立的空间制造了一个现场的语境。某种新的社会神经诞生了。声音变成了电流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方式。人们可以想象：迄今为止，多少事关重大的指令是由电话发送的？

有趣的是，电话簿上抽象的数码某种程度地废弃了一些形象包含的不平等。电话簿上，许多门户森严的机构撤走了重重岗哨；如同普通私宅一样，它们无非是几个数码而己。或许可以说，电话簿的编码至少显示了一个意义：声音远比身体――那个发出声音的总部――享有更多的民主。的确，电话的发明与社会民主有关。衙门深似海，多数小人物无缘登堂入室；电话的设置至少是另一个渠道：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声音打入这些禁地。当然，如同双刃之剑，电话开创的交往空间之中，争夺和冲突立即接踵而来；窃听、秘密录音、色情电话、广告电话、索费昂贵的声讯电话、绑架者利用电话进行威胁、形形的电话骚扰以及络绎不绝的热线电话与投诉电话均是这些争夺和冲突的表征。无论是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更多的民主还是新一轮的争夺和冲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电话，现今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证明，电话正在愈来愈多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电话铃声也比经往更富于人情味了。新型的电话机上，尖锐刺耳的铃声已经为一种轻快优雅的鸣响所替代。事实上，即使电话机无声无息的时候也充满了意义。电话机凝然不动，但它却聚集了许多隐性的机会。电话机似乎随时有可能警觉地响起来，及时地送来外界的信息。于是，人们仿佛在这个器械里贮下了许多内容不明但又十分殷切的期望，这个器械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种安慰。人们无形地觉得，电话里的事情更急迫，更有意思，更吸引人。因此，电话是一个受欢迎的使者。未经预约的访问者时常被视为意外的干扰，但是，电话却享有更多的特权。多数人习惯于闻声就接。这纵容了声音的探险。打一个电话试探不会暴露自己的形象。这无形地发展了一种不必谋面的交往。许多当面难于启齿的言辞――包括许多恶意的中伤、詈骂、谣言――利用电话得到了传播。同时，这种传播是秘密的，听众只有一个人。电话的内容如同信件一样是一种隐私。如果说信件保存了寄信人的蛛丝马迹，那么，电话是匿名的。人们无法及时地了解电话里的声音来自何方。利用一个神秘的电话制造恐怖气氛，这已经是现代电影的常用伎俩。这一切无不表明，电话为孤独者打开了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所以，现代封闭式的寓所里，电话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配件。只要拿起电话筒，听到拨号音，这就意味了个人已经同外界接通了联系。按下一串数码，话筒里就可能出现真实的人声。即使听到的仅仅是忙音，这也是表明他人与你同在的迹象。电话所建立的空间之中，通话者仿佛在直接面谈。可以观察到，许多人通话时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几乎与现场无异：恭敬，爱慕，威严，畏惧，愤怒，这些情绪常常转移到他们面前的电话机之上。电话机与通话者遭受相同的待遇。电话的历史不过百余年，然而，它已经如此密切地嵌入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一系列丰富而微妙的涵义――这种密切的程度甚至让人意外。

的确，电话背后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生活观念。可是，这一切无宁说是电话网络扩张的副产品，而不是扩张的原因。这个不无偶然的发明如何深入地钉在近现代历史之中？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4

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如何纳入商品范畴，或者说，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如何进入资本社会的结构之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零件？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电话必须有偿使用。如果电话网络畅通无阻地遍布世界，那么，一个经济学的基本规则必须得到尊重：电话使用的收益――有形的和无形的――必须超过电话的成本。电话机不是一个工艺装饰品。电话创造了什么，或者，电话节约了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电话普及与否的前提。谁、哪些观念或者哪些利益支持了数以亿计的电话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

很长的时间里，权力运行的保障已经包含了利益的观念。权力即是利益的创造或者利益的保证。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权力机构――尤其是特权机构――首先占有了这项发明。及时的通讯手段对于权力机构至为重要。这是声音的政治学和管理学。电话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让国家的声音传播到远离首都的地方，这是首要的动机。电话制造了一个新的空间，政治管理无论如何必须首先占领这个空间。这个意义上，电话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配件。各级官员或者各种要员桌上通常陈设了多部电话，某些高级官员还拥有保密的红线电话。两个国家元首的热线电话可能导致或者阻止一场世界大战，这都不是危言耸听。另一方面，军事领域对于电话的重视可想而知。先进的通讯手段是军事行动的保证。人们至今还可以在电影之中看到这种镜头：军事指挥部里的军官发狂地将旧式的手摇电话机转得呼呼地响，他们的大喊大叫和摔打电话都是战斗气氛的组成部分。

然而，如果一项发明试图征服巨大的市场，那么，它不得不打入日常生活。人们对于免费的交谈或者聊天已经习以为常，哪些观念说服人们愿意为电话之中的闲言碎语付帐？1940年，国际电话不足40亿分钟；1995年，国际电话己增至600亿分钟，什么是15％的年均增长率背后的动力？根据统计资料，1990年全球的电话服务与国际电话收入为371900百万美元，1996年已经达到541000百万美元――哪些观念成为如此巨额利润的催生婆？

描述信息社会的初始阶段时，托夫勒将电话解释为商业经营的必要工具；换言之，电话的费用可以从商业利润之中扣除。事实上，电话的出现使商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电话似乎改变了商业经营的全部面貌。它使得商业经营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地理区域。总经理们现在能够直接与远离总部的地区分部经理或推销员通话，详细了解经营现状。声音传播通过语音语调变化，能传输更多的信息，远胜于莫尔斯电码的那种冷冰冰的嘀嘀哒哒声。

电话使得大公司更加庞大，使得集中化了的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交换台和接线员大量涌现。秘书们听到电话谈话，并学会保持沉默。她们学会筛选电话，并因此部分地控制了通向权力的途径。

开始时，电话还助长了秘密交易。大量的交易得以进行而不致留下可作为罪证的字据文件（后来出现了线路窃听和安装窃听器技术，从而使得那种在保护商业秘密与想窃取这些秘密的人之间的永无休止的争斗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这一先进通信系统所带来的间接利益甚至更大。电话促进了工业化经济的一体化。在市场上，资本的运转更为畅通，商务活动更为便利。交易可迅速达成，确证文件可随后再办。（5）

托夫勒认为，电话加速了商业活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这甚至影响了国际之间的势力平衡关系。1956年，美国拥有全世界电话机总量的一半，现今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三分之一。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说来，电话与商业之间的联系并非那么密切。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始终将电话视为权力的象征。这甚至体现于官员们接电话的用语上。接听电话时，许多官员不是招呼："喂"，更不会使用礼貌用语"你好"，他们往往居高临下地问："哪里？"移动电话成为某种官衔的配件之后，许多人有意地在大庭广众的场合炫耀性地使用――这种作风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厌恶。然而，电话业务的市场扩张突破了中国的防线之后，权力的象征所支持的消费规模已经远远无法维持市场的规模。如何提出新的观念诱惑更多的用户加入电话消费，如何利用时髦的理论话语包装电话消费，这是电话公司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说，权力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移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显著事件，那么，电话消费的观念必须投合这种历史环境提供的文化模式。分析有关电话的广告，人们可以发现多种观念的有趣混合。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从这些混合之中辩析出电话消费的阶段性演变轨迹：权力象征――商业的成功――个性化的生活方式。

电话销售的广告大规模地出现在中国与移动电话的兴盛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国的有线电话并未积极利用广告进行促销。然而，人们可以从另一方面观察到，大量的公司和商务机构的广告均与有线电话有关。这些广告不约而同地以公司领导人――例如总经理――正在打电话的画面作为宣传。除了豪华办公桌、真皮沙发和打领带的公司领导人之外，电话几乎是画面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显而易见，电话代表的是信息。如此大量构思相同的广告表明，信息社会的描述已经让商人认可了一个强大的观念：信息是商务成功的保证。商务活动时常被定位为电话消费的最大资源。九十年代历史环境的导演之下，电话市场的开拓精心地纳入了信息社会的种种理论。这是电话拥有的象征价值：消费者时常为从属于这种信息社会而自豪。目前，这种观念正在顽强地向偏僻的乡村渗透。我曾经在湖北乡村看到，电话公司用石灰水在农家干打垒的黄土墙上刷出大幅口号：要致富，电话通。这无非是以粗陋的形式重新演绎信息与富裕之间的联系罢了。

然而，电话市场――尤其是移动电话市场――的资源耗竭之后，新的竞争意味了消费观念的又一轮开发。这时，人们可以在许多移动电话的广告之中发现，尽管"工作效率"、"掌握商机"、"全资讯的商务时代"这些字眼还是频繁出现的主题词，但是，一个新的主题音量越来越大：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诺基亚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之下设计了新的广告词："生活充满激情。"这个广告词的解释是："一展独特风采，尽现卓尔不群，我们知道您追求与众不同，富于创意的生活，因此我们特为您量身定做了这款全新诺基亚8210，使您的多彩生活更现激情。"显然，所谓的个性化生活方式包含了众多方面。这时，亲情的沟通终于提到了电话消费的议程之上。《南方周末》划出了半个版面为IP电话刊登了一条温情脉脉的广告：

以前总觉得妈妈很唠叨，现在出了国却觉得身边少了什么，我才体会到唠叨是妈妈的一种爱。有时，我也会给家里打个电话，说说我的生活，听听她的唠叨。妈妈总是不放心，说我不懂得照顾自己。她总想和我说说话。要是家里的电话能打国际长途就好了。前几天我在订了张IP电话卡，通过网上付帐，那边就有人把卡送到了妈妈的手中。现在妈妈可以经常和我联系了。（6）

有趣的是，多数移动电话广告总是选择英俊漂亮的青年男女充当通话的主人公。这是"生活充满激情"的无言注解。这时，电话的私密性再度被暧昧地表现出来，移动电话的消费突然具有了特殊的浪漫风格。许多电视连续剧之中，移动电话是爱情的必要道具。这是电话消费观念的一个突破。台湾的移动电话公司的"轻松打"广告机智地将移动电话定位在"聪明、有趣、便宜"之上；移动电话的潜台词是"年轻、时髦、无拘无束的社交、稳操胜算的爱情"，拥有移动电话至少表明自己跟得上时代。（7）从权力机构的指令、捕捉稍纵即逝的商机、爱情游戏到琐碎的家长里短，电话一再纡尊降贵，终于走到了尽头。这时，移动电话机的装饰功能得到了强调。摩托罗拉V2088的许诺是"绝对个性"："可更换不同的面版"；"红、绿、橙三色显示背景灯"；"极具个性的的铃声选择"，如此等等。这时，移动电话成为个人形象的一部分。三菱的"小菲"移动电话的口号已经变成了"我行我酷"。广告画面是一男一女：女的一身缟素，面无笑容，手执一部白色移动电话疾行而去；男的一袭黑衣，神情专注，盯住手中黑色移动电话里显示的号码。这一帧画面的配上的文辞是："更靓更酷的她在哪里？在这里！她纤巧轻盈的身材，冷艳倍酷的肤色，随身佩带，尽显你酷。"如同人们屡屡看到的那样，消费观念的不断创新终于走到了喧宾夺主的边缘：这时人们离声音的主题已经很远了。

5

如果说，电话所制造的声音传播仅仅往返于个人之间，那么，广播电台建立了更大的声音社会。换言之，个人与个人的声音交往扩大为个人与公众或者公众与公众的声音交往。形象地说，这种交往从密室到了广场。广播电台的技术内容不仅是声音的远程投递，它还包含了声音的放大和声音的复制。广播不是私语，它是号召。无论是某种集体的组织还是社会的控制，广播电台是声音社会之中一个高耸的核心。某一个时期，人们的四周悬挂了许多的高音喇叭，权力的声音不可抗拒。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提到了声音制造的恐怖。麦克卢汉提示人们考虑广播电台与法西斯兴起之间的关系。（8）

迄今为止，无线电广播基本上代替了有线广播。根据尼古拉斯·A·夏普对于无线电广播史的考察，它的开拓期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纪的德国物理学家赫兹等人那里。1895年，意大利发明家古列尔莫·马可尼的无线电发报机在英国申请到了专利。无线电迅速在军事和航海联络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无线电立出来。不过，当时的许多公司均认为广播电台播放种种节目只是有助于卖出更多的收音机和无线电部件。（9）尽管广播电台的角色始终是赢取利润的经济单位，但是，它的政治功能日益显现。有趣的是，人们可以从广播电台背后察觉首领的原型。古代的部落社会之中，首领的威望很大程度地利用高亢的声音予以表现。声音是他们召集部下的重要手段。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是古代政治之中的一个经典性场面。迄今人们还可以发现，宏大的嗓门――如果有一个半导体的喇叭更理想――可以在混乱的广场产生意想不到的权威。这是声音的权威。事实上，广播电台将这种模式扩张到了全世界。麦克卢汉表述得十分精彩："广播的潜意识深处，充满了部落号角和古老鼓乐的共鸣回荡……这个媒介有力量把心灵和社会转换成一个共鸣箱。"（10）

广播电台――尤其是无线电广播――的复盖范围是无可比拟的。从国家元首的政治演说、战争动员令、党派之间的竞选辩论到股票行情、流行歌曲、商品广告，形形的信息利用广播电台的声音发射技术编织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网络。广播电台的声音无远弗届。它可以让国家的声音响彻私人卧室，或者将刚刚发生的新闻送入疾速移动的轿车；风云突变的之前，广播电台的气象预报跨越了辽阔的海域抵达远洋渔轮。总之，广播电台出其不意地取消了声音社会之中的物理距离。空间或者地域已经不是声音社会的组织原则。通常，广播电台的听众根据自己的嗜好和时间表形成了种种没有注册和未曾谋面的松散团体。某些时候，特定发射频率的广播电台是另一种组织形式。例如，飞行员、出租车司机、特种部队或者警务人员往往拥有自己的小型广播电台。当然，广播电台的声音不会像人的嗓门那样遭受现场气氛的束缚。广播电台不会害羞，不惧危险，没有生理限度。恐吓、威胁和厌恶都不会让它噤口。换言之，广播电台对于声音社会的组织包含了机器的性格。这时常会演变为声音的暴力。

的确，广播电台的强大功率已经转换为强大的声望。人们对于广播电台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于某个人真实声音的信任。广播电台是真理之声，个人无非是一孔之见。虽然广播电台的声音没有形象，但是，某些声音具有性格特征。这些富有特质的声音形成了听觉的偶象。根据这些声音特质，许多人时常栩栩如生地想象播音者的肖像风貌。这样，一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成为不露面的公众人物。经过广播电台的播放，他们的能言善辩征服了世界上许多遥远的角落。声音的放大和复制造就了他们的领袖身份，电子技术为他们提供了指点江山的讲坛。

如何占据声音社会的制高点？这是政治家念兹在兹的问题。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危机爆发，广播电台均是争夺的要津。人们时常可以听到种种声音的搏斗。更大的发射功率，在某一频道播放干扰声，建立和取缔地下广播电台，这些均是电子技术制造的搏斗手段。有理不在声高的古训已经被嘹亮的喇叭击垮了。

显而易见，政治家的首要困扰是，声音社会的组织形式轻而易举地废弃了传统的国界。海关和军队阻止不了电波的全方位入侵。众多依附于国界的法规和限制对于声音社会无济于事。如果无法掐断声源，异端的声音无所不在。这是电子技术对于传统政治的严重挑战。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国家的新闻机构失去了信誉之后，商店里的短波收音机立即销售一空。声音社会为人们打开了一条出走的通道。禁锢失效了。声音社会里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无不得到重新定义。国家、政治体制、行政区域、地域文化、寓所的围墙――这些传统的空间划分标准不断地淡隐。声音社会之中，电子技术与新型的意识形态生产之间显示了最为深刻的联系。6

声音的复制产生了奇特的后果。复制的声音具有三个前所未有的特征：脱离了声源――特别是脱离了发声的人体――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时间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空间而存在。总之，声音如同一个独立的物质，并且拥有了唱片、录音带这样的固定载体。复制的声音具有两种主要用途：一，保存声音的记录和档案；二，有助于声音的作品大规模地成为消费的商品。

口说无凭，这是人们由来己久的苦恼。声音迅速地消逝在空气之中，无法成为人们握在手里的证据。谣言的流布，诺言的失信，誓言的改悔，这一切均与声音的无法保存有关。人们的想象之中，口头语言是轻佻的，无足轻重；只有书写字据不可移易。为了防止书写字据的伪造，叙述者通常签名或者按上手印作为担保。手书或者手印是身体的象征，这证明了字据的内容出自某一个真实身体的思想。然而，录音技术的问世勾消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录制的声音完整地保存了一个人的口吻和语调，这是不可抵赖的。无论是飞机上的黑匣子、录音电话还是特殊机构安放的窃听器，声音的现场得到了再现。无论如何，证据学因为录音技术而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除了充任证据，还有哪些声音具有保存价值？所有的人都会立即想到了音乐。录音对于音乐的贡献是难于估量的。如果说，传统的音乐会是音乐家与听众此时此地的遇合；那么，声音的复制打破了演奏的唯一。唱片与录音带把音乐从"此时此地"之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大规模的批量生产。顷刻之间，音乐星星点点地布满了全球的市场。声音的复制与音乐市场的关系大约是从留声机、唱片的发明开始的：

"我一生从没有这样吃惊过，"这是托马斯·阿尔文·爱迪生对自己匆匆设计出来重复说过的话的机器的初次发声所作的反应。那第一句话即是爱迪生自己说的"玛丽有只小羊羔"。第一架留声机的杰出表演在1876年无疑使人大为惊奇，即使是对发明者本人。然而更多的惊奇，还是在留声机之后一百多年中的成绩。留声机历经专利之争、劳资纠纷、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以及打破垄断、发行体系崩溃和电影、广播、电视的出现，还伴随着各类音乐口味、风格和超级明星的沉浮。多少次唱片业的销售面临下跌，甚至多少次留声机似乎濒临绝境，但一个世纪来的总趋势是产品、听众和利润的持续增长。（11）

唱片和录音带令音乐作品日益廉价。音乐不再神秘，不再是演奏家或者指挥家某一次突如其来的灵感与现场气氛独一无二的化合。唱片或者录音带里的音乐可能尽善尽美；但它们不是一气呵成的，它们是录音棚里反复录制和反复修饰的产物。换言之，唱片和录音带里的音乐并非不可重复的生命冲动。这些机器合成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可以由机器的予以复制。于是，那些曼妙无比的乐曲源源地从生产线上涌出；唱片和录音带如同普通商品一样搁在货架上，遍布街头的小店即可购到。音乐厅、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听众共同组成的音乐会压缩在一张唱片或者一盒录音带之中。人们可以携带这些音乐会旅行或者返回寓所。声音的复制让音乐与各种景象的结合产生了广泛的可能性。人们可以用莫扎特的乐曲为一则广告配音，或者让贝多芬的作品回响在送葬的队列之中。如果说，音乐会往往是贵族们相聚的所在，那么，唱片和录音带不仅将音乐带入大众，并且迅速地在音乐与大众之间建立了新的市场形式。显然，新的市场形式开始组织自己的音乐生产。由于唱片、录音带和市场共同形成的传播体系，众多通俗歌曲的演唱明星才有可能成为万众追逐的偶象。人们可以说，声音复制技术产生的意义深刻地进入了文化和经济范畴。7

如同人们常常看到的那样，电子技术和机器又一次击败了人。音乐家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了广播电台和录音机播放，于是，他们失业的日子来临了。的确，音乐家不得不利用种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到1925年，美国作曲家、词作家、出版商协会要求无线电节目应付报酬"；1942年，"全美音乐家协会（AFM）以灌制音乐唱片使职业音乐家失业、或至少是严重减少了对演员实况表演的需求为由，投票抵制唱片业"；（12）尽管如此，音乐家已经在市场所制造的竞争关系之间成为理所当然的失败者。20世纪50年代风起云涌的摇滚音乐之中，电子技术和机器成为音乐发展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大卫·R·沙姆韦发现："除了更加物美价廉的唱片，电视和电影也参与了摇滚的传播，其规模远远超过菲茨杰拉德时代的爵士乐。1955年至1986年间拍摄的摇滚电影达四百多部。"（13）

这不仅意味了利润的重新分配。事实上，人们必须意识到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电子技术和机器会不会彻底地代替了人？音乐――广义地说艺术――会不会仅仅是机器操纵之下的乐谱合成而不再是回响在生命内部声音？工业社会已经开始用机器彻底地改造美学了吗？这方面，机器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有一则报道说，模拟帕瓦罗蒂的机器人已经在美国出现：

……在柔和的灯光下，一个像帕瓦罗蒂一样臃肿的机器人，穿着帕瓦罗蒂常穿的黑白相间的礼服，腆着肚子走上台来，并向场内听众挥舞着帕瓦罗蒂惯用的白色手绢。当机器人走到舞台中央，微微扬起硕大的头颅，并把嘴唇撮成O型时，高亢有力，灿烂华美的歌声立即溢满了整个大厅。这个机器人的歌声和帕瓦罗蒂简直一模一样，音域达到两个八度以上，所有的声音都透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晶莹明丽的光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音C，也顺畅地穿透了人们的心房。音乐鉴赏家们一致认为，机器人的歌声无疑正是享誉全球的高音之王本人的的本色，而且几乎无可挑剔！

……

这个机器人的研制者说，在制造这个机器人之前，他们得到了帕瓦罗蒂演唱时胸腔、颅腔和腹腔内空气振动的波长、压力及空气流量等数据，然后用电脑系统进行仿真模拟。（14）

机器的声音复制掀开了生命所制造的神秘，这是别一种意义上的"脱魅"。现今的一切都可以用数据予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命奇迹的赞叹将为另一种机器拜物教所替代。广播电台取消了演奏的"此地性"，人们不必进入音乐会现场参与某种"共同感"。音乐不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变为人与物的关系。阿多诺的音乐评论曾经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异议。这与其说是另一种"在场形而上学"作祟，不如说是对机器充当"在场"的主人公表示深刻的忧虑。阿多诺抱怨说，广播电台播放的交响乐摧毁了交响乐的"空间"；音乐会上，这种空间环绕每一个听众，并且让他们回到连续的时间之中――阿多诺认为这是贝多芬式伟大交响乐的特性。阿多诺批评的是一种"原子化了的收听趋势"。这时，交响曲堕落为孤零零旋律的一系列实体化了的片断，根本不具任何否定和共鸣。因此，阿多诺对于电子技术的进步保持了冷淡。在他看来，广播电台的音乐是一种标准化的东西，而"技术的标准化导致集权管理。"标准化产生的是以"假个性"为特征的流行音乐。一旦某些程式得到成功，文化工业就会反复地生产，制造欲望的虚幻满足。这最终使音乐变为社会的粘合剂。（15）

当然，即使在当时就有人觉得，阿多诺低估了机器具有的革命性内涵。现今，最为著名的先锋音乐家崔健对于计算机的热衷表明了问题的另一面。崔健不仅从计算机互联网之中发现了自由、平等和坦诚的作风，同时，计算机还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作曲方式。从《数字崔健》这篇报道之中，人们可以看到计算机与音乐的交织：

崔健第一次接触电子音乐，第一次接触Loop（用计算机实现一个旋律采样的循环使用，现场音乐做不出来）也不太喜欢，但是，当他对计算机有了一段时间的认识之后，崔健的作曲方法完全改变了，"现在的电脑音乐和初期的用电脑模仿乐器有了本质的区别，我经历过初期的阶段，只要用电脑来做记录用，和旋律无关，现在的电脑软件不是你想出什么旋律，它给你记录下来，而是它给你出一大堆旋律，你从中间挑一个。""它有一种新的力度，最直接，不需要时间，不需要练习，能表达出音乐人最想表达的内容。"

即便崔健为电子音乐很着迷，抱着吉它写了几十年歌的崔健不会忘记电脑的局限性，"机器没有即兴的东西，没有感情的韵律，它有机器的韵律，机器的动力，但它不能稍微快一点，稍微慢一点。无论是人模仿机器，还是机器模仿人，还是一下子就能听出来，这是人的，这是机器的。"……

……

"是电子音乐给了我现代意识，要求我必须介入，没办法逃跑。电子音乐的节奏以及节奏的力度不像脑海中的，不是抽象中，它可以直接听到，直接节奏给人带来直接的情感，这种情感也不是抽象的。"（16）

声音的复制导致的是听觉的退化还是进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事实上，机器已经某种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五官感觉；机器打开了人们的某些感官经验，同时又封闭了人们的另一些感官经验。机器为音乐提供了远为广泛的可能；同时，机器又限制了这些可能。无论人们乐意与否，机器已经强有力地介入人们置身的现实。机器对于人类的意义深刻地植根于资本和市场的历史之中。人们可以说，某种技术的发明或许与某一个天才的发明家有关；然而，这种技术的繁盛必须得到历史逻辑的支持。时至今日，电子技术对于声音的传送、放大和复制还在持续，并且精益求精。事实上，无论是描述人类的牢笼还是谈论人类的解放，电子技术和机器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前提。

注释：

（1）《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169页

（2）《另类眼光看世界》，《参考消息》，2000年2月11日第7版

（3）转自阿尔温·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121页

（4）参见《人类步入网上的语音通信时代》，《参考消息》，2000年2月10日

（5）阿尔温·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121至122页

（6）参见《南方周末》2000年2月18日第17版

（7）参见《台港文学选刊》2000年4期《当下论语－手机恋曲》

（8）参见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83页

（9）参见《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125至126页，

（10）同（8），438页

（11）同（9），266页

（12）同（9），127页、272页

（13）大卫·R·沙姆韦《摇滚：一种文化活动》，《摇滚与文化》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见1996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

（15）参见马丁·杰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19至222页

（16）1999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19版，《数字崔健》

工业机器人一体化论文范文怎么写第8篇：声音社会的诞生

1

柏拉图对话录《斐德若篇》之中的一段插曲涉及文字和言语的关系。苏格拉底向他的对话者斐德若讲述了一个故事：埃及的一个名叫图提的古神发明了文字。他将这一项发明献给埃及的首脑塔穆斯。不料，塔穆斯并未表示赞赏：

……图提说："大王，这件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 教育 ，有更好的记忆力，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药！"国王回答说："多才多艺的图提，能发明一种技术是一个人，能权衡 应用 那种技术利弊的是另一个人。现在你是文字的父亲，由于笃爱儿子的缘故，把文字的功能恰恰说反了。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们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本身。因为借文字的帮助，他们可无须教练就可以吞下许多知识，好象无所不知，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还不仅此，他们会讨人厌，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实在是不聪明。（1）

20世纪中期，雅克·德里达从这一段对话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西方思想传统对于书写文字的强烈排斥。柏拉图以来，这种观点不绝如缕：口述的言语源于思想，富有生命，陈述的人始终处在现场，他们可以时时在对话之中修正歧义；相反，文字是一种死气沉沉的书写符号。文字是人为的，仅仅是真实的影像，文字的书写意味了主体的缺席。所以，文字时常因为纷乱的诠释而与真理南辕北辙。这个意义上，书写文字遭到了莫大的蔑视。作为一个叛逆的思想家，德里达向这种思想传统发出了挑战。他的矛头指向了西方传统 哲学 的"在场形而上学"。他主张颠倒文字和言语之间的等级关系，这种主张是他解构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后来的一批信奉解构主义的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书写文字产生的种种歧解无宁说解救了那些遭受压抑意义。

然而，这一段有趣的学术演变并没有否认一个事实：在场的口述言语可能有效地维持某种清晰透明的交流。如果这种交流为了统一认识，为了说明什么，或者为了明白无误地了解对方的想法，那么，现场的对话比文本的往返有利。现场保持了解释、更正、退让和反驳的种种可能性。现场意味了一个共同认可的语境。相对地说，文字的保存时间和传播空间均是口述语言无法比拟的，但是，文字交往无法取得如此一致的语境。

遗憾的是，口述言语的范围相当有限。口述言语依赖空气的振动传播，人们声带所制造的振动十分微弱。通常，人们的对话范围无法超出一个房间；即使纵声吼叫，百步之外已经置若罔闻。如何解决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并且在这种远程投递之中保持即时性和逼真，这是人类的古老愿望。人们可以从神话人物"顺风耳"的身上看到这种愿望的投影。

曾几何时， 电子 技术终于让人类梦想成真。经过电流或者电波的转换，人类的声音可以在须臾之间遨游千里。这方面的发明甚至导致世界结构的深刻改变。这时，人们可以想到一系列保存人类声音的电子产品：电话，广播，唱片，留声机，录音机，录音磁带，如此等等。

这里，我想从一个神奇的发明开始：电话。

2

根据记载，电话的发明不无偶然。

1875年的某一日，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他的助手分别在两个房间联合试验一种电报机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故??助手看管的发报机上一个弹簧突然失灵。然而，发报机上已经磁化的钢条却在电磁铁前继续振动。它产生了波动的电流沿电线传到了邻室，让贝尔听到了声音。这是电话发明的最初启示。电话诞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对这个器械表示兴趣。尽管这个会说话的机器在展览会上让巴西国王吃了一惊，但是，人们仅仅把它当成一个玩具。当时，人们还无法意识到这个器械可能如此深刻地介入世界的组织方式，也无法意识到经营这个器械的公司会变成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机构之一。一篇题为《另类眼光看世界》的文章曾经用风趣又不无夸张的语言地描述了电话诞生之初的尴尬：

尽管要求得到发明专利的有600多人，但最后还是苏格兰物 理学 家贝尔（1847－1922）被承认是电话之父。

他的第一部电话诞生于1876年，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没有可以打电话的对象，也没有人可以给他打电话。……据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档案记载，作为收到明确的电话信号表示的hello（喂！）是大发明家爱迪生（1847－1931）在1877年首先说出的。（2）

当然，人们对于电话的冷漠并没有维持多久。经营电报 网络 ??可以将电报视为文字远程交往的象征??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迅速地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西部电报联合公司开始对电话的专利权大加讥讽，随后又试图扼杀或者夺取这一项新技术。《垄断》一书的作者约瑟夫·c·古尔登写道：

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禁止贝尔使用它的沿铁路和公路架设电缆的专利。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在遍及全国的每一个主要饭店、火车站和报社安装了收发报机，但条件是不得安装电话。在费城，贝尔公司的一个经理被禁止在这个城市的任何地方架设电话线；他的工人们在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控告下屡遭监禁。由于这个电报公司在华盛顿的 政治 影响 ，贝尔公司的电话无法进邦政府的办公室。（3）

尽管如此，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还是败下阵来。相对于莫尔斯电码传送的文字，电话里面的真实声音??例如语音或者语调??表达了更多的涵义。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利用声音和气息恢复某种真实的交流环境。人们已经发现，电话之中声音的碰撞迅速地撤消了通话者之间的距离，即使通话者之间横亘了千山万水。这是一种奇特的魅力。声音可能组成一个自己的世界。现今，这甚至已经引起 计算 机网络商人的重大兴趣。他们正在考虑为人们在因特网上做的所有事情配上声音："人们会把因特网当作通话的媒介，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通过敲击键盘来相互传递信息。"（4）这是电话背后的设想向计算机网络的延伸。

3

利用电话将整个世界串联起来，电话簿的出现功不可没。电话簿是对于世界进行重新编码。无论是总统办公室、海关检查站、商务中心还是普通私人住宅，一切都被某些数码重新命名。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还是无法找到这个人，只有记住一串数码才能捕获他。这样，一个由电话机和电话簿奇妙地编织起来的联系网络已经大功告成。电话号码如同另一种门牌，按图索骥具有了崭新的形式。只要付出一定的费用，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个联系网络。电话让人感到，这个数码命名的世界凝缩为声音的形态环绕于周围。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进入这个声音世界。电话的话筒上端有个接收器，下端有个送话器；在如此短小的距离之内，在一只手中，一个交流的回环已经完成。在电话簿的协助之下，电话在众多未曾谋面的人们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空间。尽管人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部电话机和一根电话线，但是，通话的双方都能用耳朵察觉到这个空间的存在。无论是近在咫尺还是远隔天涯，电话所建立的空间制造了一个现场的语境。某种新的 社会 神经诞生了。声音变成了电流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方式。人们可以想象：迄今为止，多少事关重大的指令是由电话发送的？

有趣的是，电话簿上抽象的数码某种程度地废弃了一些形象包含的不平等。电话簿上，许多门户森严的机构撤走了重重岗哨；如同普通私宅一样，它们无非是几个数码而己。或许可以说，电话簿的编码至少显示了一个意义：声音远比身体??那个发出声音的总部??享有更多的民主。的确，电话的发明与社会民主有关。衙门深似海，多数小人物无缘登堂入室；电话的设置至少是另一个渠道：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声音打入这些禁地。当然，如同双刃之剑，电话开创的交往空间之中，争夺和冲突立即接踵而来；窃听、秘密录音、色情电话、广告电话、索费昂贵的声讯电话、绑架者利用电话进行威胁、形形的电话骚扰以及络绎不绝的热线电话与投诉电话均是这些争夺和冲突的表征。无论是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更多的民主还是新一轮的争夺和冲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电话，现今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 证明，电话正在愈来愈多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电话铃声也比经往更富于人情味了。新型的电话机上，尖锐刺耳的铃声已经为一种轻快优雅的鸣响所替代。事实上，即使电话机无声无息的时候也充满了意义。电话机凝然不动，但它却聚集了许多隐性的机会。电话机似乎随时有可能警觉地响起来，及时地送来外界的信息。于是，人们仿佛在这个器械里贮下了许多 内容 不明但又十分殷切的期望，这个器械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种安慰。人们无形地觉得，电话里的事情更急迫，更有意思，更吸引人。因此，电话是一个受欢迎的使者。未经预约的访问者时常被视为意外的干扰，但是，电话却享有更多的特权。多数人习惯于闻声就接。这纵容了声音的探险。打一个电话试探不会暴露自己的形象。这无形地 发展 了一种不必谋面的交往。许多当面难于启齿的言辞??包括许多恶意的中伤、詈骂、谣言??利用电话得到了传播。同时，这种传播是秘密的，听众只有一个人。电话的内容如同信件一样是一种隐私。如果说信件保存了寄信人的蛛丝马迹，那么，电话是匿名的。人们无法及时地了解电话里的声音来自何方。利用一个神秘的电话制造恐怖气氛，这已经是 现代 电影的常用伎俩。这一切无不表明，电话为孤独者打开了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所以，现代封闭式的寓所里，电话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配件。只要拿起电话筒，听到拨号音，这就意味了个人已经同外界接通了联系。按下一串数码，话筒里就可能出现真实的人声。即使听到的仅仅是忙音，这也是表明他人与你同在的迹象。电话所建立的空间之中，通话者仿佛在直接面谈。可以观察到，许多人通话时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几乎与现场无异：恭敬，爱慕，威严，畏惧，愤怒，这些情绪常常转移到他们面前的电话机之上。电话机与通话者遭受相同的待遇。电话的历史不过百余年，然而，它已经如此密切地嵌入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一系列丰富而微妙的涵义??这种密切的程度甚至让人意外。

的确，电话背后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生活观念。可是，这一切无宁说是电话 网络 扩张的副产品，而不是扩张的原因。这个不无偶然的发明如何深入地钉在近现代历史之中？这是一个有趣的 问题 。

4

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如何纳入商品范畴，或者说，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如何进入资本 社会 的结构之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零件？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电话必须有偿使用。如果电话网络畅通无阻地遍布世界，那么，一个 经济 学的基本规则必须得到尊重：电话使用的收益??有形的和无形的??必须超过电话的成本。电话机不是一个工艺装饰品。电话创造了什么，或者，电话节约了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电话普及与否的前提。谁、哪些观念或者哪些利益支持了数以亿计的电话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

很长的时间里，权力运行的保障已经包含了利益的观念。权力即是利益的创造或者利益的保证。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权力机构??尤其是特权机构??首先占有了这项发明。及时的通讯手段对于权力机构至为重要。这是声音的 政治 学和管 理学 。电话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让国家的声音传播到远离首都的地方，这是首要的动机。电话制造了一个新的空间，政治管理无论如何必须首先占领这个空间。这个意义上，电话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配件。各级官员或者各种要员桌上通常陈设了多部电话，某些高级官员还拥有保密的红线电话。两个国家元首的热线电话可能导致或者阻止一场世界大战，这都不是危言耸听。另一方面，军事领域对于电话的重视可想而知。先进的通讯手段是军事行动的保证。人们至今还可以在电影之中看到这种镜头：军事指挥部里的军官发狂地将旧式的手摇电话机转得呼呼地响，他们的大喊大叫和摔打电话都是战斗气氛的组成部分。

然而，如果一项发明试图征服巨大的市场，那么，它不得不打入日常生活。人们对于免费的交谈或者聊天已经习以为常，哪些观念说服人们愿意为电话之中的闲言碎语付帐？1940年，国际电话不足40亿分钟；1995年，国际电话己增至600亿分钟，什么是15％的年均增长率背后的动力？根据统计资料，1990年全球的电话服务与国际电话收入为371900百万美元，1996年已经达到541000百万美元??哪些观念成为如此巨额利润的催生婆？

描述信息 社会 的初始阶段时，托夫勒将电话解释为商业经营的必要工具；换言之，电话的费用可以从商业利润之中扣除。事实上，电话的出现使商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电话似乎改变了商业经营的全部面貌。它使得商业经营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地理区域。总经理们现在能够直接与远离总部的地区分部经理或推销员通话，详细了解经营现状。声音传播通过语音语调变化，能传输更多的信息，远胜于莫尔斯电码的那种冷冰冰的嘀嘀哒哒声。

电话使得大公司更加庞大，使得集中化了的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交换台和接线员大量涌现。秘书们听到电话谈话，并学会保持沉默。她们学会筛选电话，并因此部分地控制了通向权力的途径。

开始时，电话还助长了秘密交易。大量的交易得以进行而不致留下可作为罪证的字据文件（后来出现了线路窃听和安装窃听器技术，从而使得那种在保护商业秘密与想窃取这些秘密的人之间的永无休止的争斗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这一先进通信系统所带来的间接利益甚至更大。电话促进了 工业 化 经济 的一体化。在市场上，资本的运转更为畅通，商务活动更为便利。交易可迅速达成，确证文件可随后再办。（5）

托夫勒认为，电话加速了商业活动，促进了经济 发展 的速度，这甚至 影响 了国际之间的势力平衡关系。1956年，美国拥有全世界电话机总量的一半，现今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三分之一。然而，对于发展

以前总觉得妈妈很唠叨，现在出了国却觉得身边少了什么，我才体会到唠叨是妈妈的一种爱。有时，我也会给家里打个电话，说说我的生活，听听她的唠叨。妈妈总是不放心，说我不懂得照顾自己。她总想和我说说话。要是家里的电话能打国际长途就好了。前几天我在订了张ip电话卡，通过网上付帐，那边就有人把卡送到了妈妈的手中。现在妈妈可以经常和我联系了。（6）

有趣的是，多数移动电话广告总是选择英俊漂亮的青年男女充当通话的主人公。这是"生活充满激情"的无言注解。这时，电话的私密性再度被暧昧地表现出来，移动电话的消费突然具有了特殊的浪漫风格。许多电视连续剧之中，移动电话是爱情的必要道具。这是电话消费观念的一个突破。 台湾 的移动电话公司的"轻松打"广告机智地将移动电话定位在"聪明、有趣、便宜"之上；移动电话的潜台词是"年轻、时髦、无拘无束的社交、稳操胜算的爱情"，拥有移动电话至少表明自己跟得上 时代 。（7）从权力机构的指令、捕捉稍纵即逝的商机、爱情游戏到琐碎的家长里短，电话一再纡尊降贵，终于走到了尽头。这时，移动电话机的装饰功能得到了强调。摩托罗拉v2088的许诺是"绝对个性"："可更换不同的面版"；"红、绿、橙三色显示背景灯"；"极具个性的的铃声选择"，如此等等。这时，移动电话成为个人形象的一部分。三菱的"小菲"移动电话的口号已经变成了"我行我酷"。广告画面是一男一女：女的一身缟素，面无笑容，手执一部白色移动电话疾行而去；男的一袭黑衣，神情专注，盯住手中黑色移动电话里显示的号码。这一帧画面的配上的文辞是："更靓更酷的她在哪里？在这里！她纤巧轻盈的身材，冷艳倍酷的肤色，随身佩带，尽显你酷。"如同人们屡屡看到的那样，消费观念的不断创新终于走到了喧宾夺主的边缘：这时人们离声音的主题已经很远了。

5

如果说，电话所制造的声音传播仅仅往返于个人之间，那么，广播电台建立了更大的声音 社会 。换言之，个人与个人的声音交往扩大为个人与公众或者公众与公众的声音交往。形象地说，这种交往从密室到了广场。广播电台的技术 内容 不仅是声音的远程投递，它还包含了声音的放大和声音的复制。广播不是私语，它是号召。无论是某种集体的组织还是社会的控制，广播电台是声音社会之中一个高耸的核心。某一个时期，人们的四周悬挂了许多的高音喇叭，权力的声音不可抗拒。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提到了声音制造的恐怖。麦克卢汉提示人们考虑广播电台与法西斯兴起之间的关系。（8）

迄今为止，无线电广播基本上代替了有线广播。根据尼古拉斯·a·夏普对于无线电广播史的考察，它的开拓期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纪的德国物 理学 家赫兹等人那里。1895年，意大利发明家古列尔莫·马可尼的无线电发报机在英国申请到了专利。无线电迅速在军事和航海联络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无线电立出来。不过，当时的许多公司均认为广播电台播放种种节目只是有助于卖出更多的收音机和无线电部件。（9）尽管广播电台的角色始终是赢取利润的 经济 单位，但是，它的 政治 功能日益显现。有趣的是，人们可以从广播电台背后察觉首领的原型。古代的部落社会之中，首领的威望很大程度地利用高亢的声音予以表现。声音是他们召集部下的重要手段。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是古代政治之中的一个经典性场面。迄今人们还可以发现，宏大的嗓门??如果有一个半导体的喇叭更理想??可以在混乱的广场产生意想不到的权威。这是声音的权威。事实上，广播电台将这种模式扩张到了全世界。麦克卢汉表述得十分精彩："广播的潜意识深处，充满了部落号角和古老鼓乐的共鸣回荡……这个媒介有力量把心灵和社会转换成一个共鸣箱。"（10）

广播电台??尤其是无线电广播??的复盖范围是无可比拟的。从国家元首的政治演说、战争动员令、党派之间的竞选辩论到股票行情、流行歌曲、商品广告，形形的信息利用广播电台的声音发射技术编织成一个无所不包的 网络 。广播电台的声音无远弗届。它可以让国家的声音响彻私人卧室，或者将刚刚发生的新闻送入疾速移动的轿车；风云突变的之前，广播电台的气象预报跨越了辽阔的海域抵达远洋渔轮。总之，广播电台出其不意地取消了声音社会之中的物理距离。空间或者地域已经不是声音社会的组织原则。通常，广播电台的听众根据自己的嗜好和时间表形成了种种没有注册和未曾谋面的松散团体。某些时候，特定发射频率的广播电台是另一种组织形式。例如，飞行员、出租车司机、特种部队或者警务人员往往拥有自己的小型广播电台。当然，广播电台的声音不会像人的嗓门那样遭受现场气氛的束缚。广播电台不会害羞，不惧危险，没有生理限度。恐吓、威胁和厌恶都不会让它噤口。换言之，广播电台对于声音社会的组织包含了机器的性格。这时常会演变为声音的暴力。

的确，广播电台的强大功率已经转换为强大的声望。人们对于广播电台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于某个人真实声音的信任。广播电台是真理之声，个人无非是一孔之见。虽然广播电台的声音没有形象，但是，某些声音具有性格特征。这些富有特质的声音形成了听觉的偶象。根据这些声音特质，许多人时常栩栩如生地想象播音者的肖像风貌。这样，一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成为不露面的公众人物。经过广播电台的播放，他们的能言善辩征服了世界上许多遥远的角落。声音的放大和复制造就了他们的领袖身份， 电子 技术为他们提供了指点江山的讲坛。

如何占据声音 社会 的制高点？这是 政治 家念兹在兹的 问题 。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危机爆发，广播电台均是争夺的要津。人们时常可以听到种种声音的搏斗。更大的发射功率，在某一频道播放干扰声，建立和取缔地下广播电台，这些均是电子技术制造的搏斗手段。有理不在声高的古训已经被嘹亮的喇叭击垮了。

显而易见，政治家的首要困扰是，声音社会的组织形式轻而易举地废弃了传统的国界。海关和军队阻止不了电波的全方位入侵。众多依附于国界的法规和限制对于声音社会无济于事。如果无法掐断声源，异端的声音无所不在。这是电子技术对于传统政治的严重挑战。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国家的新闻机构失去了信誉之后，商店里的短波收音机立即销售一空。声音社会为人们打开了一条出走的通道。禁锢失效了。声音社会里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无不得到重新定义。国家、政治体制、行政区域、地域文化、寓所的围墙??这些传统的空间划分标准不断地淡隐。声音社会之中，电子技术与新型的意识形态生产之间显示了最为深刻的联系。 6

声音的复制产生了奇特的后果。复制的声音具有三个前所未有的特征：脱离了声源??特别是脱离了发声的人体??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时间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空间而存在。总之，声音如同一个独立的物质，并且拥有了唱片、录音带这样的固定载体。复制的声音具有两种主要用途：一，保存声音的记录和档案；二，有助于声音的作品大规模地成为消费的商品。

口说无凭，这是人们由来己久的苦恼。声音迅速地消逝在空气之中，无法成为人们握在手里的证据。谣言的流布，诺言的失信，誓言的改悔，这一切均与声音的无法保存有关。人们的想象之中，口头语言是轻佻的，无足轻重；只有书写字据不可移易。为了防止书写字据的伪造，叙述者通常签名或者按上手印作为担保。手书或者手印是身体的象征，这证明了字据的 内容 出自某一个真实身体的思想。然而，录音技术的问世勾消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录制的声音完整地保存了一个人的口吻和语调，这是不可抵赖的。无论是飞机上的黑匣子、录音电话还是特殊机构安放的窃听器，声音的现场得到了再现。无论如何，证据学因为录音技术而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除了充任证据，还有哪些声音具有保存价值？所有的人都会立即想到了 音乐 。录音对于音乐的贡献是难于估量的。如果说，传统的音乐会是音乐家与听众此时此地的遇合；那么，声音的复制打破了演奏的唯一。唱片与录音带把音乐从"此时此地"之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大规模的批量生产。顷刻之间，音乐星星点点地布满了全球的市场。声音的复制与音乐市场的关系大约是从留声机、唱片的发明开始的：

"我一生从没有这样吃惊过，"这是托马斯·阿尔文·爱迪生对自己匆匆设计出来重复说过的话的机器的初次发声所作的反应。那第一句话即是爱迪生自己说的"玛丽有只小羊羔"。第一架留声机的杰出表演在1876年无疑使人大为惊奇，即使是对发明者本人。然而更多的惊奇，还是在留声机之后一百多年中的成绩。留声机历经专利之争、劳资纠纷、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以及打破垄断、发行体系崩溃和电影、广播、电视的出现，还伴随着各类音乐口味、风格和超级明星的沉浮。多少次唱片业的销售面临下跌，甚至多少次留声机似乎濒临绝境，但一个世纪来的总趋势是产品、听众和利润的持续增长。（11）

唱片和录音带令 音乐 作品日益廉价。音乐不再神秘，不再是演奏家或者指挥家某一次突如其来的灵感与现场气氛独一无二的化合。唱片或者录音带里的音乐可能尽善尽美；但它们不是一气呵成的，它们是录音棚里反复录制和反复修饰的产物。换言之，唱片和录音带里的音乐并非不可重复的生命冲动。这些机器合成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可以由机器的予以复制。于是，那些曼妙无比的乐曲源源地从生产线上涌出；唱片和录音带如同普通商品一样搁在货架上，遍布街头的小店即可购到。音乐厅、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听众共同组成的音乐会压缩在一张唱片或者一盒录音带之中。人们可以携带这些音乐会旅行或者返回寓所。声音的复制让音乐与各种景象的结合产生了广泛的可能性。人们可以用莫扎特的乐曲为一则广告配音，或者让贝多芬的作品回响在送葬的队列之中。如果说，音乐会往往是贵族们相聚的所在，那么，唱片和录音带不仅将音乐带入大众，并且迅速地在音乐与大众之间建立了新的市场形式。显然，新的市场形式开始组织自己的音乐生产。由于唱片、录音带和市场共同形成的传播体系，众多通俗歌曲的演唱明星才有可能成为万众追逐的偶象。人们可以说，声音复制技术产生的意义深刻地进入了文化和 经济 范畴。 7

如同人们常常看到的那样， 电子 技术和机器又一次击败了人。音乐家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了广播电台和录音机播放，于是，他们失业的日子来临了。的确，音乐家不得不利用种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到1925年，美国作曲家、词作家、出版商协会要求无线电节目应付报酬"；1942年，"全美音乐家协会（afm）以灌制音乐唱片使职业音乐家失业、或至少是严重减少了对演员实况表演的需求为由，投票抵制唱片业"；（12）尽管如此，音乐家已经在市场所制造的竞争关系之间成为理所当然的失败者。20世纪50年代风起云涌的摇滚音乐之中，电子技术和机器成为音乐 发展 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大卫·r·沙姆韦发现："除了更加物美价廉的唱片，电视和电影也参与了摇滚的传播，其规模远远超过菲茨杰拉德 时代 的爵士乐。1955年至1986年间拍摄的摇滚电影达四百多部。"（13）

这不仅意味了利润的重新分配。事实上，人们必须意识到另一个更为严重的 问题 ：电子技术和机器会不会彻底地代替了人？音乐??广义地说 艺术 ??会不会仅仅是机器操纵之下的乐谱合成而不再是回响在生命内部声音？ 工业 社会 已经开始用机器彻底地改造美学了吗？这方面，机器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有一则报道说，模拟帕瓦罗蒂的机器人已经在美国出现：

……在柔和的灯光下，一个像帕瓦罗蒂一样臃肿的机器人，穿着帕瓦罗蒂常穿的黑白相间的礼服，腆着肚子走上台来，并向场内听众挥舞着帕瓦罗蒂惯用的白色手绢。当机器人走到舞台中央，微微扬起硕大的头颅，并把嘴唇撮成o型时，高亢有力，灿烂华美的歌声立即溢满了整个大厅。这个机器人的歌声和帕瓦罗蒂简直一模一样，音域达到两个八度以上，所有的声音都透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晶莹明丽的光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音c，也顺畅地穿透了人们的心房。音乐鉴赏家们一致认为，机器人的歌声无疑正是享誉全球的高音之王本人的的本色，而且几乎无可挑剔！

……

这个机器人的研制者说，在制造这个机器人之前，他们得到了帕瓦罗蒂演唱时胸腔、颅腔和腹腔内空气振动的波长、压力及空气流量等数据，然后用电脑系统进行仿真模拟。（14）

机器的声音复制掀开了生命所制造的神秘，这是别一种意义上的"脱魅"。现今的一切都可以用数据予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命奇迹的赞叹将为另一种机器拜物教所替代。广播电台取消了演奏的"此地性"，人们不必进入音乐会现场参与某种"共同感"。音乐不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变为人与物的关系。阿多诺的音乐评论曾经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异议。这与其说是另一种"在场形而上学"作祟，不如说是对机器充当"在场"的主人公表示深刻的忧虑。阿多诺抱怨说，广播电台播放的交响乐摧毁了交响乐的"空间"；音乐会上，这种空间环绕每一个听众，并且让他们回到连续的时间之中??阿多诺认为这是贝多芬式伟大交响乐的特性。阿多诺批评的是一种"原子化了的收听趋势"。这时，交响曲堕落为孤零零旋律的一系列实体化了的片断，根本不具任何否定和共鸣。因此，阿多诺对于电子技术的进步保持了冷淡。在他看来，广播电台的音乐是一种标准化的东西，而"技术的标准化导致集权管理。"标准化产生的是以"假个性"为特征的流行音乐。一旦某些程式得到成功，文化工业就会反复地生产，制造欲望的虚幻满足。这最终使音乐变为社会的粘合剂。（15）

当然，即使在当时就有人觉得，阿多诺低估了机器具有的革命性内涵。现今，最为著名的先锋 音乐 家崔健对于 计算 机的热衷表明了 问题 的另一面。崔健不仅从计算机互联网之中发现了自由、平等和坦诚的作风，同时，计算机还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作曲方式。从《数字崔健》这篇报道之中，人们可以看到计算机与音乐的交织：

崔健第一次接触 电子 音乐，第一次接触loop（用计算机实现一个旋律采样的循环使用，现场音乐做不出来）也不太喜欢，但是，当他对计算机有了一段时间的认识之后，崔健的作曲 方法 完全改变了，"现在的电脑音乐和初期的用电脑模仿乐器有了本质的区别，我经历过初期的阶段，只要用电脑来做记录用，和旋律无关，现在的电脑软件不是你想出什么旋律，它给你记录下来，而是它给你出一大堆旋律，你从中间挑一个。""它有一种新的力度，最直接，不需要时间，不需要练习，能表达出音乐人最想表达的 内容 。"

即便崔健为电子音乐很着迷，抱着吉它写了几十年歌的崔健不会忘记电脑的局限性，"机器没有即兴的东西，没有感情的韵律，它有机器的韵律，机器的动力，但它不能稍微快一点，稍微慢一点。无论是人模仿机器，还是机器模仿人，还是一下子就能听出来，这是人的，这是机器的。"……

……

"是电子音乐给了我 现代 意识，要求我必须介入，没办法逃跑。电子音乐的节奏以及节奏的力度不像脑海中的，不是抽象中，它可以直接听到，直接节奏给人带来直接的情感，这种情感也不是抽象的。"（16）

声音的复制导致的是听觉的退化还是进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事实上，机器已经某种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五官感觉；机器打开了人们的某些感官经验，同时又封闭了人们的另一些感官经验。机器为音乐提供了远为广泛的可能；同时，机器又限制了这些可能。无论人们乐意与否，机器已经强有力地介入人们置身的现实。机器对于人类的意义深刻地植根于资本和市场的 历史 之中。人们可以说，某种技术的发明或许与某一个天才的发明家有关；然而，这种技术的繁盛必须得到历史逻辑的支持。时至今日，电子技术对于声音的传送、放大和复制还在持续，并且精益求精。事实上，无论是描述人类的牢笼还是谈论人类的解放，电子技术和机器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前提。

注释：

（1）《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169页

（2）《另类眼光看世界》，《 参考 消息》，2000年2月11日第7版

（3）转自阿尔温·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121页

（4）参见《人类步入网上的语音通信 时代 》，《参考消息》，2000年2月10日

（5）阿尔温·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121至122页

（6）参见《南方周末》2000年2月18日第17版

（7）参见《台港文学选刊》2000年4期《当下论语－手机恋曲》

（8）参见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83页

（9）参见《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125至126页，

（10）同（8），438页

（11）同（9），266页

（12）同（9），127页、272页

（13）大卫·r·沙姆韦《摇滚：一种文化活动》，《摇滚与文化》天津 社会 科学 出版社2000年版

（14）见1996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

（15）参见马丁·杰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19至222页

（16）1999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19版，《数字崔健》

工业机器人一体化论文范文怎么写第9篇：王朔电影:中国城市电影的重要样本

[摘 要]20世纪80年代末，一批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的集体出场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电影文化中具有轰动效应的景观。本文从王朔电影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入手，从王朔电影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兴起、大众文化的集中显影、都市社会世象的呈现与都市意识的张扬、作为城市漫游者的顽主及其青年亚文化表征等几个方面探讨王朔电影对当时中国城市的想象、建构与表达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和重塑了城市所代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空间。

[关键词]王朔电影;城市电影;市民社会;大众文化;城市漫游者

王朔与影视联姻是在1988年左右。当时王朔在文学界的发展基本达到了饱和状态，他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作品作为文学的影响困境;虽然他的情趣与审美口味是属于市民阶层的，但这个阶层很少有人真正读他的作品。选择更大众化更有影响力的媒介――电影和电视似乎更能与大多数观众所代表的新市民文化相吻合。于是1988年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以及娱乐片热的影响下，王朔的四部作品被不约而同地改编成电影，“一点正经也没有”的顽主形象在银幕上集体亮相：峨影厂出品、米家山导演的《顽主》（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西影厂出品、黄建新导演的《轮回》（根据小说《浮出海面》改编）;深圳影业公司出品、叶大鹰导演的《大喘气》（根据小说《橡皮人》改编）;北影厂出品、夏钢导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等。一批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的集体出场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电影文化中具有轰动效应的景观。1988年甚至被称为“王朔电影年”，而这股王朔热被称为“王朔现象”。

王朔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出场是与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的，是思想解放、社会转型、信仰危机以及中外文化思潮交汇与碰撞的时代产物。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涉及时代社会之方方面面的转型是一个生存现实：经济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政治上结束了“”的运动风波，对“”进行拨乱反正;文化上由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为主向大众文化过渡;社会形态从前现代向现代化转向;从电影功能上而言，由电影宣教转向电影娱乐。此时，80年代初期兴起的如火如荼的历史文化反思运动陡然走向终结。物质利益、现实功利和人性基本欲望成为建构社会关系的主要准则，许多传统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价值就变得虚妄乃至虚伪起来，试图拯救和重建中国文化的理想主义思潮也开始受到普遍怀疑。以王朔为代表的一拨人，既不相信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体系及其价值观念，也不相信精英知识分子以对抗的形式建构新意义的努力。而在对这个观念不断旋转变化、多种意识形态纷繁错乱的社会的审美反映和演绎中，王朔无疑是一个集大成者。其间，唯独王朔的作品构成了流行。

对王朔电影的探讨可以从诸多角度切入，而本文将从王朔电影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入手来探讨王朔电影对当时中国城市的想象、建构与表达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和重塑了城市所代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 空间。

在以乡野土地为象喻的文化价值体系的主导下，都市文化长期被排除在中国内地当代电影的时代主流之外。与蔚为大观的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等影片相比，城市题材的电影屈指可数。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城市题材影片中的“城市”也“不时成为现代工业的代名词，城市文化不时被置换为‘工业题材’。工人阶级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历史的创造力与原动力，则成了当代文化中唯一得到显影的都市人”[1]。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地的城市已在悄然地扩张和兴建中崛起，都市文化充满了都市空间（不仅是工业空间），具有现代都市文化意义的影片开始陆续出现在内地观众的视野中。1988年这一为形形的话语乌托邦与暧昧不明的过渡色所笼罩的年头（戴锦华语），王朔电影以其具有“亚文化”特征的生命冲力率先切入了社会转型期伴随着城市改革开放而涌现出的特定的城市生活内容，为视觉形象提供了现代都市的生活图景，迎合了当代青年尤其是都市青年普遍存在的反传统、反文化的逆反心理。作为市民文化的反映、市民现实生活的写照、市民心理的表达和城市边缘生活的想象，王朔电影渲染出芜杂繁茂的城市生命，给都市电影带来了一种非常的变化，“象征着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来临”（澳洲汉学家白杰明语）[2]。

一、王朔电影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兴起

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时期的市民社会的兴起是王朔电影产生的社会基础，或者说，王朔代表着新市民文化的崛起。在高度一体化的体制下，新中国成立后近40年来可以说不存在“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因不合时宜而销声匿迹了许多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值转型动荡期，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入改变了人们很多固有的观念，一贯以主流地位自居的精英知识分子在商品大潮和各种外来思潮的夹击中惶惶然不知所措，他们所认定的一切神圣如理想、道德等价值规范受到了商品大潮无情的嘲弄和怀疑。与此相对的市民阶层则善于应变、如鱼得水，迅速扩大队伍和地盘，经济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政治和文化上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市民文化不断增强实力。随着市民文化的蓬勃壮大，它理所当然地要求自己的代言人来对它的价值观、道德观予以表述。但精英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对峙冷落了市场经济哺育出来的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留出了一个巨大的大众话语或民间话语的空场。而以王朔为代表的“顽主文化”在特殊的时间嵌进了历史的缝隙，登上了空场的舞台。“铺天盖地的大众审美需求使艺术的成规隐逸和退缩，饱蘸生活原始气息的市井俚语，长期被典型性排斥的生活的原生态，却得到了平等地进入艺术殿堂的资格。”[3] 王朔电影下意识地追踪正在兴起的民间社会，描摹了当代中国内地变动的社会生活，呈现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地民间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有意无意地充当了这个阶层向一切既有秩序和权威挑战的代言人和文化英雄。“在这里（即王朔作品中），不仅看到正在兴起的民间社会的各种无政府现象，招摇撞骗、违法乱纪、挂羊头卖狗肉等等恶劣行径和不正之风;同时更应该看到以‘非政治化’的经济实利主义为原则的生活现实，强调独立人格、平等互利、公平竞争的民间关系，这才是‘民间社会’的真正基础。”[4]王朔电影以边缘性的民间文化立场、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对话以及反精英主义倾向的平民性格，显示了其特有的“民间”性质。

二、大众文化的集中显影

城市和市民社会是大众文化产生的物理和精神背景。可以说，没有城市和市民社会就没有所谓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有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两种英文表述，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伯明翰学派因对大众文化所持的不同态度而分别给出的。前者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mass隐含着乌合之众的意味，倾向于用mass culture 表述大众文化，有意将大众文化贬谪为没有主导型文化品格的、缺乏理性和秩序规范的、乱糟糟的文化，是工业化、都市化导致的文化堕落。后者的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则偏向于用popular culture，他有意摒弃对大众文化的贬义，将文化研究的目光转向大众日常生活方面，以城市为背景讨论大众和大众文化。齐美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也把大众、大众文化和现代城市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正是现代都市造就了大众、大众的性格和分裂的现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与城市的发展同步的，反过来大众文化也成为城市人的一种文化和特殊的生活方式。可以说，“在现代社会，大众文化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城市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且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5]。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已经逐步成长为中国当代文化中最活跃的部分。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体系的主体框架。王朔的精明就在于他很好地、主动地把握了商品文化下大众的文化心理，充分体现了普罗大众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并且以此反过来得到大众的接受。王朔在为其作品适应市场需求而努力探索的过程中，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作品的审美趣味是属于市民阶层的，但这个阶层很少人真正去读他的小说，他们主要的消遣方式是影视。于是王朔运用了将自己的小说与影视联姻，利用大众传媒获取受众以产生更大的轰动效应的运作手段。而在新的商品经济语境下，当五光十色的生活使曾经的神圣变成虚饰和伪装时，大众终于可以脱离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引导，转而寻求长期被压抑的生命本能的自由喷发，而适时出现的王朔作品就成为了大众消遣和发泄的有效途径。可以说，王朔是中国内地第一个跟大众文化亲密接触的作家，他涉足影视标志着文艺观念转型的开始，预示了文艺向大众化迈进的步伐。有人说：“王朔在大众中引起轰动，与其说王朔具有某种神奇的魅力，不如说是大众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其价值取向在告别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的同时，促成了社会转型期官方、精英、大众意识形态三足鼎立这样一个新的文化格局。”[6]“悄然地完成着由80年代中国政治文化理想/拯救朝向90年代经济奇迹和物质/经济拯救的现实与话语的转换，完成着由精英文化的‘指点江山’朝向大众文化引导、建构社会的转换。”[7]“（王朔电影）以目前中国人关注热点及大众文化资源构建自身的话语，力图迎合中国内地正在兴起的民间社会的文化及价值取向，立足于当下我们自身的语言/生存境遇，并赋予所关注的、所倾心的问题以想象性的解决，以当下‘状态’的把握和控制吸引本土观众，挑动大众无意识与欲望。由于这种‘状态’的表达追求极为强烈的当下性，因此他的作品能紧随时代的话语转换及流行文化潮流的变化而发展。”[8] 对此，王朔自己也承认道，“那一年陈昊苏当主管电影的副部长，提出拍‘娱乐片’的口号，其实那也是意在恢复电影这一大众文化产品的本来面目”，“陈昊苏提出拍娱乐片，我的小说因此受到青睐，所以我的小说有很大的娱乐性，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娱乐性即通俗性，通俗性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品格，这个逻辑也是成立的，所以我天生、本来、早就、一直是大众文化的一员干将，这个定位1988年就已成公论”[9]。

代表了一种新的商业价值观的王朔文本描摹了一个有序和无序、亵渎和虔敬、意义再释和价值重估互相冲撞的社会生存空间，呈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价值观）和精英意识（知识分子价值观）的两面出击。一方面，王朔文本作为消费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世俗化的开先河者，有力地打破了主流话语与精英话语二元对立的模式，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理想、理性、伦理、道德等，建立了公共话语的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对一直控制着文化权力、保持着对世俗社会批判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辛辣讽刺，解构了精英主义文化，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反智主义”情绪。在主流意识衰落、社会中心价值解体、人文知识分子陷入低迷、先锋文化缩小地盘、大众市民文化全面兴起之际，顽主文化以“政治POP”的方式嘲弄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神圣与精英知识分子话语的虚妄，并同市场文化的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合谋，满足了民众从物质到精神的几乎所有世俗性要求。

王朔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泛政治文化向市民文化转型之际的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王朔现象”也是大众文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现象或者说重要的大众文化表征。“王朔作品是处于文化断裂的中国社会所特有的都市民间文化，是多维文化因子碰撞的怪胎。”[10]“在王朔的作品中，知识分子所熟悉并赖以生存的思想背景、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均被无情驱逐，而转换成一种裸的商业性背景。王朔小说以及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的大量出现就说明那种宏大的启蒙叙事已经被无情地消解，一种庞杂、流行的大众文化正在崛起，并迅速占领社会文化的中心，而原来居于社会文化中心位置的精英文化则走向边缘。”[11]

三、作为“城市漫游者”的顽主及其青年亚文化表征

前期改编自王朔作品的电影《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几乎都是以在80年代的思想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都市青年的生活为题材的，一直比较关注当代青年中的城市漫游者或者说都市嬉游者①的思想、精神、生活状况，给中国电影人物形象画廊提供了一群叛逆的具有都市精神气质的“顽主”形象。“顽主电影”让“一点正经没有”的顽主们投入自己所设定的游戏化情景之中，调侃社会，调侃人生，也调侃自己，引发了中国电影里的一场话语革命。主人公谈笑间对既定的文化秩序、价值观念和权力话语的格局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与颠覆，对以人文精神自诩和标榜的知识分子直接给予怀疑与解构，以调侃、冷嘲和戏谑来消解后政治时代的意识形态并自得 其乐。

《顽主》中的三个城市“多余人”于观、杨重、马青开办了“替你解难、替你排忧、替你受过”的“三T公司”。影片以荒诞的“三T公司”从开办到关闭为主线，以“三T公司”为触角，以离经叛道、滑稽、讽刺的形式，为当时社会充满各种焦虑的公众提供了一个合理合法的宣泄渠道，满足了他们无法实现的欲望，同时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呈现出的各种病态的社会景象和心态极尽剥去伪装与讽刺挖苦之能事，并对传统的道德观做了反思和批判。在全片以纪实手法揭示生活本身的荒诞性的整体风格中插入了一场荒诞、夸张的“时装表演”：在流行音乐伴奏下，比基尼女子的健美与时装表演、拖着辫子的前清遗老、延安羊肚毛巾束头的持枪农民押着日本鬼子、土布军装的战士押解将校呢军装的军官、羊角辫旧军装的红卫兵挥动大字报批斗黑帮等各种历史的言说纷纷登台亮相。而在同一个舞台上，忽然之间所有时代幻象的界限统统消解，人们同台并置，握手言欢，酣畅淋漓地共舞拥抱。历史俨然成为一场闹剧与误会，一切有价值的与无价值的都混作一团，没有是非，难评功过。这“或许也隐含着王朔和米家山们对80年代中后期各种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交错颠倒混乱不堪的文化氛围的讽刺性批判”[11]。可以说，《顽主》“拍出了浓浓的北京都市生活味”，“是王朔小说让米家山认识了城市，认识了北京城里的顽主，认识了顽主们心中潜藏的荒诞意识”，只是“导演凭借着感悟力，在银幕上展示了较为完全意义上的顽主”[12]。《轮回》描绘了一对80年代的青年新人形象――高干子弟与个体“倒爷”相融合的石岜和舞蹈演员于晶，实际上是宣告了新一代年轻人的人格觉醒，即一种不同往常的新的人格正式“浮出海面”。他们敢于反叛，敢于抉择，敢于打破铁饭碗，敢于潇洒地表达自我。《大喘气》中，北方城市无业青年丁健仍然是银幕上的陌生人，他到改革开放初期国人心向往之的南方城市广州倒卖彩电发财，自己却遭受坑蒙拐骗，表现了都市青年迷惘苦闷的个人情绪与社会判断之间的抵牾所导致的离异感与孤独感。《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吴迪、胡i无不从向传统秩序的挑战和撞击之中获得。相对于革命年代的政治狂热、改革年代的物质狂热，他们更注重的是人的精神价值的追求，但是却在传统价值观和新思潮的撞击之下而产生的不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感到茫然失措，于是他们试图释放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情绪，表现出对传统价值的另类和叛逆。

以上王朔电影中的类型人物――顽主与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化人物不但大相径庭，甚至有天壤之别，在过去的城市电影中从没见过。他们都不是传统电影中的“正面人物”，而是些玩世不恭的城市“痞子”，甚至有些可称之为“社会渣滓”或“闲杂人员”。有评论称之为“城市边缘人”（或“社会边缘人”），即他们是在原有的秩序已经破坏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出现的“都市中灰色的一群”[13]。在20世纪80年代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大环境下，游走于城市边缘的他们知道尼采与弗洛伊德，喝咖啡、吃西餐、听摇滚乐、跳迪斯科，从物质享受、玩弄女人到嘲讽世情、钻营买卖，消费着都市文化的几乎所有重要符码。他们放荡不羁、恣意妄为地践踏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和生活秩序，呈现出反文化、反传统的倾向。工作和单位对他们来说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剔除了一切羁绊和传统重负，悠然自如地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在社会的既定体制和规范之下，无所事事的“闲荡”，以自由选择替代传统的“单位”秩序，似乎具有某种反叛和超越的合法性，具有某种前卫的时髦的特征。[14] 但实质上，这种在社会结构中没有确定的位置的生活状态，对王朔一代而言，是活在当下的喜剧表象下深层的创伤体验。价值观念的动摇、理想的幻灭使得他们以彻底的决绝态度同过去告别，但因找不到新的理想、新的价值而陷入精神性的流浪状态。当他们处于社会的错位位置、尴尬处境时，他们习惯通过调侃文化偶像、亵渎人们习惯尊崇的各种神圣事物以及调侃自己来达到与社会紧张关系的和解。而王朔电影的一个最突出的艺术特征就是调侃，即北京话所说的“贫”。而“侃”就是各种信息的汇聚，各种思想的交流，各种意见的发表和愤世嫉俗的发泄的街谈巷语，有很大的谐谑性与想象的成分。王朔电影以其新鲜、简练、刺激、土腥的新京味调侃展现了一场“语词与亵渎的狂欢”，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另一种话语系统和叙述方式。如《顽主》中，马青替人挨老婆的数落：“人家有酒瘾棋瘾大烟瘾，什么瘾都说得过去，没听说像你这样有‘侃’瘾的，往哪儿一坐就屁股发沉眼儿发光，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喷水，也不管认识不认识听没听过，早知道有这特长，中苏谈判请你去得了。”这里的“中苏谈判”应该是指1987年中苏边界谈判重启，中苏关系开始恢复并迈向正常化。王朔将历史或现实中严肃的东西如语录、重大事件、政治术语翻陈出新，并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口施虐般地倾吐而出，使其原有的严肃性消失殆尽。这些人尽皆知的大众及社会经典用语在人物明显的戏仿的口气中抽空了“革命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变得毫无所指意义，呈现为一文不值的陈词滥调。王朔及他的顽主对它们的熟练操作变成一场十足的市井狂欢，体现了作者对那个时代政治的亵渎和嘲弄。“这些调侃以带痞气的反叛，把政治的、哲理的、道德的严肃课题与俚语、土语混合在一起达到反讽的效果，最易在青年与市民阶层中引起共鸣。”[15] 调侃不仅成为叙述话语的叙述方式，一种向现存秩序挑战的策略，而且成为顽主们的一种人生态度和生存方式。顽主们以自虐的姿态代表了一种正在构建中的、尚处于弱势地位的市民文化对其对立面的挑战，他们身上多少包含了某种未来趋向的进步因素，甚至可以说在他们身上已经显露出新价值的微弱曙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王朔准确地描摹了处于现代化变动秩序中的市民生活的各种情状，把握住了当今中国内地市民阶层的生活原则和文化心态，真实地剖析了部分城市青年狡黠中包含真诚、放荡中不乏自省、残酷中又流露出一丝人性光辉的灵魂。而“在电影作品中高度真实地描绘这一青年阶层的无（所依）赖的生活，迄今为止尚是一次前所未见的尝试，对广大观众无疑是极有新鲜感的。当这类青年对既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尽情嘲弄和尖刻讽刺间或击中了某些封建观念、极‘左’思潮或形式主义的东西时，便很容易引起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共鸣”[16]。王朔作品贴近无根漂浮的都市人生活的真实、心理的真实以及在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封闭与开放、欲念与现实的种种矛盾下，内心的惶惑、矛盾、痛苦与分裂等精神实质。甚至有人认为，王朔的整个创作都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企图，“他以轰毁一切权威话语的方式来牟取话语权力，以否定一切真理、信念的方式来表达市民阶层的声音;通过将底层社会人的生活进行理想化的描绘来显示这个阶层的精神优胜，为这个阶层获得权力话语提供合法性依据。”[17] 即带有叛逆色彩的顽主们的本真特质所表征的青年亚文化②“是弱势群体抵抗霸权的结果，是社会变迁和危机的症候和隐喻，为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社会病灶提供了象征性的‘解决方案’，对强势文化、权力阶层进行了符号层面的挑战”[18]。他们试图另创一套新的价值系统来确认一种集体认同并争取文化空间，为“沉默的大多数”提供宣泄的渠道。“王朔的作品转换成银幕视觉形象，那种亚文化的生活形态获得一种流动的块面结构，它为新一代导演摆脱‘寻根文学’和‘第五代’的沉重的深度模式，寻找组合生活平面的任意性和偶发性机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19]

四、都市社会世象的呈现与都市意识的张扬

（一）都市社会世象的呈现

改编自王朔作品的电影中充满都市生活质感的原生态的都市背景的穿插外化了主人公躁动焦灼的心绪，渲染了时代纷杂喧嚣的气氛。《顽主》中车水马龙的城市街景画面是导演将摄影机六百长焦架在汽车上，开着车在西单、天安门广场、北海后门、火车站、游乐场等地不停观察，不断偷拍的。“偏重拍生活中不协调、病态的那部分，如两口子吵架、‘没有外汇券’等，最后剪接成一组画面。一方面是为了增大信息量，加强影片的总体氛围;同时也暗示都市现代生活的杂乱无章、人和城市间的对立冲突。”[20]影片一段调侃玩闹之后，马上配以北京熙攘的街市生活画面和吉他声、探戈调子，片中的人物故事立刻融入这大千世界中、消失在这生活大潮中。音乐的轻松感、愉与生活的沉重感、繁杂感的对立奇妙地揭示了生活本身的可笑与荒诞感。片中王迪的都市摇滚声嘶力竭，唱出了工业化过程中都市人的焦灼、惶惑和躁动不安。正如歌词所道：“我曾梦想现代化都市生活/可现在的感觉我不知怎样说/这里的高楼一天比一天增多/这里的日子/并不好过/拉个朋友在酒馆里随便坐坐/录音机里唱着市面流行的歌/你是这样想的你却那样的说/人人都戴着一层/玩具面膜/……/该怎么样说/二十七、八曾经想要娶个老婆/才知爱情本来也有烦恼许多/在书摊上捡回一些猎奇小说/才知道婚姻的事/也有丑恶/电视上的广告时间越来越多/就像你难以把握那黄金时刻/想要做的事情让你无法去做/（他妈）不想做的事情它却/里唆/……/该怎么样说。”片头和“三T公司”遭停业后这首歌两次出现，增加了观众的宣泄感。而片头片尾背景音中飘出的当时流传最广、最能代表1988年“西北风”音乐风潮的《黄土高坡》，与影片中城市文化的呈现的鲜明对比，无疑喻示了乡土中国叙事向都市叙事的转移。《轮回》《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场景也集中在地铁站、展览馆、饭馆、舞厅、咖啡厅、宾馆、车水马龙的街道等漂泊无依的都市空间和曾经最为神圣但在商业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已经随处可见商业身影的天安门广场、礼堂等城市文化权力空间。背景音中的“瞻仰遗容，凭本人的工作证、身份证或介绍信入场”表明：虽然自上而下的政治集会越来越少，但政治仪式并没有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褪去。而顽主们聚集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不再是为了某种事先规划的政治活动，而纯粹是个人化的交友恋爱、无聊闲逛等。如《轮回》中，男女主人公对在天安门前值勤的国旗班战士也要调笑一番，看被约束得像个机器人的他们是否像机器人一样不眨眼。这些场景设置不无文化寓意，展示了现代中国城市人的处境与文化体验，提供了新中国城市电影中罕见的复杂的人生形态和城市意象，呈现了文化价值、文化选择的歧异。尤其是地铁车站如魅影般掠过的车厢、上下循环的电梯、擦肩而过转瞬即逝的人流都令人强烈地感受到城市生存的漂泊性、人与人关系的偶然性和影像的瞬间性。《大喘气》中更是呈现了在改革开放中逐步繁荣起来的正在经历改革“阵痛”的中国南方都市风貌，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的倒爷们倒买倒卖、投机倒把。而王朔电影的主人公许多都是接触过或直接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城市青年，如张明、石岜、于观、杨重、马青等。王朔电影穿透了芸芸众生赖以苟且的都市的社会世象，并不缺乏社会思想方面的深刻。城市在王朔电影中成为铺排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内地社会纷纭复杂的能指盛宴的恰当的 舞台。

（二）都市意识的张扬

生长在意识形态中心北京的王朔对自然似乎没有任何回忆，当他努力逃离意识形态的束缚和传统文人的理性规范的时候，他不能回到有生命力的自然家园，而是很明确地通过对都市意识的表现来突破意识形态的禁忌。与以城市为背景的“乡土家园”片如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等不同，王朔风格的都市电影以对都市气氛和都市人生状态的恰如其分的把握而具有了真正的都市意识，无情驱逐了知识分子所熟悉的思想背景而换成了一种商业性的文化背景，反映了新型市场经济下与传统文明相冲突的现代意识。从王朔电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起家的夏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仅以城市作为描述对象的电影导演。他的看法代表了一种更加成熟纯正的都市意识：城市是现实，而且是越来越广阔的现实，“面对现实的东西，如果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不去表现，那么现实也许就永远失去了它的真实感。特别是目前这种变革的现实，对整个人类历史来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这个历史过程的人与后来的人所思考、所表现的肯定不一样”[21]。王朔电影所记述的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业已消失，但回顾这些电影，仍旧可以清晰地发现它们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它成为一种城市电影风格的开端。从此以后，中国的许多城市电影沿袭了王朔风格、王朔都市观念，打上了王朔句式和调侃风格的烙印。如黄建新的《站直！别趴下》《埋伏》，夏钢的《遭遇激情》《大撒把》《无人喝彩》以及冯小刚的都市电影《永失我爱》《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

五、结 语

王朔通过他的作品以及言行提供了独树一帜的人生哲学、生活方式，从而成为20世纪末中国社会一个无法绕开的文化存在，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现象。王朔的小说不断地被改编成影视剧，使他成为代表当代中国都市文化风貌的影视作家。王朔电影作为“价值倾斜时代的原始见证”，是“都市生活的原生态加以电影视觉形象的直接呈现”[22]，发现了一个特定的都市文化新范型。王朔电影对都市生活一以贯之的关注弥补了同时代的第五代导演早期电影中城市文化、都市意识的缺席。他敏锐地把握住了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治气候、社会转型给予城市青年、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王朔电影的开拓性、重要性主要在于楔入了在改革的浪潮中，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传统价值观念濒临崩溃而新的信念又尚未建立之时的当代都市的底层，展示了80年代中国都市的精神价值取向。王朔电影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动态、思潮的一个缩影，包容着诸多的当代社会信息。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1YJC760036）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技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682013CX083）资助。

注释：

① 王一川在《想像的革命：王朔与王朔主义》一文中将王朔创造的顽主称作“都市嬉游者”。“嬉”在这里取“嬉戏”的意思，指他们惯于调侃取乐，嘲弄社会、他人和自我。“游”则指他们总是无所事事或从事着与传统职业观念相悖逆的“不正经”的职业，整日在城市中四处游荡、流浪。嬉戏和游荡，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明显特征。他们不能简单等同于通常的都市游民，而应看做一种具有新的市民社会因素的市民。嬉游者在摆脱传统规范约束的叛逆行为中尽情体会个体自由的快乐状态。当常人惯于循规蹈矩地行走时，嬉游者的故意无所事事地嬉戏和游荡的行为，本身就带有某种挑衅或叛逆意味。

② 青年亚文化与大众文化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大众文化是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平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主要具有娱乐性，与亚文化的边缘性、抵抗性、颠覆性、批判性有别。青年亚文化（subculture）不是以激烈和极端的方式，而是通过狂欢化的审美、休闲和消费等来抵制成年人文化，以一种风格化的象征性的方式挑战正统或主流文化以便建立集体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形态。前缀sub就意味着“附属、边缘、次要或地下”等含义。但二者相互借用、催生。大众文化能够滋生出具有反抗意识的亚文化。亚文化借用大众文化符号进行拼贴、戏仿和即兴改编，对大众文化、权威和经典进行解构，构成具有独特风格的亚文化现象。而大众文化也从亚文化汲取灵感和资本，进行大批量的复制、宣传和包装，使之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进而把亚文化收编进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之中，使之失去其独特性而成为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形式。

[参考文献]

[1] 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90-191.

[2] 高波.王朔：大师还是痞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218.

[3] 陆贵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9.

[4] 陈晓明.王朔现象与当代民间社会[J].文艺争鸣，1993（01）.

[5] 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

[6] 李中平.作为公共事件的王朔批评[J].沧桑，2006（06）.

[7]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53.

[8] 黄永林.“王朔现象”的现代性[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4）.

[9] 王朔.无知者无畏[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1.

[10] 刘春.文化断裂中的话语尴尬：从《爱你没商量》谈 起[J].现代传播，1993（03）.

[11] 饶曙光.中国喜剧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218-219.

[12] 饶朔光，裴亚莉.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318.

[13] 钟大丰，舒晓鸣.中国电影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215.

[14] 张颐武.“我爱你”吗？[J].当代电影，2003（02）.

[15] 毛崇杰.躲避崇高，也躲避卑污[N].文论报，1994-04-15.

[16] 邵牧君.王朔电影热缘何而起？[N].中国电影报，1989-03-25.

[17] 陈定家.“王朔现象”及其批评的现实意义[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5）.

[18] 胡疆锋.反文化、大众文化与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J].新疆社会科学，2008（01）.

[19] 陈晓明.亚文化：王朔的生命冲力[N].中国电影报，1989-03-15.

[20] 米家山，王云珍.访米家山谈《顽主》[J].电影艺术，1989（05）.

[21] 贾磊磊.没有突破就没有艺术：与夏钢对话录[J].当代电影，1995（05）.

[22] 陈晓明.倾斜与补偿：王朔电影的都市二重奏[N].光明日报，1989-11-09.

工业机器人一体化论文范文怎么写第10篇：“中国—西方”的话语牢狱——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个“跨国交往文本”的考察

内容提要

本论文是对潜藏在人们的语言意识中的“中国—西方”二元对立模式的一次清理。

论文首先探讨的是，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西方”成为人们的“中心焦虑”？无论是“后殖民理论”、“国学热”，还是《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背后，支配性的框架都是“中国—西方”框架。这反映了中国在90年代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从而急欲在与西方的比照中确认自身。但同时，对“民族认同”的强调从客观上遮蔽了90年代剧烈的阶级分化现实。

论文既而考察了“中国—西方”作为一套知识被生产的过程，并通过分析《扶桑》、《K》、《苍河白日梦》三部重写历史的文本，揭示了这一模型是如何作用于文本的。比如，尽管力图用“爱情”、“性解放”、“人性”等普世话语进行伪装，《扶桑》、《K》这两部小说仍然暴露出了自己的殖民主义立场。论文还对“跨国交往”文本中普遍存在的“中国丈夫—妻子的外国情人—中国妻子”三角模式进行了分析，通过与没有“西方人”介入的“三角模式”的比较发现，前一种“三角模式”中的“中国丈夫”处于被压抑、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地位，这正是“中国—西方”模式作用于小说的深层结构的结果。

论文还考察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批描写与外国人的现实交往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代表“中国—西方”模式的平衡状态的“革命话语”被置于供人表演和调笑的无害地位。这些力图营造出“全球居民”幻觉的小说仍然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中国—西方”模式所设定的等级秩序中。

论文认为，要冲决“中国—西方”的话语牢狱，必须依赖于强有力的“中国叙事人”的诞生。

关键词：中国—西方 身份认同 后殖民 三角模式 全球化 中国叙事人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西方”作为一个话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展开 1

1、寻找“民族认同”的理论 1

2、跨国写作的操作策略 4

3、另一种震惊体验 5

第二章 “中国—西方”的知识生产及应用形式 8

1、一套关于“中国—西方”的知识的生产 8

2、东方猎奇式写作 10

3、“三角模式”的比较分析 13

第三章 “全球化”写作还是“后殖民”写作？ 16

1、 “革命”话语的位置 16

2、“全球居民”的幻像 18

3、“中国叙事人” 21

后 记 24

第一章

“中国—西方”作为一个话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展开

对于许多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板块来讨论似乎顺理成章。1989年的震荡性政治事件与随后而来的世界“冷战”秩序的崩解使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90年代，很多事情开始变得不同。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在说，但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变得不再重要。对话已不可能，更不可能达成普遍的共识，讨论变成了季羡林所说的“议论” 。 愈益精良的科层制使知识分子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自我隔绝，孤军奋战。

尽管共识难以达成，但某种公共性的讨论平台仍然存在。在2003年回望过去，我们发现“中国—西方”框架在90年代以来人们的言说方式中得到强有力的展开。尽管这个框架一直是在中国讨论问题的“前文本”，但我要强调的是在90年代以来，它成了人们长期关注的“中心焦虑”。 如果说在80年代，我们关心的是如何“建设中国”，那么90年代我们关心的重点偏移向了“如何给中国在世界定位”。我们可以大致勾画这样一个脉络：第三世界批评及后殖民理论——《北京人在纽约》及《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国学”热与“儒家资本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论争——《中国可以说不》——“全球化”理论。不管论者所持观点如何，在这些话语纷争的背后，一个支配性的框架是“中国—西方”框架。在中国迅速“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突出强调“中国”的民族身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知识分子话语、新兴市民阶层的不约而同的共谋性举动。

1、寻找“民族认同”的理论

1989年6月发表在《当代电影》上的美国学者杰姆逊的文章《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后来成为“经典性文献”。据说这篇文章在美国为杰姆逊招来了骂名 ，但在中国却被广为引用，直接开启了中国的“第三世界批评”。“第三世界批评”是一种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实践，强调知识分子应立足本土，构建可以与“第一世界”平等对话的理论平台。“它是从第三世界民族与社会的具体文化和语言中导出的具有丰富人文性特点的文学批评，它把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加以考虑，并站在一种第三世界的文化立场上发言。” “第三世界批评”在九十年代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一个可资开掘的新的理论矿脉。与“第三世界批评”的边界暧昧不清的“后殖民批评”也随之受到关注 ，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成为新的“学术明星”。

与上述对西方理论的引进同时，“国学热”悄悄升温。1991年初，在有国家教委社科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高校部分教师参加的“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座谈会上，许多学者严厉地指出：“近几年来，在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和社会上重新泛滥起一股以‘反传统’为时髦，乃至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盘肯定西方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思潮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以此为肇始，“国学研究”开始成为社会变革中一个起作用的部件。1993年5月，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的《国学研究》年刊第一卷出版。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记者毕全忠的报道《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编者按说：“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一时间，各个大学纷纷兴办“文科实验班”、“国学研究院”之类以培养“国学大师”为目的的教学机构。学者陈寅恪、吴宓等人被重新打捞出来 。“大师”一词被迅速地滥用并贬值了。

与其探讨“真理”是什么，不如探讨“真理”这个词是如何被使用的。“后殖民”理论自赛义德在1978年出版他的《东方学》以来，在西方早已经过了充分的发展；而所谓“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也早已在80年代进行了激烈的表演。为什么在90年代初这些问题会突出出来、会成为关注 的中心？积极评介“后殖民”等理论与宣扬“国学”看似毫不搭界，实则有着共同的内在理路，那就是如何建立“民族认同”的问题。前者试图在与西方的比较、对峙中确认自身，后者则设想通过挖掘民族传统文化重续被斩断的历史根脉。它们其实都根源于90年代初人们强烈的“身份认同”的焦虑。

89事件和“冷战”体系崩溃以后，“中国”仿佛断线风筝，重新陷入了一种“认同危机”。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每个个人都找不到自己的坐标系。而实际上，寻找“认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和心理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婴儿期到成年以至老年，身份确认这一行为要求一直发挥着作用。并且，身份确认还可被分享，其结果是：共有一种身份的个人将倾向于协调行动以保护或巩固他们共有的身份。” 中国面临着如何在世界体系中重新给自己定位的问题。传统的“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体式再度被重点突出。本意是对西方权威话语体系进行反思和解构的“后殖民理论”被移植到中国则发生了有意无意的误读：变得带有了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学者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西方理论进行筛选和阐释，正如有论者所指明的：“不仅是研究现代西方话语如何在中国的拓展和‘启蒙’，而更是研究中国学者是如何操纵和控制乃至‘利用’这些西方话语的。” 而“国学”则与“爱国”联系起来：1994年2月16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喉舌的《人民日报》发表季羡林先生的文章，说明国学“能激发爱国热情”的作用，并强调这是“我们今天‘国学’的重要任务”。在建立“民族认同”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了合谋关系。

对于统治性的国家政权来说，如何统治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90年代成为绝大的难题，因为再没有一套像“共产主义”那样的话语系统作为支撑了，甚至“人道主义”价值系统也完全失效。他们只好拾起最后的也是屡试不爽的工具——民族主义（或者用另一个概念：爱国主义），通过不断地激发人们的“集体荣誉感”和“爱国豪情”来整合差异纷呈的庞大人群。在这个过程中，“亚运会”、“奥运会”、“足球世界杯”充分起到了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用。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某著名学者的断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被广为传播，1996年一本草草拼凑的狭隘民族主义著作《中国可以说不》疯狂畅销，关注民族身份的“后殖民”理论一时成为显学；我们开始谨慎地改称“中文”为“汉语”，国外汉学家的地位显著上升，跨国写作开始流行；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爱国、进步”突然作为一种光荣传统高踞“民主、科学”之前成为北大校庆“八字口诀”——这一切无不与对“民族认同”的强调有关。

但实际上，90年代中国发生的最大的变动并不是在国家安全方面受到国际上的威胁，而是社会内部“阶级分化”的最终形成并在话语上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对“民族认同”的强调客观上起到了另一个效果，就是遮蔽了剧烈而惨痛的阶级分化过程。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纷纷各就各位，社会不公正问题异常突出。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动被视而不见。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关注到这一点，而且关于阶级分化问题的讨论也从未能成为一个“公共性”话题。这表明，即使在知识分子内部，也在发生着剧烈的阶级分化。权力阶层运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完成了一个潇洒漂亮的翻转动作，而这其实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惯用伎俩。加拿大学者瓦尔德斯曾引用了某部自述文学中的一段话：

我们开始懂得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是剥削。世上有富人也有穷人，富人剥削我们的汗水和劳动，他们这样致富。……我对一个穷拉第诺说：“你是个穷拉第诺，不是么？”他几乎要揍我。他说：“你怎么知道？印第安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我说穷拉第诺像我们一样时，会受到辱骂？我不知道为什么用来孤立我们印第安人的制度也同样在印第安人和拉第诺之间设置了障碍。我知道所有的拉第诺都反对我们，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穷拉第诺”并不理会“穷印第安人”对他的拉拢，他固执地坚持自己脑海中被植入的“种族主义”话语，而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完全忽略了。以“阶级”为着眼点的马克思主义当年正是提供了超越种族观念的解决方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这一方案在中国正在被完全颠覆。

对“民族认同”的强调归根结底是对人群的区域性划分，是对“人”的本质化（即意味着某类人具有某种先天性的本质）。这种划分并不仅仅发生在种族与种族之间，而是在各个层面都在进行。比如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白人/黑人，男人/女人，香港人/大陆人，城市人/农村人，正常人/精神病人等等。最典型的是90年代末出现的“丑化河南人”的浪潮 。 “河南人”被打上了“爱偷东西、爱骗人、爱造假”的戳记后，那些真正靠“偷东西、骗人、造假”发家致富的人反而离开了公众的注意范围，掩着嘴在一边“偷着乐”。区域性的划分代替了阶级的划分，由真实的“阶级矛盾”带来的生活苦恼被导向对“某地人”的愤恨。这是一种相当高明的策略。这正如在美国，人们总是急于指认黑人带来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但对于导致“不安定因素”的结构性矛盾的追问却被搁置了。

“对于‘剥削’的擦抹是历史的终结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它要改写我们的记忆，在对于过去的争夺中获胜。”

2、跨国写作的操作策略

从大众文化实践上对“民族认同”的理论进行呼应的毫无疑问是出现于90年代初的两部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前者的影响力因为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而愈加彰显）。如果说对“后殖民理论”的倡导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诉求，那么这两部小说则形象化地表达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愿望。从今天回望，这两部小说成为中国踏上“全球化”红地毯的开端，也是中国的“商场小说”、“欲望小说”的开端。它们其实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话语的勃兴，在确认“民族认同”方面与“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话语”形成了呼应关系。

作为一种“旅美文学”，它们并不是最早的（早在它们之前，聂华苓、於梨华等人就创作出了一批反映华人在美生活经历的小说），但它们却是流传最广的（据统计，两本书正版盗版加一起预计各达百万册之巨，创造了90年代初的出版纪录）。它们在90年代初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突然窜红折射出了当时中国大众的文化心理症候群。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大杂烩，作者将中国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以个人经历的形式整合到一个“全球化”世界图景中。“奋斗哲学”是周励用以贯穿她的杂乱材料的思想主线，她想极力说明的是，从幼儿园开始，她就开始奋斗了，她通过奋斗，一次次地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美国的经历只不过是她的人生经历的合理延续。

正如培根所说：没有奋斗就没有人生！人是自己幸福的 设计师。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奋斗，继续奋斗！”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这种“奋斗哲学”，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人”的神话，关于“贫富不均”的权威解释——你穷是因为你没有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读物。正像她夸夸其谈地用那些所谓“文学、艺术、钢琴、油画”之类的东西来装点自己“高雅”的门户，这些东西同样成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附庸风雅、标明身份的符号。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描绘了一副典型的“西方天堂”场景，这些场景都成为中国人“美国梦”的来源：

一幢白色的别墅像座城堡般地矗立在夕阳照射的草坪上，别墅周围是一道旧式的、散发着清香的木栅栏，正中有一条宽阔的、由鹅卵石铺成的通道，一直通向别墅前面那无穷尽走不到底的一片大森林……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周励在书中描述的她在国内的那些经历是中国人的集体性经验。她的历史为她与读者沟通提供了基础；而她的现实则成了成功的“样板”：一个有着和“我们”类似经历的人，可以容易地摇身一变为“曼哈顿”的大老板。她为经历着转型创痛的中国人提供了心理抚慰和现实承诺。

在这样一本充满了暴发户式的自我炫耀和卖弄的令人作呕的小说里，周励出人意料地异常强烈地认同于自己的民族身份。她拼命地强调“祖国”和她是多么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以此来获得与中国读者的共鸣。如在题记里她写道：“此书谨献给我的祖国和能在困境中发现自身价值的人。”也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感叹一句：“祖国呵祖国，为什么要让你的优秀的儿女，在异国流浪？”甚至她的发家致富也成了为祖国争光的行为。

“中国身份”对于周励来说，显然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本。当可以通过对“中国身份”的强调来获得国内读者的认同时，她就会强调自己是多么“爱国”，而一旦可以讨好美国人的时候，她就不惜“卖国”。正如她在书中写到的，刚到美国的时候，她“电脑考试”只考了一个“C”，为了在英语作文考试中获得高分，她写了两篇与她的知青经历有关的作文，题为《隆冬的轰响》和《破碎的晨曦》。前文写北大荒兵团一对男女青年“私通”，受到批判后产生报仇情绪，用偷来的手榴弹炸死团部工作组，逃往苏联，在被追捕抓获之际，双双跳江自杀。后文则写兵团一位美丽的上海女知青牧牛，被荒野中的雄牛骑垮精疲力竭的母牛的情景所扰动，便与当地女人大搞同性恋，最后精神失常。周励显然知道美国人喜欢看什么，果然不出所料，这两篇作文都得了“A”。这样的作文受到赏识，完全不是因为她由此提炼出的诸如“杀人不仅可以出于恨，也可以出于爱”之类庸俗至极的观点，而是因为这些作文符合美国人对中国当代史的想像，她让美国人看到了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

无论是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还是在《北京人在纽约》中，都存在着一种“认同的分裂”：在物质上认同美国，在传统、文化上认同中国。“这些文本一方面有明确的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在价值上则强烈地认同于西方的主流话语。这使得这些作品出现了某种强烈的认同分裂。” 奔涌的欲望和严肃的“爱国”感情奇妙地混合在一起。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王起明在美国摸爬滚打，饱尝冷眼，待到第一桶金到手，乃召妓庆祝，一边往金发碧眼丰乳肥臀的风月俏佳人身上抛洒美钞，一边让她在下面不住地喊“我爱你”。这个小说中原本没有的情节显然是为了讨好观众设置的，它包含着双重功能：一方面满足了观众的窥视欲，一方面则使他们为自己的道德水准戴上了“爱国主义”的安全套。这个情节形象地喻示了“民族认同”在跨国写作中的运用策略。

3、另一种震惊体验

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和《北京人在纽约》里，美国给予背井离乡的中国人最直观的冲击便是它辉煌的城市景观。那是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令人震惊的物质文明。写作于十年之后的中篇小说《哥本哈根的雨》 却提供了另一种“震惊”体验。

十年前利用旅游签证偷渡到丹麦的简骁勇、茹蔚夫妇，在哥本哈根靠经营一家糕点店惨淡度日。一天突然接到国内老友成惕的电话，说要来丹麦旅游。小说马上在一种“误解的张力”中展开，茹蔚还是保留着旧有的对中国的想象，担心成惕会来混吃混住，给本来就沉重的生活再加负担。出人意料的是，成惕是坐着“奔驰”出租车出场的，住高级宾馆，喝名牌洋酒，出手相当大方，令简骁勇夫妇自惭形秽——茹蔚为了会客换上的绣花羊毛衫甚至还是当年出国时从国内带出去的。一方面是简骁勇夫妇在待客过程中的精打细算，一方面是成惕的挥金如土，小说在比照中有条不紊地展开。当他们登上哥本哈根的钟楼游览时，茹蔚陈旧的想像和成惕的现状之间巨大的落差所引发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站在钟楼上极目远眺，整个哥本哈根市区掩映在浓浓的绿阴中，纵横交错的运河，海天相连处的海鸥，皇宫顶上的灿烂金光，看得成惕直喊漂亮，茹蔚十分得意：“怎么样？不是上海的灰色小弄堂可比的吧？这样的环境中国再发展几百年都别想有。”茹蔚的这种口气成惕再熟悉不过了，十多年前在电视台面对面坐时她就喜欢居高临下跟人说话，如今还没拿到丹麦护照呢，已经在口气里把同胞当外国穷人待了。碍于简骁勇的面子，成惕没有接茹蔚的话头，可茹蔚还是不依不饶：“成惕，如今你住上海哪儿？还是挤在丈母娘的灶披间里吗？”……成惕的忍耐力这时也到了尽头，就故意很低调地摆起谱来：“灶披间嘛倒是不住了，我在虹桥地区买了栋联体别墅，不算大，200来平米吧，带个只能遛狗的小园子，就是房子靠市区外，所以只好顺带着再买辆车，送自己跟老婆上下班，还算能遮风挡雨。”茹蔚大笑起来：“都说中国人喜欢打肿脸充胖子，连你成惕也敢对老朋友吹大牛了，你要是都能买房又买车的，我们还出国发什么神经啊？”成惕举起手中的数码相机，正好出国前在家里拍的照片还存在里头，他看着茹蔚的脸色一阵阵在变，这会儿怕是从钟楼上跳下去的心都有了。

后来从上海来丹麦踢球的中国球星李光、丁小怡夫妇再一次让简骁勇夫妇产生了强烈的物质上的挫败感。他们住在哥本哈根一套豪华公寓里，丁小怡还抱怨说“出门就是大街，连花园都没有”，并声明“我看现在世界上在哪儿过日子都没有上海舒服”。茹蔚靠给球星夫妇带孩子来挣几个钱。她发现自己在“物质”上面已经毫无优越感，只好保留作为概念上的“居住海外”的优越感。而这一优越感甚至也被剥夺了：他们一家始终无法获得在丹麦的合法身份；年龄幼小的女儿竟被简骁勇的合伙人、丹麦人斯迪克了，因为打不起官司，这桩案子只好私了；接着糕饼店被人抢劫，夫妻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在丹麦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噩梦，简骁勇毅然选择了抛妻别女回国。在周励的文本里灿烂明媚的“西方形象”，在哥本哈根则笼罩着阴雨，散发着霉味。一种刻意渲染的中国大陆（具体说是上海）的优越感与哥本哈根地狱般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在“中国—西方”对立模式里展开的典型变体，无非是“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在小说里，作为一个关键性的细节，还特意写到了美国9·11事件。周励、曹桂林描绘的灿烂的美国之梦的象征物轰然倒塌了，而在哥本哈根，“市政厅门前出现了一列游行队伍，游行者都是外国移民，来自那些不喜欢美国的国家，他们中的男男女女都叉开食指和中指作胜利手势，一旁的丹麦人脸上是痛苦与愤怒交织在一起的表情”。在作者故作漠然的描述中，总能读到某种庆幸的意味。

作者着眼的“上海”这个地域很有意思。“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小说里提到的电视台编导成惕、球星李光无疑是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开着小车、住着别墅显然也并非一般中国人所能达到的生活水平。新富阶级的生活状况被想象成一般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从作者对“中国—西方”关系的倒转性描写，我 们完全可以预见这样的危险：同一逻辑被挪用于“上海 / 后发地区”之间的对立。一种恶性循环、一种新的等级关系可能正在中国内部形成，并体现在各种言说之中。

第二章

“中国—西方”的知识生产及应用形式

上文笔者描述了“中国—西方”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理论话语和文学写作双方面的展开。本章笔者将对这一模式形成的历史进行考察，并结合三个具体文本阐述这一框架对作家写作产生的影响。

1、一套关于“中国—西方”的知识的生产

在今天，我们可以往前追溯，说中国唐朝的长安曾经是怎样的一个“国际化”都市，马可波罗访问过中国，利玛窦曾在中国传教，中国在18世纪曾在法国等欧洲国家享有盛誉等等。这些都是事后补叙，这些事实对当时的中国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它们的意义只存在于今天——今天打捞出来正是服务于一个民族共同体建立的需要，同时也是服务于“中国—西方”知识架构的建立。中国和西方之间真正有意义的交往史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从此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进程，中国开始被编码进西方“现代性”知识所提供的方案中，“西方”的存在真正锲入了中国的肌体。

在西方资本主义试图向中国扩张之际，西方首先需要生产出一套关于“中国”的知识，将“中国”置于自己的思维能力所能接受的范畴之内。西方国家通过传教士、商人、外交官、文学家、旅行家所写的种种文字材料，将中国描述为一个“落后、愚昧”、急需得到上帝拯救的地域，从而为自己的侵略战争制造借口。以下摘引的是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典型看法：

中国人总的来说是一个了无兴趣、不自然和不文明的“猪眼”民族，对他们，你尽可以嘲笑；他们还是“打伞民族”，“长辫子的天朝人”，极度骄傲的、无知的，而且几乎是不长进的民族。

西方对中国的描述采用了酒井直木所谓的“调节异质分布”的方法。“虽然事实上异质是本身具有的东西，是存在于每一种语言本身的组成性要素，但是主体为了维护自己虚假的统一，它只能把这种异质推出去，交给他者。只有使这种异质变成了一个客体，主体的意义才能够产生出来。……在历史上西方也就是通过把自己的异质完全交给日本人、中国人或者其它非西方人来认识自身的。” 正是通过这种“调节异质分布”的方法，西方将“愚昧”、“停滞”之类的自身存在的“异质”调节到非西方国家身上，并将之“本质化”，使之成为西方“文明”、“进步”的对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西方” 序列里的“中国”实际上和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没有多大联系，它是依附于“西方”而存在的，是西方的创造物，是西方认识自身的镜子。正如赛义德所说：“东方主义研究旨在异化东方的同时把东方系统地体现在戏剧舞台上，这个舞台的观众、经纪人和演员都是赞同和拥护欧洲的，仅此而已。”

在大众文化工业兴盛起来之后，西方更是通过种种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电影、报纸、网络来强化“中国—西方”这一对立模式。比如好莱坞电影就在丑化中国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早期好莱坞银幕上流行“付满洲博士”的形象。付满洲系列电影的主角付满洲是一个邪恶妖魔的化身。他集中了当时美国白人对东方华人世界所有最恶劣的想像。而后来打入好莱坞的华人影星李小龙，也经过了美国人的重新塑造，“作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男子汉，李小龙却始终不近女色，面对种种色情诱惑，他一直坐怀不乱，目不斜视。这与詹姆斯·邦德的艳遇不断、风流韵事不停，形成了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恰恰是，好莱坞电影从来就不会把男子在性和方面的节制当成好事来正面歌颂。相反，在李小龙这个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统的继续，即剥夺东方男子的性象征，把东方男子刻划成性无能、性冷淡的无用之徒。” 这种基本的表达模式正是传统的“东方主义”话语在大众文化中的延伸：“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中，东方被标以五花八门的消极特征：无声、贪图感官享受、阴弱、专制、非理性、落后。相反，西方的特征则以积极的词语来表达：阳刚、民主、理性、有道德、强悍、进步。这样的多项二元对立以及它们所反映出的力量对比关系，受到大量的西方再表述（representation）和知识门类的支持。” 种族主义偏见随着大众文化产品的流播而广为流传，不仅转化成西方人、甚至转化成中国人的深层潜意识。

西方关于中国的这一套知识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中国自身的依据。刘禾在一篇文章中对中国“国民性”理论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她指出，作为“国民性”概念的主要发挥者，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想主要来源于美国传教士斯密斯（汉名明恩浦）的著作《中国人气质》。刘禾认为“国民性的话语一面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一面又悄悄抹去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使知识失去自己的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进而强调“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不能不上升到理论研究的第一位”。 刘禾的这篇文章包括她所致力于的“跨语际实践”研究对“中国—西方”这一简单化的模式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进行了一个实验，把一个6个月到18个月之间的婴儿放在镜子前面，让他看自己在镜中的样子，他会表现出一种狂喜的神态，会手舞足蹈；而如果把一只猫放在镜前，猫不能辨认自己的形象；黑猩猩能够辨认，但它弄清镜后一无所有时就会掉头他顾对此无动于衷，不像婴儿对镜中形象的兴趣会持续不减很长时间。拉康指出，幼儿在镜前的这种表现实际上是幼儿心理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拉康进一步发现，儿童在3到5岁后才能把镜中的形象（镜像）与“自身”联系起来，正是在与“镜像”的不断比照中，孩子开始形成自己的“主体意识”，开始真正的成人过程。

拉康的“镜像”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的生成。 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沉浸在“我即天下”的迷梦中，被一种完满自足的幻觉所包裹，正类似于婴儿在母腹中的状态。西方入侵打破了中国的迷梦，提供了一面镜子，使中国意识到自身的限度。中国正是通过“西方”这面镜子来形成自己的主体意识的。

这一点在文学中深刻地表现了出来。比较《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我们发现在所谓“新文学”里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分裂。前者的本文是统一的，完整的，自给自足的，自我解释的，作者和小说中的人物处于同一个平面；而后者，一方面作者在描述他的人物，另一方面作者站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审视他的人物，对他们的表现作“文明”、“愚昧”之类的评判。文本中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一个层面，这正是“新文学”与“古典文学”最深刻的不同。

与拉康所描述的“镜像”理论不同的是，在“中国—西方”这一对立模式中存在着一种被预先规定好了的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正是“现代中国”在形成它的主体意识时最需要警惕、最需要反思的东西。

“中国（东方）—西方”作为一种知识模型，早已深深植入我们的语言意识，要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它本身就是极端复杂的，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内部调整。比如“西方”以前的主要对应物是“欧洲”，而后来则主要指“美国”。“进步总是意味着美国化，以前是欧洲化，后来发生了转移。” 这一模型是西方资本主义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带有浓重的殖民主义痕迹。“后殖民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构、颠覆这一模型，揭示深藏在人们的语言意识中的等级关系，正如英国学者吉尔伯特所指出的：“欧洲和西方并不是一个一统的整体，它们也不是完全同质的。后殖民主义的内涵之一是，那种把‘欧洲’或‘西方’置于同‘东方’或一个‘第三世界’对立起来的二元逻辑不再能站得住脚或不再能被轻易接受。这正是后殖民主义得以形成人们的立场或借用人们的立场的原因。把欧洲和西方看成是一些无须证明的铁板一块的实体，无异于重复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各种神话，而那是正在土崩瓦解的东西。”

2、东方猎奇式写作

尼日利亚著名作家齐努瓦·阿切比在他的著名论文《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的心灵〉中的种族主义》一文中指出，被英国文学推崇为“经典”的康拉德的短篇小说《黑暗的心灵》其实是一篇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作品，反映了康拉德的“白人中心主义”和对非洲黑人的贬损。他认为康拉德是“一个彻头 彻尾的种族主义者”。 像《黑暗的心灵》这样的由宗主国作家对殖民地进行描写的小说，读出其中的“种族歧视”相对比较容易。

中国的情况比非洲殖民地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中国从未完全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从未放弃对“西方”的抵抗和反思，汉语作为中国人主要的表意方式也从未丧失它生机勃勃的凝聚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辨析汉语小说中的“后殖民”因素要困难得多。汉语作家往往会陷入一种不自觉的“自我殖民”状态，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种种简单化、扭曲性的想像，例如，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小说、戏剧和电影里某些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定型化形象，对华人内部文化生产中自我形象的塑造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一些作家已然披戴着西方的服饰将东方世界自我戏剧化、歪曲化地展示在西方面前。”

在这里，我要谈的是《扶桑》与《K》。它们的作者分别是“跨国作家”严歌苓和虹影，它们都在20世纪末抢滩中国大陆，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它们都是对“历史”的再叙述：前者涉及的是19世纪中国在美国旧金山的历史；后者涉及的则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作家凌叔华和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的婚外情故事。两位作者都声明自己在图书馆查了很多资料，好像这样就能证明她们的作品符合历史真实似的。其实，谁都知道她们不过是挂“历史”的羊头，买“消费社会”的狗肉罢了——“”、“”、“跨国”、“”、“房中术”这些字眼正是消费社会里最能刺激人们的窥视欲的符号。就像早期殖民者会在自己的国家出版一些关于“东方”的著作炫耀自己的经历，《扶桑》和《K》恰恰也是这样的“东方猎奇式”作品。不同的只是，这次制作者和欣赏者恰恰都是曾经被殖民的人们自身。这不由令人联想到杰姆逊对鲁迅《阿Q正传》的评价：“阿Q是寓言式的中国本身。然而使整个问题更为复杂化的是欺压他的人——那些喜欢戏弄像阿Q一样的可怜的牺牲品，从中取乐的懒汉和恶霸——也在寓言的意义上是中国。”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扶桑》中对中国人的描写和美国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描写：

他们不声不响，缓缓漫上海岸，沉默无语地看着你；你挡住他的右边的路，他便从你左边通过，你把路全挡完，他便低下头，耐心温和地等待你走开。如此的耐心与温和，使你最终会走开。

他们如此柔缓、绵延不断地蔓延，睁着一双双平直温和的黑眼睛。

从未见过如此温和顽韧的生物。

拖着辫子的矮小身影一望无际地从海岸爬上来，以那忍让一切的黑眼睛逼你屈服。

（《扶桑》）

中国人感觉迟钝，耐性极好，可以在不同位置或同一状态下，永久地呆着而丝毫不露厌倦的神态。写文章，他可以写一整天，像一个机器人似的，如果他是一个手艺人，无论是织布、锯木、打金箔子，或干其他任何活儿，他都会呆在同一地方，一干就是一整天，从日出直到黄昏，天天如此，月月如此，丝毫没有觉得这过于单调，需变动一下。……在中国，如果以低着头就像蜘蛛似的横卧在三辆独轮车上并且嘴巴张开，里面放着一只苍蝇的情况下能否安然入睡为标准举行一场选拔考试，挑选一支百万大军——不，千万大军都是很容易的。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严歌苓极力表现的中国人“忍耐”的特性和明恩浦的描述毫无二致，甚至他们那种充满优越感的语气、毫不掩饰的憎恶也如出一辙。严歌苓在《扶桑》里对中国人的描写严格比照着殖民时期形成的“中国—西方”模式展开：一方面是西方人的仁爱、文明的“救世主”形象（比如解救会的修女们和男主人公克里斯对扶桑的“拯救”），一方面是中国人的猥琐、残忍、肮脏（比如极力渲染中国人吃食的恶心、中国老鸨对的残忍）。严歌苓还生硬地堆砌了大量的能体现所谓“东方情调”的物象，如筷子、血浸的瓜籽、箫、重十斤的刺绣缎袄、裹脚、大红的绸衣、绫罗宫灯、二胡等等。严歌苓的想象完全是按照西方人的视角展开的，她似乎对什么是中国一无所知，只能依照西方人的眼光“图解中国”。《K》同样是按照这种模式展开的，为了迎合西方人（或完全西化的中国人）对中国的想象，虹影甚至不惜倒腾出所谓“房中术”，而她描绘的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俨然是一个巨大的金碧辉煌的布满淫乐设施的皇家园林——专为外国王子朱利安设置。

当然，如果作者的想象力和视野本就狭小，我们原也不该对作品抱有太高的期望。最为拙劣的是作品还试图用“宽容”、“爱情”、“性解放”之类的“普世话语”来对残酷的种族压迫进行包裹——至此，作品所表露出的“殖民主义”立场已暴露无遗。在《扶桑》里，扶桑是被作为一个原始的“自然神”的形象来刻画的，她的脑子似乎没有善恶之类的概念，无论是接客还是被，她似乎都很享受,她有着“在苦难中的天性” 。这是“扶桑”在一次中国人和洋人的冲突中被几十个洋人时的心理活动描写：

你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出卖，因为你只是接受男人们，那样平等地在被糟蹋的同时享受，在给予的同时索取。你本能地把这个买卖过程变成了肉体自行沟通。你肉体的友善使你从来没有领悟到你需要兜售它。肉体间的相互交流是生命的发言和切磋。

这就再次使我置疑：扶桑你或许是从很远古的年代来的。

（《扶桑》）

作者对扶桑的态度提供的解释就是：扶桑天真、朴实、原始，仿佛从远古走来。这里面隐藏着令人发指的逻辑：因为你天真，所以你也不用太负疚，说不定对你来说还是一种享受。这种逻辑正是纳粹的逻辑：因为你们是一个，所以活该被消灭；也是一切殖民者发动殖民战争的逻辑。“扶桑”被指认为是从属于“远古”，也就是说是一种神秘不可解之物，她被排除到“常识”之外，殖民逻辑因此在此通行无阻。

“他实际上摆脱不了种族主义，不过比其他西方人更不了解自己而已。他的灵魂深处藏着对中国人的轻视，哪怕对方是他最亲爱的女人。在林和程面前，他的决断绝情，说到底，还是西方人的傲慢。……他自以为是个世界主义者，结果只是在东方猎奇。”在《K》快要结束的时候，虹影这样为“朱利安”作着辩解，其实也是在为自己辩解。这种辩解并不意味着虹影打算和她的“西方中心”立场保持距离，而是为了使“爱情”这样的包裹工具派上用场的时候不致在读者心里激起过大的反感。她仍然按照既定方针刻画了林在死前的幻觉：“朱利安进入了她的身体，他紧紧贴着她的皮肤全是汗，他爱她，就像她爱他一样，他和她的动作从未如此热情而狂野。” 她还按照既定方针写到了朱利安的遗言：“我一生想做两件事：有个美丽的情妇；上战场。都有了，我很满足。” 他留下的遗物包括林送给他的“很东方情调”的边角绣着“K”的黄手帕。“K”——朱利安对林在他的情妇中的顺序的编号和命名——揭示了“中国”面对“西方”所处的次等地位，也终于锐利地撕开了虹影用“爱情”辛苦包扎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一个关于人口贩卖的悲惨故事被改写成了一个东方使一个西方男孩“成人”的故事；一个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西方人到中国来参加革命的故事被改写成到中国来领教“房中术”的故事。这是消费社会所创造出来的扭曲的奇迹。这不是关于“历史”的故事，而完全是一个现实的故事。殖民主义所制造的偏见和等级制凭借着“爱情”、“性”、“欲望”等消费符码顺风流传，像附着在浮尘上的病毒——这是消费社会带来的最大的障眼术。

3、“三角模式”的比较分析

刘恒的长篇小说《苍河白日梦》 创作于1992年，是一部提供了极大阐释空间的文本，因而屡屡被人提及。它通过一个老人“耳朵”讲故事的方式来重新书写中国启蒙运动的历史。“耳朵”是榆镇曹家大院忠心耿耿的仆人，他会趴在屋瓦上观察各个房里的动静，所以在小说中近乎“全知全能”。二少爷是个“革命者”，他留学法国回来，建立了“火柴公社”，想推行西方“自由、民主”的现代性方案。他带回了一个洋人——大路，是他的技术顾问。二少爷借口造火柴，暗地里制炸药，从事地下暗杀活动。“耳朵”完全不能理解二少爷，觉得二少爷是个疯子。后来二少爷被绞死了，“耳朵”流落他乡。这部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选择了“仆人”的叙述视角，使得从来被正面叙述的中国革命史转为侧面展现。当然，这不是刘恒的首创，早在鲁迅的小说《药》、《长明灯》里，这个角度就存在了。夏瑜正是“二少爷”，而在茶馆里议论的种种闲人包括华老栓、还包括坟地上的夏瑜的母亲，正是“耳朵”。刘恒笔下封闭的“榆镇”空间正是鲁迅所谓的中国历史的“铁屋子”。

“新历史小说完成了一次从‘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到‘一切历史都是欲望的历史’的颠覆。” 《苍河 白日梦》正是这样一部自始至终鼓荡着“”的小说，“个人欲望”成为解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的手段。

“耳朵”的讲述从“淫”开始。作为一个“窥视者”，他的表白“我看见了一个淫字”给整部小说定下了基调。这决定了“二少爷”革命的故事将被推到背景处，而关于“性”的故事将占据舞台的中心。与别的“性的故事”不同，这部小说里出现了一个“洋人”——大路。在小说一开始，二少爷和大路一起从船上走下来：

洋人穿过柳镇码头的时候，东街口上的娼妇们一阵骚动。有个穿粉杉的娘们儿呀地惊叫了一声。……她说：好一根洋几巴！

（《苍河白日梦》）

大路从一开始，就完全代替“二少爷”处于注意力聚焦的中心，成为具有超强性能力的象征。这注定了他将在一个关于“欲望”的故事里扮演重要角色。果然，随着新妇“郑玉楠”进门，一个“”的故事不出所料地展开了 。至此一种由“法定丈夫—闯入的情人—法定妻子”构成的“三角关系”再度形成了。我们猛然发现，在《扶桑》、《K》以及曾经闻名遐迩的《上海宝贝》 里，都存在着这种三角关系，而且，这些小说的主要构架都是由这种三角关系来支撑的：在《扶桑》里，是大勇—克里斯—扶桑；在《K》里，是程院长—朱利安—林；在《上海宝贝》里，是天天[:请记住我站域名/]—马克—倪可。这个模式进一步提炼就是：中国男人（丈夫）— 西方男人（妻子的情人）— 中国女人（妻子）。

这套模式的附带特征是：

1、中国男人基本上都是性无能或性冷淡。（在《扶桑》里，大勇虽然被描绘成一个彪悍的汉子，但关于他的镜头从未出现，他在性方面的能力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2、 西方男人都拥有性方面的主动性，一般性能力超强，男性特征明显。（在《苍河白

日梦》里，不仅二少爷是性无能，大少爷光满也只能生女儿，不能生男孩。但洋人大路和二少奶奶的私生子赫然就是一个“蓝眼睛的男孩”。在这里，显然也存在着男孩/女孩所标识的权力等级。）

3、 中国女人总是第一眼就看上了西方男人，爱上了他，不需要理由，甚至也不用经

过太多的犹豫和挣扎，并且对西方男人百依百顺。（这种三角关系从“洋人”一出场就已经确定了，小说的向前推进只不过是使它一步步实现。）

“三角关系”是文学里一个源远流长的原型结构。它表现的是对社会规范的冲击，是“利比多”脱离潜意识浮出水面的标志。在现代以来的文学史上，伴随着社会变革运动的发生，“三角关系”的故事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名篇，如路遥的《人生》，“高加林”在“城市女子/乡村女子”之间作着痛苦的抉择；刘恒的《伏羲伏羲》里，一个女人在叔侄之间挑起了生死搏斗，带出了/伦理的严峻思考；张贤亮的《绿化树》里，“章永璘”在与“海喜喜”争夺“马樱花”的过程中品尝着“知识分子”洋洋得意的自恋。在“婚外情”流行的90年代，“三角关系”更是成为屡见不鲜的滥套，比如池莉流传一时的《来来往往》就构筑了典型的“商业老板（康伟业）—年轻情人（林珠，时雨蓬）—原配妻子（段莉娜）的三角模型，这一模型还进一步发展出连环性：当前一个三角关系结束时，新的三角关系紧接着出现。

那么，由“西方人”参与构筑的三角关系和以上列举的那些三角关系有什么不同吗？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不同在于：支撑后者的三个点会发生剧烈的冲突，文本分配在每个点上的能量是一样的，每一个点都在发生着自己合理的作用；而在前一种三角关系中，分配在每个点上的能量是不均衡的，整个三角关系被某一点（西方男人）所牵动，处于对立位置的一点（中国男人）的力量则被压制，处于“失语”的陪衬状态。结合文本来说，比较同是刘恒的两个小说《伏羲伏羲》和《苍河白日梦》。在《伏羲伏羲》那里，“叔叔”虽然性的能力已经丧失了，但他仍然拥有身份上、伦理上的威势，这种威势对的两人尤其是对“侄子”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导致了“侄子”最后的崩溃。三角关系的每一方在作者所给予的处身位置上是平等的，三方面的合力最终导致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但在《苍河白日梦》里，由“中国男人”（指二少爷，某种意义上还包括对二少奶奶抱有欲望的“耳朵”）代表的那个点被作者剥夺了暴怒、对抗、申诉的权利，“中国女人”被毫无阻碍地让渡给了“西方男人”。下面是“二少爷”在知晓了“大路”和“玉楠”的私情之后的一段描写：

二少爷披散着头发。

少奶奶深深地埋着头。

二少爷说：玉楠，你给我梳吧？

少奶奶说：要辫子么？

二少爷说：要吧，总该有个人样儿了。

少奶奶说：头发还是短。

二少爷说：短就短，随便你梳什么。

少奶奶站到二少爷身后，大肚子差不多碰了他的脊梁。少奶奶梳得很用心，问疼不疼，紧不紧。二少爷说不疼，不紧，很好。梳着梳着就不说话了，整个院子只能听到木梳刮过头发的声音，还有线网在水塘里撩水的声音。

（《苍河白日梦》）

从“少奶奶深深地埋着头”和二少爷的话“总该有个人样儿”里，我们可以嗅到某种风暴的味道，但最终消弭于无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安宁的小院子。小说正是这样不断地粗暴地扭转故事的发展，使“中国男人”处于失语的地位。“洋人大路”在这组三角关系中处于始终的优先地位（他后来的被杀害也不能抵消这种优先性，他的后代——“蓝眼睛”的小男孩被“耳朵”谨慎地保存下来了）。

类似的分析同样适合《扶桑》、《K》、《上海宝贝》。在《K》里，当“朱利安”和“林”正在颠鸾倒凤之际，“程院长”撞进来，小说上演了它的高潮、也是令人悲哀的一幕：

程脸都气白了，他穿着长衫，好像没印象中那么瘦削。他气得发抖，手指着朱利安的脸，说不出话来。

“你不是一个绅士。”程的声音非常愤怒。

朱利安一直在等程说话，他心里慌乱，没有思想准备，在这个时候与林的丈夫对质。当程说完这句指责话后，他反而讪笑了一下：“我从来就没想做绅士，我们家，我们的朋友也没一个绅士。”

程没有听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又说：“你的行为哪像一个绅士？”

看来程不知道这种场合应当说什么，可能气极了，找不到合适的词。

（《K》）

我们看到，“程”在此过程中处于失语的状态，当他张嘴说话时，吐出来的竟然是对手的话语（绅士），而不是“他妈的”之类的中国国骂。这个细节典型地说明了“中国男人”在文本中所处的被抑制的地位。这种被抑制的地位的标志不仅是“性能力”的丧失，还包括话语权被剥夺、被置于不平等的叙述位置等等。

由“西方男人”参与所构成的“三角关系”显然是作家依据陈旧的“中国—西方”模式构造的一个关于“颓败”中国的寓言。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把“失语的中国男人”读作正在死去的“老中国”，把占据“性”和“话语“上的双重优势的西方男人看作是“强大的西方”的象征，而那个义无返顾地投入西方男人怀抱的正是柔弱无依的“中国主体性”。只是这个顺理成章的过程（无论是作者的运思过程还是读者的接受过程）是如此让人疑虑，它的来临像那个流转在榆镇的“蓝眼婴儿”一样诡异、叵测而暧昧不明。

第三章

“全球化”写作还是“后殖民”写作？

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化”（Globalization）突然成了一个异常时髦的名词。这个极具弹性的概念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论争，人们好像也根本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通过“资本”、“信息”、“市场”等再度统治世界；有人认为“全球化”指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它可以使绝大多数国家在其中获利； 有人则认为“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人造神话”，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再度加强了；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偶然的历史过程，它的内容和方向是无法预知的。

无论人们对“全球化”作何判断，“全球化”理论的兴起无疑与以下现象相关：由于交通工具和信息传输网络的发达，地球日益变成了“地球村”；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日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因特网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全球共享的虚拟世界；全球经济被编织进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网络之中；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大众文化工业在生产类似的流行趣味……一种全球趋同的局面正在形成。“全球化”被很多人理解为“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甚或是“美国化”。这种高度“同质”的前景引起了巨大的焦虑：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目前，这种破坏在不发达地区每日每时仍在进行。殖民主义宗主国当年所做的，今天在“全球化”的名义下以不同的、隐蔽的方式继续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它被保存在“系统的强制”之中，包括一种生活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对它的普遍模仿。这种生活方式在21世纪世界大都会的物质性基础结构中得到反映。一种具有腐蚀性的循环正在悄悄发生：外来的需要和本土的需要正在以粗俗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正是这种结合，使源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物质至上主义的文化“全球化”成为一种无声的、毫无选择余地的暴力。

在“全球化”字面意思所提供的“全球大同”的允诺中，可能包含的是隐蔽的阶级、种族冲突。“中国—西方”模式将在此情境下重新激活反抗、同化、均衡诸功能，并在文本中曲折地体现出来。这正是我们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部描写与“西方人”的现实交往的作品的背景。

1、 “革命”话语的位置

以写作“陈奂生系列”闻名的高晓声在1991年写下了该系列的最后一篇《陈奂生出国》 。在这篇写作时间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相近的小说里，进入美国的中国农民“陈奂生”不像“周励们”那样在美国如鱼得水，对“美国价值”认同起来毫无障碍。他看见的是另一个美国：汽车像垃圾桶，养鸡场流水线式的作业方式是对鸡的不人道。这是他对在《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里曾被大肆渲染的美国的都市奇观的评价：

你们说稀奇不稀奇，放着宽宽大大的地方不住，却到海边沿上的山坳坳里来，房子造得密簇簇，一层层拔得攀上天，千百十万人硬拼着性命挤在一起，这不就像蚂蚁在壁角落里做窝吗？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批判。“海边沿”、“壁角落”这些词汇里包含着有意味的信息，显然在陈奂生看来，中国才是世界的中心，而美国则是边缘。这一层意思后来在小说中也得到了揭示。陈奂生到美国，关心的是如何改造美国，使它符合自己的观念，比如他看见自己住的别墅外面都是草坪，觉得太浪费土地了，于是动手把草坪铲了，想改为菜地。他在餐馆打工洗碗时的感受是：“做老板的果然都黑心。你替他做，他付你钱，别的全不管。你做死活该。怪不得共产党要打倒他们。这也算亲身体验到了。可是现在共产党还不曾打到美国来，自己只好白吃眼前亏。”

为什么陈奂生如此理直气壮？因为支撑着陈奂生的是一套“共产主义革命”的话语系统。他还是一个生活在“过去”的人。在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美国人民正等待着中国人民去拯救。“革命”话语在当时的“中国—西方”模式中起到的是平衡的作用：对于西方的妖魔化中国，中国的策略是妖魔化西方。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共产主义体系”的崩解，“革命”话语成了一段被推出了“逻辑”之外的历史，一段必须被不断遗忘、不断擦抹的历史。人们对于世界空间的想象也已经完全不同，“西方”、“美国”成为无可质疑的世界中心。新一作者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在一套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观念体系中，抑制“革命中国”的历史。在阎真描写留学加拿大的长篇《曾在天涯》里，写到过数次留学生联欢表演节目，在这些表演中，中国留学生最热衷的就是表演“”样板戏。一次是在各国学生联欢的时候，女主人公表演“白毛女” ， 一次则是在华人内部聚会上，大家表演《沙家浜》 。在异国他乡的这种“旧事重提”里面无疑有深深的缅怀的情绪在里面，但一切都被放到了“舞台”这个奇异的地方。这意味着你可以安全地缅怀乃至赏鉴，而不用有任何现实的担心，因为舞台正是为“革命中国”的猛兽所建造的驯服的动物园。

在《身体上的国境线》 这部小说里，男主人公“庄祁”，某语言学院教师，在恋爱失败后，开始陷入“肉体的游戏”，先后与十几位外国女学生形成“”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对意大利女孩依莎贝塔萌生了“爱情”，而陷入难以自拔的苦恼之中。小说以依莎贝塔回国而告结束。“庄祁”在和依莎贝塔谈情说爱时提到：

“说出来不怕你笑，我小的时候，常常跑到爸爸妈妈工作的中学办公室，对着墙上挂的世界地图发呆。我喜欢看那一块块被涂得五彩斑斓的国土，同时在心里一遍遍摹画那一条条盘根错节的国境线。为什么它们有的笔直，有的弯曲，有的平缓，有的突兀呢？我总觉得这里面蕴藏着某种我不知晓的神秘规律。那时候正赶上中国的，我虽小小年纪，满脑子也都是世界革命、人类解放的狂热念头。在当时我受的教育里，整个西方世界，包括你们意大利在内，劳苦大众全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受着一小撮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总之，没法过上像我们中国人民一样，只须凭票就能买到米、肉、蛋和豆制品的幸福生活。因此，每次面对世界地图，我总是暗自下决心，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当一名战士，献身于一场解放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伟大战争，抛头颅，洒热血，直到所有的国境线都被战车碾得粉碎，直到所有国家的上空都飘满红旗。”

……

又一次，依莎贝塔笑得前俯后仰。

在这里，“革命中国”的历史被作为某种“笑料”和“谈资”，附着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正是新一作者所能够给予“革命”的最佳位置。这段话包含着小说的中心隐喻：国境线。阶级斗争的“国境线”变成了“身体上的国境线”，正是小说展开的话语背景。“庄祁”屡次表白自己的“虚无”——小说展现的是“主体性”崩解之后的叙事。他试图通过对依莎贝塔的“爱情”来重获“本质”。这种爱情最后被证明只不过是单方面的，尽管他越过了依莎贝塔身体上的国境线，但这个意大利人心灵上的国境线对他永远是闭锁的。在“庄祁”对依莎贝塔给予帮助，试图争取依莎贝塔的爱时，依莎贝塔决定用“结婚”的形式来对“庄祁”进行报答：“只要我们办了结婚手续，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自动获得意大利公民身份，也就是整个欧盟的公民身份。这样你就可以顺顺当当离开中国了。”“难道你不觉得生活在中国，生活质量太差，而受到的限制也太多了点吗？也许你们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可在我们西方人眼里有许多限制简直无法忍受。难道你不想从中摆脱 出来？只要我们名义上结了婚，，你就可以自由地去欧洲定居、学习和工作，自由地去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

我们当然不能怀疑依莎贝塔的真诚。但这里隐藏着这段爱情致命的裂隙：在“庄祁”看来纯洁的爱情，在依莎贝塔那里也许被当成了换来一个“西方居民”身份的工具。这里天然存在着一种等级制，正如有论者所言：“无论是70年前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还是十多年前贝特鲁奇银幕上的末代皇帝，都是一个走了样的西方赝品。西方人再怎么宣扬民主推崇平等，他们在接受和面对异域时，始终存在一个前提：他们比其他种族和文化优越。” 在“庄祁”用笑谈瓦解了“革命”话语后，他将很难再在“中国—西方”的对立模式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场“爱情”的一厢情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丧失了自己的处身立场，向“他者”追寻“本质”的行为也必将被证明是徒劳白费。

2、“全球居民”的幻像

让我们仍然从发表于1991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吧女琳达》 谈起。琳达，一个美院女大学生，在酒吧里干兼职，做“吧女”这一在当时还算相当“时髦”的职业。她对“西方”有着无比美好的想像，比如：大片的树林，围着一个古堡，贵族少女穿着白色长裙坐在草地上。这时，一个“有财富又有情调”的英国人John到酒吧里来了，他认为琳达不懂礼节，约她到高级场所“沪江特快”吃饭，并声称：“我要教你一些礼节和举止。”琳达满怀憧憬地在约会地点等了两个小时，John根本没有出现。她发现John戏弄了她。第二天晚上，当John再次出现在酒吧里时，琳达发现他“脏得如同没有进化好的动物”，她称John为“垃圾”，但仍然偷偷地捡起了John侮辱性地扔到地上的小费，以作为自己出国的准备。

对这个故事的简单复述根本不可能再现小说所展示的以John为代表的“洋人群体”表现出的种族主义的傲慢。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中，《吧女琳达》是一个相当奇特的文本。一个少女的“西洋梦”被尖锐地刺破了（当然，也有可能并没有，因为琳达把John指认为少数的“败类”，而且她还在积极准备出国）。在此后涉及到“西方人”的小说中，我们再也没有看见如此尖锐的种族冲突，一种实际上存在的种族等级被想像性地弥合了。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关于“机场”、“酒吧”、“高级旅店”之类的高度“国际化”场所的描写，中国人穿行在这些场所之中，俨然一副“全球居民”的模样。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觉。

王安忆发表于1996年的中篇小说《我爱比尔》 便是一场关于幻觉的描述。小说的大概情节是：学画画的女大学生“阿三”（第三世界？）爱上了美国人比尔，后来，比尔走了。她又和法国人马丁同居了，后来，马丁也走了。她开始到宾馆大堂里去坐着，等候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和他们睡觉。再后来，“阿三”被当作“”的抓到劳教所去了，她忍受不了劳教所的生活，偷偷逃走了，在荒野里哭泣。

在这篇小说里，阿三是一个没有“历史”也没有“家庭”羁绊的漂浮的个体。她陶醉在自己完全“国际化”的想象里：

比尔故作惊讶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曼哈顿，曼谷，吉隆坡，梵蒂冈？阿三听到这胡话，心里欢喜得不得了，真有些忘了在哪里似的，也跟着胡诌一些传奇性的地名。

与其说阿三爱上了比尔，不如说阿三爱上了自己“全球居民”的身份感。正是这个原因，当比尔离开后，她又和马丁在一起；当马丁离开后，她开始长久地呆在高级宾馆的大堂里，因为“她喜欢这个地方。虽然只隔着一层玻璃窗，却是两个世界。她觉得，这个建筑就好像是一个命运的玻璃罩子，凡是被罩进来的人，彼此间都隐藏着一种关系”。她不断地寻找着可以使自己的“国际化”幻觉得以依附的实体，但总是失望：“她想：比尔不和她好，是因为不是爱她，马丁爱她，却依然不和她好，她究竟在哪一点上出了毛病？”

在阿三和比尔第一次结束时，小说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一阵暴风疾雨过去，她看见了身下的鲜血，很清醒的，她悄悄地扯过毛巾毯，将它遮住，不让比尔看见，而比尔也压根儿没想起这回事来。

阿三为什么要藏起自己的“处女血”？处女血在中国文化里被当作了某种具有仪式性的物象，阿三藏起来的其实是她的“文化身份”。她希望具有和“比尔”平等的或者说是同一的文化身份。正像小说所揭示的，她面对的悖论在于：“她不希望比尔将她看作一个中国女孩，可是她所以吸引比尔，就是因为她是一个中国女孩。”

位于乡村的劳教所的生活彻底打破了她的幻觉，把她拉回到“中国”的现实情境：肮脏，杂乱，完全不同于作为国际化都市的上海的生活场景。在这里，都已经被编织进等级制：做外国人生意的，是最上层人物，随之排列的是港台来客，再就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次而下之的则是“来自苏北的船工”。阿三拒绝这个秩序，甚至拒绝认为自己是“”，她辩解说：我不收钱的。这使她获得了一个绰号：白做——从而被编织进等级制的最下层。

阿三一直在反抗被编码，拒绝接受被西方给定的中国的次等位置，而一心一意要成为像比尔那样的“全球居民”。事实证明她失败了，她只能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在正常运转的社会之外哭泣。小说以阿三无意间在泥土里发现一个处女蛋结束：

这是一个处女蛋，阿三想。忽然间，她手心里感觉到一阵温暖，是那个小母鸡的柔软的纯洁的羞涩的体温。天哪！它为什么要把这处女蛋藏起来，藏起来是为了不给谁看的？阿三的心被刺痛了，一些联想涌上心头。她将鸡蛋握在掌心，埋头哭了。

这似乎是我们第一次在小说里看到阿三的泪水。“一些联想”无疑直接呼应着阿三藏起自己的“处女血”的举动。阿三的故事仍然可以读作一个“第三世界”的寓言：它抛弃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但并不能被“第一世界”所接纳，只能是“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在更年轻的写作者那里，“全球居民”的幻觉更加强烈了。我们可以在卫慧的小说里看到无数的“国际化符码”：“德芙”巧克力、“七星牌”女士香烟、“资生堂”化妆水、派对、模特、造型师、同性恋、吸毒、画家、酒吧、日本菜、朗姆酒、范思哲时装……中国新兴“中产阶级”似乎已经完全融入了世界“中产阶级”的大合唱。所以，在《上海宝贝》 里，女主人公倪可有资格以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尖刻地嘲笑那些“中国”：“专做跨国皮肉生意的娼妓，她们一般都蓄着惊人的长发，以供洋鬼子压在身下勃发之余惊叹东方女人的神奇毛发。”这些彻底摆脱了“传统束缚”的自我设定为“世界公民”的“新新人类”们，的确营造出了与“西方人”毫无障碍地平等交往的迹象。

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卫慧的小说是由一系列消费符号组建起来的（作者在倪可被男人扒下内裤的时候，也不忘强调内裤是CK内裤）。这些符号是中性的吗？它们是否有助于构建卫慧们“全球居民”的身份？

让我们借鉴一下倪伟对《上海宝贝》中高潮段落的一次近乎偏执的分析。

他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刺激着我，我想像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耳曼人的蓝眼睛里该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这种想像有效地激励着我肉体的兴奋。“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脸上挂着长靴，野蛮的，野蛮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把头伸进烤箱自杀的席尔维亚·普拉斯这样写道。闭上眼睛听他的，一两句含混的德语，这些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声音击中了我子宫最敏感的地方，我想我要死了，他可以一直干下去，然后一阵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伴随着我的尖叫到来了。

在引用了上述段落后，倪伟分析说：“奇妙的是，竟然是德语而不是‘大得吓人的那玩艺儿’把‘我’掀上高潮。肉体的施虐和受虐是身体性的，它至少还象征着对性规范的破坏，但在这里，受虐的却完全落在已经编码化的符号系统里，是普拉斯、纳粹法西斯、德语这样一些符号激发了，因而脱离了身体，滑入到符号体系之中，而纳粹的意象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这种符号指意性的受虐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对权力的崇拜。……不是从身体本身获得力量，而总是要借助符号的力量来摆阔。”

在小说里，倪可竭力要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相信她真正爱的是性 无能的病孩子天天，德国情人马克则只是用来泄欲的工具。但在这段描述里，“潜意识”却不经意地浮现上来。倪伟的分析表明，“倪可”的性恰恰来源于对“等级制”的确认，而不是单纯的肉体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倪可与她嘲笑的那些“中国娼妓”毫无二致。在消费社会所制造的幻像里，新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也许正在继续以各种隐蔽的形式重演。

3、“中国叙事人”

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4月，所谓“美女作家”棉棉在一篇文章里写到：“我想，我们所有的人从今天开始都应该注意不要随地吐痰。这样西方社会会更尊重我们中国人，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最起码的标志。”

这句话里有令人不舒服的东西。难道中国人生活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西方社会更尊重我们”吗？这里面包含着理所当然的“等级制”，这种“等级制”已经成为多数人的语言无意识，正如多数“文明人”会真心欢呼“奥斯卡”、“诺贝尔”、“SCI”的评审结果一样。 这个世界的秩序、等级、规则已经被先在地给定了，我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在被给定的位置上扮演好我们的角色而已。这似乎是一个令人相当绝望的境地。

如果西方没有入侵中国，中国会自动地发展出这一套“现代性”方案吗？西方的价值是否是一种普适价值？张旭东在一次访谈中说：“已经很难说中国人的生活在多少程度上还原原本本地是传统的。我们生活的具体的物质空间其实是一个现代性空间，而这个现代性空间的起源并不在中国，但它的内在的世界性本身把它的起源一笔勾销了。” （问题在于，“内在的世界性”究竟是否成立？）在确认了“内在的世界性”之后，张旭东进而说：“这并不是说，面对全球化和种种普遍性价值论述，我们必须为自己找到一种特殊性；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介入和参与对普遍性问题的讨论和界定中去，最终为当代中国内在的普遍性价值找到理论上的表述。”

在“资本主义普世文明”如日当头的情况下，张旭东所提倡的“介入和参与对普遍性问题的讨论和界定中去”的积极态度无疑是值得称道的。这启示我们，对于我们处身的秩序，必须持续不断地批判、反思乃至改造。要以强有力的姿态冲决“中国—西方”模式所搭造的语言牢笼，而不是人为地继续顺从或者强化这一牢笼——这将使我们无法摆脱等级制的噩梦。

伟大的小说家卡夫卡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提供了对于社会惯用话语系统的卓越颠覆。在《审判》 中，他这样描写所谓“审讯委员会”座落的那栋大楼里的情景：

于是他挨门逐户去打听，里面是否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人，并乘此机会朝屋内看一眼。其实他用不着这么费劲，因为差不多所有的门都开着，孩子们在门口跑进跑出。许多住户都只有一间带一扇窗的小房间，里面正在做饭。不少女人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则在炉子上忙碌。几个即将成年的姑娘身上除了围裙以外，似乎没穿别的衣服，她们正在不停地操劳。每间屋子里床上都躺着人，有的是病人，有的在酣睡，还有的虽已穿好衣服，但仍然赖在床上养神。

这样描写所谓的“审讯室”：

这时K的话被大厅那头发出的一声尖叫所打断。大厅里烟雾弥漫，灯光昏暗，迷迷蒙蒙，他只好举起一只手，遮在眼睛上方，力图看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原来是洗衣妇。她一进来，K就知道秩序有可能被她扰乱。到底是不是她的过错，还不清楚。K只看见一个男人把她拽到门边的一个角落里，紧紧搂着她。但是，发出那声尖叫的却不是她，而是那个男人；他的嘴巴张得老大，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小群人聚在他们周围；楼座上离他们较近的那些人看到K在审讯过程中造成的肃穆气氛由于这种事情而被破坏，似乎感到高兴。

这样描写所谓“法官”：

瞧瞧他周围的人的脸部表情吧！他们那黑色的小眼睛左顾右盼，目光诡谲；他们的胡子脆硬，根本不像胡子，要是把它们捏在手里，准和握着一大把蟹钳一样。胡子下方的外衣领子上，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徽章在闪闪发光——这是K的真正发现。他还发现他们全都佩戴着这些徽章。表面上看来，他们有的属于，有的属于左派，其实都是同僚；他猛地转过身来，发现预审法官的外衣领子上也缀着同样的徽章。

我们看到了充满世俗生活气味的法院、法庭，看到了猥琐的法官。卡夫卡貌似现实主义的摹写中其实隐藏着天马行空的想像力。“法院”、“法庭”、“法官”这些在人们的想像中与“公平”、“正义”、“威严”联系的神圣性被一种近乎荒诞的描绘消解了，这些能指的原有所指随之被掏空。卡夫卡表现出了惊人的摧毁社会惯用“话语系统”的力量。在他那里，“爱”、“善良”、“道德”、“亲情”之类的语词已经完全失效了，他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剥落了话语包装的灰色的世界，从而也是一个更接近真实的世界。

学者孟悦最近开展了一项关于“轿车”的研究 。在中国，“轿车梦”作为典型的“中国—西方”模式的创造物，被作为工业文明的象征大肆鼓吹。轿车工业正在政府与民众的双重狂热下疯狂驰进。孟悦通过自己的研究指出，现在中国遵循的“轿车模式”其实是一种美国模式，并非“欧洲模式”。而这一模式的形成“既不是工业发展的结果又不是生活富裕的必然，而是大企业集团经由同谋而对经济实行垄断，对公平竞争的非法控制，以及政府政策制定上的错误所致”。案例研究表明，轿车工业在美国得以发展，是资本家通过不光彩的手段，摧毁了一个城市的“公交系统”，而代之以“私车系统”，以达到自己的“资本积累”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轿车文化的起源不过是大公司阴谋，政府昏庸，百姓无奈，哪里有什么‘先进’和‘工业文明的必然’可言？”在中国大力发展轿车工业会带来难以预料的恶果，而在其中获益最多的其实是西方跨国公司。孟悦的研究对“轿车梦”所表征的不对等的“中国—西方”关系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矫正。

文化多元主义、“和而不同”之类对“中国—西方”交往关系的想像只能停留在“美好祝愿”的水平。事实是，一种潜藏的“等级制”无时无刻不在损害着我们健康的肌体。既然我们的交往最终只有通过“话语”来实现，只有在语言的层面上落实，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力瓦解、摧毁陈旧的话语秩序。刘禾在分析鲁迅的《阿Q正传》时指出：“鲁迅的小说不仅创造了阿Q，也创造了一个有能力分析批评阿Q的中国叙事人。由于他在叙述中注入这样的主体意识，作品深刻地超越了斯密斯一网打尽式的支那人气质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改写了传教士话语。” 这样强有力的“中国叙事人”的存在正是真正的希望所在。

后 记

在准备论文的过程中，我有点后悔选择了这个题目。原因是我觉得面对的作品太难读了。《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鄙俗不堪，《K》、《扶桑》机械造作，《上海宝贝》等自恋小资，以我个人所秉持的“文学性”标准来说，这些作品只能置于二流、三流或者末流的档次。但“文学性”似乎只能作为个人标准，而且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文学性”，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认为令人作呕的作品会受到那么多人真心的喜爱和追捧。它们不仅仅是它们本身，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症候，这就是我不得不面对它们的原因。这使我产生了某种职业性的悲哀——是医生就要面对脓疮和污血。

然而，归根结底，这类作品使我最难受的一点在于：它们让我觉得中国人总是低人一头，总是只能处于被看、被玩弄、被抛弃、被规定的境遇中。而这些文本的作者恰恰自己也是中国人。是因为我的民族自尊心太脆弱了？还是因为我的“男性中心主义”？还是因为我的“次属阶级 ”立场？我的愤怒是不是影响了我的正常阅读？就像没有镜子就不能看见自己一样，这些问题没有局外人的批评我也无法自己作出判断。一个人总是很难摆脱自己的局限。没有立场，我将不知如何言说。

我常常将中国人地位的提高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力量的强大（当然，还有政治机制的改良）。哪一天中国像美国一样富有了或者比美国还富有，中国人是不是就可以挺直腰杆说话？是不是就不再受歧视？这个过程究竟是自然而然地实现还是需要我们通过文化实践去争取？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我这篇论文总算可以和“意义”挂上点边了。

因为知识积累的不足，论文存在的缺陷肯定是明显的。我可能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谢谢诸位老师长期以来对我的教导，谢谢诸位老师读我的论文——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如果我让你们失望了，请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一定会更加认真读书，深入思考。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曹文轩教授多年来对我的言传身教。他的精辟的关于文学的见解深深影响了我看问题的眼光，而正是他的宽容使我拥有了自由思考的空间并最终完成了这篇论文。

2003年5月20日“非典”期之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