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生命体的构建论文范文(5篇)

人与自然生命体的构建论文范文第1篇：伦理支持文明生态转向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和特征；生态文明的理论资源；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径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中国党和政府率先将生态文明上升到战略目标高度加以建设、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生态文明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是极其丰富的、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与自然间伦理关系的确立、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由征服走向尊重、生态文明的伦理特征、社会伦理关系结构的双重性、人类生态道德律令的普遍化和自觉化、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当代西方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政策、唤醒民众的生态意识、构建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制定合乎生态文明的道德规范及相应的评价标准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我国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灾难般的破坏。片面强调GDP增长，消耗大量资源、大量排污的‘恶’的发展模式，使经济与环境、生态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我国先后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在此前提下，十七大明确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表明了我国改变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决心。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时代，中国党和政府率先将生态文明上升到战略目标高度加以建设。文明的生态转向无疑需要新的伦理支持，而环境伦理学将为生态文明时代的新伦理构建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尽管生态文明业已成为最热门的话语而凸现于我国学界，但是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理论资源，以及建设路径，尚待做更为深入的思考。因此，本文将从环境伦理视野对生态文明作一探讨，以促进我国生态文明观念的全面确立，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一、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和特征

（一）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

生态文明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一种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方位的生态化构建。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核心的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形态表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体现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从根本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替代和超越。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可见，不管是广义的生态文明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两者都把生态与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前者称之为文明的生态化，后者理解为生态的文明化。在环境伦理学看来，生态文明始终是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核心的。因此，生态文明的伦理指向，就是要构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1]，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发展。

从环境伦理学视角出发，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它至少涵指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与自然间伦理关系的确立。在以往的农业和工业文明阶段，自然生态不在伦理之中。生态文明使自然不再游离于道德大门之外，人要对自然环境讲道德。

二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由征服走向尊重。在旧文明阶段，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不是文明而是野蛮，不是尊重而是征服、掠夺、破坏和践踏自然，将自然视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或手段。在今天的新文明阶段，无论是文明的生态化还是生态的文明化，对自然应有的敬畏、对生态规律应有的尊重，对环境应有的珍惜，均是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意。生态文明作为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文明，倡导人们在合理继承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用更加文明与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环境，反对野蛮开发和滥用自然资源，重视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努力保护和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状态。从而使人类不再是自然的支配者、主宰者，而是与其它生物同属于自然这个大的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的“管家”，其目的是使人更好地与自然协同进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生态文明意味着自然价值不仅要面向单一的个体，而且要面向多元的个体；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世代人的利益。

四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们的行为应以适度为原则。无论是人口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还是生活和消费方式，不再是工业文明阶段数量的越多越好、规模的越大越好，而是人们在与自然发生交往行为时，遵循适度、简约、平衡原则，以自然环境的生态承载力为生态行为的道德底线。

（二）生态文明的伦理特征

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必然带有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时代特征。就其伦理特征而言，生态文明将向人们展示出许多新的伦理特点，笔者认为至少将呈现三大特征：

第一，社会伦理关系结构的双重性。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的伦理关系结构主要表现为人际伦理关系。而在生态文明时代由单一的人际伦理走向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双重伦理关系。当人们面向自然时，主体不仅要思考改造自然的行为是否符合人际道德，而且要考虑是否与生态道德相一致；不仅要追求生态的文明化，而且要力求文明的生态化。人们的行为只要缺少任何一种关系的制约，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鼓励和推进人类将生态化渗入到社会结构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将成为生态文明时代重要的伦理特征。第二，人类文化价值理念的生态化。在生态文明的引导下，人类对自然以及生态系统的价值将持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人们普遍树立起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价值需求、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生态意识、生态道德、生态文化成为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文化意识。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唯一具备主观能动性的生物成员，必须遵守自然生态规律和自然的“内在价值”。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说的人们在改造自然中那种将“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和谐理念，将得到真正实现。

第三，人类生态道德律令的普遍化和自觉化。生态文明时代，环境伦理和生态道德将渗透到社会的所有方面，生态伦理意识、生态文明意识得到广泛认同，生态文明行为由自发转向自觉。在思维方式上，生态有机整体意识和环境道德理念成为指导人们生态行为的生态理性。在生产方式上，人类自觉转变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方式，建立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使人类生产劳动具有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沿着与生物圈相互协调的方向进化。在生活方式上，人类不再追求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追求高质量、低消耗，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同时也不损害其他物种的繁衍生存，既能满足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能满足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生活方式。

总之，生态文明时代，伦理的绿化将成为社会的道德流行色。正如学界所说，21世纪将是生态化的世纪，21世纪的伦理、21世纪的文明同样烙上生态化的印记。

二、生态文明的理论资源

生态文明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此举对于破解全球生态危机有着转折意义。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地平线上，借鉴全人类文化中生态智慧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

（一）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常常被称为“天人关系”，究天人之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恒久的哲学命题，其中儒家、道家、佛家的生态智慧为我国构建生态文明奠定了深厚的精神资源。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一切生物同类，因此人对自然的态度应该是顺从、友善的，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终目标，即“天人合一，天人合其德”。儒家在主要关注人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的生活与自然的依赖关系，因此肯定人道本于天道，即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护其他生物的生命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在资源开发利用上，儒家强调取用有节，物尽其用，要求人们珍惜自然给人类提供的生活材料，崇尚勤俭节约，不浪费。

道家认为万物都是平等的，由此主张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它反对把等级贵贱观念强加于自然界，即反对以人力加之于自然，追求返璞归真。这也是对道家“无为”的真实反映。虽然道家的“无为”思想在现代看来过于消极，但是却为今天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佛教对生态文明的最大影响是“尊重生命”。佛教认为，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法的体系，生命不只是存在于生命体之中，同时也存在于无生命物中，宇宙的变化具有产生生命的力量。因此，无论无生命物还是有生命物，都存在于普遍的生命体系内，生物和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生命的个体化和个性化的表现。由此可见，在佛教理论中，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界限，生命与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主张善待万物与尊重生命。佛教对生命的关怀，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即人们要对所有生命慈悲，这就是佛教宣扬的“慈悲为怀”。

上述生态智慧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沧海一粟。深厚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率先提出生态文明，以化解全球生态危机，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二）当代西方的生态哲学思想

当代生态哲学思想在西方源于工业文明时代一些重大的环境事件问题而产生，如“公害”等表现出的人口问题、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总体来说，生态危机的日益突出促成有识之士反思工业文明，当代生态哲学理论因此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和发展。当代生态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与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当代西方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研究生态伦理问题，主要形成两大派别：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被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为这一理论将“人类”一词个体化、集团化，把自然界的一切看作是少部分人获得利益的工具或手段，以致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因此这一理论遭到了后现代生态哲学的强烈批判。

非人类中心主义可以划分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态哲学理论。生物中心论认为，凡是有生命的生物都是自然的主体和核心，也就是它把道德义务和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了所有的生命。这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它承认了所有生命体自身的内在价值，在人与生命之间建立了伦理关系，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主宰自然界的伦理价值观。但是它依然忽略了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否认人对物种本身和生态系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因此很难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生态中心论正是在这样的伦理语境中，对生物中心主义予以了超逾。它将人类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二者息息相关。人类作为唯一有主观意识的生物存在，只有从道德上关心有机整体的生态系统、自然过程以及其他自然存在物，才能做好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想尽管评论不一，尽管还有待深入研究和完善，但是，它所提出的对自然的道德关怀，对旧文明的批判，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讨，对于后发现代化的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目标，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政策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劳动是人和自然的媒介，劳动过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2]。

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环境和生产资料，使人类能够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界。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根源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又依赖于自然界。从人与自然的发展历程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不断的矛盾与协调中。从历史上看，人与自然最初是对立的，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一种敬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对自然进行征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20卷中提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互利共生、和谐共存的关系。因此，人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以免遭到自然界的报复。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合一的生态观，以及未来理想社会“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双和解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理论上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调整。先后经历了从制定“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这些都为“生态文明”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有效的实践经验。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文明思想融合了中外古今的生态智慧，并从中国现有国情出发，反思社会发展模式，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主动承担起破解危机、拯救文明的重任。当然，生态文明的提出仅仅是问题解决的开始，如何找到一条可行的建设路径，将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径

（一）唤醒民众的生态意识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3]，即生态危机的根源应该归结为现存的一些思想文化观点和价值观念。的确如此，正是民众长期在“人定胜天”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征服自然的观念和态度，才会造成当下极其严重的生态危机。确切地说，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的文化危机造成的。因此，转变人们以往无知无畏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念，唤醒民众尊重自然等生态意识，是生态文明发展的首要前提。

唤醒民众生态意识的方式主要是推进生态文明的宣教工作，使生态文明观念深入人心。如，在全社会发起生态文明的理论讨论，深刻领会生态文明的内涵；制作一系列的宣传画册，给民众以视觉和知识上的冲击，认识到以往对待自然的无理与粗暴，从而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实现生态文明价值观的自觉转型；开展生态文明宣传研究，加强宣教队伍的建设，避免宣教工作的盲目性与延迟性。如果中国13亿民众具有了生态意识，认识到自然的价值与权利，明白人类应对自然界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生态文明的建设也就有了可能，同时也才有可能实现人的生态文明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构建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

道德原则是一种道德理论，一般以概念、范畴等抽象形式表现出来，构成一定的伦理体系。它们以理论方式反映着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形成的一定的道德关系，反映着社会对人们的一定的道德要求，以及以一定形式规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文明形态，需要新的伦理体系的支撑。环境伦理作为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革命的产物，是自然界发展到人类历史阶段，伴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完善而爆发的人类伦理观念的一场革命，其本质是尊重生命、善待自然。因此，生态文明伦理体系的构建，在环境伦理学看来，就是必须紧紧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为中心，建立适应生态文明的道德原则体系，即尊重生命、善待自然的生态道德目标体系、生态道德内容体系和生态道德实施体系，以及生态道德评价体系。在合理的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支持下，践行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调整生态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

（三）制定合乎生态文明的道德规范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种道德关系，是指人要以道德来制约人的生态行为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时，不致破坏生态环境而危害人类本身。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制定人类的道德规范，寻求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社会约束与评价机制。

环境道德规范作为一种“软约束”，相对于法律规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自我控制和约束力。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始终起着有效的调节作用。任何一种社会活动的有序、协调发展，都离不开一定道德规范的整合和调适。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有赖于环境伦理精神和环境道德规范的引导和约束。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需要人们具备生态道德自觉，需要人们以生态道德责任感面对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需要以生态道德规范来评价和约束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切活动和行为。

生态文明的道德评价标准，总体上说，凡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设的行为便是善的，凡是有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设的行为便是恶的。当然，自觉遵守环境法应当是生态文明的底线伦理标准，明确规定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而积极践行生态伦理的行为可以容许有多种境界。其中最高境界就是“生态慎独”，即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有无监督，总是以生态道德规范自己，自觉兼顾人的利益和生态利益，自觉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繁荣，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尽心尽力。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

［2］吴慧娟.浅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J］.社科纵横，2006（12）:27-28.

［3］陈学明.生态文明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20.

人与自然生命体的构建论文范文第2篇：建设生态文明环境发展社会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和特征、生态文明的理论资源、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生态文明的伦理特征、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当代西方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政策、唤醒民众的生态意识、构建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制定合乎生态文明的道德规范及相应的评价标准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我国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灾难般的破坏。片面强调GDP增长，消耗大量资源、大量排污的‘恶’的发展模式，使经济与环境、生态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我国先后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在此前提下，十七大明确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表明了我国改变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决心。

关键词：人与自然生态文明生态意识生态道德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时代，中国党和政府率先将生态文明上升到战略目标高度加以建设。文明的生态转向无疑需要新的伦理支持，而环境伦理学将为生态文明时代的新伦理构建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尽管生态文明业已成为最热门的话语而凸现于我国学界，但是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理论资源，以及建设路径，尚待做更为深入的思考。因此，本文将从环境伦理视野对生态文明作一探讨，以促进我国生态文明观念的全面确立，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一、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和特征

（一）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

生态文明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一种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方位的生态化构建。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核心的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形态表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体现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从根本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替代和超越。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可见，不管是广义的生态文明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两者都把生态与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前者称之为文明的生态化，后者理解为生态的文明化。在环境伦理学看来，生态文明始终是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核心的。因此，生态文明的伦理指向，就是要构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1]，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发展。

从环境伦理学视角出发，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它至少涵指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与自然间伦理关系的确立。在以往的农业和工业文明阶段，自然生态不在伦理之中。生态文明使自然不再游离于道德大门之外，人要对自然环境讲道德。

二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由征服走向尊重。在旧文明阶段，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不是文明而是野蛮，不是尊重而是征服、掠夺、破坏和践踏自然，将自然视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或手段。在今天的新文明阶段，无论是文明的生态化还是生态的文明化，对自然应有的敬畏、对生态规律应有的尊重，对环境应有的珍惜，均是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意。生态文明作为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文明，倡导人们在合理继承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用更加文明与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环境，反对野蛮开发和滥用自然资源，重视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努力保护和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状态。从而使人类不再是自然的支配者、主宰者，而是与其它生物同属于自然这个大的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的“管家”，其目的是使人更好地与自然协同进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生态文明意味着自然价值不仅要面向单一的个体，而且要面向多元的个体；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世代人的利益。

四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们的行为应以适度为原则。无论是人口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还是生活和消费方式，不再是工业文明阶段数量的越多越好、规模的越大越好，而是人们在与自然发生交往行为时，遵循适度、简约、平衡原则，以自然环境的生态承载力为生态行为的道德底线。

（二）生态文明的伦理特征

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必然带有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时代特征。就其伦理特征而言，生态文明将向人们展示出许多新的伦理特点，笔者认为至少将呈现三大特征：

第一，社会伦理关系结构的双重性。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的伦理关系结构主要表现为人际伦理关系。而在生态文明时代由单一的人际伦理走向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双重伦理关系。当人们面向自然时，主体不仅要思考改造自然的行为是否符合人际道德，而且要考虑是否与生态道德相一致；不仅要追求生态的文明化，而且要力求文明的生态化。人们的行为只要缺少任何一种关系的制约，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鼓励和推进人类将生态化渗入到社会结构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将成为生态文明时代重要的伦理特征。第二，人类文化价值理念的生态化。在生态文明的引导下，人类对自然以及生态系统的价值将持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人们普遍树立起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价值需求、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生态意识、生态道德、生态文化成为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文化意识。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唯一具备主观能动性的生物成员，必须遵守自然生态规律和自然的“内在价值”。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说的人们在改造自然中那种将“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和谐理念，将得到真正实现。

第三，人类生态道德律令的普遍化和自觉化。生态文明时代，环境伦理和生态道德将渗透到社会的所有方面，生态伦理意识、生态文明意识得到广泛认同，生态文明行为由自发转向自觉。在思维方式上，生态有机整体意识和环境道德理念成为指导人们生态行为的生态理性。在生产方式上，人类自觉转变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方式，建立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使人类生产劳动具有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沿着与生物圈相互协调的方向进化。在生活方式上，人类不再追求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追求高质量、低消耗，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同时也不损害其他物种的繁衍生存，既能满足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能满足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生活方式。

总之，生态文明时代，伦理的绿化将成为社会的道德流行色。正如学界所说，21世纪将是生态化的世纪，21世纪的伦理、21世纪的文明同样烙上生态化的印记。

二、生态文明的理论资源

生态文明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此举对于破解全球生态危机有着转折意义。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地平线上，借鉴全人类文化中生态智慧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

（一）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常常被称为“天人关系”，究天人之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恒久的哲学命题，其中儒家、道家、佛家的生态智慧为我国构建生态文明奠定了深厚的精神资源。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一切生物同类，因此人对自然的态度应该是顺从、友善的，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终目标，即“天人合一，天人合其德”。儒家在主要关注人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的生活与自然的依赖关系，因此肯定人道本于天道，即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护其他生物的生命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在资源开发利用上，儒家强调取用有节，物尽其用，要求人们珍惜自然给人类提供的生活材料，崇尚勤俭节约，不浪费。

道家认为万物都是平等的，由此主张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它反对把等级贵贱观念强加于自然界，即反对以人力加之于自然，追求返璞归真。这也是对道家“无为”的真实反映。虽然道家的“无为”思想在现代看来过于消极，但是却为今天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佛教对生态文明的最大影响是“尊重生命”。佛教认为，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法的体系，生命不只是存在于生命体之中，同时也存在于无生命物中，宇宙的变化具有产生生命的力量。因此，无论无生命物还是有生命物，都存在于普遍的生命体系内，生物和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生命的个体化和个性化的表现。由此可见，在佛教理论中，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界限，生命与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主张善待万物与尊重生命。佛教对生命的关怀，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即人们要对所有生命慈悲，这就是佛教宣扬的“慈悲为怀”。

上述生态智慧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沧海一粟。深厚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率先提出生态文明，以化解全球生态危机，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二）当代西方的生态哲学思想

当代生态哲学思想在西方源于工业文明时代一些重大的环境事件问题而产生，如“公害”等表现出的人口问题、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总体来说，生态危机的日益突出促成有识之士反思工业文明，当代生态哲学理论因此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和发展。当代生态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与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当代西方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研究生态伦理问题，主要形成两大派别：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被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为这一理论将“人类”一词个体化、集团化，把自然界的一切看作是少部分人获得利益的工具或手段，以致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因此这一理论遭到了后现代生态哲学的强烈批判。

非人类中心主义可以划分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态哲学理论。生物中心论认为，凡是有生命的生物都是自然的主体和核心，也就是它把道德义务和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了所有的生命。这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它承认了所有生命体自身的内在价值，在人与生命之间建立了伦理关系，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主宰自然界的伦理价值观。但是它依然忽略了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否认人对物种本身和生态系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因此很难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生态中心论正是在这样的伦理语境中，对生物中心主义予以了超逾。它将人类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二者息息相关。人类作为唯一有主观意识的生物存在，只有从道德上关心有机整体的生态系统、自然过程以及其他自然存在物，才能做好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想尽管评论不一，尽管还有待深入研究和完善，但是，它所提出的对自然的道德关怀，对旧文明的批判，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讨，对于后发现代化的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目标，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政策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劳动是人和自然的媒介，劳动过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2]。

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环境和生产资料，使人类能够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界。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根源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又依赖于自然界。从人与自然的发展历程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不断的矛盾与协调中。从历史上看，人与自然最初是对立的，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一种敬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对自然进行征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20卷中提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互利共生、和谐共存的关系。因此，人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以免遭到自然界的报复。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合一的生态观，以及未来理想社会“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双和解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理论上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调整。先后经历了从制定“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这些都为“生态文明”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有效的实践经验。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文明思想融合了中外古今的生态智慧，并从中国现有国情出发，反思社会发展模式，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主动承担起破解危机、拯救文明的重任。当然，生态文明的提出仅仅是问题解决的开始，如何找到一条可行的建设路径，将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径

（一）唤醒民众的生态意识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3]，即生态危机的根源应该归结为现存的一些思想文化观点和价值观念。的确如此，正是民众长期在“人定胜天”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征服自然的观念和态度，才会造成当下极其严重的生态危机。确切地说，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的文化危机造成的。因此，转变人们以往无知无畏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念，唤醒民众尊重自然等生态意识，是生态文明发展的首要前提。

唤醒民众生态意识的方式主要是推进生态文明的宣教工作，使生态文明观念深入人心。如，在全社会发起生态文明的理论讨论，深刻领会生态文明的内涵；制作一系列的宣传画册，给民众以视觉和知识上的冲击，认识到以往对待自然的无理与粗暴，从而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实现生态文明价值观的自觉转型；开展生态文明宣传研究，加强宣教队伍的建设，避免宣教工作的盲目性与延迟性。如果中国13亿民众具有了生态意识，认识到自然的价值与权利，明白人类应对自然界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生态文明的建设也就有了可能，同时也才有可能实现人的生态文明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构建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

道德原则是一种道德理论，一般以概念、范畴等抽象形式表现出来，构成一定的伦理体系。它们以理论方式反映着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形成的一定的道德关系，反映着社会对人们的一定的道德要求，以及以一定形式规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文明形态，需要新的伦理体系的支撑。环境伦理作为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革命的产物，是自然界发展到人类历史阶段，伴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完善而爆发的人类伦理观念的一场革命，其本质是尊重生命、善待自然。因此，生态文明伦理体系的构建，在环境伦理学看来，就是必须紧紧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为中心，建立适应生态文明的道德原则体系，即尊重生命、善待自然的生态道德目标体系、生态道德内容体系和生态道德实施体系，以及生态道德评价体系。在合理的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支持下，践行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调整生态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

（三）制定合乎生态文明的道德规范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种道德关系，是指人要以道德来制约人的生态行为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时，不致破坏生态环境而危害人类本身。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制定人类的道德规范，寻求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社会约束与评价机制。

环境道德规范作为一种“软约束”，相对于法律规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自我控制和约束力。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始终起着有效的调节作用。任何一种社会活动的有序、协调发展，都离不开一定道德规范的整合和调适。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有赖于环境伦理精神和环境道德规范的引导和约束。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需要人们具备生态道德自觉，需要人们以生态道德责任感面对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需要以生态道德规范来评价和约束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切活动和行为。

生态文明的道德评价标准，总体上说，凡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设的行为便是善的，凡是有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设的行为便是恶的。当然，自觉遵守环境法应当是生态文明的底线伦理标准，明确规定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而积极践行生态伦理的行为可以容许有多种境界。其中最高境界就是“生态慎独”，即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有无监督，总是以生态道德规范自己，自觉兼顾人的利益和生态利益，自觉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繁荣，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尽心尽力。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

［2］陈学明.生态文明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20.

［3］吴慧娟.浅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J］.社科纵横，2006（12）:27-28.

人与自然生命体的构建论文范文第3篇：诗意地栖居:平衡和谐充满爱的生命状态

“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在这个浮躁疯长的时代里，“诗意地栖居”成为现代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实，诗意地栖居就是人类生命平衡和谐充满爱的美好状态，也就是人类拥有美丽的物质家园和美好的精神家园。而这一切却依赖于心性的美好而化。美好的心性将会促使人走出“物化”的自我，获得美好的新生。

“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在这个浮躁疯长的时代里，城市里的行色匆匆更把这样的浮躁叠积到了极限，“诗意地栖居”成为现代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诗意，就是人类的生存实践之中，有了灵性，有了富于美感的精神张力，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与生存内容。其实，诗意地栖居就是人类生命达到一种平衡和谐充满爱的美好状态，也就是人类拥有美丽的物质家园和美好的精神家园。美丽的物质家园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好的精神家园就是人的身与心达到平衡，人与人之间充满爱。这一切的实现，源于人类心性的美好而化。美好的心性将会促使人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将人与万物看作一体，追求生命一体的和谐，将使人走出“物化”的自我，走向自然，走向他人，走向内心，获得新生。

生命平衡和谐充满爱——诗意栖居之状态

所谓“诗意地栖居”，就是追求一种和谐与自由，没有因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的身心分离而带来的不安与惶恐。就实质来看，“诗意地栖居”就是生命平衡和谐充满爱的美好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身与心合和统一，不再分离，人不再有“精神的沉沦”；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主客统一。

这一切，源于人的心性美好而化。美好的心性能够产生美好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美好的心性使人们转变固有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将一切存在都看作是平等的生命体，这样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是美好的。

美好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能够产生美好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一旦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美好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就会发生转变，就会更多地关注自然；人类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转变，人类生活中，更多地关注内心，整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生命大爱；人类的行为习惯也会发生转变，人们不再自私自利，而由自我走向他人，在利他的过程中达到利己。

当生产、生活、行为方式都达到美好之时，整个生命就会达到美好的状态，即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平衡充满爱。

那么，人类不仅在物质上达到“诗意”，而且在精神上达到“诗意”。生命这种美好的状态，就是人类拥有美丽的物质家园和美好的精神家园。而这两个家园的建立，需要我们回归到本源——心性，只有当心性美好而化之时，这一切才能成为现实，我们才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

美丽的物质家园——诗意栖居于大地

当今时代是一个科技时代，科学是现时代的根本现象之一。现代科技对自然的关系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是一种强求或限定。人在享受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正在被科技物化，即人本身也被作为物而纳入科技制造的程序之中。

与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巨大变化相映衬，当今时代又是一个商业消费的时代。以物质为中心的消费主义给当今社会同样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消费社会中，商品不仅仅在数量上极度扩张，而且反客为主地制造人们的各种需求，消费已失去了消费的本意，取而代之的是欲望的扩张和物欲横流。

这两种现象造成的结果便是：人类社会步入20世纪以后，伴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物质文明获得了巨大的飞跃。但与此同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也日益凸现，单单是频繁见诸媒体的有关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各种数据就足以令我们恐慌万分，我们的生存家园已经变得岌岌可危，“人类在满怀信心地沿着理性的文明之路一路高歌的进程中，意外地发现自己赖以生存的大地逐渐走向了枯萎和衰竭。”

如果可以把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社会的发展历程分为“原始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话，那么，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就大致经历了“平衡——平衡——失衡”的过程。“原始时代”和“农业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完全依赖于自然环境，人对于大自然既敬畏又看重，他们中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的模式，能够相对稳定地建立起人口与自然群落之间的平衡关系。“工业时代”产生了人类中心论，人类凭借自己的知识，凭借自己发明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向自然进军，向自然索取。工业化300年进程中，非但不具有“人间天堂”的诗情画意，反而接连遭遇大自然的报复，且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所以，人类要实现“诗意地栖居”，前提是需要建立一个美丽的物质家园。人类不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根源在于人类对自然表现出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肆意掠夺自然、破坏自然。所以，要建立美丽的物质家园，关键在于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需要我们抛弃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观点，摆脱人与自然的认识与被认识、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需要我们持有正确的生命观，坚持“一切存在皆生命，生命之间皆关联，关联生命成一体”，将自然万物看作是与人关联存在的一体的生命体，自然的本性不是其所呈现的单独的自然物，而是一种自然物间的和谐系统，是一幅生态和谐、钟灵毓秀、质朴含蓄的自然图画。

因此，人类要诗意地栖居在这个地球上，必须要善待自然。人与自然若为主客关系，就会被外物和他人所限，只能“沉沦”而达不到本真，达不到自由。只有超出主客，超出科学知识，与周围世界圆融为一不分彼此，才能复归于本真状态，才能与万物为一。虽然“充满劳绩”，但人与自然只要和谐相适，人类的生活就会进入如诗如画的境界。

美好的精神家园——栖居诗意的净土

栖居的本质，不只在于房屋的宽阔，更在于心灵的家园。虽然现代人筑造了许多房屋，但这些房屋无法让他们安居下来，因为在现代人的视野中，房屋只是居住物，不是家园。摩天大厦，使栖居早成了干瘪的空洞物。建筑空间究其本质是一个属人空间，然而，这种关系空间观在一定程度上为实体空间观所遮蔽，从而导致建筑空间与人的生活世界疏离，建筑失去了场所精神，而人存在着丧失“家园”的危险。唯有寻回精神的家园，房屋才不仅仅只是居住物，而是人类身与心统一的家园。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说，“诗意地栖居在这地球之上”。

所以，人不仅要筑造美丽的物质家园，在物质上实现“诗意地栖居”；更要建构美好的精神家园，实现精神上“诗意地栖居”。人以此维度作为生存的尺度，才能诗意地栖居。否则，人就会陷入栖居的困境，即使住在房子里，也同样会陷入无家可归的状态。

“诗意地栖居”是人之为人的“完全展开”状态，是切实的自由生存状态，是人与世界的一种诗性融合状态。这种栖居的境界就是要打破物的硬性规定，使其变为“柔性的”栖居。在这里，人的精神融入并自由穿梭于其中，人的素朴存在贯通于天地万物之中，人可以把素朴之心敞开，任随万物契入，按照本来的心性在世界之中生存。

构建美好的精神家园，主要取决于人与人之间，以及人自己的身心之间是否撑起一片自由与和谐的蓝天。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做到身与心的和谐统一，即身心源本合一，如同“万物源本一体的大道，浑然如一的整体性存在”；努力做到与人和合相处，即人我一体，少一些争斗，多一些关爱，最终达到一种“身心一如，人我一体，同生共运，圆融共舞”的状态。

“诗意地栖居”就是生命平衡和谐充满爱的美好状态，在于我们拥有一个美丽的物质家园和美好的精神家园。它要求人们拥有对自然负责任的价值态度和生态和谐的伦理观，唤醒人们内心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下，人类才可能在“充满劳绩”的情况下，拥有真正、自然、自在、自由的生活空间。同时，我们要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身与心的平衡。只有实现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和谐相处的理想化存在，才能达到人诗意地栖居。

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

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季节闪闪发光，

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野，

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

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

自然栖留，而时光飞速滑行，

这一切都来自完美；于是，高空的光芒

照耀人类，如同树旁花朵锦绣。

人与自然生命体的构建论文范文第4篇：谈论引发文学传统当代阐释

中国文学畅扬生命整体美并关注“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不仅接通艺术生命和宇宙生命有机谐和共振，而且展示了“生态文学”的古典形态。我们挖掘中国文学传统的“生态”内涵，既是一种对接，也是一种现代阐释；作为历史性机缘，更成为历史、现代与未来接续的必然。当继承、对话、扬弃、转型；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体用关系、共生共存等词语运用其研究，必然在现代境域中使之观念重构、价值重建、意义重生。我们环绕“生态”体验，力主拓展视野，对中国文学传统给予现代阐释，在多向转换及“对接”中，悟解“生态”对人之生存本然性构建的必然性。

一、“生态”接通中国传统话语系统

“生态”一词，产生于19世纪，繁盛于20世纪。1866年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最初使用“生态”时，其意义是指生物与其生存环境间的关系。至20世纪后半叶，“生态”与多种学科联姻而植生出无数学科；与多种文学艺术类型触发相似相同的体验方式，使多样的创作类型得以生长，也成就了多样的话语表达及阐释方式。“生态”还与多种地域及人的生活状况、文化生存方式续缘，使“生态”有机状况无限延展，成为转换人的文化存在方式的必然。“生态”之能量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无所不入，有着近乎无所不涉的领域，原因就在于“生态”的蕴含及根本所指。“生态”与中国话语接通，不论是历史、传统的，还是当下及文化整体风貌的，不仅都会凸显上述种种转换特性及条件，而且最重要的，或许是启悟我们去挖掘、修整、组合、再生中国古已有之且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首先，“生态”作为概念的植生作用。“生态”既是一个现代含义的概念，也是一个膨胀指数极高的现实存在。但其丰富的内涵及明确的所指性却不拘于现代，而是接通着人类生成的始终，与人的生命、生存，以及人所赖以存在的环境建立多样并复杂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说中国文化传统满含“生态”之义，其意就在于此。在古代中国人那里，天地人三者始终是生态化地连接着，这种连接不是对象化的，而是“生命”的连接，是“生生”永续的，天地、阴阳交感而和合，化育化生万物。那种天地人和合、“并生”、“为一”、“本与体”且生生化育的同类话语表述众多，并且生成性及辐射现象也颇多。至王阳明，便有集大成的表述，《大学问》云：“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1］“生态”意涵与天地人和合，万物一体，生生化育等话语，尽管非产生于同代，但却异曲同工，其内涵也有相似相同性。这就创造了相互间对接、融合的必然条件。其条件既“自在”，即伴随自然与人的生态和合，并有亘古不变的本然状态，也“自为”，因为作为不同文化传统的交往与对接，是历史性与过程性的现实，也是未来的趋向。其次，“生态”对于天地人关系的表现作用。中国思想史中诸多理论都强调人是自然宇宙生命大家庭的一员，人与自然是一体的，这就包含着较为深刻的生态思想。天地人朴素有机体的相合，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在此统摄之下，人们的思维没有把主客对立起来，没有将自然只看作是一个外在于人的认识对象，而是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且系统的统一整体，总是把外在自然转化为内在自然，成为人的内部存在；将自然既作为社会道德体验、精神活动的实有存在，又作为参照、尺度，来映衬人的品格、德性。尤其在文学体验中，自然的形貌总是含蕴始终，人们通过天地人一体的运行而感悟人生，且与人的自体性活动有机融入，进而构筑朴素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文学活动始终表现对自然的那种浓郁的生态亲和性，其中较少认知性及理性、思辨性的话语阐释，却恪守“外师造化”式生态体验。即便是游记性文学体验，尽管也有对自然现象的客观及经验性阐释，但却与对自身生命、情感及审美悟解相融合。这时，人对自然的那种天然性的情谊、情感及亲和力往往超过了与自然相对立的认识性理解，其中满含着最适宜于艺术创造的生态智慧。第三，“生态”对于话语层次的构造作用。对生命的理解及体验溶解在古代人的人生体验中，成为古人在构筑自身的生存环境时必须进行的现实与理性的选择。古人思维及话语表达更多的是直觉的，经验体验性的，他们对生命感的植入，对生命意识的经验性体味会成为他们生活及生存的选择。我们不可能确证这就是生态文学（创作与批评），但无疑是生态文学的前在雏形，或为相似性。这一方面得自于人类演化的历史过程中，生态体验的相似性，另一方面，源自中国特殊自然地理环境所生成的，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存在方式，以及由此铸就的天地人和合的体验方式。这多种因素成就古代中国人的生态体验的特殊性，也植生出文学现象的“生态”性韵味。“生态”在接通人们构造话语、范畴的支撑系统时，会植生带有极强的生命意识及生态关联性的话语表达。如：道、气、性、势；韵、味、悟、神；太极、生生、化生、化育；乾坤、阴阳、刚柔、中和；混沌、天籁、大象、大音；雄浑、含蓄、豪放、妙境等无以尽数的话语模型，既内蕴艺术体验及生成性的话语特点，也具有很强的生态意味。尽管我们不可能以“生态”重新组装这一系列概念及系统，但如果我们从生态意义上给予新的诠释，想必在挖掘其本有含义之时，必然会焕发其新意，体现其再生之意。最后，“生态”与“生生”的统贯作用。“生态”与“生生”在指向生命有机性方面，含义相近，如存差别可有二：一是产生的语境及历史条件不同；一是“生态”更显关联性，“生生”则依循节律性。两者都具统贯性，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或许“生生”更具适应性。“生生”既是自然之生态存在的现实，是生命运演及个体生命生成及延续的表现，也是艺术审美生成及体验的本来状况及节律性展示。进入现代语境，“生生”亦可为“生态”的代名词，作为一个范畴，会有极大的辐射性及再生作用，并作为生命体验及艺术审美活动的最佳展示方式。古代中国人论述诗文中的声律、对偶、修辞诸问题，书画理论中的着色、骨法用笔、皴染及虚实等表现手法，戏剧中的结构、程式、虚拟等，总是以“生生”运行的生态节奏及韵律感印迹生命活动，汇聚审美体验。即便是对方法的运行，古代人也总是将其置入生命运行关系及“生生”的生态演化节律中，在生态化的、和谐性的关系视野中进行艺术操作。这丰富的表意系统，是现代境域中文学活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语资源库。

二、“生态”作为中国文学体验的核心要素

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及文学体验活动中有一个无法割舍的情结，即神往“自然”，并且是带有明显生态特点及生命体验性的自然。这种“自然”，不仅是促动人的现实活动、道德守成及情感体验的重要标尺，而且成为文学活动的核心要素：其一，既成就天地、山水、花鸟，也是归位这一系列自然现象的内在机制；其二，主体融身自然，而来解困，记叙情意，调养精神；其三，作为主体自身性格品质的参照，将实在、物性的自然现象，转换为人性、德性、情性的“自然”。这种富含生态特性的“自然”，不单是静止的，实在的，其动态性及关联性，则是“生生”的，节律性的，也被“德性”提升。文学作为人师从自然、效法自然、诗化自然及提升自然且又回归自然的活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内在生态关联成为文学活动的基本载体和创作材质，并成就多重“道性”的合奏。自然与天的运行作为自然道性，必然推进至艺术之道，而艺术之道又需反馈，且和谐润化自然之道，进而提升人生、人性之道。首先，“生态”与“艺道”的合奏。中国文学中的艺术之道是体“道”的中介，起到接通、融合的作用。宗白华说：“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2］人们期望自然与艺术之道性的和谐、圆融，而显示人生、人性之道，艺术之道又接通自然之道与人生、人性之道，使之有机融合，形成“天文”与“人文”的有机合成。刘勰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原道》）刘勰将文学现象与天地之文相贯通，强调“心生”、“言立”对于“自然之道”的作用；从天地人相关联的总体范围思考文学问题，将其视为与自然之道并行的艺术之道。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虎豹虫鱼都是自然天地的生态杰作，它们构成了生机勃勃的自然之文，而人文则是对自然天地之文的仿效。尽管刘勰并不懂得所谓的生态理论及文艺活动的生态元素，但他从人与自然的生态一体性的关系出发，所绘制的自然“生态”状况，也内涵对人的活动的生态助推性作用。他的这种“自然”情结，似乎已经把“生态”作为文学的母体，其“艺道”也表明，离开自然之生态有机性的孕育，人就难以创出真正的文学艺术。其次，“生态”与“人化”的合奏。古代中国人立足于人与自然生态有机性而认识文学，而不从唯理性角度看待艺术特性，这形成了文学活动本体论基础。文学艺术不是对自然之道的简单而直接的模仿，不是对其外在物质实在的复写及转换，或者说，自然生态给予人的不仅仅是物质外壳及质料组合，也不是自然生物躯体（包括动植物及人）的外在运动，不拘于丰富的色彩、奇特的形态，而是得自生命运演节律，其内蕴的生命能量转换及融合的境域而成就的内在生命力。生命作为自然生态最重要的特征，不仅成就了人的感性生命体的存在，更旨在延伸人的生命活动，促成“自然人化”的过程性及文化的累积，进而生成人的社会存在及精神———文化存在的生命力，使人的自然性的生命不断转换为文化的生命存在。文化、艺术实为“生态”与“生命”合奏的结果。生态关联性与生命、文艺对自然生态之滋养的多样性汲取方式，不论是心师、效法也好，诗意化体验也好，必然是中国古代艺术构成和审美价值的核心要素。第三，“生态”与“人心”的合奏。人与自然关联，天人异质而同构且互相感应，构成了古代审美体验的发生基础。《周易》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周易•说卦》）这表明人与天的结构有相通的“生态”根源，其相通及相应就成为阴阳、刚柔转换以及物我、情景交相感应的基础。“生态”作为文学的基础与根本，其最直接的接通点是“情感”。在中国人的艺术体验中，“情感”往往与“心”（思想、观念）连接，早期的“心”与“情”有相通性，如《乐记》论情感产生时云：“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3］之后，“心”超越了“情”，成为规范或统领，“心统性情”就表现了这种作用。在真正的艺术体验中，“情”与“心”无法分离，是有机交融且一体化的“合奏”，其原因就在生命之体的运动及生命力的发射，其根基即为“生态”存在。当“生态”与“人心”合奏时，“心”则不虚空，而是有更丰富的内涵及所指。人感于自然生态中万物的阴阳转换、刚柔交错，悟解着生命的生长变化、生命的延续，内心产生情感的呼应，发之于管弦就成为动听的音乐。钱钟书就说：“夫艺也者，执心物两端而用厥中。兴象意境，心之事也；所资以驱遣而抒写兴象意境者，物之事也。物各有性：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其性有必不可逆，乃折吾心以应物。一艺之成，而三者具焉。”［4］第四，“生态”与“情意”的合奏。文学有情有意且寻理。中国文学中满含着情意与情理，却不只流于主体心理及情感表现，不是单纯的感情发泄，在表现时往往会有三重附着物。这其中：一是天地、四季、四时、山水或诸多自然物；二是对“生”与“命”的体认，其中也包括身世、家事、国事的纠葛；三是对先人、圣人、神人的追思。前两者有时会纠结在一起，而使情意表达与自然、与生命呈多层次及多角度的交合。这里面不乏爱意，既有对诸多自然现象的爱意，有对生命的爱意，亦有自身之爱，其中，就满含“生态”与“情意”的合奏。李清照词《声声慢》中，既用连续的叠词表达情意，也将诸多的自然物与她的心情、心境相通，以其映衬，其中又深蕴身世、家事、国事，这种多重的纠葛，奏出了独特的生命和旋。四季的时序时节转换是自然生态运演的结果，其节律性更抚养着万物生命。中国文学传统中，人们曾极尽四季、时节地表达情意性，并紧扣生命、生机的活动特点，也富含深沉的志趣与志向。董仲舒云：“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故爱而有严，乐而有哀，四时之则也。”“天乃有喜怒哀乐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气者，合类之谓也。”［5］“四季”与“四情”纠葛，情意体验性极为浓重，董仲舒用中国文化中“生态”意味极为浓重的“气”，来展示生命体验性的直接性。“气”的生命体征随着日月变化、时令及季候转换，促使人的情意发生相应的变化。刘勰云：“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文心雕龙•物色》）刘勰认为季候变化与人的情感存在感应的关系：春天万物复苏，人的情感也易于萌动；夏天热烈，人的情绪高昂；秋日萧索，悲情易生；而冬天万物肃杀，人的情志也深沉高远。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同样强调了自然对人的感发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云：“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6］这些论述都能够通过这种“生态”与“情意”合奏，促动自然环境与人的心灵之间的融会贯通。

三、“生态”承载文学的运思与体悟

古代中国人主张文学活动中主体的运思与融情，以求创生人与自然，情与自然事物之有机融会的至高境界。文学艺术秉承天地之气及精华，并在有机、和谐的关系中既将之发扬光大，又游于气运流行及生命活动的“生生不息”，使艺术充盈着鲜活的生气和无尽魅力。对生命的体悟并思接千载，情动心魄，全在于“生态”有机性的承载，而迸发生命力。首先，“生态”与主体的感物生情、至性的天性。中国传统文学不仅将人与自然的“生态”感应作为艺术情感发生的基础，更强调艺术作为表征生命体验的特性。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既呈现异质同构性，又基于和谐共振性，这作为“生态”化的有机关系，必然引发主体在文学体验的性情迸发，感物而生情，以至性显天性。张载云：“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7］这指出了人在与自然的“生态”之关系中，表现着心物同构、物我相通的特性，进而有机把握乾坤、天地、阴阳相转换的“天性”，通过尽情挥洒主体之情性，而凸显生命之美的魅力。事实上，天人之间本来就存在必然的交感、互动、共生性，并在人与万物的感应互动中运通，其呈现的“生态”有机关系恰成为文学活动表现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基础。其次，“生态”与主体的“临春风思浩荡”。古代中国人往往将艺术视作一种生命体验的表征，认为人能够经由艺术与自然生命的交流，而洞悉生命的奥妙。人们借助艺术能够将心灵世界沉潜到自然生态之中，与自然万象融汇为一，并至深体验生命之“和”、之美。在生态有机关系中，人作为生命活动体，具有自然生态家族的成员身份，别离这种存在关系，人将不复存在，艺术与审美也将无从谈起。正是基于这种身份认同，才能够不断畅抒感物生情，进而确证知心、知性、知天的天性；人才能真切感知天地的生命精神，启悟且形成生态谐和共振，才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与天地自然的生态运行节律相应和，进而“应物斯感”，“有触则动”，“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正是山川大地，莺飞鱼跃，繁花似锦，宇宙自然的生命律动及生态“魅惑力”触动了主体存在之元气及淋漓的诗心，使情思飞扬、浩荡，主体便不断勃发着激情涌动的生命之流，去悟解“生态”及生命的美。第三，“生态”与主体的“三竹”体验。中国传统文学的理论思维也建立在天地人生态合一及同构、共感、互动、共鸣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感物兴情”作用，既呈现其诗性、节律性，也使之具有“间性主体”活动特点。郑板桥著名的“三竹”说，就最佳地描绘了这种节律性体验特点。“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8］340“三竹”节律，除了是一种艺术体验方式外，其“本真更在于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生态性思维过程及节律。”郑板桥显然超越了人对自然、自然对人的“定则”，以表现浓重的生态之“趣”。“‘胸中之竹’之于‘眼中之竹’，‘手中之竹’之于‘胸无成竹’都是艺术生态再生性的逻辑关系，是超越性的生态再生，通过节律性转换在艺术审美化的情境中澄明人所应有的那种本真性的生态审美境界。”［9］这种基于生态有机性的体验，主体生命激情的涌动与外在之物、之象，交感互应，气脉流行，首先以万物之感性形式对主体的审美心灵产生感召，这同时也是自然之气、人身之气及人的精神之气的多样化构合。第四，“生态”与主体的“物我一体”。“生态”有机与交融性关系贯通文学，必然推演着创作主体对自然事物及现象精心揣摩、心领神会，在情意促发中既体认“物”，更确证“我”，以达“物我一体”。郑板桥言：“日则凝视，夜则构思，身忘于衣，口忘于味，然后领梅之神，达梅之性，挹梅之韵，吐梅之情，梅亦俯首就范，入其剪裁刻划之中而不能出。”［8］359这是对李方膺画梅的主体感受，板桥体悟李方膺“痴情”于梅而现“物我一体”，又以此为中介，悟解自身的“物我一体”。其中，内涵李与梅、郑与梅、郑与李的多层次体验，具有“生态”之融合性、创生性。郑板桥的“物我一体”的多重体验，首先潜心于物而“日则凝视，夜则构思”，然后则悠然忘我，进而领悟神性及情韵。梅之神性及情韵即从“我”之心中、笔下自然涌出，“我”之性情及神韵亦从梅之花间、枝头上自然流露。这种多重流向合一，必然使主体在生命之流的涌动中潜心于物，身与物化，进而达到心与物、情与景、意与境的“生态”契合。这种契合会摆脱种种意念的局限、功利的约束、尘嚣琐事的缠绕，而使体验者能随触而应、随感而通。如此这般，主体以自由的心态面对生态有机的世界，便能够在气运流行中，接纳千姿百态的自然生命，且展示主体与天地自然之气、之物、之理的“生态”契合的境界。

四、“生态”标识着文学价值及人的生存

文学以精神体验凸显其价值。文学的“生态”既以自然价值为根，又不简单复写，其精神价值内存“生态”合成及“人化”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精神价值，总是用自然生态现象来映衬人的精神体验，意欲表达古代人融身于自然，且在“生态”融合中祈求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愿望。“生态”近乎成为标识，以凸显文学价值及人的精神活动。首先，“生态”与精神的价值提升。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们总是将自然物作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价值支持物，既作为精神体验的载体，又作为精神价值及生命价值的提升物。人们崇尚“生态”之有机性及和谐性，期望在这种和谐状态下人与自然的多样化、多方位的交流。自然生态是人的衣食之源，不仅对人的躯体存在及物质生存是根本性的，同时还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最本真的皈依和依赖。古代人从事文学体验，自然事物及自然存在的生命现象作为体验自我的标识，成为构建人的道德品性及精神守望的支撑体。自然物性与人的道德及精神体验的有机合一，相互衬托及参照，在参天地之化育中，不论是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飞禽猛兽，人们总能挖掘同人的德性与精神相同的物性特征，并在极尽地渲染中，在交感互生与生态构合中生发新义，升华至高深玄妙的审美境界。其次，“生态”与自由的价值追寻。古代中国人将精神现象与宇宙之气相联系，将精神视为整个天地自然所共有的产物。人们总是视自然是“自由”的，潺潺的流水、水中的游鱼、高飞的雄鹰、驰骋的骏马等“逍遥”且自由。从一定意义上说，不论是有机还是无机，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自然物，人们在体验及“人化”中，在其德性与情感性转换及物性的映衬中，都蕴积着自由感。在文学活动及审美体验中，主体对自然物的物性把控，并不陷于尘嚣琐事的缠绕，较少功利性羁绊，或者说，不以功利价值获取为上，而通过对自然物的自由感的体悟，寻求对自身自由与精神的体认。人们选取多种多样的物性特征作为人性、德性及精神品质的参照，往往会感悟其中的自由，从中汲取的也是满含“生态”有机性意味的自由。第三，“生态”与惠利的价值获取。人从自然中获利是为汲取物质与精神生存滋养。“生态”与惠利既一致，也是本根性的，有机性本就包含惠利性。多样的生存滋养作为价值存在，其“生态”化也是必然。在文学及审美体验中，惠利主要不是物质及利益的，也不只限于感性生命的呈现，而主要是精神性的，并由物性价值递升为精神价值，体现价值转换性惠利。一般意义上，惠利的获取状况及价值量的显示，往往会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一个尺度。从生态价值与人的精神价值的双重意义上看这种价值尺度，其价值量大小，往往不是以物质转换性价值显示，而是基于有机性及对人的精神、德性提升的存量。在传统的文学活动及审美体验中，“生态”与惠利的价值关系，总是呈现提升状态，主体融身于有机性体验中，悟解自然、物性及生命，合着生态有机节律的脉搏，合奏着“生生”的韵律，感悟自身，获取自由，以获得“生态”润化的惠利。在中国古代，人们对“生态”理论与现象的认识及理解，对人的生存的“生态”化体验，对“生态”的学理性及策略的掌握并不是主动的、有目的，甚至是模糊的、被动的，但作为朴素的价值寻求，作为对生命有机性的亘古体验，这一切都会在主动与非主动的交织中，成为艺术体验的必然。第四，“生态”与真性的价值呈现。“生态”真性既为自然的本来状况，更呈关联性。真性依据是自然价值，或是自然的存在之真（自然存在的绝对意义）。

自然之真是固有且实在的，但作为价值存在，则必须是关联的，有机的，是促进万物“生生”及转化生成的。文学与审美体验作为关系性存在，作为生命活动的特有方式，基于自然之真，而获得基础性条件，又依循“生态”的真性及关联性，进行精神价值创造。文学活动呈现“真性”价值，其精神价值、审美价值的显示，必须是自然价值、生态价值与生命价值的合奏。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表现及理论沉淀中，非常注重对这多重价值的体认及阐发，而合成的方式，是通过真性与善性、实性与虚性、物性与情性的多重交织，以有机的生态融合而表现。在中国文学活动中，一种技巧运用得好坏关键看它如何融合人与自然，心与物、情与景及意与境，或者是对自然、生命、精神之真性如何给予“生态”化的揭示，如何把控多重价值的有机呈现。中国文学体验从“生态”一体化的宇宙观出发，通过心物感应，经由情与景、意与境的交融，产生动人的、生气充盈的审美意象；有限蕴积无限，且在超越有限的人生和自然之物的审美场域中，激活自由无碍的生命精神，去体验至高的“生态”之美。

人与自然生命体的构建论文范文第5篇：中国文学传统的生态内涵

中国文学畅扬生命整体美并关注“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不仅接通艺术生命和宇宙生命有机谐和共振，而且展示了“生态文学”的古典形态。我们挖掘中国文学传统的“生态”内涵，既是一种对接，也是一种现代阐释；作为历史性机缘，更成为历史、现代与未来接续的必然。当继承、对话、扬弃、转型；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体用关系、共生共存等词语运用其研究，必然在现代境域中使之观念重构、价值重建、意义重生。我们环绕“生态”体验，力主拓展视野，对中国文学传统给予现代阐释，在多向转换及“对接”中，悟解“生态”对人之生存本然性构建的必然性。 一、“生态”接通中国传统话语系统 “生态”一词，产生于19世纪，繁盛于20世纪。1866年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最初使用“生态”时，其意义是指生物与其生存环境间的关系。至20世纪后半叶，“生态”与多种学科联姻而植生出无数学科；与多种文学艺术类型触发相似相同的体验方式，使多样的创作类型得以生长，也成就了多样的话语表达及阐释方式。“生态”还与多种地域及人的生活状况、文化生存方式续缘，使“生态”有机状况无限延展，成为转换人的文化存在方式的必然。“生态”之能量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无所不入，有着近乎无所不涉的领域，原因就在于“生态”的蕴含及根本所指。“生态”与中国话语接通，不论是历史、传统的，还是当下及文化整体风貌的，不仅都会凸显上述种种转换特性及条件，而且最重要的，或许是启悟我们去挖掘、修整、组合、再生中国古已有之且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 首先，“生态”作为概念的植生作用。“生态”既是一个现代含义的概念，也是一个膨胀指数极高的现实存在。但其丰富的内涵及明确的所指性却不拘于现代，而是接通着人类生成的始终，与人的生命、生存，以及人所赖以存在的环境建立多样并复杂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说中国文化传统满含“生态”之义，其意就在于此。在古代中国人那里，天地人三者始终是生态化地连接着，这种连接不是对象化的，而是“生命”的连接，是“生生”永续的，天地、阴阳交感而和合，化育化生万物。那种天地人和合、“并生”、“为一”、“本与体”且生生化育的同类话语表述众多，并且生成性及辐射现象也颇多。至王阳明，便有集大成的表述，《大学问》云：“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1］“生态”意涵与天地人和合，万物一体，生生化育等话语，尽管非产生于同代，但却异曲同工，其内涵也有相似相同性。这就创造了相互间对接、融合的必然条件。其条件既“自在”，即伴随自然与人的生态和合，并有亘古不变的本然状态，也“自为”，因为作为不同文化传统的交往与对接，是 历 史 性 与 过 程 性 的 现 实，也 是 未 来 的趋向。 其次，“生态”对于天地人关系的表现作用。中国思想史中诸多理论都强调人是自然宇宙生命大家庭的一员，人与自然是一体的，这就包含着较为深刻的生态思想。天地人朴素有机体的相合，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在此统摄之下，人们的思维没有把主客对立起来，没有将自然只看作是一个外在于人的认识对象，而是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且系统的统一整体，总是把外在自然转化为内在自然，成为人的内部存在；将自然既作为社会道德体验、精神活动的实有存在，又作为参照、尺度，来映衬人的品格、德性。尤其在文学体验中，自然的形貌总是含蕴始终，人们通过天地人一体的运行而感悟人生，且与人的自体性活动有机融入，进而构筑朴素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文学活动始终表现对自然的那种浓郁的生态亲和性，其中较少认知性及理性、思辨性的话语阐释，却恪守“外师造化”式生态体验。即便是游记性文学体验，尽管也有对自然现象的客观及经验性阐释，但却与对自身生命、情感及审美悟解相融合。这时，人对自然的那种天然性的情谊、情感及亲和力往往超过了与自然相对立的认识性理解，其中满含着最适宜于艺术创造的生态智慧。 第三，“生态”对于话语层次的构造作用。对生命的理解及体验溶解在古代人的人生体验中，成为古人在构筑自身的生存环境时必须进行的现实与理性的选择。古人思维及话语表达更多的是直觉的，经验体验性的，他们对生命感的植入，对生命意识的经验性体味会成为他们生活及生存的选择。我们不可能确证这就是生态文学（创作与批评），但无疑是生态文学的前在雏形，或为相似性。这一方面得自于人类演化的历史过程中，生态体验的相似性，另一方面，源自中国特殊自然地理环境所生成的，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存在方式，以及由此铸就的天地人和合的体验方式。这多种因素成就古代中国人的生态体验的特殊性，也植生出文学现象的“生态”性韵味。“生态”在接通人们构造话语、范畴的支撑系统时，会植生带有极强的生命意识及生态关联性的话语表达。如：道、气、性、势；韵、味、悟、神；太极、生生、化生、化育；乾坤、阴阳、刚柔、中和；混沌、天籁、大象、大音；雄浑、含蓄、豪放、妙境等无以尽数的话语模型，既内蕴艺术体验及生成性的话语特点，也具有很强的生态意味。尽管我们不可能以“生态”重新组装这一系列概念及系统，但如果我们从生态意义上给予新的诠释，想必在挖掘其本有含义之时，必然会焕发其新意，体现其再生之意。 最后，“生态”与“生生”的统贯作用。“生态”与“生生”在指向生命有机性方面，含义相近，如存差别可有二：一是产生的语境及历史条件不同；一是“生态”更显关联性，“生生”则依循节律性。两者都具统贯性，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或许“生生”更具适应性。“生生”既是自然之生态存在的现实，是生命运演及个体生命生成及延续的表现，也是艺术审美生成及体验的本来状况及节律性展示。进入现代语境，“生生”亦可为“生态”的代名词，作为一个范畴，会有极大的辐射性及再生作用，并作为生命体验及艺术审美活动的最佳展示方式。古代中国人论述诗文中的声律、对偶、修辞诸问题，书画理论中的着色、骨法用笔、皴染及虚实等表现手法，戏剧中的结构、程式、虚拟等，总是以“生生”运行的生态节奏及韵律感印迹生命活动，汇聚审美体验。即便是对方法的运行，古代人也总是将其置入生命运行关系及“生生”的生态演化节律中，在生态化的、和谐性的关系视野中进行艺术操作。这丰富的表意系统，是现代境域中文学活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语资源库。#p#分页标题#e# 二、“生态”作为中国文学体验的核心要素 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及文学体验活动中有一个无法割舍的情结，即神往“自然”，并且是带有明显生态特点及生命体验性的自然。这种“自然”，不仅是促动人的现实活动、道德守成及情感体验的重要标尺，而且成为文学活动的核心要素：其一，既成就天地、山水、花鸟，也是归位这一系列自然现象的内在机制；其二，主体融身自然，而来解困，记叙情意，调养精神；其三，作为主体自身性格品质的参照，将实在、物性的自然现象，转换为人性、德性、情性的“自然”。这种富含生态特性的“自然”，不单是静止的，实在的，其动态性及关联性，则是“生生”的，节律性的，也被“德性”提升。文学作为人师从自然、效法自然、诗化自然及提升自然且又回归自然的活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内在生态关联成为文学活动的基本载体和创作材质，并成就多重“道性”的合奏。自然与天的运行作为自然道性，必然推进至艺术之道，而艺术之道又需反馈，且和谐润化自然之道，进而提升人生、人性之道。 首先，“生态”与“艺道”的合奏。中国文学中的艺术之道是体“道”的中介，起到接通、融合的作用。宗白华说：“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2］人们期望自然与艺术之道性的和谐、圆融，而显示人生、人性之道，艺术之道又接通自然之道与人生、人性之道，使之有机融合，形成“天文”与“人文”的有机合成。刘勰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原道》）刘勰将文学现象与天地之文相贯通，强调“心生”、“言立”对于“自然之道”的作用；从天地人相关联的总体范围思考文学问题，将其视为与自然之道并行的艺术之道。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虎豹虫鱼都是自然天地的生态杰作，它们构成了生机勃勃的自然之文，而人文则是对自然天地之文的仿效。尽管刘勰并不懂得所谓的生态理论及文艺活动的生态元素，但他从人与自然的生态一体性的关系出发，所绘制的自然“生态”状况，也内涵对人的活动的生态助推性作用。他的这种“自然”情结，似乎已经把“生态”作为文学的母体，其“艺道”也表明，离开自然之生态有机性的孕育，人就难以创出真正的文学艺术。 其次，“生态”与“人化”的合奏。古代中国人立足于人与自然生态有机性而认识文学，而不从唯理性角度看待艺术特性，这形成了文学活动本体论基础。文学艺术不是对自然之道的简单而直接的模仿，不是对其外在物质实在的复写及转换，或者说，自然生态给予人的不仅仅是物质外壳及质料组合，也不是自然生物躯体（包括动植物及人）的外在运动，不拘于丰富的色彩、奇特的形态，而是得自生命运演节律，其内蕴的生命能量转换及融合的境域而成就的内在生命力。生命作为自然生态最重要的特征，不仅成就了人的感性生命体的存在，更旨在延伸人的生命活动，促成“自然人化”的过程性及文化的累积，进而生成人的社会存在及精神———文化存在的生命力，使人的自然性的生命不断转换为文化的生命存在。文化、艺术实为“生态”与“生命”合奏的结果。生态关联性与生命、文艺对自然生态之滋养的多样性汲取方式，不论是心师、效法也好，诗意化体验也好，必然是中国古代艺术构成和审美价值的核心要素。 第三，“生态”与“人心”的合奏。人与自然关联，天人异质而同构且互相感应，构成了古代审美体验的发生基础。《周易》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周易•说卦》）这表明人与天的结构有相通的“生态”根源，其相通及相应就成为阴阳、刚柔转换以及物我、情景交相感应的基础。“生态”作为文学的基础与根本，其最直接的接通点是“情感”。在中国人的艺术体验中，“情感”往往与“心”（思想、观念）连接，早期的“心”与“情”有相通性，如《乐记》论情感产生时云：“音之 起，由 人 心 生 也。 人 心 之 动，物 使 之 然也。”［3］之后，“心”超越了“情”，成为规范或统领，“心统性情”就表现了这种作用。在真正的艺术体验中，“情”与“心”无法分离，是有机交融且一体化的“合奏”，其原因就在生命之体的运动及生命力的发射，其根基即为“生态”存在。当“生态”与“人心”合奏时，“心”则不虚空，而是有更丰富的内涵及所指。人感于自然生态中万物的阴阳转换、刚柔交错，悟解着生命的生长变化、生命的延续，内心产生情感的呼应，发之于管弦就成为动听的音乐。钱钟书就说：“夫艺也者，执心物两端而用厥中。兴象意境，心之事也；所资以驱遣而抒写兴象意境者，物之事也。物各有性：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其性有必不可逆，乃折吾心以应物。一艺之成，而三者具焉。”［4］ 第四，“生态”与“情意”的合奏。文学有情有意且寻理。中国文学中满含着情意与情理，却不只流于主体心理及情感表现，不是单纯的感情发泄，在表现时往往会有三重附着物。这其中：一是天地、四季、四时、山水或诸多自然物；二是对“生”与“命”的体认，其中也包括身世、家事、国事的纠葛；三是对先人、圣人、神人的追思。前两者有时会纠结在一起，而使情意表达与自然、与生命呈多层次及多角度的交合。这里面不乏爱意，既有对诸多自然现象的爱意，有对生命的爱意，亦有自身之爱，其中，就满含“生态”与“情意”的合奏。李清照词《声声慢》中，既用连续的叠词表达情意，也将诸多的自然物与她的心情、心境相通，以其映衬，其中又深蕴身世、家事、国事，这种多重的纠葛，奏出了独特的生命和旋。四季的时序时节转换是自然生态运演的结果，其节律性更抚养着万物生命。中国文学传统中，人们曾极尽四季、时节地表达情意性，并紧扣生命、生机的活动特点，也富含深沉的志趣与志向。董仲舒云：“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故爱而有严，乐而有哀，四时之则也。”“天乃有喜怒哀乐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气者，合类之谓也。”［5］“四季”与“四情”纠葛，情意体验性极为浓重，董仲舒用中国文化中“生态”意味极为浓重的“气”，来展示生命体验性的直接性。“气”的生命体征随着日月变化、时令及季候转换，促使人的情意发生相应的变化。刘勰云：“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文心雕龙•物色》）刘勰认为季候变化与人的情感存在感应的关系：春天万物复苏，人的情感也易于萌动；夏天热烈，人的情绪高昂；秋日萧索，悲情易生；而冬天万物肃杀，人的情志也深沉高远。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同样强调了自然对人的感发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云：“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6］这些论述都能够通过这种“生态”与“情意”合奏，促动自然环境与人的心灵之间的融会贯通。#p#分页标题#e# 三、“生态”承载文学的运思与体悟 古代中国人主张文学活动中主体的运思与融情，以求创生人与自然，情与自然事物之有机融会的至高境界。文学艺术秉承天地之气及精华，并在有机、和谐的关系中既将之发扬光大，又游于气运流行及生命活动的“生生不息”，使艺术充盈着鲜活的生气和无尽魅力。对生命的体悟并思接千载，情动心魄，全在于“生态”有机性的承载，而迸发生命力。 首先，“生态”与主体的感物生情、至性的天性。中国传统文学不仅将人与自然的“生态”感应作为艺术情感发生的基础，更强调艺术作为表征生命体验的特性。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既呈现异质同构性，又基于和谐共振性，这作为“生态”化的有机关系，必然引发主体在文学体验的性情迸发，感物而生情，以至性显天性。张载云：“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7］这指出了人在与自然的“生态”之关系中，表现着心物同构、物我相通的特性，进而有机把握乾坤、天地、阴阳相转换的“天性”，通过尽情挥洒主体之情性，而凸显生命之美的魅力。事实上，天人之间本来就存在必然的交感、互动、共生性，并在人与万物的感应互动中运通，其呈现的“生态”有机关系恰成为文学活动表现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基础。 其次，“生态”与主体的“临春风思浩荡”。古代中国人往往将艺术视作一种生命体验的表征，认为人能够经由艺术与自然生命的交流，而洞悉生命的奥妙。人们借助艺术能够将心灵世界沉潜到自然生态之中，与自然万象融汇为一，并至深体验生命之“和”、之美。在生态有机关系中，人作为生命活动体，具有自然生态家族的成员身份，别离这种存在关系，人将不复存在，艺术与审美也将无从谈起。正是基于这种身份认同，才能够不断畅抒感物生情，进而确证知心、知性、知天的天性；人才能真切感知天地的生命精神，启悟且形成生态谐和共振，才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与天地自然的生态运行节律相应和，进而“应物斯感”，“有触则动”，“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正是山川大地，莺飞鱼跃，繁花似锦，宇宙自然的生命律动及生态“魅惑力”触动了主体存在之元气及淋漓的诗心，使情思飞扬、浩荡，主体便不断勃发着激情涌动的生命之流，去悟解“生态”及生命的美。 第三，“生态”与主体的“三竹”体验。中国传统文学的理论思维也建立在天地人生态合一及同构、共感、互动、共鸣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感物兴情”作用，既呈现其诗性、节律性，也使之具有“间性主体”活动特点。郑板桥著名的“三竹”说，就最佳地描绘了这种节律性体验特点。“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8］340“三竹”节律，除了是一种艺术体验方式外，其“本真更在于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生态性思维过程及节律。”郑板桥显然超越了人对自然、自然对人的“定则”，以表现浓重的生态之“趣”。“‘胸中之竹’之于‘眼中之竹’，‘手中之竹’之于‘胸无成竹’都是艺术生态再生性的逻辑关系，是超越性的生态再生，通过节律性转换在艺术审美化的情境中澄明人所应有的那种本真性的生态审美境界。”［9］这种基于生态有机性的体验，主体生命激情的涌动与外在之物、之象，交感互应，气脉流行，首先以万物之感性形式对主体的审美心灵产生感召，这同时也是自然之气、人身之气及人的精神之气的多样化构合。 第四，“生态”与主体的“物我一体”。“生态”有机与交融性关系贯通文学，必然推演着创作主体对自然事物及现象精心揣摩、心领神会，在情意促发中既体认“物”，更确证“我”，以达“物我一体”。郑板桥言：“日则凝视，夜则构思，身忘于衣，口忘于味，然后领梅之神，达梅之性，挹梅之韵，吐梅之情，梅亦俯首就范，入其剪裁刻划之中而不能出。”［8］359这是对李方膺画梅的主体感受，板桥体悟李方膺“痴情”于梅而现“物我一体”，又以此为中介，悟解自身的“物我一体”。其中，内涵李与梅、郑与梅、郑与李的多层次体验，具有“生态”之融合性、创生性。郑板桥的“物我一体”的多重体验，首先潜心于物而“日则凝视，夜则构思”，然后则悠然忘我，进而领悟神性及情韵。梅之神性及情韵即从“我”之心中、笔下自然涌出，“我”之性情及神韵亦从梅之花间、枝头上自然流露。这种多重流向合一，必然使主体在生命之流的涌动中潜心于物，身与物化，进而达到心与物、情与景、意与境的“生态”契合。这种契合会摆脱种种意念的局限、功利的约束、尘嚣琐事的缠绕，而使体验者能随触而应、随感而通。如此这般，主体以自由的心态面对生态有机的世界，便能够在气运流行中，接纳千姿百态的自然生命，且展示主体与天地自然之气、之物、之理的“生态”契合的境界。 四、“生态”标识着文学价值及人的生存 文学以精神体验凸显其价值。文学的“生态”既以自然价值为根，又不简单复写，其精神价值内存“生态”合成及“人化”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精神价值，总是用自然生态现象来映衬人的精神体验，意欲表达古代人融身于自然，且在“生态”融合中祈求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愿望。“生态”近乎成为标识，以凸显文学价值及人的精神活动。#p#分页标题#e# 首先，“生态”与精神的价值提升。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们总是将自然物作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价值支持物，既作为精神体验的载体，又作为精神价值及生命价值的提升物。人们崇尚“生态”之有机性及和谐性，期望在这种和谐状态下人与自然的多样化、多方位的交流。自然生态是人的衣食之源，不仅对人的躯体存在及物质生存是根本性的，同时还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最本真的皈依和依赖。古代人从事文学体验，自然事物及自然存在的生命现象作为体验自我的标识，成为构建人的道德品性及精神守望的支撑体。自然物性与人的道德及精神体验的有机合一，相互衬托及参照，在参天地之化育中，不论是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飞禽猛兽，人们总能挖掘同人的德性与精神相同的物性特征，并在极尽地渲染中，在交感互生与生态构合中生发新义，升华至高深玄妙的审美境界。 其次，“生态”与自由的价值追寻。古代中国人将精神现象与宇宙之气相联系，将精神视为整个天地自然所共有的产物。人们总是视自然是“自由”的，潺潺的流水、水中的游鱼、高飞的雄鹰、驰骋的骏马等“逍遥”且自由。从一定意义上说，不论是有机还是无机，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自然物，人们在体验及“人化”中，在其德性与情感性转换及物性的映衬中，都蕴积着自由感。在文学活动及审美体验中，主体对自然物的物性把控，并不陷于尘嚣琐事的缠绕，较少功利性羁绊，或者说，不以功利价值获取为上，而通过对自然物的自由感的体悟，寻求对自身自由与精神的体认。人们选取多种多样的物性特征作为人性、德性及精神品质的参照，往往会感悟其中的自由，从中汲取的也是满含“生态”有机性意味的自由。 第三，“生态”与惠利的价值获取。人从自然中获利是为汲取物质与精神生存滋养。“生态”与惠利既一致，也是本根性的，有机性本就包含惠利性。多样的生存滋养作为价值存在，其“生态”化也是必然。在文学及审美体验中，惠利主要不是物质及利益的，也不只限于感性生命的呈现，而主要是精神性的，并由物性价值递升为精神价值，体现价值转换性惠利。一般意义上，惠利的获取状况及价值量的显示，往往会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一个尺度。从生态价值与人的精神价值的双重意义上看这种价值尺度，其价值量大小，往往不是以物质转换性价值显示，而是基于有机性及对人的精神、德性提升的存量。在传统的文学活动及审美体验中，“生态”与惠利的价值关系，总是呈现提升状态，主体融身于有机性体验中，悟解自然、物性及生命，合着生态有机节律的脉搏，合奏着“生生”的韵律，感悟自身，获取自由，以获得“生态”润化的惠利。在中国古代，人们对“生态”理论与现象的认识及理解，对人的生存的“生态”化体验，对“生态”的学理性及策略的掌握并不是主动的、有目的，甚至是模糊的、被动的，但作为朴素的价值寻求，作为对生命有机性的亘古体验，这一切都会在主动与非主动的交织中，成为艺术体验的必然。 第四，“生态”与真性的价值呈现。“生态”真性既为自然的本来状况，更呈关联性。真性依据是自然价值，或是自然的存在之真（自然存在的绝对意义）。自然之真是固有且实在的，但作为价值存在，则必须是关联的，有机的，是促进万物“生生”及转化生成的。文学与审美体验作为关系性存在，作为生命活动的特有方式，基于自然之真，而获得基础性条件，又依循“生态”的真性及关联性，进行精神价值创造。文学活动呈现“真性”价值，其精神价值、审美价值的显示，必须是自然价值、生态价值与生命价值的合奏。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表现及理论沉淀中，非常注重对这多重价值的体认及阐发，而合成的方式，是通过真性与善性、实性与虚性、物性与情性的多重交织，以有机的生态融合而表现。在中国文学活动中，一种技巧运用得好坏关键看它如何融合人与自然，心与物、情与景及意与境，或者是对自然、生命、精神之真性如何给予“生态”化的揭示，如何把控多重价值的有机呈现。 中国文学体验从“生态”一体化的宇宙观出发，通过心物感应，经由情与景、意与境的交融，产生动人的、生气充盈的审美意象；有限蕴积无限，且在超越有限的人生和自然之物的审美场域中，激活自由无碍的生命精神，去体验至高的“生态”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