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口性别比例对国家的影响论文范文(4篇)
国家人口性别比例对国家的影响论文范文第1篇：“性别灭绝”之灾
全球男人的数量远超过女人。在亚洲，男女失衡现象尤其突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称之为“亚洲女性失踪”的神秘事件。即使在亚洲国家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男女人数之间的差距还在拉大。中国目前的男女比例为120∶100，而印度为109∶100。中国社会科学院警告称，到2020年，每五个年轻男人中就有一个因为适龄女青年太少而找不到配偶。
性别比例失衡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重男轻女的文化取向导致有选择性地打掉女胎；二是由于超声波可分辨男女，虽然法律禁止，人们还是去做。科技的发达与一直以来的性别歧视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被美国女权主义者称之为“性别灭绝”的残酷事实。
长期以来，生男生女本来是自然的选择，即使是生育科学发达的当今，无论是从道德还是从伦理观出发，都不应该人为地选择婴儿的性别。21世纪以来，因性别选择而进行的堕胎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但又最难引起人们注意的灾难。
全球“性别”失衡
虽然亚洲最为明显。但性别比例失衡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同样，女性“性别灭绝”也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1990年，韩国的男女性别比例上升到了117∶100――这在当时是世界最高的。现在，韩国正在经历着当年的性别比例所带来的困境：在比较富裕的乡村，过剩的单身汉们去国外“进口新娘”。
2008年，韩国11%的婚姻是跨国婚姻，大多是一个韩国男人和一个外国女人结婚。作为根深蒂固的单一民族国家，韩国社会对跨国婚姻充满敌意。韩国政府预测，到了2020年，可能有一半的孩子会是混血儿。人们用“韩亚”这样的新名词来称呼这些混血儿。
1991年之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男性对女性比例突然加大。男女性别比率上升到了115∶100到120∶100。
1975年美国的亚裔美国人的男女性别比例在106∶100上下，到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为109∶100。
性别日渐失衡现象的背后是人类远古以来的男孩偏好。
进化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在现代人身上，都留下了远古以来适应环境的烙印：男人速度更快，身体更强壮。几乎从文明出现开始，男孩尤其是第一胎儿子就有各种优先权。历史上很多女人因为没生出儿子而自杀(或者被杀)。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说，女人憎恨自己的“女性地位”，以至于对自己新生的女儿也充满了愤怒和厌恶。
几个世纪以来，东亚建立起了最严格的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家庭需要一个男孩来传宗接代、继承家产、养老送终。许多没有生出男孩后代的女人遭受虐待，沦为家族的奴隶。一些家庭甚至祈求神灵杀死女孩。
打击堕胎
不要说在传统根深蒂固的东方，就是在最发达的美国，人们也是喜爱男孩。近日。盖洛普民调机构随机抽样调查1020名美国成年人，如果只能选择一个，他们会希望有一个女孩还是一个男孩。4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会选择一个男孩，2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想要一个女孩，其余的不介意任何一种性别或不清楚自己会如何选择。现在，并不知道美国有多少父母有机会选择他们想要的宝宝，但在亚洲国家，因性别选择而进行的堕胎很普遍。
如果一个家庭有4到6个孩子，其中有个男孩是很正常的。对男孩的偏爱不会以牺牲女孩为代价。但是现在大家只想要两个甚至一个小孩，这种情况下，有人就会打掉未出生的女婴，一心生个男孩。
因为男性在幼年时代更易受到疾病的侵袭，所以自然的男女性别比为105∶100，等他们到了婚嫁的年龄，男女比例就大致相当了。但是英国医学杂志的报告显示，中国只有一个地区――自治区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率在自然范围内。中国东部和南部的14个省，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率都在120∶100以上，其中三个省甚至超过了130∶100。
针对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2010年8月开始，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安部等六部门联合集中整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涉案的非法行医机构将被取缔。涉案人员最高将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印度的经验证明。法律是无法打败“一个重视男孩，轻视女孩的社会”的。
虽然印度允许堕胎，但为了禁止有选择性堕胎，印度已在1994年禁止查验未出生胎儿的性别。政府也采取措施鼓励人们生女孩，比如给生育女婴的父母经济补贴，给女孩自行车，优先给女孩中等教育基金的资助，甚至定期给生女孩的家庭一些钱以抵消将来彩礼的费用。
然而面对传统偏见，所有的政府努力都似乎没有功效。那些保护女性胎儿和女婴的法律根本没有认真执行，性别鉴定法形同虚设。只要600卢比(一卢比=0.13元人民币)，医生就愿意鉴别婴儿性别。据说，有的江湖郎中甚至用自行车载着扫描机器穿梭在村间提供服务。
西方的恶果
鉴定婴儿性别，自然是一项最先在西方兴起的医学。最近科普作家玛拉・维斯坦达尔，在探讨亚洲性别选择问题的新书《非自然选择》中说，性别选择的技术先是由西方人发明并用做人口控制手段的，后来由西方捐助者和美国军官传到了东亚。
20世纪中期，西方人口统计学家对全球人口增长充满忧虑。随着公共医疗的发展，人们比以前更加长寿。联合国人口司在1951年预测，世界人口将进入快速增长期，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人口学家所预测的全球性“人炸”，引起了美国政府各界的广泛焦虑，上到环境保护者，下到麦卡锡分子，人人都要求进行节育。
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努力为那些带有遗传病的妇女完善胎儿性别鉴定测试(比如血友病，该病只遗传给男婴)。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辨别胎儿性别的超声波在美国大受欢迎。“孕情不再靠猜想”上了报纸的头条。技术工具迅速成为性别选择的利器。
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就是堕胎。在韩国，西方的资金创造了一支流动医疗队，这支医疗队由美国国际开发署捐助的美国陆军救护车以及缺乏训练的工作者和志愿者组成。这支医疗队聘用本地工作者，按他们带来进行绝育手术和宫内避孕器植入手术的人数获得报酬。韩国的这些流动诊所后来成了堕胎点。到了1977年，在汉城每1名男婴儿诞生，便有2.75名女婴死于人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人工流产率纪录。
在印度，20世纪60年代，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全印医疗科学研究会300多万美元，帮助他们在亚洲率先进行羊膜穿刺实验。一开始是为了发现基因异常，后来变成了胎儿性别鉴定。不久之后，这一技术趋向成熟，人们可以在孕妇怀孕三至六个月时，通过羊膜穿刺术来确定胚胎的性别。
1975年，印度医学院的医生们在一家国有医院中开始了带有性别选择性的流产实验。他们用羊膜穿刺术为家境贫寒的女性进行免费测试。然后在孕妇愿意的情况下，以胎儿的性别为基础为她们实施人工流产手术。据估计。约有1000名怀有女胎的孕妇做了人流。
印度医学院开始这项实验的同年，性别选择侵入中国。到了1979年，中国才最终接受西方国家的帮助。但是在被中国排斥的情况下，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依然毫不犹豫地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采取行动。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夕，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中国购置电脑、实施培训以及展开宣传捐助了5000万美元。
1985年，面对世界反人流运动的蓬勃发展，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才宣布削减资金，美国投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基金削减了4600万美元。
而现在西方最新的医学发现，一项针对怀孕7周的准妈妈们的简单血检，就可以回答婴儿性别问题，且准确度高得让人吃惊。虽然并未得到美国医生们的大力推广，但过去的几年间性别鉴定的血检工具已经在网上销售了。
如果这项技术在亚洲推广，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堕胎行为。并使已经存在的严重的性别失衡更加恶化。
男人过剩的之忧
30多年来性别选择对世界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令人担忧。男性为主的人口结构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男性无法找到结婚的对象。这会导致行为，以及越来越多的易以及出现买卖新娘的行为。
到了2020年，中国的男性会比同年龄层的女性多3000万到4000万人。因此，在十年之后，中国将面临的是拥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数量是美国相同年龄的男性的总数，是欧洲最大的三个国家年轻男性数量的三倍。
男人超级过剩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这是留给经济学家的一个公开问题。历史给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答案。德国学者纳尔・海因索恩说，1500年前后的欧洲扩张是由于男性人口膨胀；1914年后的日本帝国扩张也是由于男性人口膨胀。这当然是令人感到恐怖的暗示。
按照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尚靳炜（音译）所言，这还不算最恐怖的，这位华裔学者声称，中国性别失衡导致全球金融危机！扭曲的中国性别比例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失衡现象！尚教授估计中国的性别比率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有如此之高的储蓄率，在这背后就造成了中国经常性账户盈余。贸易不平衡，特别是中国目前经常性账户盈余，和美国经常性贸易赤字，常常被认为是引起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根据尚教授的逻辑：由于可供选择的女性越来越少，父母们会有更加强烈的储蓄动机，以便让自己的儿子获得更有竞争力的婚姻前景。他们会一直这么做，直到儿子发育成熟并进入婚姻市场。婚姻竞争或许还部分推高了中国的住房价格，因为传统上，新郎一方应当提供一套住房或公寓来构建一个家庭单位。这样一来，上升的住房价格也迫使那些没有儿子的家庭进行更多的储蓄。
坐拥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国的储蓄罐如今已经变得如此庞大，对其原因做出解释的经济学理论同样层出不穷。尚教授的理论也许应该归入“中国版本的魔鬼经济学”，不过，这也不失为对全球性别选择危害的一个另类解读。
国家人口性别比例对国家的影响论文范文第2篇：B超是个什么东西
我老崔家九世一直是单传，到我这辈儿更加玄。打小体弱多病，在家人的担惊受怕中长至成年，我考了研读了博，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一晃三十有六，才娶了一位大学女教师为偶。能否生下一子传宗接代，得看老天爷是否厚我！
夜里的床上，我对怀孕的妻说：“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吧，国家的政策只准生一胎，而我特别想要个儿子。我有个老同学在医院正好是开B超机的，咱找到他查查肚中胎儿的性别，如果是儿子，就生下来；是女儿，那就，那就打掉吧。”妻像看外星人般地质问我：“不敢相信这是从你博士生嘴里说出来的话，真是荒谬，我不能答应。”“美玲！”我扑通一声给妻跪下，“我爸死得早，我妈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而今她都七十高龄了，身体每况愈下，却难见自己的孙子。咱要是生不出个儿子，她老人家死都难以瞑目啊！”在我的哀求声中，妻子只好含泪应允。
不久，那个在医院工作的老同学发来贺电：“B超显示，你老婆怀的是个健康的男胎，准备请客吧！”紧张多日的神经终于可以松弛下来，我喜极而泣，免遭刮宫之劫的妻子自然也是欣喜万分。
可惜，病患加重的老妈没有等到孙子的出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不过，她走得还算安详，因为她知道在儿媳肚内生长的孙儿一定会健康聪明地来到人间，继续执掌延续崔家血脉的神圣使命。
一个月后，妻子顺利产下一个七斤重的大胖小子，不对，是个胖女婴！我气极了，找到那位老同学：“你做得什么狗屁B超，连性别也会验错？”老同学没有争辩什么，递给我一封信。这不是我母亲的笔迹吗？怎么会在我同学的手上？我连忙拆阅。
“备君吾儿，通过你的同学，我得知你在生孩子问题上与你媳妇产生了分歧，而且最终是你逼妻就范。这真是既典型又要命的大男子主义呀！B超是个什么东西，我清楚得很呢！我有两个一心想生男孩儿的老朋友甲和乙，都因B超问题而发生了悲剧：甲女怀孕做B超被告知是女儿，遂打胎，但从体内流出的胎儿分明就是男孩儿啊；乙女头胎被B超测出怀的是女儿，打掉；再怀再测，还是女儿再打掉；第三次怀孕虽然被测出是男胎，但是却造成了习惯性流产，乙女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所以，我对B超这个事情很反感，在儿媳还没查B超之前，我先找到你那位老同学，叫他不要给我儿媳查B超，还给他讲了我那两个朋友的悲剧。你同学听后笑笑说：“大妈，你那两个朋友的悲剧不是B超惹的祸，而是自身受重男轻女的思想指使而造成的可悲结局。试想，若抛开那个不对头的思想不管是生男生女一心想着保胎，你的朋友还会发生那样的悲剧吗？其实，B超的作用不在于验男女，而在于优生优育。若撇开优生优育的作用，那么我的观点就和大妈一致了――B超是个什么东西！”你同学说得太好了也太对了，为了让我儿媳妇优生优育，调动你们两口子的积极情绪也是必不可少的。于是我对你同学说：“只要B超查出孩子没什么毛病，你就只管说是男孩儿好了。人的思想要与时俱进才行，我七十岁的老婆子对你们生男生女根本是无所谓的，只要是你们的孩子我就喜欢。你在这方面的迂腐思想应该彻底摒除，好好爱老婆孩子。这样，我在九泉之下就可以瞑目了。”
谢谢老同学，感谢母亲大人。我紧紧攥着这封母亲临终前留下的振聋发聩的遗训，惭愧、后悔、后怕、侥幸、欣慰……百感交集！
链接：新闻背景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婴幼儿人口的性别比就迅速攀升。据统计，1981年第3次人口普查时，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8．47；第4次人口普查时，攀升至111．92；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时，继续攀升至116，远超国际认同的最高警戒线107。
人口性别比例已经严重失衡， 这会给我国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可以预见，再过15～20年，“老夫少妻”现象将不是个别现象。同时，由于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由农村女主动找城市男的婚姻迁移可能倒过来。此外，男女比例失调，会影响传统家庭的稳定。有专家警告，如果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十多年后中国男青年将有20％找不到配偶。也就是说到2020年的时候，到适婚年龄但没有姑娘可娶的小伙子会达到三千万人，也就是意味着十多年以后，每五个男子中就有一个得打光棍了……
相关法律条文
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在刑法第336条后增加一条：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导致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后果，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国家人口性别比例对国家的影响论文范文第3篇：立法能否遏制男女性别失衡
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刻不容缓
今年初，河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与计生部门一起，就出生人口性别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赴河南漯河、信阳、南阳等地进行了调研。调研发现，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已经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严重隐患，进行综合治理已刻不容缓。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一定时期内出生100个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正常范围应在102―107之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近年来迅速攀升，目前已经超过“警戒线”，其中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等地成为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的“重灾”地区。
在河南，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长期、持续、普遍、严重偏高的现象。1982年第3次人口普查时为110．3，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时为116．5，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时为118．46，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专家认为，性别严重失衡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危害远大于人口数量增长过快问题。长期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首先会造成“婚姻挤压”，找不到配偶的男性容易成为性犯罪的诱因，引发“骗婚”、性过错、性犯罪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其次，男女结婚的婚龄差将增大，“大男小女”、“大女小男”的现象会日益增加。第三，会造成高离婚率，残损家庭增多，影响下一代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民族的长期发展与振兴。第四，会引发买卖婚姻、童婚交换、男性第三者插足、、性病传播难以控制等一系列问题。第五，将导致“就业性别挤压”，增大养老难度和复杂性，对来之不
打击“两非”遭遇尴尬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B超技术普及以来，我国男女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据有关部门推算，全国目前20岁―34岁旺婚年龄人口男性比女性多1000多万人。专家认为，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口，在达到婚龄时，将会有10％的男性被挤出婚姻市场不能成婚。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会对将来的婚姻和家庭形成严重冲击，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河南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出生性别比已经上升至118．46，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103―107的正常比例，属于严重偏高的省份之一。
为遏制性别比持续偏高的势头，河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人口计划生育部门与卫生、食品药品监管、公安等部门连续两年联合开展严厉打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简称“两非”)的专项治理活动，仅去年以来就立案千余起，处理涉案人员近1200名。
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王立英说，在查处“两非”过程中，工作人员是相当不易的。禹州市在查处“陶瓷城安富荣利用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一案时，从部分乡镇抽出骨干，车辆10台，分赴禹州市城区不同地点，对其活动进行监控和堵截，最终在曹庄收费站南当场抓获正在实施不法行为的人员。但这项工作经常面对线索发现难、取证难、查处难的困扰。随着打击“两非”活动的深入开展，一些违法人员的活动由公开转为隐蔽，单线联系、流动作业，对这些组织、介绍妊娠妇女进行“两非”的人员，目前无法处罚；对零售药店销售终止妊娠药品的行为束手无策，这使人们能轻而易举地在各种药店买到终止妊娠的药品，服药后到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门要求引产。
为选择生男设立“禁止牌”
河南省新出台的这部包含二十四条的法规，明确禁止非医学需要的选择胎儿性别行为，严格控制可用于男孩选择的医疗技术手段，并对实施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以及责任人的处理作出明确规定。
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孟宪臣说，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是利用B超技术和中期以上引产手术等手段开展“两非”，新出台的条例重点加强了对B超、染色体技术、终止妊娠手术和药品的管理。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买B超手续简单，造成了B超的泛滥。为此，该条例专门规定，B超的购置、使用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取得医疗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执业许可证设有避孕和节育的医学检查项目和超声诊断项目；有具备执业资格的操作诊断人员。
该条例同时规定，实施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应当由实施机构三人以上的专家组集体审核。经诊断，确需终止妊娠的，由实施机构出具医学诊断结果，并通报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新条例对违法行为的打击更有力，”王立英说，“条例明确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管理责任，规范了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程序和要求，明确了对有关技术服务的监管制度，明确了打击两非的具体措施，使执法人员有法可依。”比如，过去对销售终止妊娠药品的处罚没有依据，新的条例规定不仅要没收违法所得，还处以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为销售终止妊娠药品设置了一道门槛。
参与条例起草工作的王立英介绍说，该条例主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河南省人口实际制定的。虽然这些法律明确禁止“两非”行为，但可操作性不强，条例作为实施性法规，充实和完善了部门职责、相关监管制度，明确了有关法律责任，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法规保障和依据。
王立英说，条例草案修改期间曾上网征求意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网上收集到的帖子看，绝大多数人支持立法，一些人还就如何保护公民隐私权、如何方便群众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根据这些建议，条例草案在修改时增加了“依法保护公民隐私”的相关条款，从而使这部法律更具人性化。“条例在尽可能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引导人们保护自己的健康。”
仅有法律是不够的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人口专家刘俊哲说，这部法规将对遏制男女性别比偏高起到积极作用，但它是“治标”而非“治本”良药，保持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最终依赖人们观念的改变、经济的发展以及养老保障体制的完善。王立英对这一看法表示赞同。他认为，这部法规具有教育、引导作用，使人们树立禁止“两非”的观念，同时对违法行为保持一个高压态势，让人在思想上警醒，行为上拒绝。
王立英说，执行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一些人为了经济利益置法律于不顾，包括明的、暗的。这就需要行政部门的监管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为此，河南各地成立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办公室，通过不间断的检查、部门的监管、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使这部法律执行到位。
面对持高不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我国有关部门多次进行深入调查，寻找“治本”良方。专家认为，这种现象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文化观念上的，包括“重男轻女”传统的影响。为此，国家人口计生委近年来开展了“婚育新风进万家”、“关爱女孩行动”、实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等，使社会性别平等、生男生女顺其自然等观念深入人心。
相关的活动在河南也深入开展，各地因地制宜制定政策，着力为计划生育户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比如让计划生育子女在入学、参军、招工等方面享受更多的优惠。
“在加强执法的同时，必须着力构建有利于女孩及计划生育女儿户的利益导向机制，普遍开展规范、优质的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综合服务。”王立英说，“根治出生性别比偏高需要长期的、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立法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一些政府部门人士和专家认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讲，改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状况可能比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更有现实意义，对此他们建议：
把综合治理人口性别比偏高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和人口计生、卫生、药监等部门的重要内容，纳入目标责任制，进行严格考核与奖惩。以此督促各级党政领导和部门领导积极履行职责，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配合，齐抓共管，严厉打击非医学需要的鉴定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机制和局面。
人口性别比偏高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社会问题，必须协调各有关部门，整合利用政府资源，进一步制定和落实有利于女孩及其家庭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提高地位，使其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无后顾之忧。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不久前审议通过 了一项法规，以遏制近年来出现的男女性别失衡状况。这部名为《河南省禁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条例》的地方法规，将从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河南试图能过法律手段，杜绝选择生男孩等不良现象，确保在10年内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自然平衡。
河南各地成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检查、监管它的实施。这一做法得到了公众的认可。郑州市民刘向阳说，“政府有义务保障国家的人口安全和人口］结构的合理，我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找不到老婆打光棍。”
国家人口性别比例对国家的影响论文范文第4篇：西安市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构想
【摘 要】 文章分析了西安市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西安市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设想：建立公共决策人口和计划生育初审制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强化公共投入保障机制，设立人口计生利益导向资金专户；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信息化建设，确保奖励优惠政策高效准确落实；建立与健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考核评估机制。
【关键词】 西安市；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构想
一、十二五时期西安面临的人口形势
西安是国家“关中-天水经济区”核心城市和肩负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任务的特大城市，对周边和整个西部地区具有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30多年来，西安市坚决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方面成绩斐然。“十二五”时期，是西安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关键时期，西安人口总体形势虽然相对稳定，但人口领域仍然矛盾相互交织、局面错综复杂，若处理不好，将会给西安的未来发展埋下极大隐患。
1、稳定低生育水平仍面临较大压力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前西安市有常住人口846.78万，其中，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为254.78万人，处于20～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为90.87万且呈不断增长态势。从西安这座城市的资源承载力看，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保证人口稳定、有序增长十分必要。城市承载力一般指一定范围和一定环境标准下的城市生命支持系统可支撑的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强度的大小和一定生活质量下的人口数量，它往往受限于城市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关系。根据西安交通大学学者对西安市人口发展的研究，在近年内西安市最大人口承载力大约在1050万～1150万之间。虽然从西安市当前静态人口数量看尚有人口增长空间，但若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并考虑西安市超过二百万的流动人口可以发现，当前的人口规模已经逼近西安市最大人口承载力，若西安市的资源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不发生变化，其人口增长余地十分有限。可见，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控制人口快速增长仍是西安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首要任务。
2、提高总体人口素质任务更加艰巨
人口素质包括出生人口素质、人口文化素质等。从出生人口素质来看，近些年来，西安市的人口出生缺陷发生率始终在7‰左右徘徊，而其他很多城市的出生缺陷发生率仅为4‰；此外，西安市拥有55万残疾人口，城乡人口健康素质、教育素质差异较大，农村育龄妇女妇科常见病的发病率超过了50%，农村和城镇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差两年以上。当前，西安正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按照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应为13年，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西安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11年，距离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尚有一段距离。
3、治理人口结构失衡是当务之急
人口结构是反映一定时间、地点内人口各个不同质的群体之间比例关系的概念，又称人口构成，它是将人口以不同的标准划分而得到的一种人口分布结果。如按照年龄、性别、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收入以及家庭等不同标准所揭示的人口结构，可以让人们清晰地观察和了解人口内部关系的变化。西安人口结构的不均衡态势主要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与人口老龄化两个突出特征。（1）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西安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有自身的特点，即总体上由性别比偏高趋于正常，局部看地区分布差异增大。据调查，西安市沿秦岭山脉一线的区县出生性别比仍然高于国际通行标准即103～107，二胎及二胎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2）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当某一地区60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7%时，该地区可判断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09年底，西安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25.6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14.9%，2010年，80岁以上高龄老人达14.77万人，占老年总人口的11.38%，特别是农村高龄老人在农村老年总人口中的比重达到12.3%，高于城镇10.15%这一指标值。有学者估算，2015年西安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130万，2040年左右60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达到30%。可见，西安正在逐步走向重度老龄化社会。
4、独生子女家庭保障成为关注焦点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深化与落实，独生子女家庭成为当今社会最主要的家庭组织形式。他们通过实行计划生育，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新形势下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如劳动力短缺、就业困难和养老等，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非常现实地触及到这些问题，有学者形象地指出，独生子女前20年拼就业，后30年忙养老。此外，独生子女意外伤亡的问题也引发计生家庭心理恐慌。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在子女身上倾注了所有的爱和关怀。然而作为“独苗”，独生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面临更多风险，诸如生存风险、养老风险、家庭支持能力逐渐弱化风险、劳动力短缺风险等等。这些风险一旦发生，将给以独生子女结成的新型家庭作为维系的三个家庭带来沉重的打击和多重影响。
总之，当前西安市正在全面进入“十二五”新的历史时期，人口问题仍是牵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必须全面立足科学发展观，运用新的手段和方法解决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应加大利益导向政策实施的力度，为西安成功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二、加强西安市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构想
通过对西安城区、农村及城中村计生家庭与非计生家庭的走访发现，西安市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在稳定西安市低生育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对其与国家普惠政策频频“打架”、计生家庭奖励力度偏小、在计划生育方面的公共财政投入得不到很好地保障等等，追根究底，这些问题的出现与西安市在制定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人口因素的作用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要建立较为完善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就意味着要完善相关的政策体系，将人口因素贯穿决策始终，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建立公共决策人口和计划生育初审制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当前状况来看，之所以出现普惠制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冲突和矛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部门在制定和落实公共政策时忽视了人口要素对社会的影响作用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国策地位。由于政出多门、政务部门缺少衔接，导致普惠制政策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频频“打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计生家庭的利益。
人口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相对于其它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人是最主要、最根本性因素，也是综合因素。鉴于此，在制定和落实各项公共政策时，应将人口因素提前考虑或结合人口因素通盘考虑，进而实现全社会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
在新时期，应全面建立公共决策人口和计划生育初审制度，赋予直接承担与人口发展密切相关工作的人口计生部门在重大规划决策前、落实中、执行后的参与度，赋予其对涉及人口问题的各项政策行使初审和追问的权利，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地避免公共政策在决策、落实及执行后由于对人口要素的忽视而出现的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互矛盾及损害计生家庭利益的状况，从而实现普惠政策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衔接与统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强化公共投入保障机制，设立人口计生利益导向资金专户
经济学理论将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按照萨缪尔森的观点，公共产品应为这样一种产品，即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公共产品包括三个特性，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如果按照这三个特性来衡量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毫无疑问，它属于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范畴。对于这样的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市场由于其局限性等特点是无法提供给广大群众的，因此政府必须承担起最终责任，而其财政来源也应以公共财政为主。
站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角度，立足于政府承担最终责任的立场，健全公共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是进一步发挥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效用的关键抓手。为此，有关部门应进一步转变观念，不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财政由建设型投资向公共服务型投资转变，确保向群众提供包括计划生育奖励的各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大化。
为此，可考虑把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财政为主、稳定增长、分类保障、分级负担、城乡统筹”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投入保障机制，并设立人口计生利益导向资金专户，确保人口和计划生育财政投入增幅不低于经常性财政投入增长水平。应依据本市经济发展状况及群众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奖扶力度，使计划生育家庭能真真切切地优先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3、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信息化建设，确保奖励优惠政策高效准确落实
随着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口管理难度的不断加大，创新人口管理方法成为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在信息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实现信息化成为创新人口管理方法的必然选择。《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加强人口信息体系建设，2012年2月，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指出，要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这是中央对新时期人口信息化建设的最高表态。
所谓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管理，是指利用现代IT技术成果，以计算机为辅助工具，以互联网络为平台，利用管理信息系统（MIS）和办公自动化等应用软件，开展电子政务，实现人口和计划生育及其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传输和办公手段的现代化，同时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通过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信息化建设，有利于政府部门对人口进行社会管理、便于各级人口计生部门有效地掌握人口信息，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各项奖励优惠政策高效、准确地发放到有需求的计生家庭手中。
国外在人口信息管理方面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美国，公民自出生起就必须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保障号，凭借它人们可以漫游整个美国。社会保障号是美国进行一切人口管理活动的基点。在存储了社会保障号的电脑系统实现全面联网的状况下，可以说个人的几乎一切信息均可在电脑上查询到，有利于社会管理部门进行监控。在日本，人口管理实行“住民基本情况网络登记制度”，每个居民都有一个登录号，行政部门通过登录号就可以在网上找到每个居民的住址、电话、年龄等基本情况。这种登记制度便于人口流动，为居民流动中辨认合法身份提供了依据，加强了日本行政当局与居民的协调沟通，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意识，使他们在享受当地各种优惠政策的同时，也注意遵守当地的行政规定和法令。
西安市人口基础信息化建设，应加快实行人口“一卡通”信息管理，即以居民个人为基础，建立个人电子信息档案，将户口本、身份证及生育、医疗、社保、简历、工资等各种信息存入卡中，通过建立全市联网的信息系统打造全覆盖的西安市人口信息网络，任何涉及人口信息的相关资料，均可通过网上查询获得，从而将与人口有关的工作建立在信息化的平台之上，更有利于各项计生政策的推行及政府部门的管控。
4、建立与健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考核评估机制
计划生育政策是由国家从本国国情出发，自上而下开展并推动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作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辅助政策，不仅是国家政策法规实施的法制保障工程，也是关系众多计划生育家庭切身利益的民生保障工程，同时它还涉及众多的工作部门，在政策落实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如此庞杂、艰巨的工作绝非人口计生部门一家能够独立承担并顺利完成，它需要众多部门的通力配合与齐抓共管。为确保各项优惠政策能够真真切切地落到实处、计生家庭能够真真切切地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在推行及落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时，加强组织领导十分必要，《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十二五规划》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人口计生工作格局，健全领导机制、协调机制、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坚持人口计生工作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并完善目标管理责任制和“一票否决”制度。
从组织领导方面看，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等对各单位配合计划生育工作的确起到很好作用，目前需要健全和加以完善的是对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贯彻落实工作的考核评估机制。实践中已经暴露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仅依靠计生部门一己之力已难以顺利贯彻落实，需要众多部门的积极参与与通力配合。为此，应迅速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利益导向政策考核与评估机制，在机制中不仅将各级部门的职责与权限落实到位，促进各级部门有法必依、依法行政，同时要将人口发展政策协调、人口信息共享等列入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考核评估体系，把落实利益导向政策作为各级部门年度考核和评先树优的重要内容，对未完成年度计生利益导向相关工作的部门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参考文献】
[1] 于洋，王刚.试论信息化在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中的作用.黑河学刊，2007.1.115.
【作者简介】
李 娜（1981.12-）女，中共西安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