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写生”概念的转变

　　李钽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48)

　　摘要：“写生”是绘画艺术领域的一个特有名词，也是一种创作方式，西方绘画艺术，尤其是写实主义作品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名词的基本理念，但中国画中的“写生”不仅是对现实物体的描摹再现，而是更加强调气韵和意境美，重视人文主义精神。在邓椿的《画继》、宗炳的《山水画序》、石涛的《苦瓜和尚语录》等中国画论中皆有对写生的描述。五四时期，一批爱国志士便开始对中国画进行改良，随着20世纪80年代大量西方艺术理论的涌入，更是掀起了中国画的现代化进程，其后出现了新文人画、现代水墨画等新的艺术形式。“写生”作为中国画艺术创作的最主要形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包括写生的对象、方式、目的等多方面，此时的“写生”显然与宗炳笔下的 “写生”有诸多不同。文章对这两个“写生”进行对比分析，观察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艺术中“写生”概念发生的转变，由此明确当下中国画创作过程中“写生”的概念，重申“写生”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写生;中国画;艺术创作

　　中图分类号：J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一5828(2021)19一0050一02

　　一、“写生”概念转变的历史背景

　　在古代“写生”不仅是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特有表达形式，中国古代绘画便早己出现“写生”的概念和绘画手法，并在古代有多重记载。中西方对于写生这个概念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以实物或风景为对象进行描绘，但在中国则更加注重“写照”“传神”和“写真”，而不是限于对自然景物单纯的描摹再现，而是表现所绘物体的神蕴，以东晋人物画家顾恺之为例，他则提出“以形写神，迁想妙得，换言之则是在“写生”过程中要重视对人物的感受和观察，进而在绘画过程中才能表现出人物的神貌。而荆浩在《笔记法》中提出：“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1]也是这个道理，他的理论则是在“写生”过程中“度”很重要，就是要揣度，感悟，用心去观察。

　　20世纪50年代，艺术界开始共同研究如何运用中国画的艺术形式表先当今时代，于是一部分人就将中国画表现手法中融入西方写实艺术来表达当时的中国现实社会，例如素描艺术的加入。这一时期的绘画革新不仅对艺术创作本身产生重大影响，还使中国画的“写生”观念逐渐发生了迁移， 素描课程成为当今艺术院校中重要的基础课程设置，即使是国专业的学生也会接受“素描”课程的系统训练，“写生”的概念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艺术理论的大量涌入，使中国艺术界形成一种文化艺术理论思潮，关于中国画的现代化也在此时进行系统的讨论研究，同时也出现了对以往中国画形式的大量批判、反思。1985年第1期《美术思潮》上的文章《中央美院师生关于全国美展座谈会纪要》批判美展重题材、轻艺术，对于题材过分关注而没有追求艺术本身。[2」艺术界开始批判中国画创作为政治服务的模式，再次提出中国画的现代化进程。在同年4月举办的“黄山会议”上，明确批判中国画艺术中存在的程式化、单一化等问题。随后的 "85美术新潮”揭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伟大历程，也是中国画现代性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写生”的概念在此时的艺术浪潮中再次发生了重大改变。

　　二、“写生”对象的转变

　　前文中多次提道中国画艺术的现代性转化，这个“现代性”并不是西方艺术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现代艺术的概念，虽然与其在精神层面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这里的“现代性”更多的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特征相关联，明白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此时“写生”概念的转变。无论艺术理论如何转变，中国画艺术首先离不开中国文化深厚的历史积累，“写生”概念亦是如此，虽然在后期发展过程中"融入了素描艺术等诸多西方因素，但其在本质上仍是追求“道”“气”“韵”等中国特有的绘画意味。

　　" 写生”对象的转变对中国画来说并非一件易事，中国画中特有的气、韵等概念与当下社会事物相融合的难度较大，运用于艺术创作会对艺术家提出重大挑战，但是一味地复古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时代在变，有灵魂的艺术是为整个时代服务的，它依附于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因素，并被艺术家所创作出来，倘若时代更新换代而艺术却依然停滞不 ，这必将使中国艺术走向绝境。所以艺术家必须将中国画的形式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并为其注入时代新活力。

　　在传统中国画的“写生”概念里，艺术家追求特有的书画意境，加上中国古代社会与当下社会生活形态大有不同，产生了当时特有的写生对象，归结起来写生对象的不同是因为服务的阶级不同，在古代艺术化生活只属于贵族阶层， 所以绘画的对象多为仕女，皇室贵族，士大夫、道士、渔翁等，而这些人的形态有的为贵族服务抑或参禅打坐，临江垂钓，满含古意与意境，但却都和当下人的生活却相差甚远，如果仍然根据这些内容进行创作，这就会造成作品与现实的严重脱节。而在近现代，我们的艺术作品都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具有时代性，就比如徐悲鸿的作品《愚公移山》的就是打石工，这些底层的劳动人民和一些普通人，艺术不再服务于贵族，所以内容也有所变化，所谓艺术当随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在发生着改变，高楼大厦，电子时代的发展，使我们的创作对象也相应地有所改变。

　　关注当下社会现状和人文风貌是中国画艺术继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画的艺术家们在创作中已然明白这一点，到了80年代又有了新水墨、新文人画这些艺术流派的产生，此时我们便可以看出中国画写生对象的转变。他们关注当下社会现实状况和社会民生，追问新的文化问题，反映新的时代精神，而这也是当今艺术工作者的使命。

　　三、“写生”方式的转变

　　宋代花鸟画家赵昌，“常于清晨朝露未干，围绕花圃观察花木神态，调色描绘，自号‘写生赵昌’”，是古代绘画艺术中写生的典范。[3]据说他每每听闻某地具有尚好的花鸟瓜果后，都要亲身前往，细细观察。

　　赵昌留给后世的画作颇多，如《岁朝图》《竹虫图》《写生蛱蝶图》等，《写生蛱蝶图有》就是一副秋日户外写生的作品，淡墨勾勒的花草，秋草下跳跃的蚂蚱，野花上飞舞的彩蝶，都生动的构成了浓郁的秋日风光。赵昌笔下爱的花鸟形象生动自然，画面意境恬静淡然，虽未士大夫阶层，却能准确表达自然风物，这与其善于观察自然，和深厚的写生功底有很大关系。

　　但是在现代教育条件下，中国画的写生方式己经具有一个较为成熟的系统，前文提道素描进入中国画艺术，但其主要体现在基础训练阶段，艺术学院中的学生几乎都接受过专业的素描基础训练，这些对于学生的造型能力和对艺术理解有很大帮助，中国画的表达不再是纯粹内心感受的再现，而是建立在大量形体结构、透视因素等客观理解基础上的再创作。

　　艺术学院中的创作群体却拥有扎实的绘画基础，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并且在思想上比古人更为开放，能够在创作中寻找到引起观众共鸣的创作主题，在创作上没有那么多无形的条条框框，更是因为思想、政治、文化上的变化，社会的接纳能力提高了，艺术创作不再受到宗教，贵族等的束缚，变得开放了起来，也使现在我们的艺术创作吸取了古今中外的知识和各种与我们想表达的艺术相关的艺术语言，丰富了我们的作品，也是我们的作品更加富有新意。

　　四、“写生”的概念及内容

　　中国画艺术中“写生”概念最初较为注重传神和意境表达，但是经过历史演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画变革之后，逐渐成为一个更为严谨的学术概念。简单来讲，写生即从大自然中观察、获取事物的形状、特征，然后以绘画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写生环境可以包括户外自然事物写生、室内的静物写生，还可以包括对照照片形式的写生等。 但“写生”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对事物的再现，其过程中也包、含许多其他因素，比如“写生”对象，主要方式，写生的目的等。

　　广义上讲，凡是世间万物都可以是“写生”的对象，但是按照中国画的门类来看，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归纳为山水、花鸟、人物等几大类;二关于写生的方式，在上一段落也有提道，可以划分为户外写生、室内写生、照片写生三大类;而关于“写生”的目的，作为创作者而言，“写生”只是积累创作经验，了解事物属性、特征的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要将真实事物的特征进行归纳、提炼，进而转化为艺术创作。

　　五、结语

　　“写生”是中国画艺术创作的重要形式，这一概念和形式在中国画领域传承已久，并经过多次变革后，逐渐形成与当下社会息息相关的一种成熟的创作手法，艺术创作者应当明确在当下社会环境中“写生”的概念，与时俱进的运用“写生”概念，不能停留在简单描摹再现的阶段，而是要将写生过程内化为自己的创作元素，对写生对象或现实社会进行艺术化的表达。

　　“写生”固然重要，但这只是作为艺术创作的辅助手段，不能让“写生”成果全然当作是最终作品，创作者必须要认清写生和创作两者间的区别，要带着创作意识和问题意识去写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写生”这一创作手段。

　　参考文献：

　　[1]李倍雷现代性与中国画的写生观念[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5,04.58一63.

　　[2]王平开放的力量中国画现代性探索40年(1978-2018)[J].中国美术报，2018,08.

　　[3]苏婕妤从艺术探微的角度研究中国花鸟画的创作心路.美与时代(中旬刊)・美术学刊，2017-05-15.