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正义学术论文范文(3篇)
新闻与正义学术论文范文第1篇：分析政治娱乐化的发展对我国的影响
【摘要】随着现在信息技术的不断的发展，现在我国国内也开始一种新型的政治模式，就是政治娱乐化，现在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人们在进行对媒体评论或者是在媒体进行播报的时候与以往的方式有所不同，告别了以往比较严肃的现象，尤其是在网络中，人们可以进行自由的评论政治事件，政治娱乐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关键词】政治娱乐化；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08—0261-02
在以往的政治事件播报中，有隐含了严肃的氛围，很多人一定没想过，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政治娱乐化已经成为了政治播报的一种趋势，最为明显的是人们对政治事件的评论，尤其是在言论及其自由的网络世界，人们可以对政治事件畅所欲言，由于这种现在在一步一步的被人们所接受，目前，甚至有很多政治上的问题都是有相关的管理者在网上，由网民进行投票进行解决，政治娱乐化也在另一个层面上体现了民众的智慧，让政府部门更加的关注民生，所以说政治娱乐化不管是从中正面还是反面都对我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笔者就针对政治娱乐化的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做阐述。
一、政治娱乐化的起因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就迅猛的发展，科技也在不断的发展，前十几年，我们接受外界信息的途径还是以收音机、广播等为主要工具，但是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脑，人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接受到各类信息，原本人们从以前端正态度的接受政治事件随着工具的不断变化也开始了娱乐化的倾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主要有以下几点：
1.信息传输的高速化
现在传递信息的方式有很多种，人们再也不会是指局限于几个人围着一个收音机的时候了，现在电脑是最为普及的传输工具，以往人们在了解政治事件的时候都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途径，而现在，针对一些政治事件，人们可以通过电脑来随心所欲的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人们素质的不同，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所包含的层析也有所不同，这样难免会出现一定的娱乐性，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事件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经常也会添加一些娱乐元素，例如，有部分的记者就非常愿意报道有关国外王室的内部事件，实际上这些与政治事件本身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由于这种边缘化的政治新闻很受人们的喜欢，由于这种状况的发生，也是导致政治娱乐化的一个根本原因。
2.时代的发展也在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维
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不断发展，人们不但身体上得到了解放，精神上的解放也是很显著的，人们以前接受的政治事件主要是通过单一的声音或者是图片，而现在却发生了改变，有很多具体的视频被人们观看到，这个时候，人们的思维也就发生了转变，因为以往的由收音机转述或者是报纸的叙述有着传播者本人的一定引导，这样就很难将真实的事件本身让人们知道，而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可以通过多个角度进行思考，这样人们就有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人们在思考的时候，或者被感动，或者是愤怒，都是源自观看者本身的，这样人们在评论事件的时候就能够更加的客观，正是因为这种思维的转换，所以政治新闻在播放时就不免包含了一些娱乐性，这种娱乐性是随着时间的增长而越加浓厚的。
这种现象在国外早已经有了，而国外的学者针对这一现象，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政治娱乐化是某些为了换取民众支持的一种手段，也可以说是一种炒作，因为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政治家自爆丑闻或者是以其它的形式来对自己进行宣传，这样就可以达到提升自己知名度的目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做法是及其不可取的呢？这是因为政治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件，如果这些人光利用其它的形式进行自己的宣传，而忽略了政绩本身的重要性，那就会起到相反的想过，还有一种就是人们可以看到的，政治娱乐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创造了市场价值，也就是说政治本身走向了市场化的方向，这本身时好时坏，都要通过具体的事件进行具体的分析，现在很多政坛的人都开始走出自己的世界，开始了广告代言人、到处进行演讲，或者是做某个节目的顾问、专家等，这样的宣传实际上也为政治娱乐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从这一个角度来讲，是十分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仅仅是满足了市场的需求，却严重的影响了政治界本身高尚的形象，忽略了政坛的严肃性，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机械化的附属品，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的依赖。这种状况会出现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在以前，人们都把娱乐新闻当成一种消遣，人们更为重视的是政府下达的一些意见或者是决定，但是随着现在政治娱乐化导向的影响，人们就会失去一种主流的方向，这样对维护社会的道德是很不利的，会严重打击以往树立起来的信赖。
二、政治娱乐化在中国的体现
目前在中国，政治娱乐化也已经开始明显的显现出来，这也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所产生的，在体现上，总共可以分为三点：
1.政治娱乐化已经成为公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往，中国的政坛是及其严肃的，一旦有稍许娱乐化的动向，就等于是被判了死刑，人们将政坛也及其的崇拜和敬仰，在民问，人们也很少对政治事件进行相关的评论，人们普遍认为政治事件离人们的生活很遥远，所能接触到的无非就是政府部门想要告知给民众的，这种思想也根深蒂固的藏在人们的心中，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不断深入，再有就是我国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政界的保密性以及严肃性也随之变换，在人们谈论起政坛的时候再也不是偷偷摸摸的，而政坛也再不显得那样的神秘，中国的政治也在趋向娱乐化的发展，这是一个过程，因为人们刚开始想要了解的只是一种信息，但是媒体传递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信息，还有有关的评论，再有就是受着外来文化的影响，我国的民众也开始了一种想要参与进来的想法，人们越是有这种想法，有关的媒体就会进行大肆的宣扬，以达到满足民众的需要为根本目标，这样久而久之，政治娱乐化已经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开始进行谈及的问题，不再有忌讳，甚至成为了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人们开始参与进部分政治的角色中
现在的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不再是以往的只有一种或者是有效的途径来了解世界，现在很多主动权都掌握在民众自己的手中，例如在看电视的时候，如果对不感兴趣的频道，也就是说事件，就会选择更换，所以说根据这样的情况，就会导致了相关的传播者要掌握人们的心理，所进行讨论的话题要有一定的足够的吸引人们的注意，这样才能达到传播者的目的，所以说在进行这一等方面的考量中，就一定要结合民众的特点，民众再也不是以往的领导下达什么指示，民众只有接受的份的角色，现在民众也已经有了参与进来的权利，在进行政治报道中，如果是单一的进行陈述，那么一定不会掌握收视人群，这个时候政治娱乐性就凸显了出来，相关的媒体人了解只有通过这种情况才能抓住人们的眼球，有些必要的时候也会加入民众的意见，所以说现在人们也已经开始了参与进政治事件的讨论中，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
3.人们在进行讨论的时候也使用娱乐的方式
目前，电视和网络已经成为了现在人们接受政治事件的主要渠道，以往参与政治界进行讨论的都是一些成功的人士，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民众才是政治导向最大的群体，民众也有发言，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所以人们也开始参与进来，进行相关的讨论，但是由于民众的素质高低不一，所以在进行评论的时候难免会带来一定的娱乐性，这也是有是时代的性质决定的，所以人们运用带有娱乐性的方式进行对政治事件的讨论，难免会给政治事件带来一定娱乐的性质，这是现在政治娱乐性中最主要的原因，所以现在一些新型媒体，为了顺应大部分的人民的意见，也会顺水推舟，彻底将政治事件与娱乐性相结合，通过人们自己的讨论在进行表达，除了偶然会出现一些素质低下的民众，从整体上来看还是有着比较有效果的。
三、政治娱乐化的发展对我国的影响
由于政治娱乐化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中国有着自己的国情和性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会像西方学者所说的会对中国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还有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作用，下面就进行简单的论述：
1.提升中国民众的自主意识
现在，中国政治娱乐化已经开始了成熟化的阶段，人们现在可以自由的发表自己的看法，由于以往封建思想的束缚，人们经常忽略了自己的意见，总是被动的接受别人的意见，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在，随着政治娱乐化的发展，中国民众的自主意识开始慢慢觉醒，这一点可以通过很多事件反映出来，在前一段事件发生的“李刚门”事件中，要不是网友的不断施压，也许犯罪者在权势的庇佑下不会得到法律的严惩，这件事很明显的反映出了民众呼声的重要性，类似于这样的事件还有很多，这主要是由于广大网友的正义感使然的，渐渐的，这种民主意识已经成为了一种监管体系，随着现在科技的发达，一旦发生不合理的事件人们就会将其传在网络上，让人们对不合理的事件进行谴责，这样就会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这样就可以进行合理的解决，这种情况也逐步涉及到政坛，当人们针对政坛事件的时候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份、地位，对事件进行尽情的发表，这种清醒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自主意识，在这一点上来看，给中国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2.政治娱乐化可以促进社会环境的宽松化
以往的政治环境比较严肃，人们就算有想法也不会发表，但是现在的社会是民主的社会，人们可以通过娱乐化的方式进行政治意见的发表，这样不但不会造成社会紧张的局面，同时还会促使社会环境的宽松化，缓和国内政治的严肃局面，这样政府也可以吸收民众的智慧，在集思广益的情况下进行问题的解决，同时也遂了民愿，达到了两全其美的局面，同时这种做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一些矛盾的局面，不论是怎样的评论都可以代表人民的意愿，只要有关部门进行合理的运用，一定给会给中国的社会环境带来很好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可以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四、总结
随着社会信息的高度发展，人们在谈论政治事件的时候与以往的形式大不形同，现在政治娱乐化已经成为了中国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然而政治娱乐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却是有很大程度上的积极的作用，所以应该及时的引导这种政治娱乐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中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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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正义学术论文范文第2篇：自由主义
我对自由有着天然的向往，对“左”的思想却有着本能的警惕。因为在中国语境里，“左”的事物无论挂着什么样的神圣招牌，都很容易滑向一个令人担忧的方向。这种莫名其妙的思维定势，几乎成了当代中国种种灾难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我本以为有着半个世纪惨痛记忆的人，当可以避免再上“左”的当，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近年学术界有关“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再次暴露出了类似的问题。他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涉及的是当下中国最敏感的问题，操用的也是最规范的学术语言，的确为当下关心中国问题的学人提供了许多新的启示。可我读多了一些人的文字后，内心的担忧可谓越来越深，倒不是因为一些人的文章没有道理，而是担心其中所显露出来的思想路径，很可能会被某种恶势力所利用，最终成为一些潜在悲剧的帮凶。这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在一个只有少数人拥有话语解释权的时代，文字一旦从作者身上独立出去，成为一种公众舆论，许多时候就不再是作者本人所能左右的了，为此，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言论保持警惕——不是害怕因言获罪，而是要提防别人会用你的言论作为理由来压迫人。我觉察到，当下学术界已有一些言论显露出了可能被利用的迹象。
这是我读了包括韩毓海的《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①等“新左派”的代表作之后所产生的担忧。为了所谓的社会公正而诋毁自由主义，这本身就是让人难以信服的（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自由剥夺了公正）；而当我从韩毓海的文字中读出他对晚年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也充满眷恋之意，且把斯大林体制的失败仅仅归结于斯大林背叛了原版的社会主义时，担忧便成了莫名的恐惧。这样的理论究竟要把我们引向哪里？难道它就能保证社会公正以及民主的实现？我表示深深的怀疑。一些“新左派”理论家把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不公的罪恶根源对它进行大加讨伐，并认为“自由主义”的诉求是漠视底层民众的利益，为非法获利者辩护，这样一些言论听起来慷慨激昂，俨然一副关心大众利益和全面民主的正义凛然的样子，却很可能会把自由主义逼向一个危险的境地。可这些“新左派”的理论家们似乎忘了一个基本的常识：在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自由（包括自由的权利和自由的言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可韩毓海却在《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一文中，痛心疾首地宣告：“在这个不断沉浮的世界上，自由主义的得势是自然的，而且，我深深明白：这种得势还会持续更长的时期。”
乍听起来，好像自由主义思想在当下中国已成为奢侈品，若不对它进行限制，就会泛滥成灾似的。“新左派”这样明显的偏见会穿上这么庄严的外衣，的确是让人惊讶的。我之所以说它有可能被利用，就是因为它暗合了当下反对市场经济、嘲笑务实社会以及日益激增的民族主义潮流。这样的自大和幼稚病，我们时不时就会犯一次，什么“汉字将取代拼音文字”，什么“中国可以说不”，什么“不久东方文化将拯救西方文化”，什么“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等等。虽然“新左派”的理论比这些言辞要精致、有力、成熟得多，但二者在思想路径上还是有相似之处的。通过强调一种所谓的本土现实，而忽略公民享受人类共有的文明遗产（比如自由、言论自由、个人财产受保护的自由等）的权利，且漠视比起某种物质上的不公更为黑暗的精神现实，它的理由无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我都是不能支持的。据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比美国差多远》②的文章说：就实际人均收入而言，中国正处在美国1897年左右的水平；就农业劳动力所占的份额表明，中国正处于美国1880年的水准；就小学在校学生与相关年龄组的比例而言，中国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水平，而中学教育，中国是美国1970年的水平；如果以预算寿命作为衡量的标准，中国已经达到美国1966年的水准；但以城镇人口的比例作比，中国则处在美国1890年的水平。这些数据的差距恐怕不是一种民族情绪就能抹杀掉的，它需要的是一段漫长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来弥补。当“新左派”指责“自由主义”要为市场垄断、权力腐败、民主失落、社会不公负责时，我不知道上述的数据差距又应该由谁来负责。“”、“”、“”都是没有实行市场经济的，人们的生活空间由集体平均主义和无限的革命热情所把持着，可它留给我们的还不是一场噩梦？
“自由主义”虽是在西方形成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价值系统，但它里面的一些要素，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吁求，是不容忽视的。正如刘军宁所说：“在深层次上，东方人与西方人同作为人，在本性上，却有相通之处。西方人珍惜自己的人权，难道中国人就愿意被无缘无故地投入监狱？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财产，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自己的财物被掠夺？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言论自由，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被别人缝上嘴巴吗？只要中国人与西方人一样珍惜自己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和自由，自由主义在中国就能派得上用场。”③因此，要实现社会公正和，并不能以牺牲自由和市场经济为代价。当下许多社会弊病的产生，错误并不在于市场经济本身，而恰恰在于市场经济没有按照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运作，有太多的权力因素介入其中将它扭曲了。可“新左派”在批判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弊病时，矛头指向的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母本，这显然不是一个学者面对现实时该有的正确态度。尤其是“新左派”在批判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时，却将矛头主要指向资本本身，忽略了权力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市场的调节功能都是非常有限的，市场遵循的也非纯粹的经济规律，而是清一色的都是用权力开辟市场。权力进去了，资本才接踵而来。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严重曲解。正因为这样，生意场上请客送礼的风气才会那么浓厚，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经济领域的每一个细节里面，以致走后门、行贿、送礼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谁都知道，没有它，干什么都将一事无成。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权力的拥有者（贪官）获的利往往比一些奸商要多得多。可“新左派”理论家却避重就轻，他们狠不得立即剥夺既得利益者（奸商？）的财产，却忽略背后更隐秘的制度性的权力腐败，多少有一些欺软怕硬的嫌疑。
正是权力体制改革之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才导致今天经济改革领域中某些环节的失控，给“新左派”留下了攻击的口实。可我们总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一块倒掉呀，要知道，如今的民众在铁板一块的社会秩序中开始觅得一片微小的自由空间，就是从经济相对自由的状况下艰难地挤出来的，用所谓公正和民主的名义试图掐断这条自由的隙缝，那是残酷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非法获利者辩护，我的意思是，要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目标恐怕不是市场机制，而应是如何让市场机制的每个环节自由地受监督，以脱离过去那种在权力掩护下“暗箱操作”的伪市场状态。它的最终目标是使市场机制彻底地遵循市场自身的规律，并受制度与法律的制约。
只有市场经济回到了属于它自己的正确轨道上，让每个人拥有自由择业的权利和真正的私有财产权，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坚实的起点和基础。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比起革命时期的社会要务实得多，可连这样一种务实倾向也被“新左派”曲解为是“公民参政权利”的弱化，好像由此公民就会变成经济动物，失去对政治生活发言的任何能力。但我要说，一个公民不关心政治事物的社会当然是应该批判的，可一个强迫公民过多地关注政治事物的社会，同样是危险而令人窒息的。中国目前的状况显然更接近后一种。“”就不用说了，即便是现在，把本来是私人生活领域的事情一概变为政治问题，其中的强制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择业，写作，出国，信仰，生孩子，街谈巷议，等等，应该属于纯粹私人领域的事情，可在我们当下的语境里，这些都变成了政治问题，里面包含着太多的意识形态内容。（鲁迅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椅子都要流血——这是真的。）比起社会操作层面上的政治参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强迫显得更加可怕。因此，在我们这个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社会，民众已经有了过重的政治重担，他们通过一种务实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行为来缓解过重的压力，为自己开辟一个相对的自由空间，这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呢？
“新左派”再次忽略了一个常识问题：在中国，民众对政治的热情不是太少，而恰恰是太多了。衡量这一点，不一定看它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说，民众外面表现出来的对政治事物的冷漠，未必代表民众真实的内心，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无奈的。事实上，在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极强的政治敏感，比如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以及一些新闻和领导人的讲话背后透露出了什么新的政治迹象，等等，哪怕是最底层的民众，心里也有一杆秤，把握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会含糊。这是中国人长期活在政治斗争和闭抑的生存环境中所养成的本能的政治智慧，它已成了每个人灵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左派”指责中国人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中逐渐丧失，说的不过是表面现象，我倒认为，中国人的内心其实有着极强的政治敏感和应付政治需要的能力——遗憾的是，这些不过是生存的本能使然，是被动的，变异的，远未达到政治自觉的高度。要使一个公民具有真正的政治自觉、公民道德，单靠“新左派”空谈“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过去的历史证明，在公民的心目中，对政治的关注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自由的诉求，它更多的只是一种防卫本能。要改变这种变异的局面，我以为，不能再引导民众陷入当下的政治怪圈中，而是要让他们尽可能地从这个怪圈中解放出来，利用目前具有的环境去争得经济上的相对自由，以产生新的政治思维：从关心政治仅是防卫本能的状况下，逐渐过渡到对政治具有主动的自由诉求。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而要在公民心理层面上完成从变异政治到健康政治的过渡，肯定不能省略市场经济改革这一重要的环节，因为经济自由化也许是目前为止唯一对政治力量一手遮天的状况有解构作用的实践。我在广东一些经济开放的地区，看到了许多过去的政治逻辑对务实的民众渐渐失效的实例。它的作用，我想总有一天会显现出来。所以，一个务实的社会无论它有多大的弊病，也总比让民众整天活在一个充满政治强迫的社会里好。然而，韩毓海却在《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一文中说：“在当今世界，大资本和利益集团控制投资，操纵政治，使政治的自由竞争不可能公开公正。而市场造成的经济危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分配的不合理说明市场竞争也离公正差得很远。”韩毓海一方面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公民的政治能力，另一方面又过高地估计了资本和市场在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要知道，中国根本就没有达到资本能“操纵政治”的地步，有的只是政治（权力）普遍在操纵资本。有意思的是，韩毓海竟然在中国语境下用了“政治的自由竞争”一词，我把这看作是他对市场过度憎恨后出现的幻觉。
而我要说的是，即便真的是“大资本和利益集团控制投资”操纵了政治，影响了“政治的自由竞争”，那比起用个人专断的意志来操纵政治，也未尝不是一种进步。我记起了一位西方学者说过的一句话：“金钱政治总比人头政治好。”——这真是无奈中的无奈。
“新左派”似乎很关注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可是，精神上的不自由难道不是最大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吗？许多的时候，精神的苦难比物质的苦难要广阔和深刻得多。对自由的吁求，对市场经济的支持，就是为了寻找一条摆脱这些苦难的有效途径，这种思想在当下的中国其实是处于弱势的，可一些人却开始担心它的“得势”，这听起来真叫人悲凉。朱学勤在题为《一九九八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的回应文章中说：“在过去的一年里，自由主义学理获得了公开的言说，……以往的思想史、言论史证明，这一言说只不过是一个被压制的言说：它有一百年的历史，却有五十年的沉默。如果说过去一年‘挤出’门缝，那也只是重新开始。以往的历史，提醒言说者没有理由沾沾自喜；目前的弱势状态，也不值得反对者那样悲愤欲绝。除了下列两点，它再也不能证明什么了：现在能够证明的是，在看起来最难说话的时候，事在人为，还能‘挤’出一条言路；将来可能证明的是，它随时都会被再次掐断，重归沉默。”④
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朱学勤的担忧就变成了坚硬的现实。“自由主义”并没有像“新左派”理论家所预言的那样，“得势是自然的，而且，我深深明白：这种得势还会持续更长的时期”，而是相反。我不知道今天的“新左派”理论家面对这一现实，会作何感想，我想，他们至少要吸取一个教训：对弱势话语进行批判时，要担心自己的批判会不会站在权力话语的同一边，压制另外的人，以致不知不觉帮了权力话语的忙，导致丧失自由言说的空间；而一旦失去自由言说的空间，你把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说得再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也是枉然；他们还要记住一个深层的常识：“自由主义”是一切其他主义的舞台。“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消灭了，其他主义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繁荣。我们今天听到的民族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后）现代主义等在‘’期间听得到吗？没有！任何思想只有在自由主义铺垫的土壤里才能健康成长。没有英国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我们甚至不能设想有今日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更不能设想马克思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期间的中国能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可以说，只有在自由主义的土壤里才能产生对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学者动不动就要“告别自由主义”，听起来真叫人哭笑不得。
朱学勤在回顾“自由主义”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时说：“围绕顾准、陈寅恪、王小波的言说，自由主义‘挤出’了一条细小的言路。”⑥每个有良知的人，都有义务保护这条细小的言路不被掐断；只要这条细小的言路还存在，就证明社会还有希望，争论还有意义；而扼杀这条细小言路的势力，无论它来自哪里，都应是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共同的敌人。如果自由言说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没了，物质上的公正与平等只会引起我更深的厌倦。
注释：
①载《天涯》1998年第5期；
②载《广州日报》1999年7月18日；
③刘军宁：《共和·民主·——自由主义思想研究》，第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版；
④见《学问中国》，第203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版；
⑤刘军宁语，见《共和·民主·——自由主义思想研究》，第1页；
⑥见《学问中国》，第212页。
新闻与正义学术论文范文第3篇：没有“人梯”,精神何以传承?
栏目编辑 杨建伟 “今天,大家都称我们是英雄,其实,我们不是什么英雄,也无意成为英雄。我想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会和我们一样,可能还会比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只是在尽己所能。而当我们在痛失好友陷入悲痛与无助中时,是大家又将援助之手伸给了我们,将关注和温暖的目光投向了我们。正是这些人间的温暖与无私的帮助,让我们度过了心灵的煎熬与难舍好友的悲痛;也正是这些温暖与帮助,让我们深深地明白,我们生存的社会,需要正义、需要关怀、需要真情、需要友爱,我们的身边也永远洋溢着真爱。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只要勇敢地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我们定然会接到更多双援助之手,就像长城一样牢固和恒久。也许,这就是我们可以触摸的和谐。”
这是救人英雄“90后”大学生徐彬程内心的感想与告白。转眼间,长江大学的学生救人一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里,社会各界对这件事情的评论不计其数。江水依旧,斯人远逝。我们深切哀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死去的人以交代,给活着的人以启示。为什么现在的人依然围绕“见义勇为”的“价值”争论不休?“90后”真是“崩溃的一代”?这难道又会是被社会“玩弄”的“新闻”?面对纷纷攘攘的大众报道,我们提出几点疑问。
质疑一:生命价值还需要讨论吗?
人们在感叹这一英雄行为的同时,社会上再一次出现了对“3>2”问题的大讨论。什么“大学生救小学生不值”啦,什么“三比二”吃亏啦,质疑话语不一而足。就是这种舍生取义的勇敢行为,却遭到世俗眼光的审视。生命的价值真的可以用数量或者地位来表示或者评价吗?生命价值还需要再讨论吗?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张伊丽来信说,此番质疑之声让她想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张华事件”以及“华山人墙”。1982年,大学生张华为救一位69岁的淘粪农民英勇牺牲。在张华走后的第二年,华山“千尺幢”道上,10多名游人,从垂直80多度的崖梯上腾空跌落。张华生前所在的第四军医大学150多名同学不顾生命危险,用身体连成人墙,护送游人脱离险境,并用手臂交错,编成担架,抬着受伤游人侧行跪走,送到数里外的医院救治……
事后,当记者采访那些华山抢险的英雄们在抢险当时是作何感想时,抢险队员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在当时根本无暇思索,只是为了救人。相对于张华的牺牲,华山抢险中没有抢险人员伤亡,仅有部分学生受了皮外伤。试想,如果华山抢险中有学生为此牺牲了,人们肯定又要给他们冠以“舍己为人”的英雄头衔,那么现在又有谁还记得那些可爱的学生呢?对于张华,他也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会引爆这场举国上下的大争论。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对这个生命价值的争论做出了回答。他曾经对他的好朋友董希武谈起过邵小利。当时社会上有人认为,邵小利用一个大学生的生命去换取一个小学生的生命,不合乎价值规律。但张华对董希武说:“这是他们的算法,这种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庸俗的,落后于起码的文明道德。我如果碰到邵小利碰到的事,我决不去计算价值,人和动物的区别,就体现在这些地方!”
那个年代人们已经对生命价值进行了讨论,如果说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在思想上还有所波动,那么时至今日,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为什么还要对生命价值产生疑虑、进行讨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认为,现在的社会是以经济为中心,如果仅仅从市场交易的观点来看问题,计算生命价值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从人出发,而不是从物出发;要坚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新人文主义者巴比特曾说过:“有两条法则并立同行而不可调和:这就是物的法则和人的法则。前者建立城市和舰队,但是它野蛮奔跑,并且对人极不友好。”转型期金钱拜物教的盛行,使人的价值观念颠倒,不是以义为本、以利为末,而是以利为本、以义为末,常常把美的说成丑的,把丑的说成美的。这是一些人对长江大学生舍己救人颇有微词的社会环境原因。
河南大学教育学院教师王振存则认为,在这样一个思想多元、信息公开、网络发达的社会,对于长江大学学生救人事件有不同的声音、争论是正常的,但对于“3>2”的认识是极端错误和有害的。他也认为,这是一种物化、功利化的思维方式,用这种方式衡量人的生命价值,必然导致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误解和贬抑。这种评判方式适用于物而不适用于人。人之为人,不仅在于人有本能的自然生命,更重要的在于人有价值追求、意义向往、精神渴望、求真、趋善、达美的超越的价值生命,他在关注、呵护自己生命的同时能够自觉地尊重、呵护他人乃至自然万物之生命。
共青团湖北省委员会、省学联主席蔡路则认为,不应该去评价是否值得,因为他们救起的不仅是两个生命,还是社会对大学生的信任以及民族信仰。他们在救人的时候,没有考虑自己的生命,而是用行为捍卫了崇高的价值观。
质疑二:什么造成了生命价值的物质化?
当无情的江水将三名风华正茂的青年带走的时候,留给人们的难道仅仅是无奈的叹息和无休止的争论?似乎人们更愿意对这件事情说说而已,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人们的谈资,包括舍己救人这样的事情,把所有的东西都物质化,作为对象来处理。无怪有的人会对生命价值进行衡量,为此,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冯秀军教授说:“一个生命甘于或勇于牺牲自己而去挽救他者的生命,这只能是生命自身的自由的道德选择与精神追求,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价值的算计与考量。”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生命价值的物质化?
王振存老师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认为,首先是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利己”和“利他”两个价值体系的冲突和对抗。我们在承认社会的主流价值是好的的同时,应该认识到“3>2”这种思想、认识的存在并非空穴来风,是与当前社会的一些不良社会思潮、风气有一定关系的,需要我们正视和反思。改革开放让我们的思想空前解放,认识更加多元,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虚无主义、价值相对主义、拜物主义、意义失落、信仰迷失的现实。我们以往所坚守的人生价值观、社会理想信念开始去魅、去神圣化,走向世俗乃至庸俗,使我们在享受高度现代化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失却了对精神、灵魂、信仰的关注,失却了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深层追问和思考,金钱、地位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主要标尺,“耻言道德”“躲避崇高”“追求时尚”“人情冷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状况与20年前相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学生英雄集体的壮举同打捞公司劣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体现了“利己”和“利他”两个价值体系的冲突与碰撞。
其次,他认为教育的功利化、工具化对于这一风气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现在我们教育的规模、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教育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异化:“”前是被政治异化,这些年是被经济异化。由于受功利化的应试教育等因素的挤压和影响,以关注灵魂、尊重生命、涵养精神、提升道德、坚定信仰为旨趣的德育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异化为手段、工具。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在一切以科学马首是瞻的时代却发生了价值翻转,道德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道德值几个钱”成为人们的疑问。这是一个道德缺失的年代,更是一个呼唤道德的年代;这是一个贬抑道德的年代,更是一个急需道德的年代;这是一个解构道德的年代,更是一个亟待道德重建的年代。
再次,应试教育导致的生命教育的缺失。如果从叶澜教授《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发表之日算起,生命教育理论研究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年头,生命教育理念已逐渐被接受并深深地植根于许多人的心中,生命教育实践也已经在内地的一些地区展开。但与国外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相比,我们的生命教育开展得还很不够,很不成功,尊重生命、呵护生命、提升生命的价值观还没有巍然成风。
正是在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匮乏和呼唤英雄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会那么感动,才会万人空巷来送别英雄”。我们希望通过大学生“结梯救人”的事迹,“早日驱走人们心头的习惯性冷漠,用‘爱’去面对一切,让爱成为生活的常态”,而不是物质。
质疑三:谁有能力对“90后”进行真实的评价?
在这次救人行动中,有人置疑大学生救人的动机。他们认为,在现今这个时代,以经济利益为中心,所谓的道德、人性的良知正在滑坡,没有人会毫无功利地去做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关系到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们怀疑这些学生在救人时,一方面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另一方面,他们在救人后,会得到精神或物质上的奖励。但当记者对参与救人的李佳隆问及这个问题时,他说:“当时什么都没想,就是想救人,要救出少年。”参与救人的姜梦淋则告诉我们:“排人梯时,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提议,就自发地手拉手,挽着向深水处走去,想救回少年。”在这个经济时代,一个彰显个性的时代,大学生们一方面有着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叛逆与冷漠,一方面又有着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关心和热情,现在的大学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谁又有资格、有能力评价“90后”的学生呢?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易连云教授认为,对道德的评价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些年来,围绕着“80后”“90后”的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焦点,人们纷纷指责这代人,说他们缺乏责任感,没有理想,玩世不恭等等。其实,这只是一个假问题,每个时代的青年都会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并不奇怪,我们却常常放大了他们中的问题,而对其中表现出的好的东西进行了有意无意的忽视。就像1998年的大洪水、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人们都从中看到了当时的青年们所表现出的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因此,简单地对整个一代人进行评价是不妥当的,也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但他认为,有一点我们必须正视,就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问题,特别是成人社会的道德水平。这是影响青少年道德成长的很重要的因素。孩子们身上的问题,要从成人身上去寻找,此次事件中的成人的不作为与表现出的令人指责的行为将会对青少年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会影响到他们对道德与理想境界的追求。其实,我们所看到的“80后”或者“90后”,他们对社会道德价值追求的怀疑与反叛很多都与他们对成人的道德水平的怀疑有关。由此,社会应该花大力气营造一个良好的、能够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风气。
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张忠华则直接指出,“90后”学生是值得信任的一代。他说,这一事件不仅彰显了我们学校道德教育的有效性,而且再次证明“80后”“90后”青年一代是值得我们信赖的社会建设者。用总书记在5•12大地震中的讲话说:“实践充分证明,在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青年是值得信赖的,是能担当重任的。”
质疑四:到底谁缺乏社会责任感?
在这次救人事件的报道中,我们很容易在网上搜到这样一个贴子――“大学生救人事件背后的真相”。这个贴子讲述了一群社会成年人(游客、渔民等)不作为的事实,包括在打捞尸体时,打捞公司跟学生讨价还价的丑恶行径,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可以为已经去世的同学下跪求情,而那些“经济人”却无动于衷。为什么我们的学生还是“学生”的时候会挺身而出,而我们的学生走向社会之后却袖手旁观(比如那些游客)?到底谁是缺失了社会责任感的一代?或者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如何评价我们今天的德育工作?
深圳市福田区南园小学的李俊老师认为,原因很简单――学生是学校教育影响出来的,打捞者是社会风化影响出来的。从这起事件看,我们的学校德育是成功的。危急关头,大学生们表现出来的是救人于危难的美德和勇气,折射出的是大德大爱的人性光辉。“时间重新来过一百次,陈及时都会选择跳水救人。”陈及时的同学董烨君说。不需要利益驱使,不需要他人指挥,来不及讨论营救方法是否可行,甚至连自己的安危生死都顾不上考虑,这群大学生毅然接连下水救人,足见他们丰厚的道德底蕴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些从哪里来?显然与学校教育密不可分。
再看看那些抱怨学生缺乏社会公德的“大人”们。“我们同学都给渔船的老板跪下了,求他们看能否捞救方招三人,老板说,长江上哪天不死人,不死几个人我们靠什么挣钱啊?”当天参与救人的一名学生悲愤地说。那些麻木冷漠的打捞者或许也曾是学生,也曾受到过学校德育的影响,可为什么走出校门就忘记了根本的公德道义呢?李俊认为,原因也很简单――“时位之移人也”。学校的学生,读的是圣贤书,听的是老师话,接触的是相对思想单纯的同学,他们的思想才有可能是“无污染”的,所以他们在捡到一分钱的时候知道必须物归原主,在救人危难的时候才能够舍生忘死。而一旦步入社会,听到的是明星暴富,看到的是拿钱办事,心目中原有的英雄形象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超女”和大腕。所以,在发现有人落水的时候,学生能马上意识到救人性命是天经地义的,救命时机是稍纵即逝的。而打捞者在师生求助的时候,他们“救人不如捞尸赚钱”的思想就会作怪,就会一心想着不能错过这个敲诈钱财的机会。
李俊告诉记者:不能再把某些人道德沦丧的责任都归结到学校德育上了。“5+2”尚且可能等于“0”,何况走出校门的社会人呢?社会责任感需要社会风尚的引导与强化,社会公德心需要社会机制的激励与监督,当什么时候“道德模范”的地位和影响超过明星富豪的时候,我们的社会风尚才是有希望的时候。
质疑五:舍身救人会成为转瞬即逝的“新闻”吗?
当人们对这件事情广为关注的时候,当人们对这种可贵的精神还能够清晰记忆的时候,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毕世响教授却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我敢说,过不了多少时间,长江大学学生用自己的生命救人的事迹,将被其它‘新闻’,或者‘超女’‘超男’一类的人物淹没――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淡然了。这个英雄或者道德事件,早已经被新闻化了,商业化了。”
他进一步指出,现在似乎是一个明星猖獗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制造明星的时代:体育明星、唱歌明星、学术明星……这样的“星星”多得可能泛滥成灾了,形成的是社会民众头顶烂污的星空。我们的头顶,应该是康德说的那种星空: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社会的道德觉醒,是不能依靠现在这样的明星的举手投足来启蒙的。这是一个科学时代,民主时代,应该用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和人物来进行教育,它需要深沉的思考,轻浮的、装腔作势的、没有文化底子的明星“文化”和“新闻”文化,只会庸俗文化,玷污道德,蛊惑人心。
以明星为道德人格的时代,社会并不树立真正的道德人格,而是把道德和道德人格新闻化和商业化。反正这个时代是快餐时代、新鲜时代,不需要用理性思考的时代。“新闻”时时刻刻都会有,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都是一阵风,用不着为谁负责,只为了商品自身。
这是一个不能容忍的道德时代,人们不能容忍社会千方百计制造的商业偶像的地位受到丝毫动摇,死掉一个明星比一场大地震都了得;这又是一个能够容忍的道德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或者生存状况,不会受到社会的关心,即使一个普通人因为某个因被媒体关心了一下,一时成为新闻,第二天就是旧闻,第三天就不见了。社会关心的并不是哪个人,而是在新闻中的商品价值。
就此事来说,尽管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各种研讨会、总结会、表彰会层出不穷,但是我们希望社会能够给予正面引导,要关注事件本身的精神内涵,而不是形式上的讨论以及表彰,否则就会让人们再次认为对学生救人的报道及表彰是一场有意安排的精神作秀。
总之,精神的传承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以及评价,因为没有精神,人类就不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90后”作为新一代的青年,他们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已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我们常常把“90后”说成“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一代”“崩溃的一代”,但今天他们的行为却让我们这些自认为有道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深感汗颜。谁有资格对他们进行评论?我们能做的是给他们一个健康、整洁的成长空间,让他们自由、快乐地成长,不要让他们成为被社会“玩弄”的“焦点”和吸引眼球的“新闻”。如果说今天逝去的三名英烈能够唤醒我们沉睡的道德意识,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那么,这种牺牲是值得的;但如果人们还是无动于衷,还是做一个关注道德的“看客”,那么相信,这种让人感动的事情照样会发生,对生命价值的讨论还会继续,但却毫无价值。希望人们从这类事件中反思“自己”,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敢于担当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